第二节 20世纪80、90年代的传播

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英语世界对中国古代诗话作品的传播，不仅呈现出数量上的增加，其深度与广度也有显著提升。在此之前，就已经开始译介、研究诗话作品的英语世界研究者，继续在文学理论探讨、文学史书写、文学专题论述等层面，加大对诗话的关注力度，同时也有很多研究者加入其中，在不同的视角与主体观照下进行对古代诗话的译介与研究。

一 20世纪80、90年代出版的图书

1982年，刘若愚出版专著《中国古诗评析》（The Interlingual Critic：Interpreting Chinese Poetry）[31]，延续了其《中国文学理论》中“世界、作品、艺术家、读者”的四分视角，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的传统，对大部分作品的英译也采用了《中国文学理论》中的版本。第一章“四分环”中，他介绍到《沧浪诗话》与《白石道人诗说》都重视诗歌的“气象”，而姜夔、王士祯还都表现出对个人要素的强调，“神韵”就既包括直觉妙悟也包括个人风格，并节译《四溟诗话》《原诗》说明诗论者对创作意境中个人灵感激情的看重。第五章“批评家—品评者”中，他介绍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赞誉杜甫、韩愈等人的诗歌句法的同时，也强调诗歌创作要秉承新意，切忌一味模仿古人。

1986年，倪豪士（William H.Nienhauser）主编的《印第安纳中国古典文学指南》（The Indiana Compan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Vol.1）[32]出版，该书是对中国古代文学的一次较为全面的介绍。第一部分“文”中，介绍了自宋朝开始的“诗话”体裁，并对其定义：“宋朝文学评论的繁荣以诗话这一新的文学体裁为标志，它以松散的结构以一定的主题对作者有关诗歌主体的诗学见解进行整理。典型的诗学作者多为有资历的学者，他常年收集诗歌相关的信息，并在与友人们的闲谈中讨论诗歌，偶尔添加进自己的见解。因此诗话作品的评论内容往往简洁随意，甚至平淡无奇，这些作品中少有统一的主题或理论，但其大多数都反映出强烈的个人见解。”[33]随后按照朝代对各部代表性诗话进行介绍，首先对宋朝诗话进行划分，指出以《六一诗话》《彦周诗话》《冷斋夜话》《藏海诗话》《风月堂诗话》为主的元祐派，集中对苏轼诗歌进行品评批评，以《石林诗话》为代表的绍述派，主要对以黄庭坚、吕本中为主的江西诗派进行评述。另一种类型则是《草堂诗话》《岁寒堂诗话》《韵语阳秋》等诗话，主要对杜甫及其诗歌进行风格、技法等方面的品评。宋代晚期的《沧浪诗话》《白石道人诗说》《诚斋诗话》《对床夜话》等诗话，则开始关注具体的诗歌理念、技巧与整体艺术风格。该书指出宋朝作为诗话作品层出不穷的时代，还出现了《诗话总龟》《苕溪渔隐丛话》《诗人玉屑》这三部风格与关注焦点各有差异的诗话总集。随后介绍明清两代的诗话作品，例如《麓堂诗话》《姜斋诗话》《诗薮》都对具体的诗歌鉴赏观点与前代诗歌相关的诗史品评，做出了各自的解读；王士祯的“神韵”与袁枚的“性灵”都表现出诗歌体验过程中，审美自由与个人内在相结合所产生的和谐愉悦，而《瓯北诗话》与《原诗》则在结合对前代列位代表性诗人的品评鉴赏基础上，呈现出更为成熟的诗论特点，尤其是《原诗》某种程度上是对诗歌感知的现象学有机阐述。

第二部分“词目”中，专设“诗话”（shih-hua）一目，对其定义、发展历史、主要作品、近代主要汇编等进行了介绍，同时条目也涉及《诗人玉屑》《沧浪诗话》等诗话总集或代表诗话，以及在介绍各朝代学者文人，例如欧阳修、沈德潜、袁枚、叶燮等人时，对其诗话著作进行再次介绍，并对“神韵”“性灵”“理、事、情”“妙悟”等关键诗学术语进行译介与解读。《印第安纳中国古典文学指南》虽未对具体的诗话作品进行文本英译，但其对诗话这一文学体裁所囊括的概念范围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与重点阐释，这一全面的研究在英语世界对诗话的关注历史上是无前例的。1998年，该书的续编第二卷得以出版，在前书的基础上，对部分条目进行了补充，并添加了所有名词条目的页码索引，以及各具体古典文学著作的主要中英文研究参考资料。

1987年，美籍华裔学者余宝琳（Pauline Yu）出版《中西诗学意象论》（The Reading of Imagery in the Chinese Poetic Tradition）[34]，在第三章“《离骚》中的意象”中，介绍提及《诗薮》中论述屈原将花木草虫入诗时，是在运用事物之间相似的比拟。第四章“六朝诗与批评”中，首先节译《岁寒堂诗话》中评价建安诗歌的片段，其次节译《姜斋诗话》中高度评价《诗经》与《古诗十九首》的部分，随后节译《沧浪诗话》与《艺苑卮言》中评价陶渊明诗歌艺术的部分。第五章“唐诗及其余韵”中，选译《麓堂诗话》评价王维《鹿柴》诗的部分，随后余宝琳指出唐诗的诗歌艺术在后世许多文论家例如严羽、姜夔、叶燮、王夫之、王士祯那里被反复提及，他们都强调诗歌文本中具体的意象可以与含蓄蕴藉的情感表达产生共鸣，即“言外之意”与“情景交融”等诗学论述。她节译《原诗》中“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的部分加以佐证。她也节译《麓堂诗话》中李东阳驳斥直接的语言表达，认为其缺乏诗意的相关论述，与吴乔《围炉诗话》中赞誉唐诗高于宋诗的部分论述以及相关诗学术语，以及翁方纲《石洲诗话》论诗的部分。余宝琳的这部专著运用中西比较诗学视角，将“意象”这一诗学主题纳入中国诗歌的历时发展脉络中加以具体论述，对诗话作品的关注也加深了其对具体文论与诗学理念发展的理解。

同年，黄兆杰出版《姜斋诗话》的英文全译本（Notes on Poetry from the Ginger Studio）[35]。在对王夫之及其诗话著作进行介绍之后，分两卷对《姜斋诗话》的全文进行了翻译与注释，并在全译本后附上中文原著全文。

1988年，刘若愚的《语言—悖论—诗学：一种中国观》（Language—Paradox—Poetics：A Chinese Perspective）[36]在其去世两年后出版。刘若愚在该专著中延续了其一贯的中西比较诗学视角，在大致以时间为线索的论述中，结合古代文论的具体文本，就其诗学概念与术语的内涵，进行了与西方文论相关理论相结合的阐述与思考。在第三章“悖论的诗学”中，首先介绍与节译《六一诗话》中欧阳修评价梅尧臣诗如“食橄榄”这一讲求诗歌韵味的审美追求，使与此一脉相承的诗学理论在此后的朝代中得以承袭。例如《沧浪诗话》中关于以禅喻诗的论述，以及讲求诗歌创作不以理性知识为要，应追求超越于语言之外的意义与韵味；《四溟诗话》中提出诗论的“味”与“趣”；《姜斋诗话》中的“势”；王士祯提出的术语“神韵”，这些存在着相互影响的诗学理念与术语，刘若愚都就其原文的相关片段进行了节译与论述。第四章“解释的悖论”中，首先节译《六一诗话》记录梅尧臣论述诗歌创作要“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论述，随后节译《沧浪诗话》评论汉魏唐宋诗歌的部分，并论述严羽所坚持的诗歌价值主张，以及《姜斋诗话》的部分文本。在“跋语：个性的非个性化”中，从《沧浪诗话》入手，随后译介并解读“味”“韵”“兴趣”“才”“性灵”等诗学术语，并节译《原诗》中论述个体文学创作观与前人创作联系的文本，在此基础上结合艾略特等西方文论学者进行对比阐述。

1989年，吉川幸次郎的《中国诗歌五百年 1150—1650——金、元、明诗》（Five Hundred Years of Chinese Poetry，1150-1650，The Chin，Yuan，and Ming Dynasties）[37]英译本得以出版。第五章“明代早期，1350—1400”第二节中，在提及唐诗的盛唐、中唐、晚唐时期分类时，援引并介绍“盛唐”这一概念出自前人诗论家严羽，他借用佛教禅宗的“第一义”“第二义”概念来区分汉魏盛唐诗与晚唐诗，这一诗歌价值判断也在后世中国诗学理论中得以延续。第六章“明代中期，16世纪”第六节“古文辞的功过”中，指出明朝七子推崇盛唐诗的取向，可追溯至《沧浪诗话》，并肯定了《艺苑卮言》《四溟诗话》《诗薮》等“七子”及其门人所作的诗论著作在当世的文学理论价值。

1992年，宇文所安的《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38]出版。他对不同朝代的代表文论著作，采取了分段英译与点评相结合的阐述方法，就其中诗论的相关重要理念进行了合理有效的译介与分析。从第七章“诗话”中，他首先介绍这一文学体裁的出现与定义，并选译、评论了部分《六一诗话》。第八章“严羽《沧浪诗话》”中，对他认为所有诗话类作品中名气最大、影响最大的《沧浪诗话》进行了介绍，选译、评述了“诗辩”与“诗法”。第九章“通俗诗学：南宋与元”中，对杨载《诗法家数》进行了介绍、文本选译与评述。第十章“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与《诗绎》”，所选两卷中论诗部分，即《夕堂永日绪论·内编》与《诗绎》被丁福保收录《清诗话》中的《姜斋诗话》，宇文所安对两部作品的部分内容进行了英译与评述。十一章“叶燮《原诗》”中，他认为《原诗》是继《文心雕龙》之后首次尝试进行全面系统诗学分析的作品，在高度肯定其价值后，对“内篇”大部分内容和“外篇”少量内容进行了英译与评述。在“附录 术语集释”中，宇文所安条理清晰地罗列了所涉及的诗话作品中的主要诗学术语，进行了英译的整合与其文本意义、诗学内蕴的解读。该书长期以来广为参考，对其他研究者的接受也有着显著的影响，是研究中国古代诗话进入英语世界视野的重要材料之一。

同年，欧阳桢的专著《透明的眼睛：论翻译、中国文学和比较诗学》（The Transparent Eye：Reflections on Translation，Chinese Literature，and Comparative Poetics）[39]出版，提及严羽并转引了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中对《沧浪诗话》有关“兴趣”“意兴”“音节”等部分术语与论述的英译，并展开了相关解读；随后选译并论述了《随园诗话》有关性灵说的部分，并在参考刘若愚观点的同时，节译了其中讨论诗歌意义产生共鸣、诗歌精神产生力量的相关部分。

同年，施吉瑞出版专著 《石湖：范成大的诗歌 1126—1193》（Stone Lake：the Poetry of Fan Chengda 1126-1193）[40]，第一章“传记与批评研究”第三节“江西诗派与范成大”中，节译了《岁寒堂诗话》中驳斥黄庭坚作诗主张的部分；第四节“佛教与沉睡的达摩”中，介绍严羽以禅喻诗的主张，以及《沧浪诗话》中“妙悟”这一诗学概念；第七节“爱国主义诗歌”中，介绍潘德舆《养一斋诗话》中认为范成大的爱国题材诗歌，已超过苏轼的任何相关创作，并与杜甫最优秀的诗篇相比肩的评价。

1993年，叶维廉（Wai-lim Yip）的《距离的消解：中西诗学对话》（Diffusion of Distances：Dialogu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Poetics）[41]序言中，介绍了中国人所采取的一种独特的诗学讨论形式“诗话”，即对诗歌艺术碎片式的讨论，或对诗人创作的趣闻轶事的记录，而非冗长的争论与阐释，却能给后世的接受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在《语言与现实生活世界》中，他对“神”这一诗学概念与术语进行阐释，并罗列历代文论中的相关记录，选译了《沧浪诗话》中有关诗歌艺术的最高追求与“空中之音”等部分文本。

1996年，美国学者周姗（Eva Shan Chou）出版专著《重构杜甫：论杜甫的文学英名和其产生的文化背景》（Reconsidering Tu Fu：Literary Greatness and Cultural Context）[42]，在第一部分的“文化遗产”中译介了《沧浪诗话》中有关杜甫诗“以别名者”的部分。第二部分的“主题”中，在论述杜诗艺术时为加以佐证，节译了《岁寒堂诗话》与《沧浪诗话》中评价杜诗与盛唐诗人的部分。第三部分的“并列与其他结构”中节译施润章《蠖斋诗话》中评述宋人模仿杜甫，开启以文为诗传统从而导致诗歌严重退化的部分论述。第四部分“传记式的类比”与结语“诚挚的再次思考”中介绍《瓯北诗话》《诗薮》《后山诗话》中对杜甫诗歌的评价。

同年，美国华人学者杨晓山（Xiao Shan Yang）出版专著《领悟与描绘：中英诗歌自然意象的比较研究》（To Perceive and to Represent：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English Poetics of Nature Imagery）[43]，对几部代表性诗话及其理论内核进行了哲理化的详细阐述。在该书第三部分“哲学诗学的主体与客体结合：理论建构与实践批判”的第五章“走向诗学感知理论”中，第一节“融合：历史视野与新的诗学理想”开篇节译《岁寒堂诗话》阐明六朝诗歌与唐诗在情、景书写上的差异，以及《四溟诗话》中采用“情”“景”诗学概念的相关论述，并将这一传统诗歌美学概念与以华兹华斯、柯勒律治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人的创作相联系；第二节“诗意感知与主观投射”中，将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理论中有关自然与主观情感、想象的论述，与《岁寒堂诗话》中对于陶渊明诗歌的鉴赏相结合，随后引出《围炉诗话》中有关“情为主，景为宾”这一运用拟人修辞的美学概念。第三节“适当的自然兴趣对抗个体情绪：针对主观视野的反应”中，主要解读了王夫之《姜斋诗话》中有关情景交融的论述；第三节“王夫之‘意’与柯勒律治‘想象’”中，结合《姜斋诗话》等具体文本，对两大中西诗歌理念进行了类比与对照论述，主要关注文学创作主客体的对立与统一，肯定其相通的美学内核与艺术张力。

第六章“新瓶装旧酒：哲理性诗学的作用从常识到非常识：理的转变”中，对“情、景”“理”“句眼”等诗学术语进行进一步解读。首先梳理线索，指出《沧浪诗话》对王夫之、叶燮有关“理”的论述的影响，并随后阐述了叶燮是如何转换“理”这一理念，在没有违背诗学知觉的丰富的前提之下，通过此而意在推论出足以超越传统智力界限的一种诗学意象，旨在建立自身的诗学思想体系。同时，对“理、事、情”等《原诗》主要诗学术语进行了译介，以此提供相关形而上美学研讨的理论支撑。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专著体现出20世纪90年代的古代诗话研究，在片段式的术语译介与理念阐述的研究方式的基础上，开始出现了以某一重要诗学术语与理念为中心（即“情、景”与“理”）的专章研究，标志着英语世界对具体诗话作品所蕴含的核心价值的理解，逐渐深化与综合化。

同年，美国华人学者叶扬（Yang Ye）出版专著《中国诗歌的结尾》（Chinese Poetic Closure）[44]。在“前言”部分，提及并译介《沧浪诗话·诗辩》中诗歌的“用工”体现在“起结”“句法”“字眼”。在第一章“杜甫诗歌的场景封闭”中，引用并论述了严羽点评李、杜诗歌史的术语“入神”“出神”。第五章“中国文学评论的场景结尾”中，论述并节译《六一诗话》中有关梅尧臣论述诗歌创作的艺术要求的选段，并在随后论及后世对柳宗元《渔翁》最后两句是否应删减时，介绍了严羽、王世贞、王士祯等人的不同意见。该章最后部分再次论述并节译《沧浪诗话》中有关“入神”“兴趣”等诗学术语的部分，介绍这与禅宗兴起对语言表达的影响有关，也与杜甫诗歌所延续的场景结尾的诗学传统有关，并对后世王夫之与王士祯所提“神韵”的诗学理念有所影响。

1998年，美国旧金山大学教授斯定文（Stephen J.Roddy）出版著作《中国晚期帝国的文人身份及其虚构化表现》（Literati Identity and Its Fictional Represent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45]，在第一章“清代话语中的文人影像”的“文人的话语与话语中的文人”一节中，首先论述了袁枚、姚鼐等人的诗学观点，随后指出叶燮虽然与上述诗学观点的倾向有所差别，但他在《原诗》这部作品中依旧于自身所构建的范围内，体现了显著的理解能力与连贯的逻辑思维，并节译《原诗》少部分文本，以及在论述时借鉴并译介《沧浪诗话》品评诗歌时的术语“第一义”。斯定文重在横向上探讨叶燮及其诗学体系在清初文人诗学中的独到之处，同时注意把握纵向上叶燮对于前人诗学的反对，与由此而产生的独到之处。

二 80、90年代的学术论文

1980年，费威廉发表期刊论文《中国文学在批评语境中的变异》（The Alterity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Its Critical Contexts）[46]。在谈及李又安对黄庭坚诗学研究时所采用的术语“入神”（enter the spirit）时，介绍这是取自严羽所创的诗学概念，随后介绍葛立方、叶梦得等人的诗歌评论，多倾向于采用对比类比不同诗人、诗作的方法来阐释诗学传统，并介绍黄兆杰对王夫之诗学理论的重视，引述“情”与“景”两大诗学术语概念并阐释其对最高妙的诗歌艺术的意义，进一步论述《姜斋诗话》中对诗歌场景描写与审美艺术关联，以及对宋词诗学内核的鉴赏。

同年，由郑廉傧、周英雄、袁鹤翔（William Tay；Ying-hsiung Chou；Heh-Hsiang Yuan）主编的论文集《中国与西方：比较文学研究》（China and the West：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47]，收录有涉及诗话研究的论文。叶维廉的论文《道家美学：无言度化，无言，自生，自我修身，自我改造，自我完善》（The Taoist Aesthetics：Wu-yen Tu-hua，the Un-speaking，Self-generating，Self-conditionging，Self-transforming，Self-complete Nature），阐述“无言”这一道家讲求精神境界，以及与其相关的中国诗学理念“神”，即《沧浪诗话》中有关“入神”的阐述。黄维樑的论文《中国诗话批评中的摘句为评：兼论对偶句与马修·阿诺德的“试金石”的比较》（Selection of Lines in Chinese Poetry-talk Criticism—with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Selected Couplets and Matthew Arnold's “Touchstones”），是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对诗话的进一步具体阐释。在明确《六一诗话》开启了诗话文体之后，他节译、意译《六一诗话》《麓堂诗话》《四溟诗话》中有关诗人轶事与唐宋诗品评的选段，尤其注重《六一诗话》《随园诗话》中对于诗歌的摘句，即选取个别单句或联句并对之进行点评，以及王士祯在《渔洋诗话》中提出的“警句”“佳句”“三昧”等诗学术语。

1981年，海陶玮（James R.Hightower）发表论文《词作者柳永》（The Songwriter Liu Yung：Part I）[48]，在介绍柳永其人时，提及《后山诗话》中对其的点评，并节译《艺苑雌黄》记录的柳永“奉旨填词”的轶事，随后节译《后山诗话》中对同一轶事，即柳永创作《醉蓬莱》的记载。同年，余宝琳发表《修辞与中国诗学》（Metaphor and Chinese Poetry）[49]，节译《围炉诗话》中评论唐诗与宋诗的部分。

1982年，萨进德发表《后来者能居上吗？宋人与唐诗》（Can Latecomers Get There First？Sung Poets and T'ang Poetry）[50]。节译并论述《艺苑雌黄》中“反用故事法”，即诗人化用故事典故，意在反其意而用之的部分文本；节译《苕溪渔隐丛话》记载并批评王安石修改王贺诗的部分；节译黄彻《溪诗话》中品评杜牧与杜甫相似诗句的不同审美体验的部分；节译《岁寒堂诗话》中对杜甫《洗兵马》的评价，以及黄庭坚对杜甫诗的评价。萨进德借用张戒的诗评，认为黄庭坚的杜诗品评与他一贯作诗讲求典故晦语的追求有所不同，而这种关注到作诗是内在情感与思想的表达，在中国文学批评历史上并不罕见，但他认为在诗歌中能够关注发现到这种内在经验，是值得肯定的，尤其对于多给人留下“诗史”印象的杜诗，有此关注，仍显不易。最后节译刘颁《贡父诗话》（又名《中山诗话》）中点评杜诗的部分，通篇论述宋代诗人对以杜甫诗、李商隐诗等为代表的唐诗的品评，以及技法与审美的追求，援引并译介了多部诗话作品为论据。

同年，齐皎瀚发表论文《诗非此路：宋代诗学经验》（Not the Way of Poetry：The Poetics of Experience in the Sung Dynasty）[51]，节译吴升《优古堂诗话》中表述其可以在鉴赏诗歌时分辨作者所受到的前作影响的部分，以及其所引《六一诗话》记录后人补齐杜诗“身轻一鸟”的轶事，随后节译黄升《玉林诗话》中有关南宋诗人熟读唐诗，故而下笔有所相似的论述。他探讨黄庭坚诗论时节译《滹南诗话》记载黄庭坚以“脱胎换骨，点石成金”论诗的记载，以及王若虚对黄庭坚诗学主张有所驳斥的论述。随后节译《诗人玉屑》所收录陈知柔《休斋诗话》中关于“诗写气象”的片段，以此说明在理解宋诗所表达自然与艺术的关系时，应当注意到宋诗与其前代诗歌在艺术创造上的融合与互通。

1983年，林理彰（Richard John Lynn）发表论文《中国诗学中的才学倾向：严羽及其后期传统》（The Talent Learning Polarity in Chinese Poetics：Yan Yu and the Later Tradition）[52]，通篇论述严羽《沧浪诗话》对后世诗论学者的影响，从“才”“趣”“妙悟”等诗学术语入手，主要探讨明清学者对其“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等相关论述的驳斥，同时又无形接受这一诗学传统，使得“才学”相关的诗学讨论始终呈现多方论述。为论证各方观点，林理彰立足《沧浪诗话》的主要术语，节译《诗薮》、崔旭《念堂诗话》、周容《春酒堂诗话》等作品对严羽诗论的点评与延伸，尤其是《围炉诗话》中多处引用《沧浪诗话》原文，并对其进行驳斥与论辩，从而肯定才学有助于诗歌，同时也介绍《随园诗话》体现出袁枚的另一方观点，即看重性情与个人的感情架构，即“性灵”这一无法靠学识达到的内在驱动。其后林理彰节译《说诗晬语》与乔亿《剑溪说诗》，说明沈德潜主张作诗的主体作用和才学知识都不可缺少，而乔亿则更多承袭严羽的传统，认为才学不是作诗的决定因素，但也是品评历代诗歌不可或缺的一大标准。林理彰多次引用节译《剑溪说诗》，借此说明乔亿所代表的诗论看重才学这一要素，并认为其与严羽论诗讲求的“妙悟”并不相悖，同时也重视“知道”这一儒家色彩的诗学创作理念，并看重个人主体要素，以防作诗过多看重学识而落入迂腐。林理彰通篇多次提及、论述、译介不同作者的诗话作品，以此凸显其对严羽诗论这一中心主题的不同诗论主张。

1985年，白润德（Daniel Bryant）发表《李煜的〈谢新恩〉残篇与他的〈临江仙〉词》（The“Hsieh hsin en”謝新恩Fragments by Li Yü 李煜 and His Lyric to the Melody“Lin chiang hsien”臨江仙）[53]节译蔡绦《西清诗话》中记载对李煜残词的评价，以及援引宋太祖对李煜的褒贬。

1987年，林理彰发表书评《魏世德〈元好问（1190—1257）诗歌的文学批评〉的书评》（Reviewed Work（s）：Poems on Poetry：Literary Criticism by Yuan Hao-wen（1190-1257）by John Timothy Wixted）[54]，介绍到“诗话”这一与散文有共通之处的文学评论体裁，《沧浪诗话》的成书年限以及元好问诗歌是否受到其影响的论述，并节译“诗辩”中以禅喻诗等部分文本，随后将元好问的诗论诗评，以及对前代诗人、诗史发展的点评，与严羽的观点进行比较，借此也突出了严羽本人的诗学主张，如《沧浪诗话》所体现的对诗歌正统的推崇，对南宋诗歌的驳斥，以及对于苏轼、黄庭坚等人将诗歌转向全新的非正统方向的指责。

同年，彼得·格雷戈瑞（Peter N.Gregory）主编的论文集《顿与渐——中国思想中觉悟之路径》（Sudden and Gradual：Approaches to Enlightenment in Chinese Thought）[55]，其中收录林理彰的论文《中国诗歌批评中的顿与渐：以禅喻诗考》（The Sudden and the Gradual in Chinese Poetry Criticism：An Examination of the Ch'an-Poetry Analogy），开篇即节译《带经堂诗话》中有关用禅宗教义比喻诗歌创作的“诗法”的选段，借此指出17世纪时以禅喻诗已成为文坛论诗的一大主流话语，这一传统自12世纪下半叶而起，并与当时所盛行的儒家理学诗论相并行。林理彰详细论述这一诗论话语的兴盛，来自宋朝诗话对唐宋等历代诗歌的价值评定，并对其分章节论述。“北宋时期”一章中，首先指出自苏轼、黄庭坚起，已有在诗文创作中运用道家、佛教禅宗概念与美学风格的先例，并节译《潜溪诗眼》中以禅宗术语论述黄庭坚论诗之法的选段，说明此时期诗论已有用禅宗理念为诗歌创作树立范式的方法。第二章“南宋时期”中，林理彰指出进入南宋后诗论很快被禅宗思想所主导影响，并节译《藏海诗话》中吴可自述幼时学诗顿悟以及其创作的相关以禅喻诗的诗句，《诗人玉屑》记载韩驹类似以禅喻诗诗句的选段，并将杨万里的禅宗诗论与严羽作比较，从而能指出《沧浪诗话》是类似著作中最为重要的一部。随后林理彰指出“诗辩”是与禅宗理念关联最紧密，也最能体现该诗话理论性的一部分，并大量节译相关内容阐述严羽对汉、魏、盛唐与宋朝诗歌进行鉴赏时，引入了禅宗的教义概念与价值评判，并对“法”“悟”“入神”等诗学术语进行译介与阐述。

1988年，宇文所安在《废墟：文学史与伊甸园的诗歌》（Ruined Estates：Literary History and the Poetry of Eden）[56]一文中，论述诗史中对于前代诗歌是如何看待与学习借鉴，首先节译《四溟诗话》中赞誉《古诗十九首》，并反思当代诗歌弊端的片段，其次节译《原诗》中有关“正、变”诗史的具体诗学理论，并就作诗的“才、胆、识、力”四大要素进行了探讨以及译介，就个人创作意识与诗歌本质的创作理念“法”的联系，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同时他运用自身的西方文论背景，采用他者视角将叶燮的文学史观与西方诗学进行了对比联系，如诗歌对于时代环境的映照与亚里士多德“模仿论”的联系，以及将叶燮诗史观与德国浪漫主义学者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的观点进行对比分析。

1992年，德国特利尔大学教授、汉学家卜松山（Karl-Heinz Pohl）的英语论文《论叶燮的〈原诗〉及其诗歌理论》（Ye Xie's “On the Origin of Poetry”：A Poetic of the Early Qing）[57]，通篇对于《原诗》进行了较为全面且细致的剖析，并对叶燮论诗的几大重要诗学术语进行了译介与解读。卜松山立足于自身长期的中国文化积淀，回归《原诗》文本本身，在对叶燮其人所处的文化背景与时代沿革有所了解的基础上，介绍了这一清朝诗学论著的理论体系、批评用语，并对叶燮所处的明末清初诗学界的地位，进行了极富洞见的归纳与审视。

1993年，易彻理（Charles H.Egan）发表论文《绝句诗起源的理论研究》（A Critical Study of the Origins of “Chüeh-chü” Poetry）[58]，开篇梳理诗歌体裁的发展流变时，提及“诗话”这一文学传统从宋朝开始发端。随后在论及“绝句”这一体裁的起源时，节译傅若金《诗法正论》中认为绝句源于对律诗的截取部分，并提及《围炉诗话》认为元稹、白居易、杜甫诗集的收录方式均采取了将绝句纳入律诗之下的方法。在讨论具体创作时，易彻理转述《诗薮》中对于王之涣、高适等人绝句诗的评价，并节译《诗法家数》《养一斋诗话》中对于绝句创作技法的论述要求，随后节译《姜斋诗话》中引用绝句诗为反例，说明王夫之主张绝句诗应注重内在的平衡。在言及正面例子时则节译《艇斋诗话》中对于唐诗绝句之法的赞誉，以及《四溟诗话》中关于绝句创作审美要求的论述。在论文第二部分“绝句起源的文学历史阐释”中，易彻理引用节译《诗薮》中有关绝句历史起源的记录，以及胡应麟引用唐诗为例论述绝句在题材上的局限，并多处译介胡应麟结合具体诗句，而对绝句句法与创作技法的要求。这种对于技法的要求，连带着《诗薮》对绝句诗篇的审美要求，通过对前代具体诗人诗作的评述而得以展现。

同年，肖驰（Chi Xiao）发表论文《抒情原型：“当下”与当时的共存》（Lyric Archi-Occasion：Coexistence of “Now” and Then）[59]，在论及“情”与“景”这两大诗学概念时，指出中国的文学批评家一贯将二者联系。“景”应当唤起具体的“情”，而“情”只能被它所关联的“景”唤起，并节译《六一诗话》与《姜斋诗话》中相关代表性诗论观点，随后转引林理彰1983年发表的论文《明代诗歌理论自我实现的交替路径》（Alternate Routes to Self-Realization in Ming[明]Theories of Poetry）[60]中对《四溟诗话》的节译，并自主节译其中对“神”与“情、景”关系的部分，以及《艺苑卮言》中有关创作境界的论述。随后提及《诗法家数》《名家诗法》《诗法源流》等作品，对诗歌创作之“法”的探讨。同年，邓文君（Alice W.Cheang）发表论文《诗歌、政治、哲学：作为东坡居士的苏轼》（Poetry，Politics，Philosophy：Su Shih as The Man of The Eastern Slope）[61]，介绍《诗人玉屑》中提及苏轼对自己诗歌创作的评价，以及《二老堂诗话》记录的苏轼别号“东坡”的由来。

同年，王靖宇主编的论文集《清代文学批评》（Chinese Literature Criticism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1））[62]出版，其中收录萨进德用中文撰写的论文《试析叶燮的诗歌本体论》，以中西比较诗学视角结合《原诗》中具体诗学术语与英伽登的现象学理论，对其文本的独特本体思想进行尝试解读；林理彰的《王士祯的论诗诗：〈论诗绝句〉的翻译与注释》（Wang Shizhen's Poems on Poetry：A Translation and Annotation of The Lunshi Jueju），对王士祯的《论诗绝句》进行了英译与注释，在对具体诗篇进行注释时引用、节译并解读了作为提供轶事、诗评的参考信息出现的《韵语阳秋》《池北偶谈》《石林诗话》《后山诗话》《艺苑卮言》《渔洋诗话》。

1994年，美国学者车淑珊（Susan Cherniack）发表论文《宋代的图书文化与版本传播》（Book Culture and Textual Transmission in Sung China）[63]，选译《竹坡诗话》中论及杜甫诗不同版本的不同文本差异的内容。同年，方秀洁（Grace S.Fong）发表论文《欲望书写：朱彝尊〈静志居琴趣〉中的爱情词》（Inscribing Desire：Zhu Yizun's Love Lyrics in Jingzhiju Qinqu）[64]，节译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中关于爱情诗的评价，以及其对李商隐、韩偓的推崇，更加强调其本人借诗话所表达的对诗歌创作的“情”的重视，并介绍《静志居诗话》记载娄江俞二娘演出《牡丹亭》后心碎而死的记载。

1996年，潘大安发表论文《追寻无迹的羚羊：关于中国姊妹艺术的内在审美符号学》（Tracing the Traceless Antelope：Toward an Inter Artistic Semiotics of the Chinese Sister Arts）[65]中，借用严羽《沧浪诗话》中“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一句，在论述中国艺术传统中具有通融性的艺术类型，例如诗与画之间的关系时，运用《原诗·外篇》中的相关诗学观念。值得注意的是，英语世界的古代诗话英语研究发展到此时，开始出现了与其他学科如艺术相联系的阐释，这既是这一研究呈现出又一新面貌的展现，也是英语世界对具有重要诗学、美学理论价值的历代诗话的了解认识逐渐加深的体现。

1997年，顾明栋（Ming Dong Gu）发表论文《诗歌创作的元理论：赋、比、兴》（Fu-Bi-Xing：A Metatheory of Poetry-Making）[66]，在开篇即引用杨载《诗法家数》中，将“赋比兴”视作“诗学之正源，法度之准则”的选文。同年，汤雁方（Yanfang Tang）发表论文《认知或情感体验：阅读在中西文学传统中的理论与实践》（Cognition or Affective Experience：Theory and Practice of Reading in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ry Traditions）[67]，采用刘若愚的节译版本，论述《沧浪诗话·诗辩》中有关“入神”与“兴趣”的部分，以及“参”这一概念的论述部分；在阐释禅宗思想与诗歌关联时，节译《诗人玉屑》所记录宋代学者龚圣仁有关学诗如学禅的诗句，并提及诗学概念里受到禅宗直接影响的“参死句”，长期以来作为负面的诗学评价被诗话、词话所诟病，还介绍并节译《原诗》的诗学术语与论述诗歌美学标准的选段，探讨了该诗话中有关诗歌审美的含蓄这一具体理念。

同年，陈祖言（Zu-Yan Chen）发表论文《黑与白的艺术：中国诗歌中的围棋》（The Art of Black and White：Wei-ch'i in Chinese Poetry）[68]提及《苕溪渔隐丛话》记录刘禹锡诗歌中对于围棋技法的体现，以及节译《瓯北诗话》中评价吴伟业诗歌与历史关系的部分。

1998年，邓文君发表论文《诗与变：苏轼的海市蜃楼》（Poetry and Transformation：Su Shi's Mirage）[69]，开篇即介绍了《诗人玉屑》中有关苏轼作品及其诗论对诗歌美学影响的各式记录，随后将苏轼《登州海市》一诗为切入点与主体意象，以《沧浪诗话》中“以议论为诗”的南宋诗歌风格，以及严羽所提“诗道”为论述，邓文君指出严羽的观点大多并非原创，而借鉴自他所批评的诗人，严羽以拙劣的散文论述为诗史与诗歌美学制定了律法，将北宋晚期流传的诗歌思想转换为原教旨主义。她举例《白石道人诗说》曾将诗歌论述为不能靠学识、只能靠直觉来把捉的艺术，这一观点后来成为严羽诗论的一大核心。随后她对严羽推崇前代诗歌的诗史观进行论述，节译“诗有别材”的选段说明严羽对诗歌本身的定义导致了他的诗评价值体系，并表明按照严羽崇尚直觉妙悟的理论，苏轼诗将会受到批评。她节译《苕溪渔隐丛话》中苏轼谈及诗格之变由韩愈而始的片段，随后节选意译《瓯北诗话》中论述韩愈诗歌如何有别于李杜，从而自成一家的选段。随后邓文君通过节译《原诗》中记录对于唐诗的褒扬与对宋诗贬斥的选段，说明自严羽开启推崇唐诗的诗论传统之后，很少有后世诗论家还会坚持中立的立场，从而导致唐宋诗在诗评中呈现出互不相容的两极化倾向。最后她借用《后山诗话》中赞誉杜甫为“诗之集大成者”与《中山诗话》记载杨亿称杜甫为“村陋”的两种评价，佐证苏轼的诗学心态堪为后世学者的表率，其足以体会作为后人对前代诗歌的崇拜与自身的焦虑，也能化解诗歌创作的壁垒与失败。

同年，余宝琳发表论文《描绘中国诗歌的风景》（Charting the Landscape of Chinese Poetry）[70]，介绍《沧浪诗话》通过品评前代诗歌，将唐诗树立为正统古典诗歌的典范，并将杜甫诗视为其中的巅峰。随后对严羽诗论展开论述，指出其理论范围大致涵盖了整个中国诗歌传统，通过借用禅宗概念，首次对中国诗史进行分期论述，推举单列出盛唐诗歌的大师，从而将诗歌塑造为一种兼有外部律法与内部自我意识的艺术，并使之成为后世也适用的模式。余宝琳随后展开细致的论述，指出严羽认为唐诗在各方面艺术都享有不可逾越的优越性，她认为严羽对这种诗歌正统的宣扬与强调，正是与他所处南宋诗歌的现状有关，对历史的回顾意味着对中断的正统的重视，以及所为之付出的心力。严羽将杜甫视为正统的典范，因为他符合诗歌规范的作品以及高尚的为人，便于作为后世模仿的理想榜样。余宝琳节译《沧浪诗话》中“羚羊挂角”的选段，将其视作严羽以禅喻诗的最著名选段。

1999年，汤雁方发表论文《语言、真理与文学阐释：跨文化审视》（Language，Truth，and Literary Interpretation：A Cross-Cultural Examination）[71]，节译《沧浪诗话》有关“入神”与“兴趣”的选段，他指出严羽以以禅喻诗的方式揭示出诗歌艺术的含蓄美，这种不见穿凿痕迹的艺术要求，被后世批评家视作诗歌艺术的最高形式，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核心理论，并成为中国诗歌有别于其他民族的一大标志。

三 80、90年代的博士学位论文

1983年，傅君励（Micheal Anthony Fuller）的学位论文《苏轼的诗歌（1037—1101）》（The Poetry of Su Shi（1037-1101））[72]，第一章“序曲：北宋中期之声”的“主要诗人”中节译《六一诗话》记录梅尧臣论诗理论的选段，随后介绍《后山诗话》中记录苏轼杭州诗作体现宋诗具有重复性的特点。

1984年，张双英（Chang Shung-in）的学位论文《欧阳修的〈六一诗话〉》（Liu-i Shih-Hua of Ou-yang Hsiu）[73]对《六一诗话》进行了全文英译。第一章“介绍”和第二章“欧阳修的人生”，对欧阳修其人与该诗话进行了大致的介绍；第三章“诗话的定义与《六一诗话》之前的诗歌批评”介绍相关诗学背景；第四章“《六一诗话》的结构与其文本的英译”对该诗话全文进行了翻译；第五章“《六一诗话》的特征”探讨了其文学风格、批评主体等方面；第六章“《六一诗话》的诗话与诗话批评的发展”进行概括总论。全文结构完整，对该诗话的具体内容与诗学风格、理论等进行详细介绍、阐释、研究，其对诗话全文的英译更是英语世界对古代诗话进行译介的重要资料。

1986年，乔纳森·皮斯（Jonathan Otis Pease）的学位论文《王安石的生命与诗歌》（From the Wellsweep to the Shallow Skiff：Life and Poetry of Wang Anshi（1021-1086））[74]，第一章“王安石的人生”第三节“进士及第与首次出任扬州”中，节译《临汉隐居诗话》中记载王安石夫人所作词的部分；第十二节“王安石退休生涯的概述”，节译《西清诗话》所记载王安石与苏轼互相夸赞诗作的轶事；第十三节“王安石退休时期的友人与交际”，介绍《庚溪诗话》记载蔡肇可背诵“月蚀诗”的记载。

1988年，Liu Hsiang-fei的学位论文《六朝诗歌的形似模式：意象语言的变化路径》（The Hsing-ssu Mode in Six Dynasties Poetry：Changing Approaches to Imagistic Language）[75]“前言”的“意象语言的重要性”中，在介绍诗学术语概念“情景交融”时，节译《六一诗话》记载梅尧臣“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选段，并阐释《围炉诗话》中“清空如话”更适合被理解为“清空如画”，从而更能体现出唐诗讲究融情入境的诗歌美学。在“过度与进步的发展”一节中，节译《姜斋诗话》有关“景语”与“情语”的论述选段，节译《说诗晬语》中品评汉魏诗与晋朝诗歌区别的部分；第三章“谢灵运”中“意象世界的诗意表达”一节中，节译《说诗晬语》与《诗镜总论》中论及诗歌发展至南朝刘宋时期开始发生注重声色的转变；第四章“颜延之”的“人类中心主义关注与艺术的矫饰”中，提及《岁寒堂诗话》中对颜延之擅长用典入诗的评价。

1991年，Liang Du的学位论文《黄庭坚的诗歌理论与实践》（The Poetic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uang Tingjian）[76]，第一章“黄庭坚诗歌理论概述”中“黄庭坚的诗歌技巧”，节译《沧浪诗话·诗辩》中记录宋朝诗歌发展至江西诗派的文本，以及《王直方诗话》所记载黄庭坚以戏剧“打诨”论作诗的方法，论述黄庭坚诗学结构时节译《潜溪诗眼》中记录他重视文章布置的选段，以及他点评杜甫诗后，以韩愈《原道》与《尚书·尧典》为例论述作诗的立意与体制，从而引出“正体”“变体”的概念。同时在介绍黄庭坚自我评价时，以《西清诗话》记载其悟出作诗要在“古人不到处留意”为佐证。第三章“诗歌理论与实践：诗歌技巧”中，对黄庭坚在作诗的文句、字眼、用韵、典故等多处体现出的“奇”展开论述。首先介绍后世论诗文人，多采用《藏海诗话》中对苏轼、黄庭坚为“苏豪黄奇”的评价；对作诗技法展开具体的阐释，论述黄庭坚对于诗歌创作关键词的独特运用时，提及《岁寒堂诗话》记录其用“奇语”作诗的炼字主张，以及节译《韵语阳秋》记载黄庭坚诗中运用对偶创作佳句的选段。同时也选译其他诗话作品对黄庭坚创作中诗法体现的评价，例如《苕溪渔隐丛话》评价黄庭坚用韵过于新奇，而鲜有他人采用，《临汉隐居诗话》评价他不用前人采用过的典故，并多用生僻字入诗。由此可见，该论文在具体阐述黄庭坚的诗学主张与创作技巧时，将多部古代诗话作品视作可提供辅证的重要参考资料。

同年，潘大安的学位论文《超越之美：中国传统山水诗画中的视觉互文性》（The Beauty Beyond：Verbal-visual Intertextuality in Traditional Chinese Landscape Poetry and Painting）[77]，在第一章“互文性的中国传统”中，介绍、探讨了严羽的“兴趣”、王夫之的“情景”、叶燮的“境界”等诗学概念，并节译《六一诗话》记录梅尧臣论“言外之意”的选段，说明至此开启了文艺美学的一大传统风格。同年，邓文君的学位论文《苏轼诗歌的方式与自立》（The Way and the Self in the Poetry of Su Shi）[78]，以《岁寒堂诗话》为例，指出张戒等南宋诗论家反对苏轼、黄庭坚，认为他们没有将文学表现为儒家思想的化身，即没有在诗歌创作中体现出文以载道的思想特点，随后也提及《竹坡诗话》中对于梅尧臣诗风“平淡”的评价。第四章“东坡的遁世”中，对于“东坡”这一别号的来源，邓文君参考了《二老堂诗话》的相关记载。

1993年，汤雁方的学位论文《思维与表现：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中的直觉艺术（妙悟）》（Mind and Manifestation：The Intuitive Art（miaowu）of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79]，第一章“术语设置”的第二节“中国文学批评中的术语‘妙悟’”，介绍这一术语出自《沧浪诗话》原文，并援引刘若愚论述严羽诗论的观点，随后借用刘若愚、林理彰的英译版本，选译诗话中以禅喻诗，将禅宗的“悟”代入诗道的选段。汤雁方进一步就“性情”“兴趣”“别趣、别材”“第一义”“理”等诗歌美学内核的术语展开解读，他强调严羽诗学并非摒弃学识，并以《沧浪诗话》品评汉魏六朝诗的选段为例，阐述了“学”“识”“熟读”“熟参”等术语。汤雁方论述后世诗论家对严羽的褒贬态度时，援引黄兆杰所译《姜斋诗话》片段，说明王夫之认为诗歌创作与其从前代文人的作品中汲取养分，不如将诗人的现实生活体验融入眼前的即时自然客体之中。与之相对的，王士祯的“神韵”则承袭了《沧浪诗话》的“羚羊挂角”诗论，汤雁方节译《带经堂诗话》的选段说明王士祯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兴会神到”的诗学术语。第三章“诗学书写中的‘妙悟’”的“古典中国诗学中作为含蓄的妙悟”中，汤雁方论述历代相关诗学概念，并节译《六一诗话》中记录梅尧臣论及言外之意的文段，《岁寒堂诗话》中“情在词外”的评述，以及《沧浪诗话》“羚羊挂角”的选段；论及清代诗学时，则选译《渔洋诗话》中解读何为“情韵”的诗句，以及《随园诗话》中“诗无言外之意，便同嚼蜡”，《原诗》中“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的记述。第四章“诗学阅读中的‘妙悟’”的“读诗如参禅”中，他进一步以中西比较诗学的视角，解读阐释严羽以禅喻诗的诗学传统，并节译《诗人玉屑》中记载范温所言“识文章者，当如禅家有悟门”与龚圣任“学诗浑似学参禅”的评述，从而结合禅宗概念与诗歌美学，详细阐述“熟参”这一具体诗学术语与技法概念。在“参活句”一节中，汤雁方结合具体诗作进行阐释，节译《诗薮》中评价张继《枫桥夜泊》，与《四溟诗话》中“诗有可解不可解”的选段（此处汤雁方借鉴了1988年刘若愚专著中的译文），以此阐明诗歌鉴赏的含蓄之美，在于情致而不在于事实的解读。该论文是汤雁方对于“妙悟”及其所代表的含蓄诗歌美学的详细解读，是基于诗话具体文本的筛选整理之后，对其诗学术语与理念的一大深入研究。

1996年，陈瑞山（Chen，Ruey-shan Sandy）的博士论文《严羽〈沧浪诗话〉的注释译本：十三世纪初的中国诗歌手册》（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Yan Yu's “Canglang Shihua”：An Early Thirteenth-century Chinese Poetry Manual）[80]，在对严羽其人与诗话的写作传统进行介绍之后，分五章对《沧浪诗话》的全文进行了英译，并对其文本内容进行了详细的注释，是迄今为止英语世界对《沧浪诗话》进行全译的唯一译本，更是考察英语世界对其进行译介、研究的重要材料之一。

1997年，He Dajiang的学位论文《苏轼：多元价值观与“以文为诗”》（Su Shi：Pluralistic View of Values And “Making Poetry out of Prose”）[81]，阐述《沧浪诗话》对前代诗歌进行的品评，并指出严羽凭借“悟”（suggestiveness）的审美理念而推崇唐诗，而他对这种诗歌美感的推崇，也影响到后世诗论家对于“悟”和“妙悟”（intuition）等诗学概念的发展。在这一标准下，苏轼“以文为诗”的诗歌风格则受到严羽为代表的贬斥，这一鉴赏观点为后世广泛接受。通过《后山诗话》与《瓯北诗话》的记载，说明“以文为诗”的传统始于韩愈，而被苏轼加以发扬，并节译《岁寒堂诗话》品评诗史时对于苏轼、黄庭坚以议论为诗的批评，认为其对后学进行诗歌创作提供了不利的经验。这种诗歌风格呈现出唐宋时期的不同对立，也在《沧浪诗话·诗辩》的译介与论述中得以展开，即唐诗以书写性情与兴趣为主，而宋诗自苏、黄开始，则专注于在创作中“以学问为诗”。他论述了其他诗论家的诗学观点中对于苏轼的其他评价，如《原诗》将苏轼诗歌视作继韩愈之后的一大变，其新意变化值得肯定，类似评价也援引自《风月堂诗话》，高度评价苏轼可用任何题材入诗的创作才能。该论文引述多部诗话作品中的诗学理论以及其所引导的对于苏轼诗歌的鉴赏与评价，形成了苏轼诗文学价值的一体两面。

1999年，顾明栋的学位论文《文学开放性与开放的诗学：跨文化视角下的中国观》（Literary Openness and Open Poetics：A Chinese View in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82]，第二章“中国文学思想中的开放理论”，从选译《一瓢诗话》中评述杜甫诗不可解的片段，探讨文学的开放性可通过“含蓄”“妙悟”“兴趣”“言外之意”等一系列诗学术语体现。他按照各朝代的代表文论梳理这一传统，其中诗话作品文本的开端即《六一诗话》所记录的梅尧臣言论，随后的《临汉隐居诗话》《沧浪诗话》《韵语阳秋》《白石道人诗说》《诚斋诗话》都在不同程度对“言外之意”的诗学理念进行论述与推崇。发展至清朝，《随园诗话》与《原诗》对这一诗论的继承，使其对诗歌艺术内核的定义与对前代诗人的鉴赏评价都受到此影响。顾明栋在论述“含蓄”这一传统诗学理念时，进一步引用与阐述《随园诗话》的相关论断。在第五章“表意实践与诗学无意识：中国诗歌创作的开放理论”中，顾明栋就诗歌创作如何体现含蓄蕴藉的语言艺术而展开论述，介绍古代诗话中多次提到“诗眼”这一术语，是呈现这一艺术美感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