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19世纪至20世纪70年代的传播

长期以来，在以西方学界为主的英语世界视角中，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受到重视的程度，与先秦典籍、诗词、戏曲、小说等文学体裁尚有差距，诗话作为以诗歌体裁为中心的随笔性文论著作，同样经历了一个在缓慢的逐步展开中被关注的过程。这一传播过程，始终以具体诗话著作及其文本内容在英语世界研究者的学术研究中得以体现。

一 19世纪至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图书

和其他古代文学体裁相类似的是，中国古代诗话最早出现在英语世界的视野之中，有赖于西方传教士来华之后，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接受与传播。自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于1594年首次用拉丁文翻译了“四书”之后，各国传教士用本国语言对中国历史文化典籍、著作等进行了译介、介绍等。

关于对古代诗话的相关介绍，最早出现在英国传教士兼汉学家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的《汉籍解题》（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With Introductory Remarks on the Progressive Advancement of the Art；and A List of Translation from the Chinese into Various European Language）[1]，该书于1867年初次出版于上海，以《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为结构与内容的蓝本，借用古代图书四部分类法，用“经（Classics）、史（History）、子（Philosophers）、集（Belles-letters）”的结构，对两千多种中国历代典籍、史料文献、宗教文献、文人著作等进行了倾向于文献学类别的分类与提要介绍。在“集”的部分中，伟烈亚力首先指出这是中国文学中著作数量最多的文学类别，比起单纯的“纯文学”界定，“集”更倾向于雅文学、诗歌与文学评论的多样种类。

在集部的第四部分“诗文评”中，伟烈亚力将宋代的诗歌品评作品纳入讨论范围，他将11世纪后期陈师道所著《后山诗话》，列在仅次于《文心雕龙》之后，并指出该书有部分内容提到陈师道本人逝世之事，因此在后世整理长期被忽视的散佚文稿时，被认为后人将这部分内容人为地嵌入到《后山诗话》文本中。同世纪魏泰所著《临汉隐居诗话》同样是篇幅短小的诗话作品，却体现出对古代以及当时诗人的针砭非难之评，这种过度的偏爱来自魏泰私下里向王安石，这位被贬谪的革新者的学习，与此同时魏泰也并未忽略对诗人天赋的关注。伟烈亚力对《彦周诗话》给予极高的赞誉，他指出这部成书于1128年的著作，其题名取自作者许顗的字“彦周”，该诗话展现出了创作者的天才，与之持平的文本价值是，书中精彩绝伦的文辞论述。唐庚的《文录》约成书于1138年，是对古时及当世诗歌的探讨。吴可的《藏海诗话》成书于12世纪中期，现存版本收录于《永乐大典》，试图明确地对宋代诗人晦涩难懂的诗歌创作展开论述，但却因其贯穿通篇的、需要再度阐释的晦涩术语，而未能清楚地完成自身对诗歌的阐释。吴聿的《观林诗话》是关于前代与当世诗人的短篇品评，包含了作者所处时代前移近一个世纪的主要诗人们，虽然该诗话存在着显而易见的错误引用等缺陷，伟烈亚力依然肯定地指出，它凭借优越的价值，在当时的文人阶层中享有较高的地位。

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同样也是这一时期篇幅短小的诗歌评论，对诗歌的一系列评论涉及汉朝至南宋的范围。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中，该书整本失传，最终在1774年从《永乐大典》中整理录出为今本。该诗话的一大杰出观点，在于将李白与杜甫的名望定义为大众流行，但该诗话的一般风格，仍显示出张戒作为学者与学识深厚的评论家的特点。黄彻的《溪诗话》成书于1168年，是对爱国题材诗歌的系列评论，其文辞用笔相较于艺术化的单一呈现，更加倾向于道德的教化。王正德的《余师录》，是对5—12世纪的一系列诗人的理论考察的积累，该书曾长时间散佚成零碎的篇章，后从《永乐大典》中重新辑录。曾季狸的《艇斋诗话》以宋代诗歌为主体，涉及对唐、宋诗人的褒贬评议。宋代宗室后人赵与虤的《娱书堂诗话》，约创作于其本人晚年时期的13世纪初年。该诗话评论主要涉及诗歌艺术的一般常例，即诗人如何展现其文学品位以及恰如其分的文学表达。该书传世得益于离散的文段，被统一辑录成书。伟烈亚力认为该诗话纵观通篇，并未能展现出杰出的文学洞察力。

金代王若虚的《滹南诗话》给予了前朝诗人们极其公正的评价。元代吴师道作为当时享有盛名的优秀学者，著有《吴礼部诗话》，对诗歌原理等问题进行评论。王构的《修辞鉴衡》成书于1333年，但该书在数世纪里仅有手抄本，而部分内容失传。该书经过了仔细的修订，缺漏的部分通过其他著作的引用而得以尽量补全。这部涉及前朝作者的诗文评分为上下两卷，上卷评议诗歌，下卷评议散文，并摘录了许多相关作者的著述，但伟烈亚力强调，相当大一部分被提及的作者，今已不可考。

明代瞿佑的《归田诗话》成书于1425年，伟烈亚力对该诗话给予了较高的评价，称这部著作体现出了温和的德行，并揭示了为学深奥之理，但仍同时指出其主要价值是通过记录，而保留了不少前朝诗歌的残篇。该书于15世纪晚期刊印时，采用的是《存斋诗话》这一取自瞿佑本人别号的书名，但在近世版本中已替换为原书名。

李东阳的《麓堂诗话》成书于15世纪后期，在对从古至今的诗人进行系列品评的时候，作者通过考察多部诗歌作品的标准，从而试图建立起诗歌艺术的法度，而这种判定的精确度则取决于音调。伟烈亚力指出在《麓堂诗话》原本中，更多地呈现出了这种个人情绪对诗歌品评的影响，而李东阳的亲属李何将其转换为一种更为温和的模式。李何删去了对当世诗人有所批评贬斥的部分，但与此同时，他在对前朝诗人们的责难之中，保留了这一偏见。

伟烈亚力认为都穆的《南濠居士诗话》是对爱国题材诗歌的肤浅品评，指出作者的判断有时会受到其个人观点的歪曲。1513年，黄桓刊印了这部作品的一个版本，共收录诗话72则。1532年，更为简短的略缩版本被刊印，共计收录诗话42则，而近代版本则对此二者进行了辑录，共计收录79则。

清代王士祯创作于1705年的《渔洋诗话》，是应其友人吴陈琬之请所写。伟烈亚力认为作者似乎呈现出一种对诗歌韵律排布的戏谑般的美感，但在其对诗歌的引述品评中，依然表现出其个人诗歌品位与识别能力。他也指出在《檀几丛书》中同样收录了《渔洋诗话》的同名卷本，但因该书才学的悬殊，而被质疑并非王士祯本人所作，可能乃寄名伪作。杭世骏的《榕城诗话》作于1735年，他作为考官逗留福州的几周之内，因此他以“榕城”——福州这一省会城市的古称为题名。

伟烈亚力接着重点介绍清朝学者吴景旭耗费心力编撰的《历代诗话》，这样一部有关前朝当世历代诗人的理论品评与编修著作。全书共计80卷，被分为十集，并以十天干为条目进行编订。该书以论《诗经》为开篇，并占六卷篇幅，其后按照楚辞、乐府、汉魏六朝诗歌、杜甫诗、唐宋金元明诗歌的顺序进行排布。在引述前代作者的突出观点之后，吴景旭再针对每一篇诗歌进行讨论，包括异同辨析、修正谬误、引述其不足与补全其益处。伟烈亚力认为尽管吴景旭本人表露出对诗歌的好奇求知，并在其作品中体现了这一考据的风格，但这部作品显而易见是其真实天赋的有力证据。

李沂的《秋星阁诗话》讨论诗歌艺术，所传本不全，收录于《昭代丛书》，同样被收录其中的还有清代作者徐增的《而菴诗话》。另一部涉及诗歌理论分析的著作是于1697年成书的，佘象斗的《诗学圆机活法大成》，共计18卷。该书对众多丰富多样的诗歌作品进行主题多元的评论，并以百科全书形式形成条目，先给出诗评的主题，再附上具体的丰富应用，并随后进行对相关创作者的引述，其理论观点的呈现，以及具体诗歌作品连续成节的创作成果。伟烈亚力认为后续的内容部分是某种形式上的诗韵辞典，每一韵脚都给出了大量的引述以及有关其艺术应用的注释。

王士禄的《然脂集例》是对闺阁诗创作诗学的论述，现存共计体例10条，出版于17世纪后半期。王士禄本计划对历代女性创作进行共计230卷的宏大体量的辑录，但并没能完成这一工作。这部以类似附录形式存在的短篇作品，就是它存世至今的全貌。

伟烈亚力赞誉宋荦的《漫堂说诗》对诗歌艺术与诗史的考察，呈现出杰出的总结论述。他以吴骞的《拜经楼诗话》与宋大樽的《茗香诗论》结束了“诗文评”的部分，并介绍前者出版于1798年，是历朝爱国题材诗歌的研究与评论；后者出版于同年，同样也是对相类似题材的评述。

由此可见，伟烈亚力在《汉籍解题》中对古代诗话作品的介绍，大体上以清永瑢、纪昀编修《钦定四库全书》时所逐一撰写的提要及其条目为蓝本。他在序言中言明：“我要强调对《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的感激，公正地说，通过这部精湛的著述所陈述的观点，当我在对所关注的大量书籍进行特点上的品评时，受到了它显而易见的影响。”[2]与之相比，《汉籍解题》在体例上尤为相近，在收录的“诗文评”具体著录上则有所区别。伟烈亚力作为汉学基础深厚的英国传教士，对中国传统文化已然形成了自身的理解，故而在对其介绍作品的选择上，代入了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理解。他对诗评的著述进行数量上的删减，以及具体书目的替换。内容上，伟烈亚力对诗话作品的介绍内容，大致上基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部分原文，由其本人进行适当提取选译、改写而成，但与此同时，也掺入了伟烈亚力本人的观点与评论。

伟烈亚力对《麓堂诗话》的介绍就体现了这一点。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收录的不同，他采用了“麓堂诗话”这另一别名，但所进行的作品评价又截取选译了原书，如强调李东阳论诗对“laws of the art”与“toes”的重视，即是对“其论诗主于法度音调”[3]的英译。但同时伟烈亚力又指出李东阳评论诗歌时所带有的个人情感色彩，并随之对这一诗话作品的理论价值进行了较为客观的褒贬，这一评价既参考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是他作为汉学家自身的学理判断。在他对吴景旭《历代诗话》进行介绍时，对该诗话排布条目的体例，也直接采用了“分为十集，以十干为目”的原文。论及吴景旭如何进行对历代诗人诗歌的点评，以及对相关诗学论点进行延伸时，则选译了“先引旧说于前，后杂采诸书以相考证。或辨其是非，或参其异同，或引伸其未竟，或补缀其所遗”[4]进行说明。伟烈亚力也在自己理解的基础上，对吴景旭通过诗话作品透露出的才学与理论见解进行了评价。

虽然伟烈亚力的《汉籍解题》相较于文学与诗学领域的论述，更倾向于古典文献学的整理与介绍，其对古代诗话作品的收录与关注也尚不完全，但其对“诗文评”所收录的部分古代诗话作品的介绍与品评，是中国古代诗话作品在英语世界研究视野中得以展露身姿的开端，也是以西方传教士为代表的早期汉学成果的重要组成。

进入20世纪，随着英语世界研究者开始尝试系统撰写中国古代文学史，在他们对古代文学作品及其作者进行专门介绍的同时，“诗话”也作为文学体裁的一种，被纳入关注视野之中。1901年，英国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出版其专著《中国文学史》[5]（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虽然该书作为最早在英语世界问世的文学史专著，其内容对先秦至清代的历朝诗人及其文学成就有所介绍，但正文中并未提及诗话作品。第五卷“宋代（900—1200年）”第三章“诗”中，诗人“杨亿”一节，仅提到他儿时一直不曾开口说话，直到被带至宝塔顶部而脱口吟出《登楼》诗。注释中指出这一记载，来自清嘉庆梁章钜《南浦诗话》所转引宋朝周紫芝《竹坡诗话》的内容。虽然这一对古代诗话的有关诗人创作轶事的记载，仅作为杨亿诗歌创作的背景知识出现，但仍可从中看出翟理斯在介绍宋朝诗人时，注意到了从诗话中发掘、摘选诗人具体创作的可行性，也表示了诗话对诗人轶事、创作的选录，均可作为英语世界中国文学史书写的一大参考要素。

1957年，阿瑟·韦利（Arthur Waley）为清朝文人袁枚所作的传记《袁枚，一位十八世纪的中国诗人》[6]（Yuan Mei，Eighteenth Century Chinese Poet）出版，其中第七章“诗话与食单，1787—1797”，结合袁枚的生平历史，对其所作《随园诗话》进行了详尽的介绍。阿瑟·韦利首先对该诗话的内容进行概述，认为《随园诗话》收录甚广，涉及诗歌技巧、前代文学轶事、袁枚自传式记录，以及对诗歌本体论的哲理思考等。随后他结合相关历史事例，探讨袁枚创作诗话的动因以及其作为置身古代文论历史传统之中的典型文人，所具备的主要诗歌思想内核。阿瑟·韦利选译了《随园诗话》中点评《诗经》、唐诗、以杨万里为代表的宋诗等文本，呈现出袁枚评价前人诗歌的大致美学取向。作为一本历史考据类型的传记，该书对袁枚诗话创作的关注与介绍，更多关注的是他如何通过诗话写作体现出亲身经历的诸多感想。袁枚在1787—1797年所经历的诸多历史事件，以及其对自身境遇的思考与记录，或多或少地与《随园诗话》中的相关自述有关，这也是阿瑟·韦利以这部诗话为切入点，对其进行文本介绍、选译与研究的原因所在，即联系并考察其与袁枚生平考据与思想研究的内在关系。

1961年，华人学者陈受颐（Chen Shou-yi）的《中国文学史略》[7]（Chinese Literature，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经纽约罗纳德出版公司出版，该书以朝代为章节的结构线索，对中国文学历史及其各时期代表作进行了介绍研究。在“宋代文学：传统诗歌”一章中，虽未直接言明《沧浪诗话》，但陈受颐对严羽的诗论进行了如下介绍与评价：“宋代晚期见证了杰出诗论家的崛起，严羽在他最负盛名的诗话作品中抨击宋诗，并将唐诗与汉魏时视作黄金时期。他拥护那些三世纪至八世纪以来主要诗人中的佼佼者们，同时他正确地指出了宋诗最大的弱点——把诗歌创作与语言学、学问与议论等价起来，以至于诗歌缺乏情感的深度与强度。但严羽对于如何能够改善宋诗创作的建议是局限的，他提倡作诗应回到唐与唐之前的理想模式，并将其视作唯一的出路，却只字不提应如何在诗歌中表现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从而彻底抹杀了宋代晚期诗歌所有创造性的机遇。”[8]

在“清朝早期诗歌”一章中，陈受颐同样在未提及袁枚论诗著作《随园诗话》的情况下，介绍并评价了袁枚提出的诗学术语“性灵”：“作为反对压抑的优秀发言人，袁枚颂扬他所提出的‘性灵’以及诗歌中的灵性，这种灵性即诗人对他内心天性的强烈欲望所作出的直接表达。它将通过瞬间的灵感而得以强化，将形式化的内容提升到较高的情感层面。袁枚以任何有生命的形态的二元性为依据，主张智慧是静态与被动的元素，而情感是动态与主动的元素，当此二者理想地相互作用时，孕育的结果就是优秀的诗歌。此外，正如所有人类内在的情感内容是其个性的天然发声，愤怒与仇恨也是诗歌的主题，因此，在这一创造性写作领域，道德标准并不适用。”[9]由此可见，陈受颐虽并未将具体的诗话作品纳入文学史的书写范畴，但他在相关文人学者的研究之中，已然融入了他们作为诗论家所主张的诗学理论。具体的诗话篇目虽未借此书而被英语世界所关注，但《中国文学史略》在宏观的文论思想阐述与评论上，体现了英语世界对诗话作品所承载的诗学术语、诗评概念的介绍与传播。

华裔中国文学研究家，斯坦福大学中国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刘若愚（James J.Y.Liu）出版于1966年的《中国诗学》（The Art of Chinese Poetry）[10]的第二部分“传统的中国诗歌观”第二章“唯我论：诗歌用于自我表现”，将金圣叹和袁枚共同列为“唯我论批评家”，并选译了《随园诗话》中有关“性情”的部分。刘若愚认为袁枚论诗重在将其视作个人情感的真实抒发，故而能延伸出其所倡导的“性灵”说。第三章“技巧论：诗歌是一种文学练习”中，刘若愚援引选译《麓堂诗话》部分内容，指出李东阳看重作诗的诗体与格律。第四章“妙悟说：诗歌是一种感知”中，重点选译了《沧浪诗话》部分内容，以此论证以严羽为代表的论诗文人主张“诗是诗人对周围世界与自己内心感知的化身”[11]，并选译王夫之《姜斋诗话》与王士祯《带经堂诗话》佐证此二人继承了严羽的影响，并将“神”“神韵”“入神”“情景”“顿悟”等术语纳入诗歌理论范畴。刘若愚认为上述文人坚持“妙悟”，即主张作诗为外部世界的投射与诗人内心世界的双重结合。《中国诗学》是刘若愚八部中国诗歌相关专著的第一部，在该书中他已开始展露出用西方文论的视角，与中西比较诗学的论述，就中国诗歌及诗学的议题进行探讨，并力图用西方文论重视文本、作者内心、外部社会、外部与内心相结合等视角，对传统诗学进行分类架构，这为其后期系统地研究中国文论打下了基础。

1967年，美国学者华兹生（Burton Watson）英译并出版了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Kojiro Yoshikawa）的《宋诗概说》（An Introduction To Sung Poetry）[12]。在序章“宋诗的性质”第九节“平静的获得”中介绍了宋诗的文学史地位，与唐诗相比较的不同特点，并提及周紫芝的《竹坡诗话》；第三章“十一世纪前半，北宋中期”第二节“梅尧臣”中选译欧阳修《六一诗话》里，记载梅尧臣本人论诗文段；第四章“十一世纪后半，北宋后期”第一节“王安石”中，援引了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卷二十二中《蔡宽夫诗话》对王安石评论唐诗的记载，第五节“黄庭坚”中，介绍到日本宽永十六年出版《诗人玉屑》的复刻本，并引用选译原文中陈师道对黄庭坚诗作的评价。第七章“十三世纪，南宋末期”第三节“三体诗 诗人玉屑 沧浪诗话”，专门介绍到诗话作为“诗的随笔”起源于欧阳修创作《六一诗话》，并介绍了《诗人玉屑》《诗话总龟》《苕溪渔隐丛话》作为宋朝诗话的集大成之作，其中《诗人玉屑》以营利为目的而刊发，则显示出南宋时期图书出版发行的逐渐发展，以及城市诗人群体兴起，市民阶层对文学兴趣逐渐高涨的社会风貌。吉川幸次郎专门论及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对唐诗的品评，并指出“唐诗由初、盛、中、晚四个时期组成，而盛唐为其巅峰时期，这一说法在明代开始成为社会的共识，而最早提出这一见解的则是严羽”[13]。吉川还选译《沧浪诗话》部分文句，佐证严羽论诗推崇唐诗而不满本朝诗歌，而这一观点同样对后世明朝的诗论产生了影响。吉川幸次郎对宋代诗话的介绍、选译通过华兹生的英译而得以在英语世界进一步传播，可以看出他并未将诗话作品作为其作者的代表作而进行阐述，而是截取其中论人、论诗的文段，来佐证其对宋代诗人及其诗歌成就的评价，同时也将诗话放入宋代社会发展的流动过程中，注意到了诗话传播与社会城市化的联系。

1971年，美国学者卜寿珊（Susan Bush）出版了专著《中国文人论画——从苏轼（1037—1101）到董其昌（1555—1636）》（The Chinese Literati on Painting-Su Shih（1037—1101）to Tung Ch'i-ch'ang（1555—1636））[14]，于1978年再版，并于2012年经由香港大学再次出版。卜寿珊以时间线索连同中国古代文人论画的空间向度，引述大量历史文献、笔记、散文等材料，其中介绍、选译节译了《沧浪诗话》、王世贞《艺苑卮言》、王若虚《滹南诗话》、《六一诗话》，既包括其中有关诗歌艺术审美的论述，也包括对当时诗人，如苏轼等人艺术理念的记录、点评。其中对《六一诗话》的引述则直接转引吉川幸次郎《宋诗概说》中的选文，同样借用记录梅尧臣所言，对其论诗进行阐述。

1975年，刘若愚出版《中国文学理论》（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15]，承袭他此前的中西比较诗学视角，刘若愚借鉴欧美文学批评家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所采用的，从作品、作家、世界、读者四个角度探讨文艺理论的方法，以形上理论、决定理论与表现理论、技巧理论、审美理论和实用理论等西方文论的范畴为框架，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研究。

在第二章“形上理论”的“形上传统的支派”中，他选译了部分《沧浪诗话》文本，并探讨“入神”“妙悟”等诗学术语从而揭示严羽的拟古取向与以禅喻诗的形而上审美，并随后选译谢榛《四溟诗话》、王夫之《姜斋诗话》以佐证这一传统的延续，直至清初王士祯《渔洋诗话》所论“神”“神韵”“神会”“神到”等，也带有禅宗影响的色彩。在“形上理论和模仿理论和表现理论的比较”中，刘若愚将谢榛的诗论与歌德、西塞罗等西方学者的主张相连类比照。

在第三章“决定理论与表现理论”的“后期的表现理论”中，刘若愚认为叶燮的《原诗》强调诗歌创作的“胸襟”，即被划入“表现论”的理论范畴中，同时也选译其他文段说明叶燮诗论对宇宙外部的联系与反映，并探讨“理、事、情”“才、胆、识、力”等相关诗学术语。第六章“实用理论”的“实用理论传统的延续”中，刘若愚节选英译了沈德潜《说诗晬语》中，强调诗歌教化社会作用的文段。第七章“相互影响与综合”的“拟古主义及其反动”中，选译胡应麟《诗薮》的论诗文段，强调其“悟”与“法”承袭自严羽与李梦阳的诗学审美；“最后的交互影响”中选译《随园诗话》，以此说明袁枚对王士祯诗论的驳斥，是对其强调“性情”的体现，刘若愚也进一步援引袁枚观点，以此探讨其在诗歌是作者个性的表现这一观点上的自相矛盾。《中国文学理论》贯穿全书的这种运用西方诗学理论视野与前见，分类、阐述古代诗学的他者视角与方法，有着中西比较诗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意义，同时也为后世英语世界研究者探讨中国诗学理论、诗话文本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参考。

1977年，美国汉学家李又安（Adele Austin Rickett）出版《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中国文学批评研究》（Wang Kuo-wei's Jen-chien Tz'u-hua：A Study in Chinese Criticism）[16]。在第一章“中国文学批评”的“宋代诗学批评”中，李又安将“诗话”与“词话”并列，对二者进行了详尽的定义与介绍，指出“诗话或词话是某位作者对诗歌多角度评论的集合，一处评论短可只有一两行，长可至一页甚至更多，但每一处诗评都有内在核心。不同时代的诗话作品中有关某一诗人的评论可以归类到一起，但没有哪一部作品之间存在着持续的争论与思想发展。在某些作品中也有对前代历史与诗人的粗略评价。而诗话与词话的长度很难概括，篇幅短的只有几页，篇幅长的例如袁枚《随园诗话》则有八百多页”[17]。随后李又安梳理了诗话的历代发展，并定义欧阳修《六一诗话》为“第一部真正的诗话（至少是第一部将这一术语用于著作名称）”。在第二章“王国维的诗学批评”的“中国影响”中，李又安认为严羽、王士祯、王夫之是影响王国维自身诗学成就最深的三位前代评论家。她指出《沧浪诗话》长期以来被公认为宋代以来最具代表性的文学评论著作之一，不仅是因为严羽自身的诗学理论成就，更缘于他对后世评论家的影响，并介绍他最具名声的术语都来自对佛教禅宗的诗学应用。她继续译介并解读了“兴趣”“入神”等诗学术语，以及严羽推崇唐诗的价值主张。而这种需要靠直觉感知才能体会的精神境界，作为一种诗学概念，被清初学者王士祯所接受，并在“神”一词上加入了“韵”这一个性化表达。清朝学者王夫之对王国维的影响，则体现在“情”与“景”这两大诗歌要素的相互作用关系是如何得以运用与发展的。李又安指出前代的中国诗学评论家一贯坚持诗歌是由外部场景与内部情感共同构成，但她节译《姜斋诗话》中“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的评述，表达王夫之在这一诗学概念上的独到贡献，从而为王国维“情景交融”的词学思想以及“境界”术语打下理论基础。

二 19世纪至20世纪70年代的学术论文

英语世界有关中国古代诗话研究的论文起步于20世纪初，不仅开始出现专篇介绍、英译、论述诗话作品及其文本、术语的学术论文，也有相当数量的其他相关领域、主题的论文在进行自身论述时，存在引述诗话文本进行佐证、拓展论据的情况。诗话文本零散、闲谈式的论述与主题的多元，也为收集、整理其相关英语论文增添了一定难度。考察的范围包括期刊论文、会议论文以及英语世界研究者编辑收录的学术论文集等。

1922年，留美于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教育家、戏剧家张彭春（Peng Chun Chang）在美国文坛颇具影响力的期刊《日冕》（The Dial）上发表了介绍与节译《沧浪诗话》的文章[18]，虽然张彭春仅节选英译了“诗辩”与“诗法”两章，但他在正文之前对严羽本人及《沧浪诗话》的各章进行了简单的介绍，也表明译介该文出于普通读者的接受需要，规避了过于专业的人名、典故、作品等，故而采取了部分的节译。但这依旧是对中国古代诗话文本前所未有的尝试，首次将具体诗话的具体篇目文本以英语的形态，呈现在英语世界的视域之中。

在张彭春的译文与译者序之前，还附有美国批评家斯宾迦（J.E.Spingarn）为其撰写的序言（Foreword to Tsang-lang Discourse on Poetry），斯宾迦表示张彭春的英译是在自己的请求与力主下完成的，他指出在对西方文论的艺术概念进行探讨的时候，关注到以《沧浪诗话》为代表的中国文论，将印度佛教的精神内核借鉴于诗歌艺术，这也与西方文论新柏拉图主义等概念相类似。他也特意强调对尚未被探索的中国式天才而言，这一介绍与节选英译有着一定向导意义。虽然张彭春与斯宾迦两人都未过多肯定这一译介行为的重要性与专业学术价值，但这一中国古代诗话的首次英译，仍然开启了20世纪以来英语世界研究者对中国传统诗学这一“still unexplored genius of China”[19]的持续探索。

1957年7月，陈世骧（Shih-hsiang Chen）发表了论文《中国诗学与禅宗》（Chinese Poetics and Zenism）[20]，介绍了禅宗思想对宋、明等文人作文论诗的艺术审美主张的影响，并介绍严羽是对禅宗诗论最有力的支持者。陈世骧提及了《沧浪诗话》“诗辩”一章中的论诗主张，并英译了严羽对诗歌的最高要求为“不涉理路，不落言筌”，以及诗学理论术语的“兴趣”与“空中之音，水中之月，相中之色，镜中之象”。

1972年，美国汉学家、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齐皎瀚（Jonathan Chaves）发表论文《杨万里作品翻译》（Translations from Yang Wan-li）[21]，提及杨万里作为文学史上的一位杰出诗人，其所获得最具才学的赞誉来自袁枚这18世纪的伟大诗人，并节译了《随园诗话》的相关选段。齐皎瀚在其后备注，更多关于杨万里诗歌评价的信息，可见于华兹生所译吉川幸次郎《宋诗概说》。

1973年，美国华人学者涂经诒教授（Ching-I Tu）发表论文《〈人间词话〉的几个方面》（Some Aspects of the Jen-Chien Tz'u-hua）[22]，在探讨王国维“情”与“景”的诗学定位时，他引述并节译了《六一诗话》所记载梅尧臣的语录，说明梅尧臣的诗学主张是描写景致时应表达清晰，而抒发情感时应表达含蓄。

1974年，加拿大学者，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施吉瑞（J.D.Schmidt）发表论文《杨万里诗歌中的禅、幻觉与顿悟》（Ch'an，Illusion，and Sudden Enlightenment in the Poetry of Yang Wan-li）[23]，介绍、选译了多部诗话作品，用于论述以杨万里为代表的宋代诗人开始以禅论诗的传统。施吉瑞节译了魏庆之《诗人玉屑》中，南宋诗人韩驹与吴可用禅宗佛法讨论诗歌创作的记载。随后佐证杨万里坚持以禅入诗的同时，施吉瑞也节译叶燮《原诗》对杨万里诗作的驳斥。施吉瑞本人则通过节译《沧浪诗话》中对杨万里诗歌的赞誉，以及对“妙悟”这一为诗之道的肯定，从而进一步展开对“以禅喻诗”诗学理论的细致阐述，而《原诗》再一次作为对严羽及其主张的驳斥而被提及、选译。最终施吉瑞选译《随园诗话》中对杨万里诗歌成就的高度赞誉，借此阐明杨万里注重禅宗顿悟的诗歌艺术追求，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值得肯定，而袁枚的“性灵”一说，也与杨万里所追求的诗歌创作的核心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1978年，由多名美国汉学家共同撰写的名为《中国文学方法：从孔子到梁启超》（Chinese Approaches to Literature from Confucius to Liang Ch'i-Ch'ao）[24]的会议论文集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一论文集是对于1970年12月在维尔京群岛召开的一次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学术研讨会的学术总结，该会议的部分论文经由结集出版。美国汉学家李又安在“前言”一章中说道，此次会议的论文并未直接讨论刘勰、严羽等，在她看来已经被很好地介绍到西方世界的文论批评家，而是着力将目光投注于以往尚未被注意到的问题上。例如，她认为除了《文心雕龙》与《原诗》这样以结构完整的散文形式，对中国文学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具体探讨的文学批评作品之外，其他中国文学多以松散的形式而存在。在这些以各种随意的产出方式存世的文论中，有一类“在酒席后偶然记录下与友人的对话，事后再将这些内容集结成有关文学评论的小册子（即诗话）”[25]。她随后介绍了王士祯的“神韵”，黄庭坚的“脱胎”“换骨”等诗学术语，并着重阐述了严羽的“入神”，以及有关创作诗歌时内在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的术语——王夫之的“情”与“景”。以上概括性的介绍与阐释，也是对论文集所收录的多篇中国文论相关论文主旨的评价与总结。

同年，李又安在其被收录的论文《方法与直觉：黄庭坚的诗学理论》（Method and Intuition：The Poetic Theories of Huang T'ing-chien）中，介绍、引用了多部古代诗话作品。如转述《苕溪渔隐丛话》中收录吕本中《江西诗派宗派图》中，划分以黄庭坚为代表的25位诗人为“江西诗派”，肯定其文学史地位的同时，也引述了《滹南诗话》中对黄庭坚所持过于晦涩的诗学术语的批判，认为他的诗学理论对诗歌创作创造性的效果，造成了阻碍。她认为研究黄庭坚诗学理论的一大困境在于，他的理论书写缺乏系统的呈现。虽然李又安也将11世纪欧阳修的《六一诗话》视作“诗话”这一文学传统的开端，但黄庭坚本人并无诗话作品存世。因此她节选译介范温《潜溪诗眼》，并将严羽的“入神”与黄庭坚的诗学主张相联系，并指出严羽是借用了佛教与新式道家的概念，从而将其应用为诗学术语。关于黄庭坚对唐诗的借鉴实践，以及其理论主张，同样通过李又安对严有翼《艺苑雌黄》、葛立方《韵语阳秋》的引用节译而得以呈现，由此可见为弥补黄庭坚无结文成集的诗话流传的缺憾，李又安采用了以其他诗话文献为参考的论述方式。

同年，华人学者黄兆杰（Siu-kit Wong）在被收录的《王夫之诗论的情与景》（Ch'ing and Ching in the Critical Writings of Wang Fu-chih）中，以“情”“景”这两个诗学概念为中心，阐述其所代表“我”与“物”，“情感体验”与“视觉体验”的审美联系。在梳理自唐诗起，于诗歌具体作品与理论总结中所呈现的此二者的对应关系与相互融合的同时，黄兆杰大量选译了王夫之《姜斋诗话》中有关诗学论述、术语解读的文本，并于文后强调王夫之作为影响深远的杰出诗论家，应当获得英语世界对其理论的关注，这也为其后续对《姜斋诗话》进行全文英译打下了基础。

1979年，美国华人学者、翻译家欧阳桢（Eugene Eoyang）发表论文《超越视觉与听觉之标准：中国文学批评中“味”的重要性》（Beyond Visual and Aural Criteria：The Importance of Flavor in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26]。他以“味”这一能够有多种英译与释义的传统诗学概念为中心，按历史线索举例分析历代文论中有关此的论述。他指出像严羽这样非凡的批评家，足以在含蓄之中把握住诗歌之“味”的超凡绝俗之处，他选译了《沧浪诗话》论述诗歌意义不受语言限制，以及严羽驳斥南宋诗歌风格的文段，并解读了严羽所提出的五种诗法。在其后对诗歌本质概念界定时，他还选择节译了部分《随园诗话》加以佐证。

三 19世纪至20世纪70年代的博士学位论文

英语世界首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出现中国古代诗话作品，是美国学者、后任哈佛大学教授的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博士学位论文《孟郊与韩愈诗：中国诗歌改革研究》（The Poetry of Meng Chiao（751-814）And Han Yu（768-824）：A Study of A Chinese Poetic Reform）[27]。在第二章“孟郊的早期诗歌”中，他提到孟郊冷峻的苦吟之风存在着被贬斥的后世评价，与其相关的有《沧浪诗话·诗评》中“孟郊之诗刻苦，读之使人不欢”的记载。[28]虽然宇文所安通篇所论为唐诗，并未涉及北宋以来的诗歌创作及其理论，但他节译《沧浪诗话》并将其作为后世对孟郊诗风评价的一大参考，足以显示他开始注意到《沧浪诗话》在文学史上的分量，为其后续研究古代诗话等中国文论奠定了基础。

1974年，斯坦利·金斯堡（Stanley Mervyn Ginsberg）的博士学位论文《一位中国诗人的异化与和解：苏轼的黄州流放》（Alienation And Reconciliation of A Chinese Poet：The Huangzhou Exile of Su Shi）[29]，在第三章“流放”中，选译了周紫芝《竹坡老人诗话》（又名《竹坡诗话》）中所记载的，苏轼写于黄州的《猪肉诗》；第四章“农夫与诗人”中，他引用周必大《二老堂诗话》中的记载，阐明苏轼的“东坡”之号，受到流放忠州的白居易相同自称的影响。

1976年，黄维樑（Wong Waileung）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印象式批评：诗话、词话传统研究》（Chinese impressionistic criticism：A Study of The Poetry-Talk（shih-hua Tz'a-hua）Tradition）。[30]该论文通篇对古代诗话的代表著作及其对后世诗学具有影响力的诗学术语，进行了详尽的介绍、译介与解读阐释。在“介绍”中，首先通过《六一诗话》对“诗话”概念进行界定，选译《彦周诗话》中的“诗话”定义与《原诗》，简单介绍了严羽等人的主要诗学术语，并清楚罗列了论文所关注研究的诗话名目。在第一章“主要的印象主义”中，节译了《六一诗话》与《说诗晬语》。在第五章“中国的印象式批评”中“隐秘意义的概念”，对“言外之意”这一术语展开了具体论述，从禅宗与道家思想的背景入手，节译《六一诗话》《随园诗话》相关记录并进行解读，到后世《渔洋诗话》《瓯北诗话》《麓堂诗话》《四溟诗话》对其的诗学评价以及其他诗人的诗学实践，包括在词曲理论领域对“妙悟”“神韵”等术语的借鉴。在“部分诗话作品的书写背景”与该章“总结”中，着重介绍与评价了《随园诗话》《六一诗话》《渔洋诗话》的诗学主张，指出《麓堂诗话》《四溟诗话》与之享有相似的内核，即中式的印象派文论。在第六章“印象主义批评：中式 vs.英式”中，以《随园诗话》《六一诗话》《渔洋诗话》展开中西比较诗学的理论探讨。在第六章“超越印象主义批评”中，继续对《滹南诗话》《沧浪诗话》《随园诗话》等诗话进行了评述。黄维樑的这部博士学位论文，在结合具体诗话文本与术语的译介基础之上，对多部诗话理论所蕴藏的印象主义式价值内核进行了论述，通篇借助西方艺术理论的视角与方法，进行诗学概念、术语的连类比照，是中西比较诗学对古代诗话进行集中关注、研究的早期代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