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论
本书是对经济边际主义的历史和批判考察。“边际”（margin）一词，通常是指事物在时间或空间上的边缘或界限，它是反映事物数量关系的一个概念。在经济学上，边际量是指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在一定条件下的最后增加量。研究这个增量的性质及其在经济生活各个领域的作用或规律，构成了经济边际主义分析的基本内容。瑞典著名经济学家K.威克塞尔指出：“（经济学的）边际原理实际上是高等数学和数学物理学所发挥的下述基本概念的应用，即把已知量看作可变量（一般来说是连续可变的量），并把它们的变化率看成新的量（牛顿的微分数，莱布尼茨的微分系数）。”经济边际主义则是对运用边际原理和方法的经济理论的通称。
在对边际经济分析的考察中，作者所抱的宗旨是，尽可能全面、准确地把握和反映边际主义发展的基本阶段，如实地介绍在每个发展阶段中所出现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基本观点；力求对这些人物和观点做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并注意指出边际分析方法的现实意义。
经济边际主义的发展和演变大体可划分为四个大的段落。以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为界，此前为经济边际主义的起源和萌芽阶段，其后为其发展和完善阶段；19世纪90年代以后，边际主义同传统古典经济学的融合，标志着经济边际主义的归宿。
关于边际主义起源和萌芽阶段。经济边际分析发端于瑞士数学家伯努利对货币边际量效用变化现象的独到观察，但边际分析的首创者应是意大利著名思想家加利阿尼，他于1750年第一次提出了基于物品效用与稀缺性的价值原理，这标志着对历史久远的一般效用价值论的重大突破。此后一百多年，英、法、德等国的经济思想家相继在不同问题和不同程度上分别发现和发挥了边际分析原理。起初是安德森和李嘉图等人在级差地租理论中运用边际分析；继而杜能等人将这种分析方法扩展到包括工资与利息在内的分配理论领域；最后，从19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接连出现了阐述边际效用价值论的思想家，他们是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先驱者劳埃德、朗菲尔德、古诺、杜皮特和戈森。
总的来看，除了在级差地租论的应用以外，边际主义分析在这一时期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从外部条件来说，这一时期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是英法古典经济学以及后古典经济学，这些学说以正统经济学相标榜，居于支配地位，自然没有企图从根本上修改古典经济学基本原理（价值论和分配论）的边际主义居于上风的可能。从边际主义学说自身来说，尚处于初级阶段，尤其在价值论这个最基本和最重要的领域尚未形成完整和系统的理论，在一些人那里还只是一些局部的和零碎的见解。但无论如何，它们毕竟为即将来临的“边际革命”准备了条件。
货币信贷关系的发展，级差地租的存在，消费心理的变动对交换行为的影响，以及各生产要素的报酬与其生产力之间的联系等，不断显示出边际增量的存在及其经济意义，这是促进边际分析产生和发展的客观条件。然而，阶级立场的差别又影响了不同人对这些客观经济条件和边际现象做出不同的观察和结论。有人停留在描述边际现象，甚至把现象当作本质，有人则试图进一步探索边际现象背后更深刻的根源。这样，在边际分析发展的初期就开始显露出研究品位和目标的分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边际分析并非资产阶级经济学所专有，马克思在创立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过程中也部分地利用了边际原理和方法，它应是边际分析发展初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是经济边际主义在西方经济学中大发展的时期，起初是发生于70年代初的所谓“边际革命”的奠基阶段，当时在英、奥、瑞士等国几乎同时出现了阐述边际效用论的著作，80年代进入其鼎盛阶段，出现了以宣扬边际主义为主轴的经济边际主义流派。作为“边际革命”奠基人的三位经济学家的影响和事业有所不同。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1871年初版）在英国著作界很快引起人们的注意和评论，可是他的影响不久便被马歇尔和以马歇尔为首的剑桥学派的巨大声望所淹没，后者在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前一直支配着英国经济学界，对西方其他国家经济学界保持着广泛的影响。门格尔的著作《国民经济学原理》（1871年初版）在历史学派居支配地位的德奥思想界备受压制和冷遇，但进入80年代之后，由于种种主客观条件的作用，终于形成了一个以门格尔为首、包括维塞尔和庞巴维克等人在内的奥地利学派，它是这个时期影响最大的学派之一。瓦尔拉斯的著作《纯经济学要义》（1874年初版）是法国传统的效用价值论和数学分析的产物，他的思想和方法在其继承人帕累托著作中得到修正和继承，形成了洛桑学派。
由于历史的原因，大洋彼岸的经济学家大多是英、德两国教授的学生，可是随着时代变迁，在欧洲大陆“边际主义热”的鼓舞和推动下，美国自己的经济学家终于脱颖而出，独树一帜，不但开创了美国经济学发展史的新时期，而且在边际主义发展史上也因系统阐发了边际生产力论而占有突出的地位，L.B.克拉克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与此同时，边际主义学说在南欧和北欧等地也相继找到了追随者。这样，到19世纪末期，边际主义学派已无可怀疑地上升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
从经济边际主义研究领域和课题来看，可以对其划分为价值论、分配论及综合论三大部分。它们是相互联系和互为补充的。其中价值论涉及生产和交换规律，分配论涉及收入分配规律，而综合论则是将价值论和分配论整合为一个完整的学说体系。从分析前提条件来看，经济边际主义迄今经历了两大阶段：自由竞争分析和垄断竞争分析，它们的发展对应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和垄断竞争资本主义阶段，两者的界限是20世纪30年代。时代条件的变迁改变了相关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也相应地提出了不同的政策主张，前者主张经济自由主义，后者主张国家干预主义，但产生于自由竞争时期并为经济自由主义立论的边际主义分析，在垄断竞争经济学中仍然保留下来，而且得到了充实和发挥，边际主义是它们共同的财富和方法。
就方法论而言，这些学派大致分为三类：以奥地利学派为代表的主观心理学派；以杰文斯和洛桑学派为代表的数理学派；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折中主义学派，属于该学派的还有瑞典学派创始人维克塞尔。关于“边际革命”产生的条件及其内容，我们将在有关各章予以论述，这里只需强调指出一点：无论从分析前提、理论结构和结论，以及政策主张来看，边际主义学说仍然是自由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传统的看法即断言其为垄断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说法是一种误解。
“边际革命”浪潮过后，边际主义的发展和演变呈现出比较复杂的图景。从理论内容和政策主张来说，边际主义学说被垄断竞争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所补充。这是对资本主义发展中所出现的新现象、新矛盾的一种反映，特别是对1929—1933年大危机的反映。事实证明，传统的边际主义学说所主张的理论和政策已经不合时宜，完全自由竞争和自由市场机制不可能自动地使经济生活各领域达于均衡。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并迅速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和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策的基本依据。可是，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美国新古典综合派、德国新自由主义派以及美国货币主义学派等学派又程度不同地复活了边际主义学说所主张的政策与原理，这同推行凯恩斯主义造成的种种恶果（特别是“滞胀”）密切相关；它们已经对凯恩斯主义构成了威胁，但取而代之的形势尚未出现，看来边际主义学说的这种“反对派”地位还会持续很长一个时期。
从分析方法来说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一方面，垄断竞争理论通过对厂商行为的分析，进一步发挥和完善了边际主义原理，希克斯又在消费需求理论方面对边际主义分析方法做了发展。另一方面，边际主义方法在许多问题上得到广泛应用。事实表明，无论对边际主义理论采取何种态度，都不妨碍人们采用边际分析方法解决实际问题。事实上，作为一种分析方法，它早被西方经济学家普遍认可和采纳，成为分析各种经济问题的基本方法之一。为了举例说明这一点，我们扼要论述了边际分析法在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综合派、新古典派经济成长论以及新旧福利经济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最后几章论述了对边际主义学说的各种批评意见和观点。首先是来自西方经济学内部不同倾向派别对边际主义学说的批判，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围绕边际生产理论和厂商定价原则等问题所展开的争论，另一方面是围绕资本性质的争论。前者直接涉及边际主义厂商理论本身，后者直接涉及边际主义理论（价值论和分配论）的基本前提。关于厂商理论之正误，出现过多次争论，尤以1946年美国经济学家之间的争论最为激烈，结果是双方平分秋色，不相上下。“两个剑桥”的“资本争论”延续多年，新剑桥学派在这场争论中发出的挑战，比以往任何批评意见都深刻地动摇了边际主义学说（价值论和分配论）的前提。从这些批评意见中可以更明确地了解边际主义学说的弱点和错误所在，也有助于确立我们对边际主义学说应持的态度。
其次是来自马克思主义营垒的批判，尤其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恩格斯和列宁在反对庸俗社会主义或反对修正主义斗争中，对边际效用论的批判，希法亭和布哈林对奥地利学派以及对庞巴维克批判马克思学说的再批判，事实上成为此后半个多世纪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对待边际主义学说的依据。不过，这种批判没有对西方经济学边际主义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经济边际主义，作为西方经济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就其社会功能和性质来说，既有为资本主义制度辩解的规范性，又有探索经济发展规律的实证性。这种实证性，缘于其边际分析方法反映了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生活中现实存在的真实关系，因此，对于经济边际主义，在摒弃其规范性的同时，对它作为一种科学的分析工具和研究方法的价值，应该给予肯定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