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边际经济分析的先驱者
第一章 萌芽与开端：伯努利和加利阿尼
人们一般公认，杰文斯（W.S.Jevons）、门格尔（C.Menger）和瓦尔拉斯（L.Walras），这著名的“三位一体”，是经济学边际分析的奠基者，他们在19世纪70年代初，几乎同时又相互独立地提出了系统的边际效用价值理论。然而，他们不是边际分析的肇始者。
通过杰文斯，人们知道了戈森（H.Gossen），通过瓦尔拉斯，人们知道了古诺（A.Cournot）。的确，古诺和戈森先后在19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提出和发挥了有关需求分析和边际分析的新思想和新方法，特别是戈森，可以称得上是边际分析的直接先驱者。1890年马歇尔名著《经济学原理》的问世，使杜能（H.Thunnen）在边际分析史中的地位突出起来了，因为马歇尔明确指出，在古诺和杜能的启发下，使他对边际增量的意义和作用大为重视；虽然杜能对他的影响较小，但“边际”这个名词却是他从杜能的著作中借用的。
进入20世纪以来，经济学说史家们对边际分析起源的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人们发现，在戈森之前，提出边际分析思想和方法的绝不限于上面提到的古诺和杜能。和古诺同时代（19世纪30年代）的还有劳埃德（W.Lloyd）、朗菲尔德（M.Longfield）以及稍后的杜皮特（J.Dupuit）。人们还发现，虽然就价值论的本质而言，边际效用论和劳动价值论是截然对立的，但就分析方法来说，李嘉图的级差地租论和价值论均以边际分析为支点，甚至宁可说，后来的边际分析是李嘉图级差地租分析的扩大；而李嘉图的级差地租分析又源于安德森（J.Anderson）等人；这就把边际分析的起源追溯到了18世纪70年代，比19世纪70年代初的“三位一体”整整早了一个世纪。
但这还不是源头；因为加利阿尼（Galiani）在《货币论》（1751）中已经提出了效用和稀缺性决定价值的原理，在比较完整的意义上开创了边际分析的先河；而伯努利（D.Bernoulli）甚至比加利阿尼更早提出了边际效用的思想（1738）。
这就是经济学史家们迄今在边际分析起源问题上所获得的基本成果，它表明，边际分析至今已有了近250年的发展史。让我们从源头开始，先评析伯努利的发现，后剖析加利阿尼的理论。
第一节 边际效用的发现：伯努利
瑞士数学家丹尼尔·伯努利（Daniel Bernoulli，1700—1782）[10] 在1738年发表的“测定风险新理论之解说”一文中，最早提出了边际效用以及边际效用递减的思想，[11] 因而被人们认为是边际效用这一概念的最初提出者。
在提出测定风险价值的新理论之前，伯努利首先评述了流行的旧原理。他对这个旧原理做了如下的表述：（人们对风险所抱的）“期待的价值是这样计算的：每个可能的收益（gain）与收益所由产生的各种途径的数目之乘积，除以各种可能情况的总数。在这个理论中，各种情况应被视为具有完全相同的概率。”[12] 这就是说，依照原先的原理，风险的预期价值是根据每种可能情况的平均收益来计算的。
伯努利指出，人们对上述原理的解释都以下述假设为基础，这个假设条件是：“因为没有理由设想面对同一风险（的事情，例如赌博——英译者注）的任何一方能指望更秘密地实现自己的愿望，所以，每一方所预期的风险在价值上必须被认为是相等的。”[13]
这里的收益和预期价值又是以什么为基础呢？价格。伯努利对旧原理的异议正是从这里提出来的。他举例分析说，一个穷人得到了一张彩票，依照上述原理，可以说这张彩票将以相等的概率或是给他带来（比如说）两万杜卡特（ducat），[14] 或者什么都没有。而且，还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个人会估计他有运气赢得一万杜卡特吗？他以九千杜卡特卖出这张彩票该不是不明智的吧？但是，“对我来说，回答是否定的。我相信，一个富人如果拒绝以九千杜卡特购进这张彩票将是不明智的。”[15] 其中缘由下面将会提出。在这里，重要的是，伯努利对测定风险价值的旧原理所表示的异议。他说：“如果我没有错的话，那么，很显然，所有的人不可能利用同一尺度去估价一场赌博。因此，上述（测定风险价值的）规则必须予以摒弃。”[16] 伯努利所说的“同一尺度”就是价格；他认为，应当抛弃以价格为基础计算平均收益（从而计算风险价值）的旧方法。
为什么人们不可能利用同一尺度去估价风险的价值呢？伯努利以自己对价值的新解释做了回答。他说：“一物的价值的决定不以该物的价格为基础，而以其带来的效用为基础。一物的价格只取决于该物本身，而其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然而，一物的效用则取决于估价该物的人的特殊情况。一千杜卡特的收益对一个穷人比对一个富人无疑具有更大的意义，尽管两者的收益数是相同的。”[17] 可以看出，伯努利用以反对上述计算风险价值旧原理的依据，正是效用价值的观点。在伯努利看来，效用同价格是对立的，但是它同人对物品的估价，或者说，同物品（或货币）对人具有的意义是相联系的。显然，效用（从而价值）概念在这里被注入了某种主观的因素。从下面的论述可以看出，这种效用价值观点正是伯努利关于测定风险价值的新理论的基础，而在阐述这个新理论的过程中，伯努利实际上提出了边际效用的思想。
通过效用（而不是价格）测定利益，从而确定风险的价值，这就是伯努利的新理论的核心。他提出了下述“基本的法则”：“用每一个可能的预期利益（profit）的效用同利益所由产生的各种途径的数目之乘积，除以各种可能情况的总数，我们即可得到平均效用，与该平均效用相对应的利益就等于有关的风险的价值。”[18] 与伯努利所摒弃的旧原理相比，新原理的特点在于用平均的效用代替了平均收益（用价格来表现的）。
这样，确定预期收益的效用量就成为确定风险价值量的关键。伯努利认识到这里存在着困难：“一物的效用随情况而变动不定，因而难于对它做出精确的概括。”[19] 然而，他指出，效用的变动毕竟是有规律可循的，通过观察“个人财富的连续的微小增加”，即可确定效用量的变动。他说：“财富的任何增加，不管多么微不足道，总会使效用增加，而且，效用同已经占有的物品量成反比例。……来自财富的任何微小增加量的效用将同先前占有的物品量成反比例。”[20] 这就是说，随着财富占有量的增加，效用量在增加，但其增加的比率是逐渐减少的。伯努利认为，这个命题既适用于单个人，也适用于个人之间的比较。他举例说，假定一个人有十万杜卡特，另一人有五万杜卡特；前者从中获得的年收入是五千，而后者获得两千五；“很显然，一杜卡特对前者的意义恰好同半个杜卡特对后者的意义一样，因而，一杜卡特对前者的收益并不比半个杜卡特对后者的收益具有更多的价值。如果两者都得到了一杜卡特的收益，后者从中获得的效用就是前者的两倍。”[21]
这里加以比较的效用显然不会是总效用，而是增量财富所带来的效用，即日后所称的边际效用；而一杜卡特对前者的效用之所以被认为等于半杜卡特对后者的效用，则是由于前者的财富及其增量是后者的两倍。依据上述命题，效用量的增加同财富的增加成反比。可见，伯努利在这里实际上已经提出了边际效用和边际效用递减的思想，尽管还没有使用这样明确的概念和术语。
不过，在伯努利的分析中，边际效用这个思想的作用还是从属的，它仅是用来说明效用变动趋势的一个工具，或者说，仅是说明风险事业价值决定法则的一个理论支点。决定风险价值的，在伯努利看来，最终还是平均效用，准确地说，是边际效用的平均值。这一点，在伯努利的下述图例中有更清楚的表现。[22]
图中AR表示物品量，AQ表示收益和效用量，AB表示原先占有的物品量。当物品量增加到AB以上时，便可得出曲线BGLS，其纵坐标CG、DH、EL和FM等分别表示效用量，它们同财富的增量BC、BD、BE和BF等是相对应的。BGLS一定是曲线而不是直线，就是因为效用量的增加同物品量的增加成反比，即边际效用递减。
图1-1
伯努利用rH表示效用的微小增量，并且认为，它不仅同物品的微小增量CD成正比，而且同原先已占有的物品量AC成反比。如令AC=x，CD=dx，CG=Y，rH=dy，则dy=
。（b是常数）。伯努利又假定，m、n、p、q等表示财富BC、BD、BE、BF等的收益所由产生的各种途径的数字，则可得出某个风险事业正常预期价值的公式：
PO（预期价值）=
伯努利说：“如果使AN=PO，则直线NO-AB就代表可预期的收益，或者有关风险事业的价值。”[23] 实际上，伯努利所说的是，以直线BP和曲线BO构成的BOP的面积代表该项风险事业价值的平均值。伯努利又说：“如果我们还想进一步知道，下多大赌注，某人便愿意从事这项风险事业，我们的曲线就应沿着相反的方向往下延伸，使横坐标Bp表示损失，使纵坐标po表示相应降低的效用。因为在正常的赌博中输家所遭到的反效用一定等于赢家所得到的效用。所以，我们必须假定，An=AN，或po=PO。这样，Bp就可表示赌注，该赌注比某人考虑到自己的财力而不会冒险的赌注要多。”[24]
伯努利认为，他提出的新理论适用于解释包括赌博、保险业和投资等各项事业的价值，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此后一百多年间（1738—1850），除了一些自然科学家接受他的观点之外，理解并接受其观点的经济学家寥寥无几。加利阿尼读过伯努利的文章，但没有意识到他自己的研究同这位数学家的观点是有关系的。[25]
第二节 边际分析的开端：加利阿尼
意大利著名社会活动家和经济学家斐迪南多·加利阿尼（Ferdinando Galiani）（1728—1787）[26] 在其名著《货币论》（1750年匿名初版，1780年署名再版）中，最早提出了效用和稀缺性价值原理以及把利息归结为不同时间和地点的货币上的价值差额的观点，从而在比较完全的意义上，开创了边际分析的先河。
效用和稀缺价值原理
加利阿尼不赞成亚里士多德及其门徒关于货币价值取决于国王和法令等人为因素的观点，[27] 他明确指出，用于制造货币的金属以及世界上任何其他东西，“毫无例外地具有自然价值，它们来自各种确定的、普遍的和经久不变的原理；无论是首领、法律和亲王，还是别的什么，都不可能破坏这些原理及其作用；在估价事物方面，如经典学者所说，人是被动的因素。”[28] 加利阿尼的观点，无疑有着历史的进步意义。
加利阿尼声称，他也不赞成用人的主观估价来说明物品的价值。他说：“很多人把物品价值定义为人对物品的估价；但是，这些说法也许并不比前一种说法（指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观点）来得更明白或更确定。因为人们可以说，估价或价值是一种观念，是关于占有一物和它物在人的心理中的比例的观念。”[29]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加利阿尼完全拒绝主观价值观。相反，他同样认为价值是一种观念的东西，只是这种观念在他看来有其确定的基础，因而价值不是任意的。构成价值观念的基础是什么呢？需求和享乐。加利阿尼认为，“因为人的心理结构是变化的，需求是变化的，所以价值也是变化的。”[30] “价值是可变的，但不是任意变化的。它的变化遵循着一定的次序和严格的不可易移的法则。价值是观念的，不过，我们的观念本身具有公正性和稳定性，因为它是以需求和享乐，即以人的内在结构为基础的。”[31] 从需求和享乐的观点出发，加利阿尼提出并系统发挥了他的效用和稀缺价值观。
加利阿尼认为：“价值是一种比例，它由‘效用’和‘稀缺性’的比例构成……空气和水是人类生活的很有用的要素，然而它们没有价值，因为它们不具有稀缺性；另一方面，采自日本海岸的一袋沙石可以说是稀少之物，然而，看来它没有什么特定用途，所以它们也不会有价值。”[32] 这就是说，效用和稀缺性是价值的两个不可或缺的要素。这里需要强调指出，效用价值观点早已被人提出了，[33] 然而，把价值不仅归结为效用，而且归结为稀缺性，换言之，归结为稀缺的效用，这还是第一次。
古希腊伟大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也曾把“稀少性”作为“物品的意义和重要性”的一个要素，但是人们一般并不认为他是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先驱。第一，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亚里士多德没有也不可能提出商品价值的概念，他只限于论述“物品的意义和重要性”。第二，即使在他论述的问题上，他的观点也是多元的。一方面，他认为“物品的意义和重要性”同其效用有关，另一方面又认为同获取物品所遇到的困难有关。第三，在他那里，“稀少性”是同获取物品的困难相联系的，而不是像边际效用论那样把它同物品的效用相联系。所以，宁可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论点既包含一般效用价值论（不是边际效用论）的萌芽，又包含劳动价值论的萌芽。亚里士多德的有关论点如下：“稀少的物品比丰裕的物品更值钱，金银就是这样。尽管金的用途较少，但它比铁更贵，因为获得它较为困难。不过，我们也应看到，丰裕的东西比稀少的东西更好，因为我们可以大量地使用它们……难以获取的物品胜过易于获取的物品，因为它稀少；反之，易于获取的物品胜过难以获取的物品，因为它能满足我们的需求。”[34] 加利阿尼前述论点的意义在于，它为边际效用概念的提出开辟了道路：物品数量有限（稀缺），才可能使其效用显现出某种界限和边际，从而使边际效用同总效用在概念上区别开来。后来的事实证明，人们对于这个边际效用赋予了极不寻常的意义和作用。也正因为这样，加利阿尼才被人们看作边际效用分析的先驱。
不过，加利阿尼还没有提出边际效用的概念。在他那里，效用和稀缺性只是构成价值的两个平行的同等重要的因素罢了。但是，由于加利阿尼的价值观始终是在主观意义上提出来的，所以他关于效用和稀缺性的一系列阐述，仍然包含着对后来的边际效用价值论者富有启发性的因素。
加利阿尼说：“效用是一物带来福利的能力。人是由各种情欲构成的，这些情欲以一种合力推动着他。情欲的满足是享乐，享乐的获得是福利。”[35] 任何物品，如能满足由情欲引起的欲望，即能带来一种真正的享乐，便是有用的。有用便是价值，用处越大，价值自然越大，加利阿尼又说：“吃穿睡不过是初步的欲望，它们一旦被满足，其他的欲望便随之而起……没有什么情欲能比出人头地、超越众人的欲望更有力地推动人的了……因此，使人赢得尊敬的各种事情理应具有最大的价值。例如等级、头衔、名誉、地位和权威。其次就是能够满足人的爱美之心的各种东西，它们的价值也是很大的……如果说，男人们追求排场与体面的欲望引起对那些稀有珍品和华美的自然产品（指古玩、装饰品、工艺品等——引者注）的喜爱，那么，妇女和儿童追求外表美的热切欲望就使这些物品具有了非凡的价值。”[36]
很显然，加利阿尼所谓价值，其实是指使用价值，或使用价值对人的需求的意义。这是各种效用价值论的普遍观点。还可看出，他把效用和价值归结为欲望的满足并随欲望而变动，从而使他对效用和价值的解释带有浓重的主观色彩，其程度并不亚于他声称应予摒弃的把价值归结为人对物品的主观估价的说法。
加利阿尼提出稀缺性原理，显然是为了回答人们的效用论的责难。他说：“包括伯纳多·达芬沙梯[37] 在内的许多人指出，一头真牛犊比一只金小牛更可贵，但它的价值何等低廉。对此，我的回答是：如果真牛犊也像金牛那样稀缺的话，它的价格必定比金牛的价格要高得多，因为对它的需求和它的效用超过了另一个。这些人以为价值取决于单一要素，而没有看到它是由合成为一个比例的众多要素统一而成的。”[38]
加利阿尼认为：“我所说的稀缺性是指某物品的数量和该物的用途之间的比例。而用途不仅指某物品的毁灭（指消费），而且指对它的占有，以防止当一个人正使用它时，它却被用于满足别人的欲望。”[39] 这就是说，所谓稀缺是指物品数量相对于消费和占有的需求显得不足而言的。因为数量不足，才使物品有价值，否则，即使物品效用再大，也会因为数量充足而不具有价值。这个论点在后来的边际效用论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加利阿尼把物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那些被消费掉之后能在短时间内再生产的物品，例如地球上的果实和动物。随着季节的变化，大体同样的劳动能够生产出八到十倍于去年的产品，因此，这些物品的丰裕并不取决于人的意志，而随气候条件而转移。第二类是指矿石、宝石、大理石这些东西……其产量取决于人的意志。花费的力量大，采挖的数量就多。因此，当我们想计算这类物品时，只需计算生产它们的劳动，而这些物品的量总是同劳动相符合的。”[40] 加利阿尼甚至承认，对于上述第二类物品（还加上图画、雕刻品等）来说，“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材料只是在它们使劳动增减的限度内才加入这些物品的价值。”[41] 这种说法本身是自相矛盾的，而且乍一看同他对价值的根本看法相抵触。加利阿尼对此未做解释，而是接着阐述了他认为计算劳动时要涉及的三个方面：劳动者人数，劳动时间和各种工作者报酬的差别。在论述最后这个方面时，作者又回到了他自己的理论轨道。他说：“我认为，决定人的才能的价值的方法，同决定无生命物体价值的方法非常相似，就是说，他也受稀缺性和效用相结合这同一个原理的支配……不过，稀缺性在这里不是根据有才能者产生的比例，而是根据达于成熟期的人数来计算的。因此，使其发展到具有高价值的困难越大，它的价格越高。”[42] 为什么像欧仁亲王和蒂雷纳元帅[43] 这样的人具有比普通士兵高得多的价值呢？不是因为上帝创造了这样少的天才，只是因为使他们能够一展雄图、有幸成为伟大常胜将军的机会非常罕见。
由此可见，稀缺性原理在加利阿尼看来是对传统的效用原理的必要补充，是构成价值的不可缺少的要素。在论及稀缺性的一个方面——物品数量时，加利阿尼虽然也提及劳动对一部分物品来说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但是，这只是很有限的一部分物品，而且是就这部分物品的使用价值数量而言的。因此这个论点并未削弱他对价值性质及源泉的根本论点，宁可说是对这一根本观点的补充。说到底，“价值是物品同我们的需求之间的比例。”[44] 显然，加利阿尼的效用和稀缺价值论是一种主观价值论。
“时差”利息论的萌芽
从边际主义起源的角度来看，在加利阿尼的经济观点中，除了前述的价值论外，没有什么比他关于交换和利息的观点更值得注意的了，因为在这些观点中，包含着后来（庞巴维克提出的）所谓“时差利息论”的萌芽。
在提出交换和利息论以前，加利阿尼首先对围绕着来自货币的收入问题的认识和争论，做了一个历史的回顾；接着又就人们逐步认识到一系列貌似偶然的经济生活事实背后存在着必然性这一点做了简短的评述。在叙及后面这一点时，加利阿尼指出：“在愚昧无知的那些世纪，人们对于各种偶然的机会和财富怀着深深的恐惧……真正的科学之光终于揭露，再没有什么比社会更少偶然性的了，它的变动有一定次序和因缘，而且，在确定的现在和不确定的未来之间能够发现某种比例……人们第一次讨论到纯粹偶然的赌博中的公正问题，而且，向来受人藐视的占卜术变成了数学的姐妹和伯努利手中的真理。渐渐地，人们从赌博想到了其他更严肃的事物。航海、人的寿命和一国的收成这些向来嘲笑偶然性的东西被测定、估价和保险，而不再被看作偶然的机遇。”[45] 顺着这条思路，加利阿尼提出了关于汇水和利息的观点。
他说：“汇水和利息是两兄弟。汇水是使现在货币同远处货币内在价值相等的措施。通过适当的升水而促成（这种升水有时加到现在货币上，有时加到远处货币上）；汇水会随通汇的方便程度或风险大小而增减。利息在现在货币和未来货币之间起着同样的作用，在这里，时间的影响同地点的影响是一样的；这两种交易的基础都是真正的内在价值的相等。实际的情形是，有时现在货币的价值低于远处货币，这时汇水被认为是低于等价的；这时代表货币的期票（它实际上是一种简单的未来货币）的价值常常比现金价值更大，其中的超过额被称为贴水。”[46]
在我们了解了庞巴维克的“时差利息论”以后，可以看出，这位边际效用学说的著名代表者一定从加利阿尼的上述论述中吸取了不少东西，至少是受到了很多启发，不管他是否承认这一点。这些思想观点是：（1）把包括借贷在内的交换看作现在和未来（或远处）这两个不同时间或地点的货币的交换。（2）不同时点的货币具有不等的价值，并且暗示现在货币价值应高于未来货币价值。（3）“贴水”是不同时点货币价值的差额。当然，上述观点还是很粗糙、很不精确的，但它们足以证明，加利阿尼的利息观点应被看作“时差利息论”的先声，这是使加利阿尼成为边际主义学说先驱者的又一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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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自然神论哲学家埃蒂耶纳·孔狄亚克（Etienne Condillac，1715—1780）是加利阿尼学说的热心追随者，他在《商业与政府》（1776）一书中坚持并发挥了加利阿尼关于价值的观点。他认为：“物品不是有成本才有价值，而是有价值才有成本……物的价值只在于物和我们的需要的关系……很显然，较强烈的需求感觉会给物品更大的价值……物品价值随稀缺而增加，随丰裕而减少，直至减少到零。一物如果过多，它便没有价值：谁也不愿使用它，它已完全无用。”[47]
稍早一些时候，意大利经济学家彼得罗·维里（Verri，Pietro，1728—1797）在其《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也明确提出了效用和稀缺性决定价值的论点。他说：“那么什么是构成价格的要素呢？当然它不仅仅建立在效用这个基础上，只要想一想水、空气和阳光就能确信这一点了：它们没有任何价格，但还有什么东西比它们更有用更不可缺少呢？……因此，给予一物价格的，单是它的效用是不够的，然而单纯的稀缺性却可以使它具有价格……两个原则即需求和稀缺的结合构成物的价格。”[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