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经济学中的边际主义已有了两个半世纪的发展史。它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的大约50年间曾发展成为西方经济学中的主流；20世纪30年代之后，主流和支配地位虽被凯恩斯主义所取代，但作为一种分析工具，边际分析法非但没有被取消，反而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进入60年代以后，在凯恩斯主义逐渐失灵的形势下，作为一种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体系的边际主义学说，又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些流派（主要是新古典综合派）中部分地得到了复活。

然而，对如此重要的经济学思潮和流派，国内迄今没有一部系统的论著，屈指可数的论文和教科书的某些章节在论及边际主义时也几乎无例外地采取了一概否定的简单化的态度。在国外，三十多年来陆续出版了一些专著，但大多限于论述边际主义发展史中的一部分即边际效用价值论，而且观点驳杂，莫衷一是，有待于我们认真地加以研究和鉴别。[9]

我们显然需要对边际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史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对它的性质、作用和地位做出科学的分析与评价，尤其需要把边际分析方法本身的一般有用性和对这种方法的资产阶级辩解性应用区别开来，就像应当而且能够把机器本身和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区别开来一样。八年前，当我欣然接受陈岱孙教授的建议，开始着手系统地研究边际主义时，正是抱着这样的愿望和目的。

任务之艰巨是不言而喻的，首要的困难在于如何更新观念，摆脱传统观念中那些已被实践证明过时的东西的束缚，以一种新的顺应历史发展的眼光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重新认识和评价边际主义的价值与地位。困难还在于中文文献中富有建设性的可资参考和供鉴的东西极少，在许多问题上都不得不第一次发表意见；而且随着研究和探索的扩展与深入，国内西文文献资料的短缺也愈发突出了。

使我深感幸运和宝贵的是，陈岱孙教授不仅向我提出了该书所研究的课题，而且一如既往地给了我及时的、不间断的、富有成效的指导和帮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是本书的发起者、支持者和指导者。除去日常接触中的关心和指点以外，在写作本书的八年间，陈岱孙教授以八十多岁高龄，仅为本书的三次底稿分别提出的书面意见，就有八次之多，在全书的指导思想、框架结构和理论内容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连文字表述、人名拼写和标点符号等，他都注意到了。这些书面意见的字里行间渗透着这位老一辈学者的科学态度、精深学识以及提携后学的拳拳之忱，我愿借此机会对我的老师陈岱孙教授表示由衷的谢意和感激之情。这本书就是献给他的。

在1983年冬1984年春的那个学期，我曾将已完成的部分向北京大学经济系研究生做过讲解，得到大家的理解和帮助。随后一年多赴美研修为进一步开展本书课题研究提供了极好机会。我充分利用了国外图书条件，使本书原有的部分得以充实，并填补了由于国内西文文献短缺而留下的空白。更可贵的是得到了许多美国友人的帮助，特别是杜克大学的古德文教授（Craufurd D.W.Goodwin）、马奇教授（Neil de Marchi），堪萨斯大学的豪伊教授（Richard S.Howey）和浩利克劳斯学院（College of the Holy Cross）的费希尔博士（Robert M.Fisher）等，他们都是对边际主义发展史颇有研究的专家学者，他们所提供的意见、资料和信息对本书写作帮助极大，谨此表示深切感谢。

不消说，全书文责应由作者自负。

边际主义研究在我国刚刚起步。本书肯定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甚或错误。如果本书的问世能为关心经济思想发展史的研究者提供若干借鉴参考的资料和研讨课题，为有志于此的研究生和大学生们提供一定的帮助，并有助于推动我国学术界对边际主义的研究和注意，作者将感到莫大欣慰。至于就有关问题进行争鸣和探讨，对本书的缺点和错误提出批评，更是作者求之不得的。

晏智杰

1986年12月于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