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近百年女性词史研究论纲

一 概念厘定与研究起点

近百年女性词史研究，即以女性为创作主体、创作时间大致框定在1900—2000年的词史研究。[1] 这一概念是在“二十世纪（旧体）诗词研究”提出的基础上自然成立的，它既是“二十世纪诗词研究”的“子菜单”之一，又葆涵有自身特定的独立性。

宽泛而言，二十世纪诗词史研究伴随着二十世纪的时间运程一直存在，而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研究方向的“二十世纪诗词史”之明确提出则当以马大勇师《“二十世纪诗词史”之构想》与《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的回望与前瞻》二文作为重要标志。[2] 十数年来，学界围绕此焦点展开了颇为激烈的讨论。[3] 古典体式的诗词写作究竟应否进入二十世纪文学史？争持声浪犹在，答案已趋明晰。2014年年底在由中华诗词研究院主办召开的“现当代诗词文学史地位专题研讨会”上，“古”“今”两界数十位文学研究者共济一堂、各陈己见，总体达成了“理应入史”的共识。[4]

如此理论背景下，什么人什么作品应当写入文学史、怎样写入文学史就成了必须画出的一串问号。比如，女性诗词该以何等姿态与分量入史？在历代诗词史、诗词选本中，“妇人”之作或素来遭置殿末，或另被董理结集，“另眼相看”的态度是众所周知的。[5] 不必引入女性主义理论去评定这项选政传统之得失，这里想说的是：既然“女性词研究”是词史研究的一个天然构件，本身具有毋庸置疑的合理性，我们当然更有理由在二十世纪诗词研究日渐引起关注的今天将“近百年”与“女性词”两个维度统摄起来，并努力补填这项诗词史研究的留白。

在近代—民国词研究渐趋热火状态的大背景下，专门的女性词研究不免显得门庭冷落、贫瘠荏弱一些。虽然邓红梅的名著《女性词史》提供了坚厚的研究基石，施议对、刘梦芙、朱惠国、陈水云、曹辛华等也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文献与理论工作，但整体系统研究近百年女性词——也即续写《女性词史》——的工作还仍然处于学界的期待视野当中。其实，对大量二十世纪女性词文献及理论的搜罗告诉我们：只要理念调转得充分允洽，对其进行整合性研究的时机已经基本成熟，条件已经大部具备。[6] 这部续写的《女性词史》虽在时段上不得不处于“续”的地位，而其理论意义则越轶出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樊篱，成为中国文学熔铸对接的一个重要“中观”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