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商书》中的反暴政思想

《商书·汤誓》篇载，汤讨伐夏桀，在向兵士们讲明讨伐理由时说道：“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在这里，汤明确指出，他之所以要率众讨伐夏桀，就是因为夏桀残酷欺压、剥削民众，耗尽了民力，激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和激烈反抗。民众已经抱定了与残暴的统治者同归于尽的决心。夏桀的品德如此恶劣，统治如此残暴，所以，汤下定决心，一定要讨伐他。

《商书·仲虺之诰》篇载，汤赶跑夏桀后，心中感到有些不安，怕别人借此说他的坏话。仲虺说道：“有夏昏德，民坠涂炭，天乃锡王勇智，表正万邦，缵禹旧服，兹率厥典，奉若天命。”即是说，夏桀昏乱无德，滥施暴政，造成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上天赐给您勇敢和智慧，使您成为各国君主的表率，来端正他们的行为。您奉行大禹的治国理民之道，遵循大禹的典章制度，这就是在奉行天命。这有什么不安的呢！

为了使汤能够完全放下思想包袱，仲虺又说：“惟王不迩声色，不殖货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赏。用人惟己，改过不吝。克宽克仁，彰信兆民。”在这里，仲虺明确指出了汤所具有的各种美德。即不近声乐女色，不贪钱财；任人唯贤，赏功罚过。用人不疑，待人如己；改过彻底，毫不吝惜。宽厚仁慈；美德彰显，万民信服。这与暴虐的夏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进一步说明了汤讨伐夏桀，取代夏桀统治天下的合理性、必然性。

同时，仲虺还要求汤要不断加强自身的修养。他说：“德日新，万邦惟怀；志自满，九族乃离。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垂裕后昆。”即是说，如果能够做到不断加强自身的修养，使自身的道德境界不断得到提升，那么天下的诸侯国都会向往、归服。如果因胜利而内心自我满足，那么就会导致众叛亲离。作为统治天下的王，要努力把自己的美好德行昭示于天下。要在民众中树立起中正平和之道；要遵循“义”处理各种事情；要用“礼”来约束自己的思想行为；要把自己的美德和治国理民之道传授给下一代。为了增强说服力，使汤能够接受自己的意见，仲虺又借用别人的话说：“予闻曰：‘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己若者亡。好问则裕，自用则小’。”即是说，如果能够自觉主动地拜贤者为师，向贤者学习，那么就能够成为天下的王；如果一天到晚攻击别人，贬损别人，则将导致灭亡。勤学好问，知识就会不断丰富，能力就会不断增强，从而成就伟大事业；刚愎自用，则将一事无成。显而易见，仲虺对汤的劝说和要求，充分展现了他反对暴政，提倡德政的思想主张。

《商书·汤诰》篇载，汤打败了夏桀，回到了都城亳后，昭告天下。他讲道：“夏王灭德作威，以敷虐于尔万方百姓。尔万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并告无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以彰厥罪。”在这里，汤明确表示，他之所以要讨伐夏桀，取代夏桀，是因为夏桀道德丧尽，骑在百姓头上大施淫威，残酷虐害天下百姓。天下百姓不堪忍受虐害，一起向天地神灵诉说自己无故遭罪。上天的法则是使善人得福，恶人遭祸，于是便将灾祸降到了滥施暴政的夏桀头上，以此来显露他的罪恶。由此可见，汤是以反暴政为依据来说明他灭夏的合理性的。

为了避免重蹈夏桀败亡的覆辙，汤向诸侯们提出了明确要求。他说：“凡我造邦，无从匪彝，无即慆淫，各守尔典，以承天休。”汤要求他所创立的各诸侯国的君主们，都不能违背法度而随心所欲、陷入歧途；都不要接近歌舞女色、贪图安逸享乐；都要遵守典章制度。这样，就能够得到上天的嘉奖和护佑了。很显然，这是要求诸侯们保持廉洁，避免腐败，遵循既定的法规、制度治国理民，决不能恣意妄为，滥施暴政。

《商书·伊训》篇载，伊尹教导商王太甲时说道：“惟我商王，布昭圣武，代虐以宽，兆民允怀。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爱惟亲，立敬惟长，始于家邦，终于四海。”在这里，伊尹首先说明了商汤王的圣明威武，说明了商汤王以自己的宽厚仁慈代替了夏桀王的残酷暴虐，因而得到了天下万民的信任和怀念。接着指出，当今之王都是在继位之初就表现出了对先王美德的继承。培养仁爱之心，要从仁爱自己身边最亲近的人员开始；培养敬长之心，要从孝敬自己身边最亲近的长者开始。这样推广开来，仁爱整个国家的人员，孝敬整个国家的长者。然后再进一步，仁爱天下所有的人员，孝敬天下所有的长者。很显然，伊尹教导太甲的这番话语，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仁爱天下的广阔胸怀。

《尚书·太甲中》篇载，伊尹告诫商王太甲说：“修厥身，允德协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穷，民服厥命，罔有不悦。”伊尹要求太甲加强自身的修养，用自身的诚信之德影响臣下、引导臣下，促使君臣上下团结和谐。伊尹还指出，先王对待那些穷困的民众像关心爱护自己的子女一样关心爱护他们。因此，民众都服从、爱戴先王。所以，只要效法先王，像先王那样关心爱护民众，就能够成为一个受人尊重、爱戴的明主。

同时，伊尹还告诫太甲说：“王懋乃德，视乃烈祖，无时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视远惟明，听德惟聪。”要求太甲不断提高自己的品德修养，向功勋卓著的先王看齐，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能够消极怠惰，都不能够贪图安逸享乐。尊奉自己的祖先，要懂得孝顺、崇敬；接待臣下，要懂得谦虚、恭谨。伊尹指出，站得高才能看得远、看得清楚明白；能够听进合乎道德的话语，做起事来才能显示出聪明智慧。

《尚书·太甲下》篇载，伊尹还从多方面向太甲讲明了施政的道理。

首先，他说：“呜呼！惟天无亲，克敬惟亲。民罔常怀，怀于有仁。鬼神无常享，享于克诚。天位艰哉！”在这里，伊尹明确指出，上天是毫无偏私的，它只亲近、护佑那些能够以恭敬谨慎的态度做事的人。民众也不会永远拥护、爱戴某一个人，而是只拥护、爱戴那些具有仁德的人。鬼神也不会只护佑某一个人，而是只护佑那些真诚守信的人。要守住上天赐予的王位，是很艰难的啊！那么，怎样才能够将国家治理好，从而稳固上天赐予的王位呢？“德惟治，否德乱。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事，罔不亡。终始慎厥与，惟明明后。”即是说，只有以德行政，才能够将国家治理好，否则，就会造成社会混乱。要吸取那些成功的治理经验，与那些成功治理国家的君王走相同的道路，这样就一定能够将国家治理好。反之，与乱国之君走相同的道路、做同样的事，那是一定要败亡的。自始至终都能够保持恭敬、谦虚、谨慎，这样才能够成为一个聪明睿智的圣君。

其次，他说：“先王惟时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绪，尚监兹哉。”“先王”，是指汤王而言。伊尹要求太甲要学习、效法汤王。汤王时刻都在想着稳固王位的艰难和不易，因此，他努力加强自身的修养，培养自身恭敬、谨慎的品德，使自己治国理民的思想和方法措施合乎上帝的旨意。作为商汤王所开创的事业的继承者，面对汤王传下来的很好的治国理民的思想和措施，应当好好学习继承并经常拿来对照自己的行为措施。为了使太甲能够进一步加深对治国理民过程中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的认识，伊尹又说道：“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迩。无轻民事，惟艰；无安厥位，惟危。慎终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在这里，伊尹首先以登高行远为喻，说明了注重民事的重要性。如果要登上高处，必须要从下面低处开始攀登；如果要到达远处，必须要从近处开始行走。同样道理，君王要稳固自己高高在上的地位，必须从做好基层的民众工作开始。因此，决不能轻视民众的事情，要想到民众生活的艰难；不要以为自己的地位很安稳，要想到随时都有可能失去权力地位的危险。要自始至终保持谨慎、警惕。接着他又指出，在实际工作中，有人说的话不合乎自己的心愿，但也不要轻易否定，要分析此话是否合乎道义。有人表现得很恭敬、顺从，说的话很合乎自己的心愿，但也不能轻易表示赞赏，也要分析此话是否违背道义。

《商书·咸有一德》篇载，伊尹在“告归”时告诫太甲说：“天难谌，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伊尹明确指出了上天是不能够完全相信的，天命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所以，不能够把君王地位的稳固，寄托于上天的保佑。君王的地位能否稳固，是由自身的原因造成的。君王只要坚持不懈地加强自身的修养，使自己的道德境界不断提升，就能够保持和稳固自己的地位。否则，那是一定要败亡的。夏桀王灭亡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夏桀王不能够修养德性，他轻慢神灵、虐害民众、施行暴政，导致民怨沸腾，上天不再护佑。上天抛弃了夏桀，于是便“监于万方，启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即考察、监视天下的人们，启发诱导那些能够奉行天命的人，寻求具有纯正之德的人，使他接替夏桀成为神灵和民众的统治者。结果上天发现“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师，爰革夏正”。只有伊尹和汤都具有纯一之德，合乎上天的意愿。于是汤便接受上天的命令，带领九州的军队，推翻了夏王朝，接替了夏王朝的统治。这里应当指出，在商初统治者看来，上天、神灵是否护佑是以民众是否拥护为依据的，天意和民意是一致的。天意、神意是通过民意来表现的；上天、神灵的保佑，也是通过民众的拥护来表现的。夏王朝之所以灭亡，正是由于夏桀王的暴政招致了人神共愤。这种思想，为周初统治者继承和发挥。所谓纯一之德，是指纯正、不夹杂丝毫私心杂念的德性。

在分析了夏王朝灭亡的原因之后，伊尹接着指出：“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归于一德。德惟一，动罔不吉；德二三，动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灾祥在德。”即是说，商代夏统治天下民众，并非上天偏爱商王，而是上天护佑具有纯一之德的人；并不是商王要求民众服从自己，而是民众自愿归顺、服从具有纯一之德的人。品德纯一，行动起来一定顺利吉祥；品德不纯正、夹杂有私心恶念，行动起来一定会招致凶险。行动的结果是吉还是凶，是与德的纯正与否相对应的。行动结果的吉凶，完全是由行动者自身的品德造成的。上天是降灾祸还是降吉祥，也是由人的品德决定的。

正是因为伊尹认识到人的品德对于人的吉凶祸福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所以，他告诫太甲：“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终始惟一，时乃日新。任官惟贤材，左右惟其人。臣为上为德，为下为民。”伊尹要求太甲，继承了君王之位，担负了君王的使命，就要做到不断更新、不断提高自己的品德，使自己的品德始终保持纯一。要把自己的纯一之德贯彻落实到治理国家的实践中去。做到任人唯贤，促使臣下施行德政，顺从民意，为民众谋利益。然而，要选出真正的贤才，要施行德政，并非易事。所以，伊尹又告诫太甲：“其难其慎，惟和惟一。德无常师，主善为师。善无常主，协于克一。”即要认识到选拔贤才和施行德政的难度，要特别慎重。要促使群臣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共同推动德政的施行。同时，还要认识到，学习、培养和提高道德品格，并没有固定不变的老师。凡是能够用“善”来主导自己的言行者，都可以作为自己的指导老师。“善”也不会仅仅表现在某个人、某些人身上，一般人身上都会表现出一定的“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使自己的善德合乎“纯一”的要求。

综上所述，《伊训》《太甲中》《太甲下》《咸有一德》诸篇所载伊尹对于太甲的教导和告诫，其内容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对商汤王的美德进行了概括和赞扬，与夏桀王的暴虐形成了鲜明对比。一方面是在为后世君王树立学习和效法的榜样，另一方面也在提醒后世君王要保持高度警惕，避免重蹈夏桀王败亡的覆辙。其二，强调君王要加强自身的修养，用自己的美好德行影响和引导臣下，形成上下同心协力、和谐一致的良好局面。其三，要关心爱护民众，要想到民众生活的艰难，要重视和解决好民众的问题。其四，要居安思危，充分认识到稳固君王地位的不易。要勤恳敬业，决不能贪图安逸、消极懈怠。其五，要稳固君王之位，必须任人唯贤，施行德政。要施行德政，就必须加强修养、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品质，使之达到“纯一”的高度。其六，要像上天那样公正无私。对是非善恶的评判，要摈弃自身的好恶，以“道义”为标准。其七，加强修养，培养高尚的道德品格，要从当下做起，要从身边的事情做起，要善于向别人学习，并且做到坚持不懈，始终如一。伊尹对商王太甲的教导、告诫，应当说是非常全面、非常深刻的，对后世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这些教导与告诫展现了他的远见卓识。

《尚书·盘庚》上、中、下三篇，记载了盘庚在迁殷时对臣民的告诫。其中包含了对臣下自私自利、贪图安逸等腐败行为的批判和警告。

《尚书·盘庚上》篇载，商王盘庚对臣下说道：“格汝众，予告汝训汝，猷黜乃心，无傲从康。”盘庚告诫、训导臣下，要去掉私心，不要傲慢，不要放纵自己，不要贪图安逸享乐。又说：“汝克黜乃心，施实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积德。”盘庚要求臣下，一定要去掉自私自利之心，要给民众和亲戚朋友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这样，才可以毫无愧疚地说自己是在积德。同时，他还要求臣下做到“汝无侮老成人，无弱孤有幼”。即不要轻视、慢待老年人，也不能瞧不起年轻人。盘庚明确表示：“无有远迩，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众；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罚。”即无论远近亲疏，一旦违法犯罪，都一定要惩罚；有了善行善举，也都一定要奖赏、表彰。国家治理的好，是大家的成绩和功劳；国家治理的不好，出了问题，罪责在盘庚自己。很显然，盘庚的这番话语充分展现了他公正无私、赏罚分明、勇于担责的精神。

《尚书·盘庚下》篇载，商王盘庚迁到新都后告诫各级官吏：“无戏怠，懋建大命！”盘庚要求臣下，不要贪图安逸享乐，不要消极怠惰，要努力做好新都建设的各项工作，担负起自己的职责和使命。他又对各级官吏说道：“予其懋简相尔，念敬我众。朕不肩好货，敢恭生生。鞠人谋人之保居，叙钦。”在这里，盘庚明确告诉各级官吏，他会尽力考察他们的实际工作情况，考察他们是否能够照顾、体恤民众，是否非常谨慎地处理各种民事。盘庚明确表示，他不会选拔任用那些贪财好货之人，只选拔任用那些关心民众疾苦，为民众谋福利，帮助民众提高生活水平的人。对于那些能够养育民众、能够使民众安居乐业的人，根据其功劳的大小，进行奖励和表彰，以示对他们的敬重。他还特别强调：“无总于货宝，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作为官吏，不要贪婪，不要聚敛财宝。要为民众谋福利，为国家做贡献。要施德惠民，永远与民众同心同愿。显而易见，盘庚的这番告诫，是在督促各级官吏做到清正廉明，以德行政。

《商书·说命中》篇载，傅说接受了殷高宗武丁的任命后，在向高宗的进言中指出：“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设都，树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师长，不惟逸豫，惟以乱民。”即是说，圣明的君王尊奉天道，建立邦国，设置都城，立诸侯国君，选拔任命各级官吏，并不是要他们安逸享乐的，而是要他们治理民众。这就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君王及其各级官吏的职责所在。君王要想治理好国家，必须促使官府和各级官吏保持清正廉明。而要保持清正廉明，必须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惟天聪明，惟圣时宪”。要认识到上天是最聪明的，因此，作为“圣王”必须效法上天，遵循天道，做到无私不偏。第二，“惟臣钦若，惟民从乂”。要教育和引导各级官吏遵从君王的旨意，认真谨慎地工作；要教育和引导民众服从治理。第三，作为君王，在治国理民的实践中，要做到“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即发布政令要谨慎，以免出现问题，造成损失，招致羞辱；不要轻易动用武力，以免引起战争；赏罚要客观公正、特别慎重；尤其是选拔任用将帅，更要考虑清楚。很显然，傅说的进言是非常合理的。而傅说对于自己进言的合理性，也是非常自信的。所以，他告诉高宗：“王惟戒兹，允兹克明，乃罔不休。”只要认真贯彻落实，就一定能够形成政治清明、民众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

接着，傅说又向高宗进言道：“惟治乱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恶德，惟其贤。”在这里，傅说指出，国家的治乱关键在于各级官吏。因此，遵循什么样的原则选拔官吏至关重要。所以，他强调选官授爵，必须出于公心，必须遵循任人唯贤的原则。同时，他还对君王本身的行为修养，提出了明确要求。其一，“虑善以动，动惟厥时”。即在制定和贯彻落实具体措施时，一定要考虑清楚是否妥当，是否合乎时宜，然后再付诸行动。其二，“有其善，丧厥善；矜其能，丧厥功”。这是要求君王一定要谦虚谨慎、不骄不傲。自己有善德，也不要自以为高尚。否则，就会失去善德。自己有能力，也不要自我夸耀、以强者自居。否则，骄傲自满，必遭失败。其三，“惟事事，乃其有备，有备无患”。即做任何一件事情都必须做好充分准备。要根据具体情况，做好各种方案和预案。这样，才能够避免出现祸患。其三，“无启宠纳侮，无耻过作非”。不要宠信、任用奸佞小人，否则将会遭受轻慢和侮辱。不要因为羞于承认过错而进行掩盖，否则将会出现更大的错误。在提出这些要求后，傅说指出：“惟厥攸居，政事惟醇。”能够做到这些，那么政治清明、民众安居乐业、国家长治久安的愿望也就能够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