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虞夏书》中的任贤与重民思想

《虞夏书·尧典》中记述尧“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汉代郑玄解释说：“敬事节用谓之钦，照临四方谓之明，经纬天地谓之文，虑深通敏谓之思。”“允”“克”，汉代孔安国释为“信”“能”。“恭”“让”，汉代郑玄解释说：“不懈于位曰恭，惟贤尚善曰让。”[2]这段话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尧所具有的崇高品格、超强能力和实际功绩。他做事谨慎、认真、一丝不苟；他具有很强的观察、分析、思考和处理问题的能力；他治理天下尽职尽责，选贤任贤，注重节俭，并且诚实守信、待人谦和。所以，在他的治理下，社会和谐，家族和睦，民众生活安定。

在选拔继承人时，有人提出他的儿子丹朱可以继任。他则明确表示：“嚚讼可乎？”指出丹朱说话不守诚信，又好和人争讼，是不可以继任的。最终尧通过深入考察，将帝位传给了出身卑微却品格高尚的舜。这展现了尧的无私精神，他也因此深受民众爱戴。在他去世时，“百姓如丧考妣”。

《虞夏书·舜典》载，舜曾强调：“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即使用刑罚一定要特别慎重，决不能以酷刑逼供、滥用刑罚。他还明确要求十二州的官长做到“食哉惟时！柔远能迩，惇德允元，而难任人”。所谓“食哉惟时”，是要求各州官长要特别注重解决民众的衣食问题，要认真教授民众掌握四季时序的变化，促使民众按时耕作，不误农时。所谓“柔远能迩，惇德允元，而难任人”，则是要求各州官长做好远近民众的安抚工作，要亲近、厚待、信任那些德高良善之人，要拒绝、远离那些邪恶奸佞之人。做到了这些，就可以促使那些边远的部族前来归服。

他委派夔担任乐官，要求夔教育、引导青年人做到“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即为人处事做到正直而又温和，宽容大度而又谨慎，刚正但不粗暴、不盛气凌人，待人简约但又不傲慢。

他制定了“三载考绩”的官吏考核制度。即对在任职期间的官吏们，每三年进行一次综合考评。“三考，黜陟幽明，庶绩咸熙。”经过三次综合考评，对那些政绩突出的廉明者要提拔重用，对那些昏庸无能之辈则要罢免惩处。这样一来，官吏们的积极性激发出来，许多工作就可以顺利地开展起来了。

《虞夏书》中的《大禹谟》《皋陶谟》和《益稷》篇中，记载了舜与其大臣禹、益、皋陶围绕着如何施政展开讨论的内容。由此展现了他们的治理理念。

《虞夏书·大禹谟》篇载，禹说道：“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这是说，君王能够认识到做君王的艰难，臣子能够认识到做臣子的艰难，那么政务就能够治理好，民众也会勉力为善修德了。对于禹的这番议论，舜帝深表赞同。他说：“允若兹，嘉言罔攸伏，野无遗贤，万邦咸宁。”指出如果君王和臣子都能够认识到做好工作的不易，那么也就都会积极努力、尽职尽责了。这样，那些好的意见和建议也就不会被藏匿了，那些贤德之人也就不会被弃之不用了，众多邦国也就都能够安宁太平了。接下来，舜帝又说道：“稽于众，舍己从人，不虐无告，不废困穷，惟帝时克。”明确指出，深入考察、认真倾听众人的意见和建议，勇于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众人的意见，不虐待那些无依无靠的人，不抛弃那些处于艰难困苦中的人，只有尧帝能够做得到。

禹又说道：“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这是说，遵循正道治理民众就会得到“吉”的效果，违背正道治理民众则会得到“凶”的效果。行为是遵循正道还是违背正道，与得到的是“吉”还是“凶”的效果之间的关系，就如同影随形、回声随响声一般。益听后接着说道：“吁！戒哉！儆戒无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乐。任贤勿贰，去邪勿疑。疑谋勿成，百志惟熙。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无怠无荒，四夷来王。”明确强调：一定要警惕啊！警惕谨慎就不会有不测事情的发生，不要丧失法度，不要贪安逸、图享乐。选贤任贤一定要坚定，去除邪恶之人一定要坚决果断。犹豫不定做事就不会成功，深入思考、行为果断，事业就会兴旺发达。不要企图通过采取违背正道的行为措施去求得民众的赞誉，不要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去做违背民意的事情。勤恳工作，不懈怠、不荒废，那么四方的民众就会前来归顺了。显而易见，益的这番话正是对禹所说“正道”内涵的解说。同时，益还说明了遵循“正道”而行的效果，即“四夷来王”。所以，当益说完了这番话之后，禹接着说道：“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俾勿坏。”禹一方面劝说舜帝一定要把益所讲的话记在心里，同时又进一步指出了君王的“德”体现在一心想着治理好政事上。政事治理得好，则表现在教养民众上，既要把水、火、金、木、土、谷这六件直接关涉民众生活的事情治理好，还要把以下三件事情做好，使之协调发展。即：使人们的德性归于正道；生产各种器物，采取各种措施，为民众提供各种便利；发展生产，减轻民众负担，使民众生活富足。这九件事情都能够得到合理安排，能够协调发展，那么就会得到民众的颂扬。对于臣下，则要用各种美德来劝诫，用刑罚来监督惩戒，用诗歌来勉励。这样，才能使各种政事得到很好的治理，不会导致坏的结果。对于禹的劝说，舜帝大加赞赏。

舜帝在位三十三年，他感到年老力衰时要把帝位让给禹。禹则推荐皋陶接班。皋陶说道：“帝德罔愆，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罚弗及嗣，赏延于世。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在这里，皋陶对舜帝的治理措施进行了总结和赞美。他指出：舜帝品德高尚而无过错失误，治理臣下的方法措施简约而不烦琐，治理民众宽厚而不严苛。惩罚罪犯不株连其后代子孙，赏赐有功者则延及其子孙后代。对于因误解或不知情而造成的错误过失，不论大小都宽大处理；对于明知故犯的错误过失，即便很小也一定惩罚。惩罚罪犯出现可轻可重的疑问，量刑时从轻处罚；奖赏立功者出现可轻可重的疑问，确定等次时则从重奖赏。对于犯罪事实证据尚有疑问者从不杀头。与其杀掉一个无辜者，宁可漏掉一个不守法律法规者。以这种爱惜生命的美德浸润民心，民众因此就会服从官吏们的治理了。不难看出，皋陶其实是在谈论自己治国理民的思想主张。这种思想主张可归纳为：宽厚仁慈、赏罚分明。

禹虽然推荐皋陶接班，但舜帝认为禹的德行好、能力强、功劳大，天下没有人能够比得上他。所以，舜帝仍然坚持传位于他。并教导他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可爱非君？可畏非民？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邦？钦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愿，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惟口出好兴戎，朕言不再。”这里的“人心”，是指建立在个人私利基础之上的行为意识、思想观念。“道心”，则是指建立在遵循“道”、维护“道”基础之上的行为意识、思想观念。在这里，舜帝明确告诉禹，“人心”是会给个人、给他人、给社会带来非常大的危害的；“道心”则是非常微妙的，是难以坚持和贯彻落实的。只有做到精诚、专一，没有一丝一毫的私心杂念，才能信守、秉持中正不偏之正道。他要求禹，对于那些没有经过验证和事实根据的话，一定不要听信；对于那些没有征询过众人的意见、没有经过充分讨论和论证的谋略，一定不要采用。他又进一步强调：民众爱戴的是君王，君王畏惧的则是民众。没有君王，民众也就没有了爱戴的对象；没有民众，君王也就没有了保家卫国的依靠力量。因此，他明确告诫禹：一定要十分谨慎地行使你的职权，这样才能稳固你的地位；一定要十分虔诚地加强自身的修养，尽心竭力做好各项工作，尽量满足民众的心愿；如果使天下的民众都陷于穷困之中，那么也就意味着你的权力、名位就要永远地失去了。最后，他要求禹，在以口头表达的形式发布政令时，一定要特别慎重。因为慎重与否，会带来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甚至会造成动乱、引发战争。他还要求禹，对于上述问题，一定要认真体会，深入思考。

显而易见，舜对禹的教导可谓语重心长，句句中旳。其内容归纳起来，包括以下四方面：其一，说明了确立正确思想观念的重要性和不易；其二，指明了所谓正确的思想观念就是“中道”，即公正、无私、不偏；其三，揭示了君王与民众的关系，指明了君王的权力、名位来源于民众的拥护、爱戴，因此，君王应当关心民众，为民众排忧解难；其四，强调了君王应当努力加强自身修养，应当认真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应当谨言慎行。不难看出，这些思想是非常合理的，是具有普遍意义和价值的，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

禹继位后，根据舜的旨意前去征伐“有苗”。益辅佐禹，对禹说道：“惟德动天，无远弗届。”益强调只有“德”才能够感动上天。能够感动上天，当然也能够感动人。君王如果有“德”，那么不管距离多远的人都会前来归顺，都会服从统治。为了使禹能够明白并坚信这种理念，益接着指出：“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骄傲自满，就会给自身带来损害；谦虚谨慎，则会使自身受益。这就是自然界运行变化的客观规律。既然是自然规律，那就是任何人都不能违背的。谁违背，谁就要遭受失败。禹接受了益的意见，决定以“德”来感化“有苗”，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虞夏书·皋陶谟》篇载，皋陶说道：“允迪厥德，谟明弼谐。”即是说，信守“德”、遵循“德”治国理民，所制定的策略措施就会非常清楚明白，容易贯彻落实。大臣们也会相互协助，通力合作。禹听后询问具体应当怎么做。皋陶回答：“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励翼，迩可远，在兹。”即自身要谨言慎行，努力加强自身的品质修养，并且长久坚持，永不松懈。对待自己同族的人要宽厚，并加强对于众人的教育、引导，使他们都能成为贤明的人，从而成为自己的助手、辅佐。总之，要从修养自身做起，然后从近到远，引导族人、众人加强修养。对于皋陶的这番解说，禹非常赞赏。皋陶接着又补充道：“在知人，在安民。”对于君王来说，除了努力加强自身的修养，重要的还在于知人善任，在于安定民众。

在讨论中，皋陶还提出了“九德”说。所谓“九德”，即“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即宽宏大度而又非常严谨；性情温和而又敢于坚持原则；谦虚厚道而又庄重认真；做事能力很强而又一丝不苟；和顺而又刚毅；耿直而又温和；目光远大而又注重细节；刚正而又务实；勇敢坚强而又不失道义。在说明了什么是“九德”之后，他明确指出，在行为处事的过程中，能够彰显出这些“德”来，那么就能够经常取得成功，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他明确提出：“无教逸欲，有邦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要求君王、诸侯们决不能贪安逸图享乐，要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努力做好各项治理工作。各种事物每天都千变万化，因而决不能疏忽懈怠。要清除那些庸官、冗官，以提高工作效率，减轻民众负担。治国理民的工作是上天安排的，天的旨意是不可违背的。因此，一定要遵循天意，做好各种治理工作。这里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皋陶非常明确地把天意和民意统一了起来。他指出：“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达于上下，敬哉有土！”即是说，天的视听也就是民众的视听，天的意见也就是民众的意见。天对善者的奖赏、对恶者的惩罚，是根据民众的意见进行的。天意和民意是相通的、一致的。因此，作为诸侯、君王，只有认真勤恳地做好治国理民的工作，使民众满意，才能够保持、稳固自己的权力与地位。

综上所述，皋陶围绕着如何施政所展开的论述，其内容可归纳为以下五方面：第一，治国理民必须遵“道”依“德”，不可妄为；第二，作为施政主体的君王、诸侯们，要努力加强自身的修养，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境界和实际工作能力；第三，要选贤任能，知人善任；第四，要尽心尽力，勤恳工作，不可疏忽懈怠，不可贪图安逸享乐；第五，要知民心、顺民意，使民众生活安定、祥和。在他看来，这几个方面都做到了，那么统治地位也就稳固了。不难看出，皋陶的论述确实抓住了施政问题的核心。舜、禹之所以能够成为后世人们顶礼膜拜的圣君，应当说是与他的精心辅佐分不开的。

《虞夏书·五子之歌》篇载，启的儿子太康贪图安逸享乐，不理政事，导致帝位丧失。他的五个弟弟都非常怨恨他，于是“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即根据大禹的训诫，借助“歌”的形式，表达他们的思想观念，指明太康所犯的错误。

其中第一首说道：“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里引用皇祖大禹的训诫强调：对于民众只可以亲近他们，决不可以因为他们地位低下而瞧不起他们。这是因为只有民众才是国家得以成立和存在的根本。民众生活安定，根本稳固，国家才能够安宁。因此，“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即面对民众，应当心怀畏惧，决不可以轻慢。

第二首说道：“训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这里引用皇祖大禹的训诫强调：纵情于声色犬马，贪图安逸享乐，那是一定要灭亡的。

第三首说道：“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厎灭亡。”这里明确指出了导致太康失位的错误之一是：违背了尧所奉行的治国理民之道，搞乱了尧所建立起来的法律制度。

第四首说道：“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关石和钧，王府则有。荒坠厥绪，覆宗绝祀。”这里则明确指出了导致太康失位的错误之一是：破坏了尧传下来的典章制度，特别是破坏了能够促使官府和民众富足的、公平合理的赋税制度。

第五首说道：“呜呼曷归？予怀之悲。万姓仇予，予将畴依？郁陶乎予心，颜厚有忸怩。弗慎厥德，虽悔可追？”这里明确指出了太康的根本错误在于“弗慎厥德”，表达了失望、羞愧、懊悔和十分悲痛的心情！

以上五首“歌”，从不同的侧面指出了太康的错误所在。第一首，通过引述大禹的告诫指出了君王对待民众应有的态度，说明了太康的失位，正是民众背叛的结果。“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之说，为中国传统“重民”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影响极其深远。第二首，则通过引述大禹的告诫，说明了君王决不能因为自己掌握最高权力，占有大量资源，就纵情享乐。同时也指出了一心追求享乐、寻求感官刺激、“盘游无度”、不理政事是导致太康失位的直接原因。第三、第四两首，指出了太康违背尧的治国理民之道，搞乱了尧所传下来的各种制度的错误。第五首，则表达了“五子”对太康的深深怨恨。总之，“五子之歌”的思想内涵是极其深刻的。太康失位的历史教训是值得人们深入研究和认真总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