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两晋之交华谭的活动与江东政局的走向

两晋之交，中国历史处于急剧转折的关头。晋廷的内讧、藩王的纷争，加剧了司马氏统治的腐化与衰弱，而“五胡”的内迁则直接造成了西晋在北方统治的崩溃。在这一过程中，司马氏皇族的一些宗室支属及中原士族、民众相继避祸南迁，以寻求在南方重建汉族王朝。东晋王朝的建立与北方士庶的南移，使得昔日相对落后的江南地区在南北分裂、民族对抗的时代背景下，成为华夏正统所在与汉民族文化的寄寓地。此后数百年江南地区的社会与文化发展，不仅代表了当时华夏文明的最高水平，而且为此后隋唐时代的社会与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提供了资源。在人类文明史上，中华文明是唯一从未间断的文明，而自先秦以来，两晋之际中华文明第一次遭遇了灭顶之灾，中原士庶的南迁与东晋的建立则使得华夏文明在江南获得延续、更新与发展，这成为此后屡遭劫难的中华文化得以长期发展的一种模式。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两晋之交，在北方士庶南徙与东晋建立过程中，南北士族与民众并非都是自觉的，其间存在着诸多强烈的地域利益本位意识、深刻的情感怨恨与冲突。对于江东本土地方大族而言，他们在西晋灭吴之后，在身份上不仅受到“亡国之余”的歧视，而且在实际政治、社会地位上遭遇坎坷。尽管司马氏注意“绥静新附”，但应征入北的南方士族人物则大多仕途不畅，至于西晋后期，诸王乱起，他们竞相招募人士，一度“不复计南北亲疏”,[12]但南人根底浅薄，处境尤为艰难，《晋书》卷六八《顾荣传》载其在齐王幕府，“恒纵酒酣畅”，对同乡张翰曰：“惟酒可以忘忧，但无如作病何耳”。他又与州里杨彦明书曰：“吾为齐王主簿，恒虑祸及，见刀与绳，每欲自杀，但人不知耳。”张翰则有思归之意，他对顾荣说：“天下纷纷，祸难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难。吾本山林间人，无望于时。子善以明防前，以智虑后。”顾荣怆然曰：“吾亦与子采南山蕨，饮三江水耳。”[13]顾荣也是去意已定。顾荣、戴若思曾劝江南士人首望陆机返乡，但陆机则“负其才望，而志匡世难，故不从”,[14]毅然与其弟陆云等投依成都王司马颖。其实，早在赵王司马伦幕中时，陆机便险些因起草禅位诏书而被杀，他应早生戒心。其入成都王幕后，虽任后将军，成为统领二十万大军的最高指挥，但其兄弟最终受北人陷害，丧命司马颖之手。这无论是对陆氏家族，还是对整个江东世族来说，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15]南人孙惠与乡里朱诞书曰：“不意三陆相携暗朝，一旦湮没，道业沦丧，痛酷之深，荼毒难言。国丧俊望，悲岂一人！”[16]确实，入晋后的种种屈辱，特别是俊望之丧，使大部分江东之士已将晋廷视为“暗朝”，不愿为之效命，悄然返归江东了。可以说，以陆机兄弟之死为标志，西晋时期江东人士入北求仕的过程便以悲剧告终。[17]面对中原地区无可挽回的乱局和长江中游地区聚集的流民势力，江东本土豪族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抵御外来各种骚乱，力图维护本地区的稳定。而一开始出于利益与情感的抵触，他们对北方士庶的南迁与司马氏王朝的重建非但不热心，而且颇有抗拒心理，甚至一度企图与武人合作以恢复江东地方割据。江东士人如何抉择?江东局势走向何方?此举关乎中国历史大局。在这一关键时刻，华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两晋之交，江东大族稳定地方的重大事件有三次，即所谓“三定江南”：一是太安二年（303）平定流民帅石冰之乱；二是自永兴二年（305）至永嘉元年（307）平定陈敏之乱；三是永嘉四年（310）平定江东本土豪强钱璯之乱。这三次危及江东稳定的变乱得以平定，不仅保全了江东地区世家大族的利益，而且在客观上为此后中土人士的南下及文化的南播奠定了基础。也正由于此，江东大族原本致力于维护地方稳定的努力，深刻地影响到整个华夏民族历史、文化转变的大局。但具体而言，江东本土豪族的心态是颇为复杂的，特别是他们一度依附陈敏，支持其割据，很明显地体现出他们内心深处的地域本位意识。

陈敏，据《晋书》卷一〇〇本传，庐江人，少有干能，以郡廉吏补吏部尚书仓部令史。他以晋廷内乱，建议漕运江淮米谷以济北方之困，晋廷命其出任合肥、广陵度支，掌握一支拥有相当实力的漕运兵。晋惠帝太安二年（303），荆楚一带发生规模颇大的张昌起义，其部将石冰东趋扬州，席卷江淮流域，并企图占领江东。江东大族愤然而起，悉数举兵，陈敏也起兵响应，并以讨石冰之功而升任广陵相。他见晋室衰微，“遂有割据江东之志”。永兴二年末，陈敏自封扬州刺史，不久又称大司马、楚公。陈敏割据，其目标首在江东，其次在荆楚。从陈敏的部署看，他本人自历阳起兵，自封扬州刺史，不久又晋爵大司马、楚公，坐镇建邺；以其弟陈昶、陈闳等助守历阳，又令弟陈恢与钱端等攻打江州、荆州，弟陈斌则协作控制吴、会，视之为根本所在。为此，他必须争取江东大族名士的支持，《晋书》卷六八《顾荣传》载：“属广陵相陈敏反，南渡江，逐扬州刺史刘机、丹杨内史王旷，阻兵据州，分置子弟为列郡，收礼豪杰，有孙氏鼎峙之计。”

江东大族对陈敏割据江东的态度如何呢?查核《晋书》之顾荣、甘卓等人的传记，皆言先“伪从之”，然“素有图敏之心”，故“先受敏官，潜谋图之”。如《晋书·陈敏传》载其“并假江东首望顾荣等四十余人为将军、郡守，（顾）荣并伪从之”;《晋书·华谭传》亦载“陈敏之乱，吴士多为其所逼。顾荣先受敏官，而潜谋图之”云云。但仔细考察，这些记载存在着明显的伪饰、回护的印迹，特别是《晋书·顾荣传》将不同时间内的事情笼统叙述，有意模糊其真相，使人看不清他们与陈敏分合的过程。实际上，江东大族与陈敏无疑曾经历了短暂的合作过程，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化转而放弃割据之念，从而与陈敏决裂。否则，不可想象陈敏能轻易占据江东，并能统治一年多时间而没有遭受反抗。在此，我们对参与陈敏之乱的江东关键性人物的心态与行事及其变化略作考析。

甘卓，《晋书》本传载其丹杨人，吴亡后入北，“见天下大乱，弃官东归，前至历阳，与陈敏相遇。敏甚悦，共图纵横之计，遂为其子景娶卓女，共相结托”。《晋书·陈敏传》也载“敏因中国大乱，遂请东归，收兵据历阳。会吴王常侍甘卓自洛至，教卓假称皇太弟命，拜敏为扬州刺史，并假江东首望顾荣等四十余人为将军、郡守，荣并伪从之。敏为息娶卓女，遂相为表里”。《晋书·顾荣传》称陈敏“仍遣甘卓出横江，坚甲利器，尽以委之”。从上述记载，可见陈敏自谋划起事时便依仗甘卓，不仅相互联姻，“共相结托”“相为表里”，而且起事后“坚甲利兵，尽以委之”。甘卓是陈敏联络江东大族的津梁。正因为如此，甘卓后来反陈敏时显得特别痛苦、犹疑，但惧于周玘杀陈昶，并受到顾荣的劝告，本传称其“素敬服荣，且以昶死怀惧，良久乃从之”。对这一段经历，甘卓本人后来虽有意掩饰，但当时人都是心知肚明的。王敦之乱时，王敦逼其援助，有人劝其先附王敦观变，甘卓深有感触地说：“昔陈敏之乱，吾亦先从后图，而论者复谓惧逼而谋之，虽吾情本不尔，而事实有似，心恒愧之。”可见当时人一致认为甘卓反陈敏是被动的，即所谓“惧逼而谋之”，在这种舆论的压力下，其“心恒愧之”，难以开释。

顾荣，据《晋书》本传，其出自世为南方著姓的吴郡顾氏，当时居于江东士人“首望”的地位。在陈敏之乱中，比之甘卓，顾荣的态度更为隐晦、复杂一些，但其行事也更具代表性。他应征为陈敏之右将军、丹杨内史，陈敏一度“欲诛诸士人”，顾荣劝陈敏曰：“中国丧乱，胡夷内侮，观太傅（东海王司马越）今日不能复振华夏，百姓无复遗种。江南虽有石冰之寇，人物尚全。荣常忧无窦氏、孙、刘之策，有以存之耳。今将军怀神武之略，有孙、吴之能，功勋效于已著，勇略冠于当世，带甲数万，舳舻山积，上方虽有数州，亦可传檄而定也。若能委信君子，各得尽怀，散芥蒂之恨，塞谗谄之口，则大事可图也。”这段话很能说明江东大族人士的心态。陈敏听其言，“悉引诸豪族委任之”。很显然，顾荣等希望在中土乱局已定的大背景下，与陈敏合作，恢复孙吴割据的旧业，以维护江东的稳定。此时，陈敏实际上是他们利用的工具。直到后来顾荣劝甘卓起兵反抗陈敏时还说：“若江东之事可济，当共成之。然卿观事势当有济理不?”[18]当顾荣策反，甘卓军士皆言：“本所以勠力陈公者，正以顾丹阳、周安丰耳，今皆异矣，汝等何为！”[19]江东大族在陈敏之乱中的作用由此可见。[20]

江东大族何以对陈敏“先从后图”呢?促成其态度转变的关键何在?其中因素固然非止一端，但华谭的劝诫之言则至为重要，发挥了重要作用。《晋书·陈敏传》载“东海王祭酒华谭闻敏自相署置，而顾荣等并江东首望，悉受敏官爵，乃遗荣等书”，其具体内容是：

石冰之乱，朝廷录敏微功，故加越次之礼，授以上将之任，庶有韩卢一噬之效。而本性凶狡，素无识达，贪荣干运，逆天而动，阻兵作威，盗据吴会，内用凶弟，外委军吏，上负朝廷宠授之荣，下孤宰辅过礼之惠。天道伐恶，人神所不祐。虽阻长江，命危朝露。忠节令图，君子高行，屈节附逆，义士所耻。……况吴会仁人并受国宠，或剖符名郡，或列为近臣，而便辱身奸人之朝，降节逆叛之党，稽颡屈膝，不亦羞乎！……今以陈敏仓部令史，七第顽冗，六品下才，欲蹑桓王之高踪，蹈大皇之绝轨，远度诸贤，犹当未许也。诸君垂头，不能建翟义之谋；而顾生俛眉，已受羁绊之辱。皇舆东轩，行即紫馆，百僚垂缨，云翔凤阙，庙胜之谟，潜运帷幄。然后发荆州武旅，顺流东下，徐州锐锋，南据堂邑；征东劲卒，耀威历阳；飞桥越横江之津，泛舟涉瓜步之渚；威震丹杨，擒寇建邺，而诸贤何颜见中州之士邪！……上欲与诸贤效翼紫宸，建功帝籍。如其不尔，亦可泛舟河渭，击楫清歌。何为辱身小寇之手，以蹈逆乱之祸乎！昔为同志，今已殊域；往为一体，今成异身。瞻江长叹，非子谁思！愿图良策，以存嘉谋也。

华谭以为陈敏乃“仓部令史，七第顽冗，六品下才”，而“吴会仁人并受国宠，或剖符名郡，或列为近臣，而便辱身奸人之朝，降节逆叛之党，稽颡屈膝，不亦羞乎”！这是强调江东大族名士与陈敏之间的社会阶级与地位差异。又指出顾荣等附逆，即所谓“诸君垂头，不能建翟义之谋；而顾生俛眉，已受羁绊之辱”，与中朝士族、朝廷分离，即所谓“昔为同志，今已殊域；往为一体，今成异身”。以往南北士人之间虽有矛盾，但那只是地域之争，而吴士依附陈敏，不仅有失忠节，而且有辱士族的情操，这在当时门第与阶级意识日益强烈的社会文化环境下，对江东士族人物而言无疑切中要害。

陈寅恪先生分析汉晋间江东地域豪族的动向指出，孙吴以来江东地方豪族势力的膨胀，对晋廷决策与方针颇多影响，然西晋绥靖政策“尚未收大效，而中州已乱，陈敏遂乘此机会据有江东，恢复孙吴故壤，此本极自然之趋势，不足为怪。所可怪者，陈敏何以不能如孙氏之创业垂统，历数十年之久，基业未定，遽尔败亡，为世所笑，斯又吾人所应研究之问题，而当日江东地域即孙吴故壤特殊情势之真相所在也”[21]。至于江东大族与陈敏之关系，陈先生进一步指出：

陈敏之失败由于江东之豪宗大族不与之合作之故，史传所载甚明，不待详论。西晋末年孙吴旧壤内文化世族如吴郡顾氏等，武力豪宗如义兴周氏等，皆当日最强之地方势力，陈敏既不属于文化世族，又非武力豪族。故华谭一檄提醒顾、周诸人之阶级性，对症下药，所以奏效若斯之神速也。东汉末年孙氏一门约相当于义兴周氏之雄武，而政治社会地位则颇不及之，孙坚、策、权父子兄弟声望才智又远过于陈敏，此孙氏为江淮之豪家大族所拥戴，得成霸业，而陈敏则为东吴之豪宗大族所离弃，终遭失败也。[22]

他又指出：“考司马氏之篡魏，乃东汉儒家大族势力之再起，晋之皇室及中州避乱南来之士大夫大抵为东汉末年之儒家大族拥戴司马氏集团之子孙，其与顾荣诸人虽属不同邦土，然就社会阶级言之，实为同一气类，此江东士族宁戴仇雠敌国之子孙以为君主，而羞与同属孙吴旧壤寒贱庶族之陈敏合作之故也。”[23]在这里，陈先生一再强调决定江东大族代表顾荣等最终与陈敏决裂的根本原因在于其间阶级身份与文化地位的差异，而华谭之檄文正及时地警告了顾荣等人，启发其羞耻之心，促使其断然抛弃陈敏，转而与晋廷合作。[24]

确实，顾荣等江东大族人物与陈敏合作过程中必然存在阶级身份、文化观念、军政举措等方面的差异与冲突。前已述及陈敏一再有意诛杀江东地区不与之合作的名士豪杰，受到顾荣的劝阻，以致早有杀害顾荣的打算。《通鉴》卷八六晋怀帝永嘉元年载：“敏弟处知顾荣有贰心，劝敏杀之，敏不从。敏单骑北走，追获之江乘，叹曰：‘诸人误我，以至今日！’谓弟处曰：‘我负卿，卿不负我！'”[25]胡三省注此曰：“谓不用处言杀顾荣等也”。可见陈敏兄弟早有杀害江东名士的图谋，陈敏最终也因为未加实施而后悔，其间矛盾确实难以克服！《晋书·陈敏传》载：“敏凡才无远略，一旦据有江东，刑政无章，不为英俊所服，且子弟凶暴，所在为患。周玘、顾荣之徒常惧祸败，又得谭书，皆有惭色。玘、荣等遣使密报征东大将军刘准遣兵临江，己为内应。”陈敏与江东大族的阶级差异与政治分歧，必然导致双方矛盾不断激化进而决裂。

此外，我们还需强调指出，华谭除了提醒江东大族代表顾荣、周玘“诸人之阶级性，对症下药”外，也明确向江东代表人物顾荣等分析、通报了北方的军事布局，所谓“发荆州武旅，顺流东下，徐州锐锋，南据堂邑；征东劲卒，耀威历阳；飞桥越横江之津，泛舟涉瓜步之渚；威震丹杨，擒寇建邺”云云，虽不无恐吓，但也非无据。陈敏割据江东之后，本欲西占荆州，但遭到荆州刺史刘弘所命之江夏太守陶侃等人的有力阻击，西征失败。征东将军在寿阳已有部署，“徐州锐锋”则指东海王司马越系统的军事力量。司马越后来以周馥代替刘准为征东将军，又以司马睿为安东将军，都与此相关。[26]北方军队的集结与协调，表明北方统治者绝对不能容忍江东的独立，而一旦战争爆发，江东必成涂炭之地，而这正是江东大族所不愿看到的。对此，田余庆先生指出：“华谭此信，显然是受命于司马越、王衍，目的是告诫南士，如果要保障江东士族利益，只有反戈一击，消灭陈敏，与司马越合作。顾荣、甘卓、纪瞻同华谭一样，都曾居司马越幕府，遂与周玘定策灭敏。”[27]这一分析颇为中肯，符合实际。确实，华谭作为南士的一员，与江东人物交往十分密切，其檄文虽为司马氏统治者传递信息，也显示出其本人对江东局势的关切之心，易于获得江东人物的理解。田余庆先生指出：“这时倡议反对陈敏的关键人物，恰是与南士有广泛交往，又居东海王越府为军咨祭酒的广陵华谭。”[28]由此可见，华谭作檄文以劝说南士，绝非偶然。

华谭之檄文，就其影响而言，不仅直接促成顾荣等背叛陈敏，放弃了“据有江东，恢复孙吴故壤”的割据之念，而且深刻地影响到此后南北士族社会的合作与司马氏江东政权的建立。当时，随着诸胡内进，中原地区已成为民族纷争之战场，西晋基业摇摇欲坠，洛京沦陷在所难免。当时居于执政地位的东海王司马越与琅邪王衍等皆已有迁移逃亡之计划，而长江中游的荆楚地区已为流民聚集之地，纷乱异常，江东地域则是一个重要的迁移退守的方向。恰好此时陈敏割据江东，这对晋廷之南迁战略显然是不利的。随着江东士族“弃邪归正”，避免南北士族社会上层的军事对抗与冲突，维护了江东的稳定，这为接纳中州士庶流民提供了基本的前提条件。司马越以琅邪王司马睿为安东将军，正式经营江东，随着西晋的崩溃，大量的北方士庶纷纷南迁，以建康为中心的江东地区不仅成为北方移民的流寓地，而且成为华夏民族与文化的正朔所在。在东晋建立与融合南北士庶的过程中，以王导为代表的士族社会在民族与文化遭遇前所未有的巨大危难时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此，陈寅恪先生曾指出，两晋之际，像王导这样的世族代表，其作为“可称为民族之大功臣”,“王导之笼络江东士族，统一内部，结合南人北人两种实力，以抵抗外侮，民族因得以独立，文化因得以续延，不谓民族之功臣，似非平情之论。”[29]在此过程中，司马睿、王导君臣之努力，得到了江东大族代表顾荣等人的响应，他们表现出“允许北人寄居江左，与之合作之默契。此两方协定既成，南人与北人戮力同心，共御外侮，而赤县神州免于全部陆沉，东晋南朝三百年之世局因是决定矣”[30]。这里陈先生又肯定了顾荣等江东人物的贡献。确实，当时南北士族社会代表人物的贡献巨大，值得赞颂。不过，追根溯源，在稳定江东局势的过程中，华谭曾以其与江东地域社会的特殊关系，在江东趋于分裂的关键时刻，联络江东士族社会，从而维护了地方稳定，为东晋顺利立国江东提供了前提条件。对此，田余庆先生曾指出，晋元帝司马睿及北方士族后来“能够实现南渡，还由于江南士族合力消灭了陈敏势力，为司马睿扫清了进入建邺的障碍”。[31]其中华谭居功至伟，值得称道。从这一角度说，华谭其人在华夏民族与文化发展史上的重大关头，贡献卓越，也“可称为民族之大功臣”。

华谭一生主要行迹及其作为，与江东地域社会及南北分合至为密切，主要牵涉两件大事：一是西晋灭吴后，建议晋武帝重用吴士，改变晋廷对待吴人之政策，以稳定江东，巩固统一；二是在西晋末遭遇民族危机的关键时刻，华谭敦促江东豪族社会放弃狭隘的地域利益，从民族大局出发，抛弃前嫌，与北方士族合作，从而为中原士庶之南迁与华夏文化之延续提供了机缘。两晋之际，社会历史处于急剧变革之关头，民族面临生死攸关之抉择，华谭生逢其时，参与其事，功业卓著，颇可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