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本书聚焦中国当代史诗学理论研究，通过梳理中国当代史诗学现状，分析和提炼中国当代史诗学理论中极具学术张力、在史诗研究领域得到普遍认同的核心理论、概念和范畴，将之以关键词的形式呈现出来，进而提出当前史诗学理论研究中值得注意的问题和理论建构的积极建议。本书选取的史诗研究关键词分别是：史诗、口头诗学、演述、文本、歌手、文化记忆。这些关键词，有一些是源于国际史诗学研究成果，如口头诗学、文化记忆等，然而理论进入中国之后，在时间和空间的穿梭旅行中，通过中国学界的阐释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成了中国史诗理论研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本书首先对“史诗”这一核心概念进行学术史考察，梳理中西方学界达成共识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对于“史诗”的阐释，进而对“史诗”提出新的界定维度。这一界定将决定本书研究的边界。接着，对当代史诗研究的轴心范式——口头诗学进行研究，口头诗学的核心命题、理论框架及概念工具将贯穿于后四章研究之中。在对“史诗”进行界定的基础上，从口头诗学视域观照史诗，则史诗研究需要重点关注的四个关键词是：演述、文本、歌手、文化记忆。“演述”是当代史诗研究的核心，“文本”是当代史诗研究的书面维度，“歌手”是史诗的传承者，文化记忆是史诗及史诗研究的文化维度。以上述关键词为核心，本书串联起中国史诗学理论研究的体系。上述研究的目的，当然不仅仅在于对上述问题域或概念进行梳理，而是要通过研究，提炼中国史诗研究的术语系统和概念工具，使用当代意识和当代话语进行科学阐释，建构具有中国本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史诗学理论体系，以期丰富和推进中国及国际史诗学理论研究。主要内容分为以下几章。
第一个核心关键词是“史诗”。第一章对“史诗”概念进行梳理和界定。史诗的调查、搜集、整理、出版和研究与整个东西方学界对于“史诗”概念的界定有直接的关联。人们对史诗界定的变迁反映了史诗观念和史诗研究范式的演进与转换，也决定着笔者进行史诗学理论研究的边界约束，这是本书的奠基部分。这一章实际上分两部分，一是考察西方学者对史诗界定的变迁，二是考察中国学者对史诗界定的变迁。
西方学者对史诗的界定，又以20世纪为界，分为之前和之后两部分。把史诗作为一种文类进行系统的阐述始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诗学》之后，对史诗进行论述的有贺拉斯、维柯、伏尔泰、莱辛、布瓦诺、赫尔德、歌德、席勒、施莱格尔兄弟、鲍姆嘉登、黑格尔、亚·尼·维谢洛夫斯基、帕里和洛德、劳里·航柯以及约翰·迈尔斯·弗里（John Miles Foley）等。20世纪以前，国际史诗学界秉承古典诗学的史诗观念和研究范式，荷马史诗是诗歌乃至文学创作接受批评的典范。20世纪以来，口头诗学理论兴起，打破了以荷马史诗为典范的西方古典诗学传统，兼顾到世界各地史诗传统的多样性。史诗成为口头诗学领域一个受到特别重视的文类。
在中国，从晚清到现在，对史诗进行过论述的有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鲁迅、胡适、闻一多、陆侃如、吴宓、郑振铎、陈寅恪、茅盾、季羡林、黄宝生、罗念生、王焕生、陈中梅、钟敬文、王沂暖、郎樱、降边嘉措、杨恩洪、仁钦道尔吉、陈岗龙、斯钦巴图、阿地里·居玛吐尔地、陶阳、梁庭望、刘亚虎、巴·布林贝赫、朝戈金、尹虎彬、巴莫曲布嫫、李连荣、冯文开等诸位学者。第一章拟将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学者对中国文学“史诗问题”的讨论与20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学者对这一学术话题的讨论并置进行阐释，其中又以研究现当代学者的论见为主，以见其间的继承和发展。通过对“史诗”概念进行历时考察，结合中国丰富多样的活态史诗传统分析中国史诗的类型，本书可以发展史诗这一概念新的界定维度。
第二个关键词是口头诗学（Oral Poetics）。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口头诗学在中国及国际史诗研究领域具有广泛影响力，已成为中国当代史诗研究的轴心范式。狭义观之，口头诗学就是口头程式理论，而如果我们纵观国内外史诗研究会发现口头诗学的疆域绝不应局限于口头程式理论。因此，本书从广义角度将民族志诗学、表演理论以及口头程式理论都纳入口头诗学进行研究。
从钟敬文2000年提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史诗学理论”，到朝戈金、巴莫曲布嫫、尹虎彬等学者以各自的学术理念对口头诗学理论的研究与实践中，我们看到口头诗学作为一种研究视角、一种方法论系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活态史诗研究的推进，开启了一个重要研究范式——口头范式的转换。第二章首先对口头诗学的学术史进行梳理，主要研究口头诗学及其核心理论口头程式理论的中国本土化过程，重在阐释口头诗学及口头程式理论在中国语境下的接受、重构及其对中国史诗研究的启示。在“口头诗学”这一视域下，本书衍生出接下来的研究：对史诗的演述、史诗的文本、史诗歌手、史诗的内在价值即文化记忆等进行研究。
第三个关键词是“演述”。这里的“演述”或者“表演”译自表演理论（Performance Theory），有人称之为“美国表演学派”（American Performance-school）。表演理论强调“以表演为中心”的理念，要求通过表演自身来研究口头艺术。20世纪末迄今，在人们的史诗观念发生从“作为文本的史诗”到将史诗视为口头传统、动态民俗生活事象和口头表达文化形态的转变这一前提下，中国史诗研究界学术转向的重点就是转向史诗的田野和活态传承，史诗演述成为衡量史诗及史诗研究是否“在场的”重要论域。史诗的演述成为中国当代史诗研究的核心。史诗演述首先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维度发生，这一时空从客观上呈现为史诗的“叙事语境”，而从研究者主观视界来看，可称之为史诗的“演述场域”。另外，就史诗产生的文化时空而言，口头史诗常在仪式实践中演述，表达特定的文化象征意义，因此，“仪式中的史诗”单列一节进行研究。表演理论强调：“对一个受欢迎的、具有权威性的文本不添加任何内容来进行表演，是理想主义者的虚构；表演常常会展示新生性的维度——不会有两次表演是完全相同的。”[170]史诗演述提供了一个场域，使得传统、实践与新生性联结起来。本章在上述基础上，从接受美学的视域对史诗演述进行理论的、动态的考察和研究，由此更清晰地观照演述与接受、传统与当下、文本的物质性和表演的新生性、传承的恒固性与演述的张力在史诗演述中的冲突与融合，对于我们从多维度理解史诗演述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四个关键词是“文本”。目前，以演述为中心的史诗研究观念已成为史诗观念的主流，史诗文本没有固定权威本已成为学界共识。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史诗文本的形成和存在样态固然依赖于特定的史诗演述活动，但当“史诗”以文本方式呈现时，它就不再是作为演述的史诗，而成为超越其所在时空的、作为文本乃至作为文学、作为一种体裁的史诗。也就是说，史诗口头叙事通过文字固定下来以后，叙事内容就与原有的语境分离，凸显出“文本性”。当我们从文本的角度观照史诗时，至少仍有以下一些基本的问题需要思考、澄清和持续深化研究：一是关于“文本”与“史诗文本”的界定问题；二是文本是否能够做到“以演述为中心”或者说是否存在“以演述为中心的文本”的问题；三是史诗传统的文本化问题；四是当史诗成为文本，成为一种体裁时，什么是史诗作为体裁的先决条件的问题。第四章与学界一些共识性观点进行商榷，提出新的思路，对于史诗的文本研究有一定的创新价值。
第五章对史诗的传承者——歌手进行研究。作为一种口头传统，史诗的传承主要依靠史诗歌手。从口头诗学的视域观照，史诗是比书面文学更为古老的口头传统的产物，原初意义上的史诗歌手应专指在口头传统语境中的史诗传承者。本书的歌手研究既包括口头传统语境中的史诗传承者，也包括在现当代语境下逐渐半职业化和职业化的史诗传承者。本章拟对史诗歌手的称谓、类型与社会功能进行研究，对史诗歌手的才能及其相关阐释进行梳理，进而讨论在新的时代语境下歌手身份的重构问题，目的在于进一步科学地解释史诗歌手的特质、贡献与价值。
第六章的关键词是文化记忆——史诗的文化维度。文化记忆概念由德国学者扬·阿斯曼在20世纪90年代首次提出，它是一个民族经过长期历史积淀而不断传承和延续的，通过各种文化形式和符号展现出来的彰显民族特质的共同记忆，简而言之就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集体记忆力。我国的大多数史诗仍以活态演述方式传承，以史诗演述和独立文本形态构成史诗文化记忆的两种形式；在我国多民族多元文化语境中，史诗的活态演述及其文本流播，将加深个人对族群的记忆及个人身份认同的构建，进而建立中华民族记忆与国家认同，这体现了史诗作为文化记忆在强化族群记忆、维护族群文化认同方面具有的独特功能；文化记忆涵盖文化连续性问题，即传统的确立和维系、当下与过去的连接。这就涉及史诗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问题。总之，史诗演述与文本形态构成史诗文化记忆的形式，族群记忆与国家认同成为史诗文化记忆的重要功能，而“非遗”视域下的史诗非常关注的方面——传统的形成与当下文学生活的关联则是史诗文化记忆得以传承的先决条件。以上三个方面构成了史诗与文化记忆之间的重要联结，使二者之间形成天然的共振。以文化记忆为关键词对史诗展开研究，对于推动史诗文化记忆的激活与当代重构，增强多民族共同的文化身份认同、增进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本书主要采用文献分析的基本方法，综合跨学科研究方法，融通民间文艺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理论知识，参考国际史诗学研究的成果与方法，在深入分析文本材料并适当进行田野观察的基础上，提出理论思考；口头程式理论及其方法论是本书借鉴并应用的主要方法。口头程式理论强调口传史诗的文本与语境，强调对史诗的完整把握，其方法之严密及程序之周详为学界所公认。程式问题作为该理论的核心概念，抓住了口传叙事文学，特别是韵文文学的特异之处，开启了史诗研究诸多问题的解决思路；本书借鉴使用了表演理论。表演理论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从美国兴起，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人类学家理查德·鲍曼。表演理论建构的一个框架是：口头艺术是一种表演，表演是一种言说的方式，是一种交流的模式。表演理论强调表演具有独特性和新生性，即每一次表演都是“这一次”表演。
中国当代史诗学主要由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域外史诗研究组成，而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又是其主体。本书分析和提炼中国当代史诗学体系中极具学术张力、在史诗研究领域得到普遍认同的核心理论、概念和范畴，将之以关键词的形式呈现出来，并从纵向、横向进行系统、深入地研究，以突破以往研究中常见的以某一中国少数民族具体史诗传统、某一学者的研究或者史诗学学术史为对象的研究方法，从而在整体上展现中国史诗学研究的创新与特点，有助于全面地检视以往的史诗学研究路径、成绩与问题。
本书当然不仅着眼于对中国史诗学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和反思，更聚焦于通过研究，对当代中国史诗学理论话语进行重构与整合，建构具有中国本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史诗学理论体系，具有学术创新价值：如通过对“史诗”概念的考察，对“史诗”概念进行重新界定；通过对以演述为中心的中国活形态史诗传统的考察，对“演述场域—叙事语境”这一研究视界进行反思，并从史诗歌手演述和听众聆听两个维度，对史诗演述进行分析；通过对史诗歌手的考察，试图对史诗歌手的演述才能进行阐释；以文化记忆为关键词，勾连起文化记忆、文学生活、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史诗，等等。
[1] [德]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册，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08页。
[2] 该丛书由内蒙古大学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包括仁钦道尔吉《江格尔论》，郎樱《玛纳斯论》，降边嘉措《〈格萨尔〉论》，刘亚虎《南方史诗论》，斯钦巴图《〈江格尔〉与蒙古族宗教文化》。2019年，“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著作翻译文库”（五卷本英文版）由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套译著包括上述书中的前四种以及郭淑云《〈乌布西奔妈妈〉研究》，是我国史诗研究著作以系列形式走向世界的第一套丛书。
[3] 朝戈金：《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4] 钟敬文：《〈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序》，朝戈金《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5] 朝戈金：《朝向21世纪的中国史诗学》，《国际博物馆》（全球中文版）2010年第1期。
[6] 朝戈金、姚慧：《面向人类口头表达文化的跨学科思维与实践——朝戈金研究员专访》，《社会科学家》2018年第1期。
[7] 明江：《史诗与口头传统的当代困境与机遇——访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朝戈金》，《文艺报》2012年3月2日第5版。
[8] 王沂暖：《我的两点看法》，《格萨尔研究论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21页。
[9] 赵秉理：《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格萨（斯）尔〉学的科学体系而奋斗》，《格萨尔学集成》（第四卷），甘肃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1—13页。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译丛》第一集，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译丛》第二集，1984年。
[11] [美]保罗·麦钱特：《史诗论》，金惠敏、张颖译，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12] [俄]E.M.梅列金斯基：《英雄史诗的起源》，王亚民、张淑明、刘玉琴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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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法]石泰安：《西藏史诗和说唱艺人》，耿昇译，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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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美]阿尔伯特·贝茨·洛德：《故事的歌手》，尹虎彬译，中华书局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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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John Miles Foley，“‘Reading’Homer through Oral Tradition”，College Literature，Vol.34，No.2，2007，pp.1-28.
[25] [德]卡尔·赖希尔：《口头史诗之现状：消亡、存续和变迁》，陈婷婷译，《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26] [美]戴维·埃尔默：《米尔曼·帕里口头文学特藏的数字化：成就、挑战及愿景》，李斯颖、巴莫曲布嫫译，《民族文学研究》2018年第2期。
[27] 七篇文章分别为：《口头传承研究方法纵谈》《基于口传的思维和表述特点》《典律之解构》《美洲本土传统（北方）》《民族志诗学》《对表演的设定》《美国民间布道中的口头演说》。
[28] 王恒涛、尕玛多吉：《藏学专家降边嘉措：“格萨尔”研究最早始于明代》，《光明日报》2014年1月30日第7版。
[29] 任乃强：《关于〈藏三国〉的初步介绍》，赵秉理编《格萨尔学集成》第2卷，甘肃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第667页。
[30] 任乃强：《关于“藏三国”》，赵秉理编《格萨尔学集成》第2卷，甘肃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第673—674页。
[31] 任乃强：《关于格萨到中国的事》，赵秉理编《格萨尔学集成》第2卷，甘肃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第674—675页。
[32] 韩儒林：《关羽在西藏》，《韩儒林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664—672页。
[33] 毛巧晖：《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与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发展》，《民间文化论坛》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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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吴均：《岭·格萨尔论》，《民族文学研究》1984年第1期。
[38] 王沂暖：《藏族史诗〈格萨尔〉的部数与行数》，《中国藏学》1990年第2期。
[39] 王沂暖：《关于藏文〈格萨尔王传〉的分章本》，《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
[40] 王沂暖：《〈格萨尔〉是世界最长的伟大英雄史诗》，《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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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张晓明：《关于〈格萨尔〉研究的思考》，《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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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赵秉理主编：《格萨尔学集成》（第1—5卷），甘肃民族出版社1990（1—3卷）、1994（第4卷）、1998（第5卷）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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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却日勒扎布：《蒙古格斯尔研究》（蒙古文），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55] 角巴东主、恰嘎·旦正：《〈格萨尔〉新探》（藏文），青海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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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平措：《〈格萨尔〉的宗教文化研究》，西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59] 丹曲：《〈格萨尔〉中的山水寄魂观念与古代藏族的自然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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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徐国宝：《〈格萨尔〉与中华文化的多维向心结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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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吴伟：《〈格萨尔〉人物研究》，海豚出版社2012年版。
[66] 王军涛：《裕固族〈格萨尔〉故事类型研究》，西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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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曹娅丽：《〈格萨尔〉遗产的戏剧人类学研究——以青海果洛地区藏族格萨尔戏剧演述形态为例》，民族出版社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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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杨恩洪：《〈格萨尔〉说唱形式与苯教》，《西藏研究》199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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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央吉卓玛：《〈格萨尔王传〉史诗歌手研究：基于青海玉树地区史诗歌手的田野调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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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角巴东主：《藏族格萨尔说唱艺人普查与研究》（藏文），西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81] 扎西东珠等：《〈格萨尔〉文学翻译论》，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82] 于静、王景迁：《〈格萨尔〉史诗当代传播研究》，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83] 于静、吴玥：《〈格萨尔〉史诗的传播学研究》，济南出版社2018年版。
[84] 王治国：《集体记忆的千年传唱：〈格萨尔〉翻译与传播研究》，民族出版社2018年版。
[85] 姚慧：《史诗音乐范式研究：以格萨尔史诗族际传播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
[86] 王国明：《土族〈格萨尔〉语言研究》，甘肃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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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李连荣：《格萨尔学刍论》，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版。
[89] 曼秀·仁青道吉：《〈格萨尔〉地名研究》（藏文），中国藏学出版社2011年版。
[90] 曼秀·仁青道吉：《〈格萨尔〉版本研究》（上下册，藏文），中国藏学出版社2021年版。
[91] 王兴先：《关于建立“格萨尔学”科学体系的初步构想》，《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2期。
[92] 诺布旺丹：《〈格萨尔〉学术史的理论与实践反思》，《民间文化论坛》2016年第4期。
[93] 李连荣：《中国〈格萨尔〉史诗学的形成与发展（1959—1996）》，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0年。
[94] 增宝当周：《21世纪以来〈格萨尔〉史诗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95] 意娜：《论当代〈格萨尔〉研究的局限与超越》，《西北民族研究》2017年第3期。
[96] 韩伟：《历史真理与理性差序：〈格萨尔〉学术史写作问题》，《人文杂志》2022年第7期。
[97] 次央、德吉央宗：《史诗〈格萨尔〉专家系列访谈（一）：降边嘉措与他的〈格萨尔〉事业》，《西藏研究》2019年第1期；次央、巴桑次仁：《史诗〈格萨尔〉专家系列访谈（二）杨恩洪：做史诗历史的见证者、记录者》，《西藏研究》2019年第3期；次央：《史诗〈格萨尔〉专家系列访谈（三）诺布旺丹：保护〈格萨尔〉完整的生态系统》，《西藏研究》2019年第4期；次央：《史诗〈格萨尔〉专家系列访谈（四）李连荣：〈格萨尔〉研究 路漫漫其修远》，《西藏研究》2019年第5期；次央：《史诗〈格萨尔〉专家系列访谈（五）次仁平措：抢救和整理仍然是〈格萨尔〉工作的重点》，《西藏研究》2019年第6期。
[98] 仁钦道尔吉：《蒙古英雄史诗情节结构的发展》，《民族文学研究》1989年第5期。
[99] 仁钦道尔吉：《论巴尔虎英雄史诗的产生、发展和演变》，《文学遗产》1981年第1期。
[100] 斯钦巴图：《新时期蒙古史诗研究回顾与展望》，《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101] 陈岗龙：《蒙古英雄史诗搜集整理的学术史观照》，《西北民族研究》2011年第3期。
[102] 仁钦道尔吉：《中国少数民族史诗英雄〈江格尔〉》，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103] 仁钦道尔吉：《江格尔论》，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04] 斯钦巴图：《〈江格尔〉与蒙古族宗教文化》，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05] 敖·扎嘎尔：《江格尔史诗研究》（蒙古文），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106] 格日乐：《十三章〈江格尔〉审美意识》（蒙古文），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107] 贾木查：《史诗〈江格尔〉探渊》，汪仲英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08] 巴·布林贝赫：《蒙古英雄史诗诗学》，陈岗龙、阿勒德尔图、玉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
[109] 巴雅尔图：《蒙古族第一部长篇神话小说——北京版〈格斯尔〉研究》（蒙古文），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110] 马·斯·乌力吉：《蒙藏〈格萨尔〉的关系》（蒙古文），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
[111] 却日勒扎布：《蒙古格斯尔研究》（蒙古文），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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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尹虎彬：《作为体裁的史诗以及史诗传统存在的先决条件》，《民族文学研究》2018年第2期。
[167] 巴莫曲布嫫：《中国史诗研究的学科化及其实践路径》，《西北民族研究》2017年第4期。
[168] 巴莫曲布嫫：《遗产化进程中的活形态史诗传统：表述的张力》，《民族文学研究》2017年第6期。
[169] 学者冯文开将中国史诗学者分三代：鸦片战争至民国时期认识和研究史诗的第一代学者，出生于20世纪30至40年代、活跃于20世纪80至90年代中期的史诗研究者，以及20世纪50年代以来出生的史诗学者。参见冯文开《中国史诗学史论（1840—201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24—231页。
[170] [美]理查德·鲍曼：《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杨利慧、安德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