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陝西向為石刻資料富集之地，其中尤以隋、唐兩代為夥，在輯錄整理這一時期石刻資料的著述中，清代學者毛鳳枝的《關中石刻文字新編》（以下簡稱《新編》）是比較有特色的一種[1]，此書與《關中金石文字存逸考》（以下簡稱《存逸考》）同為毛氏金石學的代表作，對研究關中地區的金石文獻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毛鳳枝（1836—1895），字子林，號蟫叟，江蘇甘泉（今江蘇揚州）人，清末著名金石學家，其生平事蹟主要見於《續修陝西通志稿》卷八五“人物”，其他零星資料則散見於《存逸考》等書序跋中。毛氏一生著述頗豐，金石學之外，歷史地理、文獻校勘等亦多所涉獵，較重要者如《陝西南山谷口考》《汲古閣兩漢書校勘記》《漢書地理志今釋》《通鑒地理今釋》（後兩種未完成）等，除少數刊刻流傳外，大多散佚。
本書是對毛氏《新編》所作的整理，意在為研究者提供一個相對可靠的基礎文本，全書對《新編》所錄篇目進行標點之外，凡文字迻錄中存在的訛、奪、衍、倒等問題，則廣采諸本，一一正、補、刪、乙。此外，為提供研究上的便利，校者對以往的研究成果擇要以“匯考”為目列於“校記”之後，校者如有意見補充則以“校者按”列於最末，以便讀者檢正，有關體例在“例言”中已另有說明，此不贅言。以下就《新編》的成書、体例、學術價值及版本情況略作說明。
一
《新編》之刊印在民國二十四年（1935），校印者顧燮光（1875—1949），字鼎梅，浙江會稽人，近代藏書家，目錄學家。燮光父顧家相（1853—1917）為毛氏門生，鳳枝卒後於光緒乙丑（1901）曾刊行其《存逸考》（十二卷），燮光參與了是書的整理、出版。《新編》之刊刻，據燮光跋尾所稱，其稿本係武昌柯逢時（1844—1912）視學陝西時錄自毛氏，其說略云：
武昌柯遜庵中丞昔年視學關輔，與毛公有文字之雅，曾繕錄其金石全稿，未付梓也。嗣中丞開府江西，諗知《存逸考》業已印行，乃舉繕稿以授先君，而《金石萃編》、《古志石華》兩補遺各二卷在焉。庋諸行篋有年，甲戌以還，燮光棲遲湖上，得暇讀書，爰取整理，釐為四卷，得文百六十四篇，更名為《新編》。
據此可知，顧氏最終付印之錄本脫胎于柯遜庵（逢時）轉錄毛氏之本，其時在柯逢時視學陝西時，據柯氏甥殷應庚所纂《鄂城柯尚書年譜》（殷應庚、黃健，《江漢考古》,1989年1期），柯逢時光緒十四年（1888）簡放陝西學政，至十七年（1891）十一月即離陝赴都，在陝前後不過三年，則柯氏錄本至晚不出1891年十一月之前。據光緒乙丑顧氏刻本《存逸考》毛氏序，《存逸考》完稿於光緒己丑（1889）秋，毛氏“例言”中又稱：
是編以存逸為重，……而全文不能盡錄，所有全文已經前人著錄者，注明見某書中。未經前人著錄者，拙作有《金石萃編補遺》及《古志石華續編》二書。成書後，再行呈教。
據此，則至1889年毛氏《金石萃編補遺》（以下簡稱《補遺》）、《古志石華續編》（以下簡稱《續編》）二書尚未最後完成，那麼柯氏至晚不出1891年所錄之本是否為毛氏定稿遂成疑問。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所刊《石刻史料新編》第二輯（1977年）二冊收錄了毛氏這兩種著述，係由臺灣圖書館所藏善本影印，與顧氏所刊《新編》比勘，可以初步得出以下幾點結論：
首先，柯逢時轉錄之本應為毛氏之定稿。《續編》卷二目錄末毛氏記稱：
右關中續出古志，全文計七十七種，自《古志石華續編》錄出，編為二卷，爰付剞劂，與《存逸考》相輔而行，以為考古之一助。其已見《金石萃編》、《隋唐石刻拾遺》、《古志石華》者均不贅。毛鳳枝記。
《補遺》卷二目錄後所記亦云：
右關中續出碑碣，全文八十七種，自《金石萃編補遺》中錄出，編為二卷，爰付剞劂。
據“爰付剞劂”一語可知，臺灣圖書館所藏二本當為毛氏定稿，柯氏繕寫之本今雖不可見，但基本可以肯定其轉錄者即此定稿。原因有三：第一，顧燮光跋稱柯氏所贈繕稿“各二卷在焉”，此與臺灣圖書館所藏本分卷相符；第二，《新編》四卷（其一、二卷即《補遺》一、二卷，三、四卷即《續編》一、二卷）所列石刻目錄與臺灣所藏本全同，且先後次序一致；第三，具體錄文及文末考證兩者也若合符節。臺灣所藏本雖為寫樣待刻本，但仍偶有以行書補充者，如《補遺》卷一所錄北魏《暉福寺碑》，起首有“夫元宗□□”一句，後改“元”為“玄”，避諱缺末筆一點，“□□”右邊補“幽窈”二字，今查《新編》所錄，正作“夫玄宗幽窈”。此外，臺灣所藏本所錄未及碑陰題名，毛氏後來補充於末，並附錄考證，今顧氏所刻《新編》所補者一一皆在。據此，則柯氏所錄之本為毛氏待刻之定稿無疑。
其次，顧氏將鳳枝二書合為一編時，因毛氏體例將全書分“碑碣”“墓誌”分別收錄，又因每類之下以年代先後相次，遂將收錄有漢魏碑碣的《補遺》二卷列首成《新編》一、二卷，而將《續編》二卷置後作三、四卷。顧氏又稱“將《存逸考》著錄未載全文者注明卷數、縣名，以便參考”，今查臺灣所藏《補遺》《續編》，則卷數、縣名俱在，且文字全同，頗疑顧氏所言不確。
最後，據上引資料，毛氏《補遺》《續編》二書當完成於1890年左右，在寫樣待刊後仍有增補修改。
二
金石學研究自宋人濫觴，元、明兩代頗衰落，至清復振起，研究者一時稱盛。其中，陝西作為金石資料極富之地，亦為學者矚目，顧炎武《金石文字記》、王昶《金石萃編》、孫星衍《寰宇訪碑錄》諸書，所錄金石出自關中者獨多。此外，專以陝西一地為研究對象者，亦不乏人，朱楓《雍州金石記》、畢沅《關中金石記》可為其中代表。就體例而言，乾嘉以後金石學研究也形成一定之規範，概而論之，約分兩類：一種以著錄金石基本信息為主，凡撰人、書體、年月、地點、存逸靡不登載，兼資考證，歐、趙之作為其開端，餘波流衍，漸成大觀。其中亦有變體，或專意著錄，以見一代之全，如《寶刻叢編》《寶刻類編》皆是，前引孫星衍《寰宇訪碑錄》亦屬此類。或用心考證，意在闡幽燭隱，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即其例。一種以繕錄文字為主，間或附以考證，洪適《隸釋》首創其例，至王昶之《金石萃編》乃集其大成。鳳枝生於清末，其金石學研究正是在繼承前人成果的基礎上加以發展，並取得了較為突出的成績。
據《續修陝西通志稿》，毛氏金石學著述，《存逸考》《新編》之外，尚有《關中金石文字古逸考》《關中金石文字古存考》兩種，其中最受研究者重視的首推《存逸考》。關於“存逸”之意，毛氏自序稱：
顧古物之出，顯晦無常，或為庸工所鑿，或為土人所瘞，向之箸錄者，今已十失其七八。而地不愛寶，隋唐碑誌時時間出，又多前人所未見。每遇好事之流，購歸藏弆，遷徙他鄉，使古人之作顯而復晦，久而無徵，是可慨矣！
因此是書之成，意在“網羅放失舊聞，博採金石諸書，分別郡縣，集為一編。俾存者可知其方隅，逸者仍留其姓氏”。金石之書著錄存逸，前人已開其例，如清代學者吳式芬的金石研究，但以關中一隅為著錄对象此前則未見其人，朱楓、畢沅等人的著述對此雖偶有涉及，但失之簡略，未若《存逸考》之詳贍可據。此外，是書亦以考證精審見稱，範圍涉及音韻、文字、史實、制度、地理等多方面，足為研究者借鏡。所以，《存逸考》雖偶有繕錄金石全文之情形，但總體上仍屬於歐、趙所開創的研究範式，其核心乃在著錄金石基本信息並附以考證。
但毛氏同時注意到著錄金石文字的學術價值，在為《存逸考》所作後序中，他回溯歐、趙以來幾乎所有的金石學大家，獨未及王昶，但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那樣，毛氏的金石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王氏《金石萃編》為其起點，而王書正是收錄金石文字的集大成之作，觀毛氏以《金石萃編補遺》為書名，其意涵不言自明。所以，《新編》一書意在保存關中漢魏以來之石刻文字，雖間有考證，但主要為文字辨析，其與《存逸考》互作區隔、相輔以行之目的非常明顯，三書基本信息之互見也消息可通。
職此之故，《新編》的首要價值是保存了許多珍貴的石刻資料，為相關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獻參考，这其中不乏當時未見他書之孤本，如《新編》卷四所收隋開皇十四年（594）十一月《扈志碑》。隋代歷史研究資料無多，研究者每感困難，岑仲勉先生《隋書求是》（商務印書館，1958年，4頁）即稱“隋祚短促，著述不多，甚而唐人之片拾舊聞……今亦幾全數散逸，欲借他山之助，殊艱越絕之篇”，所以隋代碑誌就成為研究者非常重要的資料來源。但較唐代碑誌洋洋大觀者不同，隋代碑誌所出甚少，隋碑傳世者更是寥若晨星，《新編》著錄此碑則大體完整，全文幾一千五百字，對研究隋史具有相當重要之價值，岑先生即據此碑撰成《扈志事略》，收入其《〈隋書〉求是》（商務印書館，1958年，129頁）一书。
在這些資料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相當一部分為宗教文獻，包括造像、墓誌、墓碑、經幢等，其內容十分豐富，對研究北朝以迄隋唐的宗教、民族、姓氏等問題極具價值，如《新編》卷二所錄唐貞元五年（789）一月《奉先縣懷仁鄉敬母村經幢》，毛氏于經咒序文均不錄，但詳列了參與刊經的眾多題名，而這些信息對於研究中唐時期渭北地區的民族分佈與構成提供了難得的第一手資料，馬長壽先生在《渭河以北各州縣的羌民和他們的漢化過程》（《碑銘所見前秦至隋初的關中部族》，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一文中就充分利用這一材料進行相關討論，其他如北魏太昌元年（532）六月《都督樊奴子造像記》、唐大曆六年（771）十二月《淨住寺智悟律上人墓誌》等，這裏限以篇幅，不煩具引。
亦有所錄石刻雖見於他書，但毛氏所據拓本較佳，錄文獨多，可資校勘者，如《新編》卷三所錄隋《德陽公碑》，此碑亦見孫三錫《昭陵碑考》卷一一，但毛氏所錄較孫氏精審，如碑末《新編》作“乃□碑於神道。其辭曰”,《昭陵碑考》則作“乃□□效神道蕩辭□”，其辭不文，賴《新編》其意方可知，这样的例子很多，这裏不一一列举了。
《新編》以著錄文字為主，已如前述，但間附考證亦有可觀之處，其內容主要為文字辨析，涉及北朝以來大量存在之碑別字，毛氏所作考辨對解讀文意頗有幫助，如《新編》卷一所錄北魏孝昌二年（526）二月《郭法洛造像記》，毛氏于文後按稱：
碑中“今右”之“右”，當作“有”;“奇請”之“奇”，當作“祈”; “尅彫”之“尅”，當作“刻”; “聖姤”之“姤”，當作“后”。又，記文辭句多不連屬，蓋工匠所為，有脫字也。
又稱：
此造像題名有李道
,《金石萃編》云字書無
字（見卷二十七“北魏
和寺造像”）。今考“北周五十人等造像記”（見本卷第二十七頁）有“皇帝延祚”之語，“延”字作“
”。然則，“止”字既可作“山”,“山”字亦可作“止”，是 “
”字當作“仙”字矣。
文字之外，亦偶有論及文體者，如《新編》卷二收錄唐麟德元年（664）四月《于德芳碑》，毛氏按云：
志甯此文徵典豐富，聲調和諧，似庾開府、王子安四六文字，惜十損七八，僅存吉光片羽耳。蔡邕嘗為橋太尉撰東、中、西三鼎銘，碑云“橋玄三鼎”，即用此事。
碑體自中古以來深受駢文影響，至唐不衰，“徵典豐富，聲調和諧”正是其刻意追求的藝術風格。此外，碑誌須鋪敘傳主資歷、政績，“散文難於措辭，駢體易得含糊而已”（岑仲勉《隋唐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77頁），毛氏的概括可稱精當。
當然，毛氏此書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是部分篇目錄文質量不高，其中大部分是因其所據拓本不佳，以至文字漫漶難以辨認。也有抄錄時筆誤導致的文字訛、奪，這些問題在具體篇目的校記中都有詳細說明，這裏就不再辭費了。
三
關於《新編》之版本，今可知者只有顧氏民國二十四年（1935）金佳石好樓石印本，《續修四庫全書》即據此本將其收入《史部·金石類》中。而毛氏《補遺》《續編》二書待刻本今藏於臺灣圖書館，新文豐出版公司已據之影印出版，收入其《石刻史料新編》第二輯二冊，相關情況具見上文討論，此不贅述。
除此之外，據張興成《法國國家圖書館寫本部藏明清漢文要籍及其價值舉隅》（《廣東第二師範學院學報》,2015年1期）一文介紹，法國國家圖書館寫本部所藏漢籍中有《金石萃編補遺》（法藏定名）一種，封面題簽左邊為“金石萃編補遺卷上”，右邊為“毛子林傳”，扉頁上有李月溪一段題識，其文略云：
此冊散亂，經僕摭拾手訂，匯為兩本。據目次，稽核唐文共五十三種，而以後所錄唐文實六十餘種，但以目次挨查，多前後紊亂耳。
張文據此及是編體例、內容，認為此本係將《補遺》《續編》二書混合為一，法藏《伯稀和書目》沒有釐清二者關係，籠統稱為《金石萃編補遺》，有欠精審，並根據其實際情況題為《〈金石萃編補遺〉及〈古志石華續編〉殘稿本》，並推測法藏稿本為較早之本，臺灣所藏是經增訂後的重抄本，其結論大抵可信，今略述其意於此，讀者省焉。
[1]是書卷一、卷三雖錄隋前石刻多種，但就整體而言，仍以隋、唐兩代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