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阴阳学说的思维模式及其对《毛传》解《诗》的影响

李泽厚说：“文化人类学的材料证明，在任何原始社会的神话里，都可以分析出其中主要结构是以正负两种因素、力量作为基本动力、方面或面貌。中国远古关于昼夜、日月、男女等原始对立观念，大概是在最后阶段才概括为阴阳范畴的。”[16]这种二元对立结构在中国古代几乎被阐发到极致，人们用它解释宇宙、人世间事物的关系及变化，形成一种独特的思维模式，具体表现为阴阳学说。下面我们就分析一下该模式的形成特点及其对《毛传》解《诗》的影响。

阴阳，本作侌昜。[17]徐复观曾从文字学的角度考察阴阳的原始意义，结论为：“侌昜二字，与‘日’有密切的关系，原意是有无日光的两种天气。”[18]后来的阴阳二字从阜，分别指山水背阴和向阳的方面，即从侌昜滋乳而来。无论是有无日光，还是背阴向阳，都应该包含了人类感官对外部世界的两种基本体验——冷热，后世阴阳学说正是立足于此，进而将自然与人事联系起来的。学者们都注意到了《国语·周语上》中的这则材料：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待何？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征也。川竭，山必崩。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夫天之所弃，不过其纪。”是岁也，三川竭。十一年幽亡乃灭，周乃东迁。

指出伯阳父用阴阳之气的运动解释地震的原因，是阴阳学说的一个重要起源。[19]伯阳父以阴阳为天地之气，赋予了这对概念抽象的意味，并强调它们之间的对立关系，这些都是阴阳学说的应有之义。其中阴阳之气有其次序的观念，应该是自然界寒暑更替的投影，与阴阳冷热的含义相关。另《左传》昭公元年记载了秦国医和的一段话：

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阳物而晦时，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

这里的阴阳之气仍与冷热有关，虽然它们还没有从六气中独立出来，但已被看作降生四时、五节的两种元素，抽象性进一步加强。另外，阴阳与寒疾、热疾对应，女子与阳物、晦时对应，不仅强调阴阳之间的对立，而且分别将它们同其他二元对立概念中的同类事物联系起来，阴阳学说的思维模式已初步显现。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医和以女性为阳，与后世阴阳学说不同。和说洵非孤例，如《周语上》载周宣王时虢文公语：“阳瘅愤盈，土气震发。……阳气俱蒸，土膏其动。”《周语下》载周灵王时太子晋语“天无伏阴，地无散阳”，都以地为阳，天为阴。《左传》昭公九年裨竈曰：“火，水妃也。”十七年梓慎曰：“水，火之牡也。”则以水为男性，火为女性。可见，在西周、春秋时期，人们以土地、女性为阳，这大概是因为她们孕育生命，与阳气的温热有相通之处。杜预注：“女常随男，故言阳物。”显然是将后人的观点强加给前人了。

一个成熟的阴阳二元对立结构大约是在战国时才正式形成，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一个较早的典型例子出自《黄帝四经》之一——《称》：

凡论必以阴阳明大义。天阳地阴。春阳秋阴。夏阳冬阴。昼阳夜阴。大国阳，小国阴。重国阳，轻国阴。有事阳而无事阴。信者阳而屈者阴。主阳臣阴。上阳下阴。男阳女阴。父阳子阴。兄阳弟阴。长阳少阴。贵阳贱阴。达阳穷阴。娶妇生子阳，有丧阴。制人者阳，制于人者阴。客阳主人阴。师阳役阴。言阳默阴。予阳受阴。诸阳者法天，天贵正，过正曰诡□□□□祭乃反。诸阴者法地，地之德安徐正静，柔节先定，善予不争。此地之度而雌之节也。[20]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发达的二元对立的链条：

阳天春夏昼大国重国有事信者主上男父兄长贵达……

阴地秋冬夜小国轻国无事屈者臣下女子弟少贱穷……

它表现出这样一种思维模式：把所有事物分成对立的两面，然后将它们分别归属于阴阳两系，阳尊阴卑，反映了中国古人认识和处理世界的方式。《黄帝四经》学者多认为成书于战国中期，[21]可知，最晚在战国中期阴阳学说已经基本确立了。《毛传》一些对《诗》的解释，显然是阴阳学说这一思维模式下的产物，如《齐风·东方之日》：“东方之日兮。”《传》：“兴也。日出东方，人君明盛，无不照察也。”“东方之月兮。”《传》：“月盛于东方。君明于上，若日也；臣察于下，若月也。”《小雅·十月之交》：“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传》：“月，臣道。日，君道。”《小弁》：“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属于毛，不离于里。”《传》：“毛在外，阳以言父；里在内，阴以言母。”《裳裳者华》：“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传》：“左，阳道，朝祀之事；右，阴道，丧戎之事。”其中的：

阳日君父外毛左朝祀

阴月臣母内里右丧戎

不正是上述链条中的一节吗？

上述阴阳二元对立结构并非静态的罗列，而是在对立、同类事物间分别存在着互动关系，以此解释事物的消长及其关联，这是阴阳学说思维模式的另一重要特点。这些动态关系的核心是“天人感应”说，即把自然界中的某些特殊现象归因于人事政治。它在西周末伯阳父那里已初见端倪，到汉代阴阳学说盛行时更是达到顶峰。如《毛传》虽然没有正面解释“讹言”，却解释了它所依托的灾异——“谓山盖卑，为冈为陵”，云：“在位非君子，乃小人也。”诗句与《毛传》之间，不仅形成了两组分别隶属于阴阳二系的二元对立结构：

（阳）高山君子

（阴）冈陵小人

而且高山、冈陵的变迁与君子、小人的易位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这堪称上述阴阳学说思维特点的一个生动的例子。同样，《小雅·十月之交》：“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毛传》：“言易位也。”也不是指简单的地理易位，而是如《郑笺》所云：“易位者，君子居下，小人处上之谓也。”第三个例子是，《正月》：“燎之方扬，宁或灭之。赫赫宗周，褒姒灭之。”《毛传》：“灭之以水也。”诗人说褒姒灭周就像熊熊的烈火被扑灭了一样，而《毛传》特别强调灭之以水，仍是受阴阳学说这一思维模式的影响，即褒姒和水同属阴，宗周、火燎同属阳，以水灭火象征褒姒灭周。以上几个例子，《毛传》并没有直接提到“阴阳”，如果我们不了解阴阳学说的这一思维模式，就很难准确把握《毛传》的意思。

明确了阴阳学说思维模式的两个基本特点及其在《毛传》中的体现，下面我们讨论一下《毛传》用阴阳学说解《诗》的得失。首先，由于《诗经》写成的时代，阴阳学说还没有正式形成，《毛传》用阴阳学说解《诗》是一种后人的附会。其中一些解释不符合诗本义，如《齐风·东方之日》：

东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东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闼兮。在我闼兮，履我发兮。

这应该是一首情诗，“东方之日”“东方之月”形容女子的美艳，[22]《毛传》“君明于上”“臣察于下”的说法，不免牵强附会。同样，《小雅·十月之交》“彼月而微，此日而微”应当就是客观地记叙月食、日食，《毛传》从中引发出“臣道”“君道”，也是将阴阳学说强加于诗。但如前所述，阴阳学说虽在战国时才正式形成，有关阴阳的意识却早就存在了，它们未必不在《诗经》中留下痕迹。《毛传》以阴阳学说解之，因此与古人思想有暗合之处，对揭示诗义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如讹言将灾异与政治联系起来的思想，就是“天人感应”说的早期形式。《毛传》用君子、小人易位解释地震，虽然不一定是《诗经》时代这则讹言的确切内容，但对我们寻绎“讹言”的意义，还是颇具启发性的。再如《裳裳者华》：“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毛传》：“左，阳道，朝祀之事；右，阴道，丧戎之事。”认为左指朝祀之事，右指丧戎之事。朝祀属于吉礼，丧戎属于凶礼。据彭美玲考察，在古礼中确实存在吉礼尚左、凶礼尚右的现象，这“与人类的生理机制有关”。[23]《裳》诗主旨是歌颂前来朝见周王的诸侯，左宜右有，可能正是赞美诸侯善礼。至于“阴道”“阳道”之说，“古人习惯的建物方位既是‘坐北朝南、左东右西’，自然形成‘左阳右阴’的态势”。[24]我们不能确定这一说法正式形成于何时，很可能是在《裳》诗写成之后，《毛传》的说法又属附会，但我们不能因此否认它以朝祀、丧戎之事解释左、右的合理性。

总之，阴阳学说将宇宙、人世间的各种现象都归入阴阳两系的对立，使自然与政治的联系成为可能。我们注意到，《毛传》中凡以阴阳学说附会诗句之处，无非利用阴阳学说的这一思维模式，将诗中的客观描写与政治对应起来，以便将诗歌纳入政教的轨道。可见，《毛传》用阴阳学说解《诗》，固然是一时风气所致，但究其深层的原因应与《毛诗》的政教观有关，即把每首诗都放在一定的政治背景下解读，借机阐发儒家的政治、人伦思想，从而达到《诗序》中所说的“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目的。

阴阳学说还有一个重要内涵，即以阴阳言造化，将其看作宇宙创生万物的两个基本元素，阴阳和谐，万物才能生长。这在《毛传》中也多有体现，如它解释《大雅·旱麓》：“言阴阳和，山薮殖，君子得以干禄乐易。”《小雅·无羊》：“阴阳和则鱼众多矣。”以及《六月·序》：“《由庚》废，则阴阳失其道理矣。”由于这点比较容易理解，且不在本文重点讨论的思维模式的范围之内，这里就不赘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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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振华，女，北京大学中文系2010届博士毕业生，现在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工作。

[2] 参见赵茂林《两汉三家〈诗〉研究》（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三章第二节之“四家《诗》与阴阳五行、谶纬的关系”及第三节之“《齐诗》以地理、风俗说《诗》的特点”。

[3] 三家《诗》派的学者以阴阳灾异说《诗》固然是汉朝一代风气所致，但韩婴文帝时为博士，今存《韩诗外传》成书于董仲舒倡导阴阳五行说之前，赵茂林指出其中“不乏以阴阳灾异来说《诗》者”，这应当也是受战国后期以来阴阳说的影响，由此也可见当时其说之盛行。

[4]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51页。

[5] （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70页。

[6] （清）胡承珙：《毛诗后笺》，黄山书社1999年版，第955页。

[7] 晁福林：《谈先秦的“民”与“俗”》，《民俗研究》2002年第1期。

[8] 据现代学者研究，“地生毛”是地震前后静电作用在特殊条件下所引起的现象，参见陈智勇《电磁辐射与地震》，地震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9] 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0页。

[10] 参见高亨《诗经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78页。

[11] 《汉书》卷27《五行志》，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第1476页。

[12] （清）桂馥：《说文解字义证》卷32，齐鲁书社1987年影印本，第914页。

[13] （宋）朱熹：《诗集传》，中华书局1958年标点本，第233页。

[14] 《汉书》卷56《董仲舒传》，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第2498页。

[15] 吕宗力：《汉代的流言与讹言》，《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

[16] 参见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第152页。

[17]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昜”字：“此阴阳正字也，阴阳行而侌昜废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54页。

[18]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52页。

[19] 如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第459页；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90页；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第151页。

[20] 《经法》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第94—95页。

[21] 详参金春峰《汉代思想史》第一章第七节“帛书产生的时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6—41页。

[22] 《文选》李善《注》引《韩诗》薛君《章句》曰：“诗人所说者，颜色盛也。言美如东方之日出也。”马瑞辰同意此说。朱熹也认为这是一首写男女之情的诗。

[23] 参见彭美玲《古代礼俗左右之辨研究——以三礼为中心》，台北大学文史丛刊，1997年，第97—99页。

[24] 参见彭美玲《古代礼俗左右之辨研究——以三礼为中心》，台北大学文史丛刊，1997年，第2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