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本书的结构
选题以刘震云开始文学创作以来能收集到的所有文本作为研究对象，从最初的《瓜地一夜》，到之后的《一地鸡毛》《单位》《新兵连》所谓“新写实”作品，到《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所谓“新历史”小说，直到最近的《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笔者试图通过对这些作品作一个整体的、动态的观照，立足于这些文本，并通过相关的史料，以归纳概括和逻辑推理的基本研究方法，探究刘震云迄今为止小说创作的基本追求，阶段性特征、思想内容及形式方面的成就与不足。
本书的思路主要体现在文章结构布局的内在逻辑方面。本书计划分为八章，第一章是对于刘震云到2012为止的创作作了一个分期；第二至第八章对于刘震云创作中先后或一直存在的几个关键词书写的论述，文章结构大致描述如下：
第一章是对于刘震云至2012年为止的创作过程进行梳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模拟期，从1979年的《瓜地一夜》开始至1987年前后。这个过程思想上还在传统文学的遮蔽之下，试图把握世界而又无能为力；叙事技巧方面则显出有意建构曲折的情节和新奇意象的努力，但总体上显得稚嫩、模仿迹象明显。第二阶段从1987年的《塔铺》开始，至2002年的《一腔废话》结束。这一阶段的刘震云思想上开始挣脱传统的因袭，开始表达自己对于时代和世界的认识、开始思考时代背景下个体困境的本质，于是权力、伦理、历史、故乡、宗教、存在等先后成为他关注的焦点。叙事方面则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做了大量形式方面的试验，具体表现在语言狂欢、叙事结构、文体等方面，创作引发关注的同时也引起了争论。第三阶段则是从2003年的《手机》开始至2012年。此时思想上在达到了人存在的困境之后，他认为已经抵达人性的本真，并开始探索突破困境的出路；叙事方面经过第二阶段的形式狂欢重新又回到日常状态，但第二阶段试验中的成功之处仍然在本阶段延续，其叙事结构的设置常常凸显形式的意味。
第二章围绕刘震云作品中的权力书写进行论述，论述了权力引发人追逐的原因、获取权力的过程、权力运作的过程、权力对人的关系。权力成为个体确认自我价值的手段和途径，而这种认识本身便是在权力遮蔽下形成的，这种认识又反过来助推了权力的威力。人性因此在权力遮蔽下被异化，失去了作为人的完整性，因此这种试图通过权力获得实现自我确认的努力终将归于失败。
第三章论述了刘震云作品中相关伦理书写。分别概括了作品中呈现的几种伦理状态，论述了伦理的尴尬与温情。指出伦理尽管最初是本诸于人性的，其中有温情的一面。但伦理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已经被权力改造，成为权力的帮凶，个体的异化正是在权力与伦理的合谋中完成的。
第四章论述了刘震云的书写“新历史”的努力，其中涵盖了历史的几种向度，重复性、偶然性、真相与表象；人被权力和伦理异化的过程正是在历史这个时间维度中完成的，因此我们看到的历史是一种被遮蔽的历史；还论述了刘震云通过戏仿、庸俗化、游戏化等手法解构传统历史观的努力。
第五章围绕故乡展开。阐述了故乡与怀旧的概念，又围绕时间还是空间、物还是人、想象与真实、故乡与个体四部分论述了故乡作为人个体怀旧的一个精神空间，所有权力的威慑，伦理的训导和温情都发生在其中，个体的异化正是在故乡这个空间中完成的。个体的故乡情结不过是一种在对当下不满基础上的反顾，一种在想象过去中寻找慰藉的努力。
第六章，本书的核心部分，正是在对人性的思考中刘震云认为他找到了切入世界的入口。这一部分围绕人性的分类进行论述。论述了人性的几种，如懦弱、遗忘，恃强凌弱、习惯当下、从众心理、向往公平等等互相共生又彼此矛盾的人性。这是人性的本真，有丑陋凶残的一面，也有不乏温情的一面。这是导致个体存在困境的根源，也是摆脱这种困境个体必须直面的个体真实。
第七章是宗教。本章辨析了宗教的作用及刘震云的宗教观。刘震云对中西宗教作了思考，认为中国并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在中国真正起到协调社会关系的不是宗教而是儒家伦理。中国所谓的宗教如外来的佛教和本土的道教也都是在伦理的隐蔽下求生，共同给人提供生存超越的途径。但到了近代，随着工业和科技的发展，传统伦理的崩溃，宗教的作用也完全消解。现代人陷入一种孤独和焦虑之中。
第八章“存在之思”是刘震云近年在《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中思考的核心，也是思想发展的阶段性成果，他进入了关于存在的思考，并试图在对存在困境的直面中，依据人性的本然和欲求，探索一条超越困境的途径。
从整篇文章看，文章的各个章节总体上有按照刘震云创作的时间顺序依次关注的焦点，如从权力到存在，但这个顺序并非完全的具有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因为刘震云经常对几个问题在同时思考，从本层面看，几个关键词也共同构成了一个共时性的语义场。
这七个关键词，就是刘震云对现实人性思考并探求其“本真”过程中的起点和路标。其中刘震云从“权力”开始思考，看到个体在权力、官场中的处心积虑，明争暗斗，而又惶惑、焦虑、彷徨无定，他首先认为这种困惑都是权力造成的，并开始在对权力的呈现中进行反思；伦理则是权力的合谋者，传统社会中的伦理最初应该是出于类似于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论述权力的生成，根据民众的普遍的人性需求达成的关于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则约定。但随着封建社会专制的加强，这些伦理逐渐被改造为一部分人对于另外一部分人的义务，成为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统治的舆论力量；历史是权力异化人性的时间维度，故乡则是权力异化人性的空间维度，正是通过在“故乡”和“历史”在时空维度上对于权力和伦理的演绎，实现了对于权力和伦理的解构，当然也同时解构了历史和故乡。权力、伦理、历史和故乡四章是一个解构的过程，刘震云试图祛除权力和伦理在历史的过程中和故乡的空间内对个体思想的遮蔽。而这些祛蔽本身当然并非目的，祛蔽的目的在于回归到人的本真，这是刘震云在第二阶段后也开始思考人性的原因。只有通过这个解构的过程，我们才可以看到真实的人性，看到人性的恶与善，看到了人性原来才是个体焦虑的根源，才是种种罪恶的渊薮。于是直面这种人性，刘震云才开始思考如何救赎个体的恶，消除个体的孤独感和焦虑感，此时刘震云首先想到的是宗教。但他在中西宗教观和人性的对比中，发现了宗教在中国和工业时代的局限性；正是在该基础上，刘震云转向了存在之思。
除了抵达存在这一层面外，刘震云还试图对这种存在的困境进行超越，并探索了几种超越的方式。在结语部分，对正文部分内容作了一个梳理和概括，确认其立足于现实主义的态度，在对历史祛蔽的过程中建构了自身思想体系的努力，也指出其在创作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局限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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