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刘震云小说研究的概括及意义
对刘震云创作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也就是到所谓的“新写实”相关作品出现开始引起普遍关注。目前能查到的关于刘震云小说研究的文章最早的是王必胜发表于《当代作家评论》1988年第5期的《躁动的灵魂和艰难的人生——刘震云小说主题论》。这篇文章分析评价了刘震云80年代早期的几篇小说，从历史变革的角度，概括了刘震云早期小说中的几个叙事聚焦点：“表现农村经济变革中的人情世态，写千百年来生息劳作在大地上的农民于新生变一革后的各种复杂的人生情感。”由此出发，论文分几部分展开论述。“缺憾者的梦”论及《模糊的月亮》《灰灰菜》两个作品，王必胜已经敏锐地捕捉到刘震云早期小说中所感慨的商品经济社会对人与人关系产生的影响：温情的缺失；“困惑着的心境”论及《罪人》《山村奏鸣曲》《栽花的小楼》几篇稍晚的小说。王必胜认为刘震云这些作品对前几部作品有所提升，作品中进一步写到传统道德和人性的冲突；“艰难的人生图式”部分则开始论及刘震云的成名作《塔铺》《新兵连》，论文提到《塔铺》中的“恋乡情节”，还认为《塔铺》与过去的作品相比“是从人的主体精神同客体生活（人与社会生活）现状之间的依存、疏离、矛盾等向度上开掘，变为由客体对主体（社会与人）钳制、束缚等，把人生的某种缺失同社会生活的缺失联系起来进行艺术观照，甚至更注重对后者的无情揭示。”这些都不无道理，至于《新兵连》所概括的政治普泛化对人性的异化更是成为后来普遍认同的观点。但或许因为时代的局限，王必胜似乎没有看到《塔铺》《新兵连》两篇作品在刘震云创作过程中的意义。王必胜认为两篇作品中刘震云“艺术视角并没有转换，但时间上却有不同”，现在看来确实有些误判，刘震云的艺术视角在这两篇作品中不止转换，甚至可以说是本质的变化（相关变化下文将会论及）。因此两篇作品在刘震云整个小说创作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刘震云开始捕捉到了通向现实的方向和路径，也把写作与现实真正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王注意到刘震云大概也是因为这两篇作品，而不是以前的任何一部。
之后，研究他的整体创作或某一个关键词或叙事技巧或单篇作品评述的成果数量颇丰，目前，在中国知网上搜索包括硕士论文和单篇论文将近300篇。由于近年来刘震云写作中不断地自我突破以及他作品和影视联姻的成功，使其作品的受众范围扩大到文学圈外，其影响力也随之增加了不少。概而言之，20多年来，关于刘震云创作的研究涵盖颇广，涉及创作思想、艺术手法、语言特色、结构特色、人物特色、影视改编等。笔者限于篇幅和视域，仅就与拙著论点相关的，也就是刘震云创作中表达的思想、主题，如权力、历史、故乡等关键词进行梳理。
第一，关于权力。“权力”是研究刘震云的学者最先关注的一个焦点。白雨的《“官场”人生，别样滋味——读刘震云的〈官场〉》[2]注意到官场对人性的异化：特定的社会环境、政治环境和一定的人形成了一定的“场”，造成了“场气候”，而这“场”反过来又规定、制约着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及人生追求方式，一切都必须按照“场规则”来运行。人的个性被磨平、磨光、磨圆，极大限度地向“场气候”所要求的共性靠拢，至少也要戴上“人格面具”；陈晓明在为刘震云小说集《官人》写的跋中认为，刘震云的显著特征在于他的“权力意识”——意识到权力是如何支配人的全部生活，风格特征则是表现在他的“反讽意味”上，“反讽意味”夸张凸显了“权力意识”；毕新伟在《漫说“权力哲学”——刘震云小说论》[3]一文中认为刘震云小说从现实进入历史，再回到现实，又进入历史，对现实的态度日益冷漠或者客观，对权力的关注却一直持续着。当然现在看来这种观点明显是有问题的，因为后来刘震云的小说基本上不再碰触权力；摩罗、杨帆的《奴隶的痛苦与耻辱》[4]一文认为权力崇拜正是刘震云两大主题之一（该文认为刘震云笔下的第二大主题是物质崇拜），这种概括明显是偏颇的，刘震云的作品固然关注权力，但要说其权力崇拜，则找不到任何证据的。刘只是在客观展示权力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和对人性、人际关系的影响，尤其是刘80年代中期以后的小说中，对弄权者情感上甚至带一点悲悯；姚晓雷的《故乡寓言中的权力质询——刘震云故乡系列小说的主题解读》[5]认为“由《头人》将矛头指向乡村权力，到《故乡天下黄花》将乡村权力放在和社会权力机制的位置一起审视，再到《故乡相处流传》把对权力的批判向权力话语系统推进，最后到《故乡面和花朵》对那些压制着民间利益的、本质上与权力有极其暧昧关系的其他文化形态的考察，作者运用不断调整民间姿态的方式，终于完成了在民间和权力机制的互动视角上对那些笼罩在民间生存之上，并作为民间生存苦难主要根源的权力形态的全面质疑。”该观点确实揭示出刘震云这几篇所谓“故乡系列”小说对“权力”关注的持续性和递进性，但该文同时也像其他论者一样认为刘震云对权力持批判的态度，仍然存在着明显的认知局限，尽管这种局限客观上与时域的局限相关。
第二，关于历史。张新颖在《乱语讲史，俗眼看世——刘震云〈故乡相处流传〉漫评》[6]一文中认为刘震云在解构历史，并认为他杀死的也许只是虚假的意义，“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既然我们从未拥有过它，现在也没有明白，也就没有什么可在乎的，我们怎么过来，就怎么过去，时间还在走，戏还在唱，人还在活，如此而已”。董之林的《向故事“蜕变”的历史》[7]认为《故乡天下黄花》的成就主要不是表现为意识形态与政治的层面，而是表现在叙述自身的层面，表现在小说家对故事的创造性、题材的新颖性，以及雅俗共赏的语言艺术性等方面的开拓。两篇文章对刘震云小说中存在历史元素这一事实是共通的，认为这里的“历史”不同于传统的历史这点也是一致的。因此沈嘉达等评论者将刘震云的后期作品归入“新历史小说”，认为刘震云着意“把历史作为框架，寄寓着自身的现时寓言，表达了作者的个人话语。”贺仲明也指出了刘震云的“新历史小说”表现出农民文化历史观在他身上的巨大影响。在刘震云的“历史”小说中，他始终站在普通农民的立场，以普通农民的视点，以农民文化的历史精神，对历史进行了“农民式的观照与审视”。“新历史”的概念便是由此而来，当然这种概念下不止刘震云一个作家，而是一批作家，因此，“新历史”作为一种现象，成为当时学界关注的焦点。只是对刘震云这种历时性元素进行全面考察，尤其放在刘震云创作思想发展的体系中考察，笔者认为尚有待补充。
第三，关于故乡。“故乡”作为一种哲学话题，近年随着传统与现代从碰撞冲突到渐行渐远，越来越收到学界的重视。贺仲明的《放逐与逃亡——论刘震云创作的意义及其精神困境》[8]首先从传统与现代冲突的角度注意刘震云小说中的故乡元素。他认为与现当代大部分作家对城市的排斥不同，刘震云认为乡村与城市一样，他对乡村也持拒绝的态度，因为乡村的丑陋和悲剧难以让他产生依恋之感，另外对城乡矛盾的困惑，也是刘震云创作的困境。这是比较早的一篇文章，论及刘震云作品中对于乡村的态度，其实正是在这种困惑中，刘震云发现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历史还是当下，个体生存的困境都是一致的。几年之后陈晓明的《故乡面与后现代的恶之花》[9]认为刘震云的《故乡面和花朵》把乡土中国的现实与后现代的未来空间杂糅在一起，以极端荒诞的手法来解构历史与未来，他用后现代手法对乡土中国的改写，使本土性这一被固定化的历史叙事，被推到神奇的后现代场域，显示出刘震云对乡土中国叙事的强有力开创。其彻底的虚无思想又混杂着传统孝道的暗恋，预示着当代精神价值重建的真正困局。
梁鸿的《论刘震云小说的思维背景》[10]更明确地认为刘震云的大部分小说都是以他北方的故乡为背景和思维起点的。弥漫在故乡上空的“饥饿危机、灾荒意象”，组成他小说的“黄土地意象”;“权力意象和中原农民生存意象”则展现了一个没有摆脱“饥饿危机”的民族生存方式，但是，无时不在的“姥娘意象”作为一种救赎昭示着人类最终的理想、希望、尊严，这些意象不仅决定着刘震云的语言方式、叙述方式，而且也决定着他思考世界、历史、人性的方式。
这几篇文章大都是把刘震云笔下的“故乡”视作一个被作者拒斥的空间，并没有看到“故乡”当下意义与哲学意蕴。只有王光华的《刘震云小说中故乡情结解读》[11]把刘震云作品中的故乡分为两种状态，以姥娘温情拯救故乡的方式，展示了“故乡”的另外一层含义，但却没有进一步探讨关于“故乡”的形而上层面。这恰恰是笔者所希望深入探讨的部分。
第四，关于人性。贺仲明的《独特的农民文化历史观——论刘震云的新历史小说》[12]一文认为刘震云的小说一直关注农民问题，认为农民倍受权力欺凌，却在权力面前没有一点反抗精神。农民文化具有荒谬性特征，这种荒谬性解构了历史的庄严。这是一篇较早关注刘震云作品中对于“人性”书写的文章，但同时认为刘震云的缺陷在于“不能看到光明和魅力的部分因而显得偏执”，这恰恰也显出了论者的局限。苗祎的《传统人格理想的消隐与重建——论刘震云小说中的当代知识分子形象》[13]认为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刘震云小说《一地鸡毛》《手机》中传达了知识分子理想人格的消隐。姚晓雷的《刘震云早期小说文本的再解读》[14]对刘震云从《塔铺》开始的早期作品作了一个内在思想的梳理，认为刘震云早期小说文本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人性意识，即认为人性本质是由自己的求生本能出发的、和权力体制相对应的一种结构，每一个人在对它的拥有上都是平等的，只是在面对不同的体制环境时体现为不同的内容。从而他逐渐将对人性弱点进行批判的主题模式转化为对权力体制的批判。随后姚晓雷另一篇《刘震云论》[15]从“民间立场”“人性宽宥与权力质询”“民间反叛的语言策略”等几个方面出发展开论述，认为这几个方面背后有“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怀”。曹文书则认为，刘震云的创作对政治文化保持了足够的敏感，政治文化不仅影响人的生存状态和前途命运，而且使正常的人际关系异化变质，使正常的人性变得异常扭曲。刘震云以一贯的创作精神“对小人物、普通平民生存困境和生活态度的关注以及倾注全力去刻画他们被有形无形的政治文化任意摆布的或忧悲的生存景观，并对那些置身于官场之中命运难测，人性扭曲的头人们给予审美观照。”
这些文章或从农民，或从知识分子，或从民间立场，或从政治文化，对刘震云作品中人性从不同角度作了探讨，只是相对于刘震云小说整体思路，尤其是历时性角度来看，还显得单一，不能在权力、伦理、历史和故乡大环境下来把握人性，也缺少一定的广度和深度，如姚晓雷所认为的刘震云“逐渐将对人性弱点进行批判的主题模式转化为对权力体制的批判”这一点，如果从刘震云思想发展的整个流程来看，便有些因果倒置的嫌疑。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作品都还没有发现刘作品中那种直面人性寻求困境中突破的努力。
第五，关于存在。确实有论者看到了刘震云作品中关于“存在”的思考。目前发现最早的一篇是张均的《沉沦与救赎：无根的一代——重读莫言、刘震云》[16]。张均认为莫言、刘震云作品中都表现出对故乡的排斥情感，但最终“真正救助莫言、刘震云‘返回’故乡，接近‘人’之‘家’的，仍是流转于颓败、荒凉土地上的乡间精神；它生生不息，启示着人的根性，莫言、刘震云即在其诗意的照彻中由沉沦的荒野‘返回’到了辽阔、宽厚的大地，由非生命的居所‘返回’到了存在的家园。”可以说，张钧是比较早地发现刘震云作品中的存在主义元素的论者，他看到刘震云小说在解构历史和现实的过程中对于个体存在状态的思考；之后宫东红的《反思与突围——读刘震云的〈故乡面和花朵〉》[17]认为刘震云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命运作了反思与追问，另外在文学形式实验方面所作的一次全面性“突围表演”；吕永林的《刘震云小说叙事的向“黑”现象》[18]，则从存在主义的角度，认为刘震云《故乡面和花朵》中有着混沌、晦暗、虚无、神秘和可疑，对应着存在与人所具有的未被限定的无限可能；西元、雪冰《“文革反思”写作中的存在主义影响——刘震云长篇小说的政治—历史阐释》[19]认为刘震云作品中的思想是受西方存在主义本土化与庄子思想的影响。这点上从拒斥到荒诞，从充满阴霾的大历史到清澈明亮的小历史都可以感受到。
随后，对刘震云作品中的存在主义色彩阐释越来越明朗和肯定，如陈振华《异化·沉沦·荒谬——刘震云小说“存在”主题阐释》[20]认为对存在的审视、关怀、批判，是刘震云大部分小说的内蕴和指向。万海洋的《荒诞境遇下的存在状态——刘震云小说的存在主义解读》[21]认为刘震云小说从《塔铺》到《官场》《新兵连》都带有存在主义色彩。
但总体上来说，这些论点都只是涉及到作品的存在主义色彩，没能更进一步地挖掘其演绎存在困境并进行超越的过程，尤其是缺少对刘震云在进入到存在思考的心路历程中对于权力、伦理、宗教的思考以及由这些思考导向存在主义思考动力分析。
另外，还有些成果针对刘震云小说中某几个关键词的解读。这种研究主要体现于一些硕士学位论文中。如是王际兵的《刘震云小说的寓言景观》（华南师范大学，2002），从寓言化叙事的角度阐释其对于权力、历史、人性观点，也算是比较早的一篇论文；刘进军的《从历史到心灵的追问——论刘震云的“故乡系列”小说》（山东师范大学，2005）则专门就刘的“故乡系列”作了论述，从反映论的角度阐释刘震云作品中的历史意识和在权力斗争背后隐藏的中国人格和心理。徐蕊的《故乡·历史·权力——刘震云小说关键词解读》（华中师范大学，2005届）、赵丽妍的《故乡·知识分子·权力——刘震云小说“人文关怀”的三个支点》（吉林大学，2008）从人文精神的角度阐释了对于刘震云作品中故乡、知识分子、权力的认识。刘鹏的《绝望背后深深的眷恋——论刘震云的乡土小说》（浙江师范大学，2006）以乡土切入点，围绕生存、权力关系、历史进行论述，意在说明其乡土小说在各方面的意义，也提及寓言化及反讽的叙事策略。马勇的《刘震云的寻根之旅》（湖南大学，2008）认为刘震云的小说是一种从人性、历史、生活方面展开的寻根过程。李嘉玮的《论刘震云小说的批判意识》（河南大学，2010）认为刘震云的小说贯穿一种批判的主题，批判根源来自他童年的经历，批判的对象有权力、人性和文化，批判的手法是反讽与戏谑。
这些论文一般都能够看到刘震云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几种元素，并试图概括和阐释，只是因为缺少全面的观照和系统的思考，这些关键词之间便显得各自独立，缺少应有的内在联系，很难看出其发展脉络趋向。
最后还有一些文章，不是就某个或几个关键词，也非就某篇（部）作品进行研究，而是对其前刘震云的相关作品所做的综合性研究，从中概括出一个主题或一个方向。最先出现的就是这一类作品，如王必胜的《躁动的灵魂和艰难的人生——刘震云小说主题论》[22]是一篇较早研究刘震云创作的文章，提到刘震云早期的一些作品。认为《模糊的月亮》涉及历史发展中一切旧的道德观念如何去适应新的秩序，是否就一定表现出非此即彼？小农意识作为千年以降的农民精神的主调，如何强化着对新生的冷漠，对既定的崇奉，对人伦秩序的顽冥依恋，这也是新时期以来农村题材小说每每涉及的敏感问题。王必胜还认为：“如果说震云对商品经济生活发展后人与人之间传统的关系（观念）的关注，是他初期创作的主题的话，对人生复杂的性情，生理和心理的热烈而痛苦的追求进行揭示，则是这以后创作的重要转折，由此生发了新的艺术世界。”对于《塔铺》之后，王必胜认为：“作家激情于这个严峻冷酷的现实，相对他过去作品来说，是从人的主体精神同客体生活（人与社会生活）现状之间的依存、疏离、矛盾等向度上开掘，变为由客体对主体（社会与人）钳制、束缚等，把人生的某种缺失同社会生活的缺失联系起来进行艺术观照，甚至更注重对后者的无情揭示。”并认为刘震云作品中“反思中国当代历史，对人生的最大钳制和毒害莫过于政治功能的过度普泛化，浸淫到人生行为中阻碍人健全发展。原本活泼的生命，在政治功利面前，失落了人生的本色，成为畸形的政治化了的‘类型人’。”这篇文章对于刘震云《塔铺》后的作品变为客体对于主体的钳制的论断现在看来并不准确，但其中人性在权力中异化的论述则是合乎刘震云当时创作的思想状态的。
金惠敏的《走向永恒的黑暗——刘震云小说历程》[23]是一篇对刘震云写作追求进行批判的文章，认为刘震云在这一时期：“技法的渐次成熟，精神的缓缓而不可抵挡的衰退。他愈来愈认同于‘生活’的阴暗一面，愈来愈醉心于人性的黑暗，醉心于展览人性中见不得阳光的琐屑、卑微和邪恶。人似乎已不成其为人。”但金惠敏所看到的只是局限于表面的，或者说片面的认识，所谓的“阴暗”只是一种价值判断的词汇，而刘震云的写作是尽可能避免价值判断的。可以说金惠敏此时并未深入刘震云作品中去。白烨的《生活流、文化病、平民意识——刘震云论》[24]认为刘作品中存在着“平民意识”。文淑慧的《刘震云中篇小说评述》[25]也是比较早的一篇综合评述刘震云中篇小说创作的文章，从作品中精神和物质的贫困，理想的失落和沉沦即官场背后的社会文化心理来阐释，目的在于揭示病痛，引起疗救者的注意。后来的几篇文章的观点似乎都受到这两篇文章的启发。
杨士斌的《论道家文化在刘震云小说中的渗透》[26]认为刘震云的小说中渗透着道家思想，有一定道理，但并无太强的针对性。因为一切的宗教哲学都是人对于“人”存在根本问题的思考，我是谁，从何处来，到何处去，当下应该怎样？这些内容具有一定的共通性。梁鸿的《刘震云作品中的闹剧冲动》[27]认为刘震云小说充满了“广场语言”的游戏、荒诞意味和对现实秩序的解构和否定，但是，民众的“群体意识”和“权力认同”心理又使“广场语言”处于一种荒诞的无意识和反讽状态，这种意义的逆转形成了刘震云小说强烈的闹剧冲动。陈思和、李振声、郜元宝、张新颖在《刘震云：当代小说中的讽刺精神到底能坚持多久》[28]中讨论了刘震云创作现状和发展态势。郜元宝认为，刘震云的“新写实”小说和“新历史”小说有一种统一的味儿。但他也认为，“不过，刘震云的风格到底是在哪个平面上统一起来的？刘震云主要把力用到什么地方去了？刘震云的气最终会导向怎样一种境界？这都值得思考。”陈思和认为：从气质上说，刘震云的作品是新文学传统一脉相传的，他笔底下的讽刺不是轻浮的，嬉皮士式的，不是无原则的消解一切，更不是那种政治上失意而发出的牢骚，他的小说无情地揭示出社会历史真相的无价值，用喜剧的笔调写出一幅幅让人沉重得透不过气来的画面。张新颖认为：“刘震云眼光太毒，看得太透，他所刻画的芸芸众生，一举一动，无不具体、实际，目标直接、干脆，不含糊，不玄虚，食色权欲，都是基本的人性人伦，精神、抽象、超越之类，比较起来全都矫揉做作，华而不实。”这几位都是当下很有影响的一线学者，其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见解现在看来仍然颇有见的。
其他稍晚如沈梦瀛的《论刘震云小说创作的多面性》[29]认为刘震云的小说最生动地体现了自然主义文学理论关于环境决定人的观点，自然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三位一体成为他创作的一大特色。曹书文《刘震云小说创作论》[30]认为刘震云的小说经历了写实、反讽、荒诞三个阶段；地域空间分为城市和乡村，人物分为平民和头人；所关注的主题主要是生存、命运、人性。
关于刘震云研究的专著，就笔者查询所及，郭宝亮的《洞透人生与历史的迷雾——刘震云的小说世界》是至今出版的唯一一本专著。该书较好地把握了刘震云创作中的反讽、历史意识、言语的狂欢等几个思想、叙事特征，阐释中与理论的结合也不错。只是这种阐释还不够充分，未能抵达呈现文本特征的时代内核，尤其是该作结稿于1999年，对于之后的作品未能涵盖，从其中并不能看到刘震云近年创作的情况。对于刘震云创作的状态停留于一种静态的观察，没有意识到刘震云写作中各关键词间内在逻辑关系，其结构的安排也显得仓促草率。
以上成果作为对刘震云某一个阶段的作品、某一部（篇）或几部（篇）作品作出的或对于主题思想，或对于叙事、修辞的研究，当然具有筚路蓝缕之功。但同样因为其阶段性、个案的孤立性，导致对刘震云的研究出现这样那样的局限。再加上刘震云的创作主题的后现代性、头绪复杂，有时甚至失去所指，表层结构和深层解构距离有很大解读潜力。特别是他这些年来一直笔耕不辍，如果研究不能把后面创作的诸多长篇作为考察对象，对于我们当下了解刘震云创作的发展状况也就无能为力了。况且刘震云一直在进行自我的突破，今日之他已经非昨日之他，因此对于刘震云作一个综合的研究，在更全面掌握他创作成果的基础上对他的创作成就作出更为当下、客观、真实的阐释和评价也就显得尤为必要。
研究刘震云的意义和价值我认为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刘震云作为一个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当代文坛常常引领一时风潮和争论的作家，对其创作思想的整体和发展中的把握无疑是有必要的。其次是刘震云独特的审美追求。中国古今文学中，传统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各领风骚。这种文学样态发展到当下基本上没多大变化，如沈从文、汪曾祺、刘庆邦一脉执着于审美抒情的，鲁迅、阎连科这些专事于社会批判的作家，当然还有更多歌功颂德所谓“现实主义”作品。“新时期”之新在文学创作上还表现在一些专事对传统写作方式进行颠覆，醉心于形式试验的所谓“先锋小说”，如马原、格非、余华、苏童等作家的曾经表现。但刘震云表面看与这几类各有联系，却又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类。他曾经仿效传统现实主义写作，试图把握时代的脉搏，也曾经写出过“新写实”“新历史”之类的所谓“试验”性作品，但我们看到的这种“情感”“权力”“历史”“故乡”书写只是表象，他所有的努力都是在追求一个现象背后的“本真”，并沿着这条路走出了一条探求“理”的写作道路。最后，当代中国作家写作上升到存在主义层面写作的作家很少，能在存在的困境中拼杀找到一条出路，实现对于存在困境超越的作家更是少之又少。刘震云在对于存在的思考，特别是他抵达个体存在的过程中思考的过程，给当下无论是在文学发展方面，还是个体生存态度方面都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