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云南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一次重要推进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奉业师张文勋先生命，参加了由其任主编的《滇文化与民族审美》一书（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编写工作，承担了该书第十二章“汉文化浸润的滇云文学理论”的撰写任务，因此而有机会对云南古代文学理论进行了一次相对比较全面、深入的考察。撰写任务完成后，即有一清楚意识：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云南古代文学理论事实上是有其自身的价值的，不仅有相当的数量而且有一定的质量和自己的特色，可是却尚未得到国内相关学术界应有的重视和评价。国内学术界对云南古代文学理论有较多认识并曾给予积极评价的，基本上只有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泰斗郭绍虞先生，其他有所认识者、给予关注者并不多。这一状况，令我深以为憾，思绪难平。于是，决定从整理、提供相关基础资料入手，以推进国内学术界对云南古代文学理论的认识和研究。经过几年努力，我编选的《云南古代诗文论著辑要》于1996年完稿，于200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应该说，这是对云南古代文学理论基础资料的一次比较集中的整理出版，而之后的情况也表明，此书在推进国内学术界对云南古代文学理论的认识和研究方面的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近些年来，我在主要研究《二十四诗品》、《文心雕龙》的同时，仍对云南古代文论的研究保持着兴趣和关注。2009年，潇云开始在我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三年后，她以一篇关于云南古代文论的研究论文通过答辩并获得博士学位。现在，潇云对此论文作了一定的修改润色，形成一部题为《清代云南诗学研究》的专著，此著在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专项经费的资助下即将付梓。今应潇云嘱，欣然为之序。

云南古代文学理论肇端于明而繁盛于清，其中绝大部分为诗歌理论，文章理论相对较少，潇云将之纳入狭义“诗学”的范畴，应该是可以的。简言之，潇云《清代云南诗学研究》的研究对象，是处于繁盛时期的云南古代诗学或文学理论。相应地，此书的研究就主要不是微观的而是宏观的，不是个别、局部的而是整体、全局的。总的看来，此书所进行的，是对清代云南诗学的一个富有特色的整体研究。书中的绪言和第一章，对学界关于清代云南诗学的研究作了综述，对清代云南诗学的总体风貌和清代云南诗学的社会文化背景作了考察，对清代云南诗学发展的一般状况及其显著特点（后发性和速成性）作了考察和讨论，……所有这些都很必要，也显出了“整体研究”的基本特点。然而此书的特色和重心却并不在此，而在后面三章对清代云南诗学的正面考察和研究之中。在后面三章中，潇云没有采取对清代云南诗学之各部（篇）重要著作和文章、或者所涉及的各个重要理论问题作分别研究然后再聚而论之的研究途径，而是经过仔细考察和认真分辨，从清代云南诗学中提取出其关于三个诗学基本问题的相关讨论或理论来进行综合而深入的考察剖析，并希图由此而探究到和揭示出清代云南诗学的基本风貌与精神。

本书考察的三个基本问题依次是：清代云南诗学中的诗歌本体论，诗歌创作论和诗歌批评论。关于第一个问题，作者指出：对于“诗为何”这样一个关于诗歌本体的提问，清代云南诗学的基本回答是“诗是主体性情的艺术外显”。清代云南诗学家认为诗歌本体呈现为“气”、“心”、“性”、“情”、“性情”等概念，并与“真”有莫大关系。在中原诗学那里，这一艺术观念早已存在并得到广泛运用或申说，但在清代云南诗学这里，此艺术观念得到格外集中、强烈的阐发，并由此形成了既源于中原诗学又与其有所区别的自家特色。关于第二个问题，作者指出：清代云南诗学中的诗歌创作论，特别集中于对根柢与兴会、有法与无法、师古与变通独创三大问题的讨论，其显著特色就是把根柢、兴会、性情与学问统合起来论述；强调诗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然后又通过“无法”与“活法”等实现对法的超越，从而达到“至法无法”这一诗歌创作的自由境界；而在师古与变通独创之间则更强调后者。总体来看，清代云南诗学重视性情和学养，体现出诗歌是基于根柢与兴会的审美创造这一特征。关于第三个问题，作者指出：道德批评与审美批评是清代云南诗学关于诗歌批评的两个主要向度。道德批评有两种主要表现形式，即诉诸于直觉的判断和诉诸于日常积累的知识、经验的判断。前者主要是关于诗歌文本的道德直觉判断，后者则包括对日常生活中诗人道德品行的判断，以及对文学艺术活动中其是否符合“温柔敦厚”、“思无邪”等的判断。审美批评则主要以“真”、“清”、“中和”为重要标准来构建其诗歌批评理论并展开其诗歌批评实践。

本书从诗歌本体论、创作论和批评论三个方面对清代云南诗学进行的考察，应该说抓住了清代云南诗学的主要内容和特征，是有见地的；本书的相关讨论，也大体反映出了清代云南诗学的主要风貌和精神，是比较切实的。可以说，本书是由特定理论视角切入的关于清代云南诗学一个富有特色的整体研究。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迄今关于云南古代文论（诗学）的研究基本都还是具体的、局部的，真正堪称整体性研究的著作大约尚未出现。就此而言，本书的出版，将会是对云南古代诗学研究的一次重要推进，具有比较重要的学术和学术史的意义。

本书历时数年完成，作者在研读资料、把握全局、提炼论旨、结构篇章等等方面都下了不小的工夫。其具体写作有不少优长之处，也有一些小疵，兹不一一细说。

这里要引申开去，对云南古代文论（诗学）的总体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谈一点简单的看法。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云南古代文论（诗学）的研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出现了较为引人注目的张文勋先生等《许印芳诗论评注》和蓝华增先生《云南诗歌史略——赵藩〈仿元遗山论诗绝句论滇诗六十首〉》等著作，出现了杨开达先生关于朱庭珍《筱园诗话》的系列研究论文，以及出自不同研究者笔下数量日渐增多的进行专题研究的单篇论文，并各种古代文学理论史、批评史著作中关于云南古代文论（诗学）的评介……然而对于云南古代文论（诗学）的总体研究来说，已有的工作、成绩还是远远不够的。我以为，至少还要在如下三个方面继续努力。首先，是基础资料的发掘、整理工作还需要进一步去做。我在编选《云南古代诗文论著辑要》时，在相关的基础资料方面是做了一番认真的披沙捡金的工作的。然而，限于个人的和当时的视域，没有发现或没能捡拾到的金子还是很多的。比如，清代云南诗学大家方玉润除了有研究诗经的名著《诗经原始》传世外，又曾有为他人之各类著作所提及的《方黝石诗话》一部，此书向来认为已经散佚。但据《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第七卷（黄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称，方氏“《星烈日记汇要》的论诗部分，实可视为一部日记体的诗话”。虽然尚不清楚这部“日记体的诗话”是否就是据认为已经散佚了的《方黝石诗话》，但它以往的确是为一般研究者所不大注意的。又比如，云南近现代文人、著名学者袁嘉谷的《卧雪诗话》，主要是以诗话的形式存人存诗，理论成分不很多，故向来不为理论研究者看重，然而随着近年《袁嘉谷文集》的出版，人们才发现，袁氏对经学和桐城派文论是有着较为精彩的论述的。再比如，云大中文系青年教师杨园博士四年前去云南保山师范学院支教，回来后告诉我：发现了云南古代文论方面的一些新材料！总之，未经发现、发掘、整理的有价值的基础资料尚有不少，相应的发掘、整理工作仍然可以有所作为，这方面的工作需要长期努力去做，以便为云南古代文论（诗学）的总体研究打下完整坚实的地基。其次，是微观层面的具体研究需要广泛开展。要对云南古代文论（诗学）有很好的总体把握，其前提是微观层面的具体研究要普遍展开，且踏实深入。过去，我们在这方面有了不少很好的研究，比如张文勋、蓝华增和杨开达等先生的相关研究，但整个看来却还是非常不够的。对于相关的重要著作、文章、问题、理论范畴，都应该分别予以仔细的考察和踏实的研究，这才能为云南古代文论（诗学）的总体研究打下又一个坚实的基础。最后，是在夯实前面两个良好基础的同时，要开展更多的宏观层面的整体研究工作。潇云在本书中对清代云南诗学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宏观整体研究，但对于真正宏观、整体地把握好整个云南古代文论（诗学）来说，却又还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换言之，对云南古代文论（诗学）的宏观整体研究，并非在此研究领域现有学术基础上从一个角度做一次尝试即可完成，而是需要在逐渐具备上述两个良好基础的情况下经过从多个角度展开的多番探究才可大致完成。总之，如果以上三个方面的工作都做好了，我们对云南古代文论（诗学）的认识将更加清晰深入，把握将更加准确全面，可以说云南古代文论（诗学）的总体研究工作也就真正做好了。相信到那时，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有机组成部分的云南古代文论（诗学）将向世人真正展现出自己特有的全部价值和风采！

多年前，《云南古代诗文论著辑要》对云南古代文论（诗学）的基础资料作了一次比较集中的整理，今天，《清代云南诗学研究》对清代云南诗学进行了一次富有特色的整体研究。在同一研究领域中的这一师生呼应，令我格外高兴。其实不仅是潇云，而且还有潇云的师兄师弟、同样在云南高校任教的几位博士（或在读博士生），近年都对云南古代文论（诗学）研究抱有兴趣。其中，有的对方玉润的诗学思想已有了不错的研究，有的正在撰写关于朱庭珍《筱园诗话》的博士论文，有的拟对其所发现的云南古代文论（诗学）新材料进行整理，有的倾向于探究儒学与云南古代文论（诗学）之关系。似乎有些迟暮却又是刚刚兴起不久的云南古代文论（诗学）研究领域一时间闯进许多中青年才俊，实在令久居此域而略觉寂寞的我感到欣慰乃至兴奋。

美丽的云南是我的家乡，也是我的学生们的家乡或第二故乡。滇云自古不仅有物候之和山水之美，而且于人文精神方面也有卓然的发扬和深厚的沉淀，这令我们深感自豪。让我们以及更多有志于推进云南古代文论（诗学）研究的同仁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克尽绵薄吧！

张国庆

2016年1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