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国体”的概念考证与定义界定

第一节 日本“国体”概念的特异性

一 与现代西方法学概念的不同

简言之，国体论是对日本的“国体”是什么以及它为什么优越进行解释的言论与学说，所以要明确国体论的含义，必须首先了解日本的“国体”是什么概念。

现在大家已经熟知，英译为constitution 的“国体”是现代政治学里的一个基本概念，意指国家的主权归属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国家政治体制。但在中国和日本，在现代法学里作为主权归属的国家形态这个用法传入之前，就已经有“国体”这个汉字词汇的存在。尤其是在日本，在“国体”作为德文staastorm的译语被使用之前，“国体”已有日本本土的意义和用法，有自己的含义及语义变迁史，只不过是在翻译西方法学词汇时被再次利用而已。关于这一点将在本章和第二章里详述，这里只从结论上指出，后世形成蔚为大观的“国体论”所指的“国体”，是指日本作为国家之本来尊奉的国家体制及与之相关的历史文化传统，它特指日本以天皇为首的统治体制及天皇统治为核心的观念，是一个有特定含义的专有名词。这个意义上的“国体”在幕末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被使用，用于宣扬日本国家及民族的独特性与优越性。因此谈到国体论时，不是指普遍意义上对国家体制的探讨，而是指日本在特定历史时期、有特定内涵的一种论说，它只存在于日本的语境里，语义有着极大的限定。由于“国体”事关国家之根本，是日本民族独特性和优越性之体现，所以“国体”不可更改，具有无可置疑的绝对化特征。因此这个含有“国家之大体”意思的“国体”概念与现代政治学的“国体”并不属于同一系统，它并不纯属于法理范畴，而是实际上同时涉及了法律、道德和伦理等领域，因而具有现代政治学的constitution概念无法囊括的内容与意义。

国体概念的内容大致包括几部分：把日本看作以天皇为现人神的神国、强调天皇万世一系支配的正统性、对君臣关系的伦理化解释（“家族国家观”，君民关系有如父子，忠孝一致，祭政一致）、以日本为中心的差序的世界秩序论，等等。而如果要对国体论做一个描述性的定义的话，从功能上来说，它是近代天皇制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和统治合法性理论，同时又体现为一种历史观以及国家—个人关系原理，从凝聚了民族认同来讲，又可算是战前极富日本特色的民族主义。由于被国家权力以自上而下的方式灌输到国民意识当中，对日本国民思想的确立和日本国家的政治行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巨大的国民统合功能不仅在当时建立了非西方世界里唯一一个独立的中央集权的近代国家，也推动了日本全国民众走上战场，为日本民族和其他民族带来巨大的灾难和难以抚平的创伤。因与日本走上战争道路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国体论”被当作与民主主义相悖的封建意识形态淡出了历史舞台，已不再被使用。

二 与中国“国体”语境的不同

“国体”是一个在中国也使用的词，事实上，日本的“国体”一词就来源于中国的古典，而且在中日两个国家，这个词仍都是“现役”即仍在被使用的词语。但这并不表明在国体论这个问题上中日两国存在着理解上的亲近性，恰恰是这种语词的共有使得人们反而容易对两国“国体”在含义和语境上的差异没有警惕，导致对没有相同文化语境的“国体”产生似是而非的理解，以至于成为真正理解日本国体论的一个障碍。

其原因之一在于，日本“国体”的概念自古代以来经历了一个复杂多变的过程，尤其是进入近代前期以来，它成为一个对天皇统治的正当性进行论述的专有名词，学者、官方对这个意义上的“国体”进行了持续和大量的论述，解释日本的国体是什么以及强调日本国体的优越性，这些数量庞杂的论述就是“国体论”。国体论不但是日本自明治以来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官方唯一的意识形态，而且由此产生了如皇国史观这样的历史叙述、以“国体”为旗号的“国体民族主义”以及全面规定了战前日本人精神结构和思维方式的“国体”禁忌（ta-boo），以及与此历史叙述相关联的民族精神以及价值观、文明观等。这使得日本的“国体”不仅在概念内容和语境上与中国的“国体”截然不同，它在日本近代史上对政治、思想、文艺、学术等各个领域发挥的全面深入而持久的意识形态功能则更是中国的“国体”一词所陌生的。所以说，虽然中日两国共有“国体”这个词汇，但并不表明也共有这个词的内容和意义。

原因之二在于，不仅日本的“国体”一词曾负载了在中国未曾有过的含义与功能，而且在中日两国还都存在着现在使用的“国体”与自己历史上使用的“国体”一词含义迥异的现象。因此，不仅中国人容易从自己的文化语境出发而对日本的国体论形成似是而非的理解；而且在日本，由于现在的“国体”一词已另起炉灶，成为一个完全切断了与历史联系的新词，致使现在日本的年轻人存在着对国体论的理解困难甚至完全无知。由于日本历史上一边深受汉文化的影响，一边又形成了本土化的学问，所以这种中日两国之间语词共有而语境和语义不共有的现象，往往不在少数。除“国体”之外，“儒教”、“忠君”、“汉学”、“国学”等语词，也都是典型的例子。[1]甄别汉语里有的同种语词在日本具有的不同文化语境和负载的功能，是中国学者相较西方非汉语文化圈的学者来说，不得不多做的一件工作，也是学问的开始。

（一）中国古代的“国体”用法

我国的《汉语大词典》对“国体”的解释如下。[2]

1.大臣辅佐国君，犹人之有股肱，故称之为国体。《谷梁传·昭公十五年》: “大夫，国体也。”范宁注：“君之卿佐，是谓股肱，故曰国体。”三国魏刘劭《人物志·流业》: “其德足以历风俗，其法足以正天下，其术足以谋庙胜，是谓国体，伊尹、吕望是也。”

2.国家的典章制度；治国之法。《汉书·成帝纪》: “儒林之官，四海渊原，宜皆明於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故谓之博士。”宋陆游《谢台谏启》: “望重朝纲，学通国体。”清姚莹《与陆制军书》: “国体具存，纪纲不紊。”

3.国家或朝廷的体统、体面。《明史·徐溥传》: “外国相侵，有司檄谕之足矣，无劳遣使。万一抗令，则亏损国体。”《平山冷燕》第一回：“今恐叨饮过量，醉后失仪，有伤国体。”

4.表明国家根本性质的国家体制，是由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来决定的。

前三例是“国体”的古代用法，最后一例是现代用法。其中，《汉书·成帝纪》里的“儒林之官，四海渊原，宜皆明於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故谓之博士”，是阳朔二年（即公元前23年）的一份诏书，根据日本学者的研究，这是最早以“国体”一词出现的例子。[3]

其实以上解释并未全部涵盖中国古代“国体”的用法。比如，《管子·君臣下》里有“四肢六道，身之体也。四正五官，国之体也”的说法。其中，“四正”指君臣父子之道，“五官”指五行之官，[4]意思是，“身”有“体”，国也有“体”，如同四肢六道是人身的组成要件一样，君臣父子之道和官制是国家的组成要件。这里“国体”的意思是国家的核心组成部分或曰组成要件。将国家作为如人体一样的有机体，这种看法在中国的古籍中并不少见，《春秋公羊传注疏》中就表达得更清楚：“郑杀其大夫申侯。其称国以杀何？”意思是，郑是个国家，为什么把“杀”这个用于人的词用在国家身上？回答是，“诸侯国体，以大夫为股肱，士民为肌肤，故以国体录”[5]。这里的“诸侯国体”即诸侯以国为体，君与国为一体，所以诸侯杀人和国杀人是一样的，因此称郑国杀人。这里的“国体”有两层意思，一层在与人体并列的意义上使用“国体”一词，第二层含义意指“国君一体”，即君主与国家是一体的，这与上述《管子》之例稍有不同。

总而言之，日本使用的“国体”一词来源于中国的古典文献，但正如Joseph Pittau所指出的，中国古代所使用的“国体”与君主制并没有什么关系。[6]与君主制紧密联系在一起，是“国体”一词传入日本之后发生的变化。

（二）中国近代的“国体”用法

在上文中已经指出，“国体”一词最早见之于中国的古典文献中，中国古代所用的“国体”意指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的典章制度或国家的体面，没有特别的神秘含义，仅仅是个一般词汇。但这个词汇传入日本后，在日本近代被赋予了特定含义，成为一个新的专有名词。这个新词无论对作为它起源的中国用法还是日本的古典用法而言都稍嫌陌生。因为它已经从原本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层次缩减为只适用于日本的、与特定的国家体制（近代天皇制）捆绑在一起的、和所谓的日本传统紧密相连的日本民族性的东西。但是到了20世纪10年代，尤其以1915年为顶峰，中国却开始大量地使用“国体”一词，而且这个“国体”与日本国体论意义上的“国体”具有非常接近而微妙的关系。

众所周知，在辛亥革命的成果落入袁世凯手中之后，他上演了一出复辟帝制的闹剧。就是在这前后，围绕着“国体”的讨论大量出现。1915年，袁世凯的美国顾问古德诺发表了文章《共和与君主论》（8月3日北京《亚细亚日报》），提出“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这篇文章被帝制派加以利用，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制造舆论，于是引出了一大批讨论“国体”和“国性”问题的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后没多久，筹安会成立，讨论国体问题，把民国以来的政治动荡全部归咎于共和国体。那个时期的“国体”是在这样的语境下被使用的：辛亥革命以共和取代君主制，所以国体发生第一次改变，而袁世凯的复辟帝制，就成为国体的第二次改变，由于是对君主制的恢复，所以袁世凯是以“恢复国体”为口号的。面对袁世凯逆时代潮流而行的举动，梁启超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和《国体战争躬谈》等文章加以痛斥。这里“国体”的含义是指袁世凯以君主制取代共和制的行为，这里说的“国体战争”，是1915年发动的反抗袁世凯帝制运动的第三次革命战争。在这个意义上被使用的“国体”一词与日本同时代的“国体”意思非常接近。桥川文三曾在论文《国体的联想——其含羞与畏怖》中对这一点表示了浓厚的兴趣。[7]

桥川文三指出，在反对袁世凯、“拥护国体”发展成全国性的运动时，在日中国留学生在神田的日本基督教青年馆召开了反对帝制的集会，表明“中华民国是民主国体，永远不会变更，这是约法记载的，没有置疑的余地”，猛烈攻击“借口国体研究”阴谋“国体变更”的筹安会为“大逆不道”。桥川文三深感兴趣的是，这里的体制变更其实是更适合用“政体”一词的，但是却不用“政体”而用“国体”，而且从其热烈的口吻来看，这里所说的“国体”已超越了单纯的“政体”的变化，具有超出其字面意义的更为神圣的号召力，这与日本的情况非常接近。所以桥川文三甚至怀疑，从这个词语的用法和时代来考虑，也许是直接从日本传过来的。[8]

无疑，日本的“国体”一词最早是来源于中国古典，但是考虑到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国体论已占据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再加上当时日本对袁世凯称帝的支持以及梁启超等人与日本的渊源，中国1915年前后的“国体”用法是极有可能受到了日本影响的。如果是这样，那就是原本取自中国古典的“国体”一词，在日本近代前后形成了一个新词之后，又反过来在近代中国与特定的政治局势相连接，形成了一个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政治高潮。所以对于中国来说，这个意义上的“国体”反而是个舶来品，美国的约瑟夫·列文森也曾经指出过这一点。[9]

当然，就这段时间中国所用的“国体”来看，它与日本国体论意义上的“国体”用法存在着相当的不同。梁启超之所以反对国体变更，并不是认为中国有固有的国体，而是出于立宪和护宪的目的，或是防止国家社会出现动荡，中国的“国体”并不指某一特定的政治体制。[10]然而，本应是政治学领域里的“国体”一词却能超出学问的领域，引发超乎寻常的情绪和行动的能量，在这一点上却是和日本相同的。由于与国家民族存亡联系在一起，引发民族共同体的想象，使这一原本是普通的政治学用语的“国体”具有了超出其字面的巨大的象征性意义。比较这段时间中日两国“国体”用法的异同，应是个很有意思的研究课题，容笔者今后做进一步的探讨，这里只想指出“国体”所负载的思想史的含义与它所发挥的作用之间的关系这一点。

（三）中国现代的“国体”用法

新中国成立后将国体定义为“国家的阶级性质，即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11]。这个强调阶级斗争的定义带有浓厚的马克思主义色彩，是个极具中国特色的定义，尽管从规定政治权力的性质而言它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意味，但由于日本的“国体”一词严重依赖特定的历史上下文，中国现在的国体定义绝非理解日本“国体”论的有效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