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论 民族复兴，中华有梦：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研究的意义
“民族”一词因为内涵外延不同、评判标准各异而在中外学界有数百种定义。在现代中国，梁启超、孙中山和钱穆关于“民族”的论述常被引为经典。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正式将“民族”作为一个现代政治学概念引入汉语，从此引起国人注意[1]；梁启超认同伯伦知理的观点：“民族者，民俗沿革所生之结果也”，民族具有八项特征，即同地、同血统、同面貌、同语言、同文字、同宗教、同风俗、同生计，其中“以语言、文字、风俗为最要焉”。[2]孙中山《民族主义》第一讲指出：“英文中民族的名词是‘哪逊’（nation）。‘哪逊’这一个字有两种解释：一是民族，一是国家”；在中国，“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民族就是国族”[3]。钱穆则认为：“立国第一条件是民族；所谓民族，乃由一种共同的生活信仰，生活理想，与夫共同的生活情趣、生活爱好而形成。”[4]这些定义有一个共同内核，即“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5]；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6]；“民族”是一个现代政治学概念，它不像“部族”和“种族”那样建立在血缘和肤色基础之上，而是在文化传统和现代政治经济学基础上确立起来的“想象共同体”。
如果说中国传统社会有家族、宗族和“天下”观念而缺乏“民族国家”意识，那么“民族”一词的引入和“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就是现代中国民族国家意识觉醒的标志。与nation相对应，nationalism通常被译作“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或“国家民族主义”[7]，而陈独秀译之为“民族国家主义”[8]，日本学者丸山真男则译之为“国民主义”。[9]但不管称谓有何不同，本质却是明确而统一的，即“民族和民族主义均是现代国家的特有属性”[10]。当民族与国家联在一起并演化为一种主义，就具有了政治主权、经济独立和文化认同的内涵，因而当代学者钱雪梅将“民族主义”划分为政治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三个层面，并认为这种认识论上的划分既不会破坏“民族主义”概念的完整性，也不会把“民族主义”简单化或片面化。[11]郑师渠则认为：“民族主义有两种范式：一是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强调民权论的政治民族主义；一是以德国为代表，强调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文化民族主义。……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互为表里，只是因各国情形不同，其具体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而已”；而在现代中国，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同时并兴。[12]人们日渐达成的共识是：民族主义是现代性的政治共同体意识与行动，它不仅塑造了现代国族文化而且推动了民族国家的创建，成为现代国家合法性的基础；在民族国家建立之后，民族主义仍会以爱国主义等形式表现出来，成为民族振兴和国家发展的内在驱动力[13]，正如在“振兴中华”和“中国梦”的号召中，爱国主义已成为民族主义的合理内核[14]。不仅如此，“新民族主义”作为21世纪的一股重要社会思潮，在国际政治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而受到当代学者和政治家的高度重视。[15]
国外学界已对民族主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产生了众多经典著作。比如汉斯·科恩《民族主义的观念：关于其起源和背景的研究》（纽约1944年）、苏·乔德哈里《印度民族主义的发展（1857—1918）》（加尔各答1947年英文版）、卡尔顿·G.H.海斯《民族主义：一种宗教》（纽约1960年）、苏加诺《民族主义·伊斯兰教·马克思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泰戈尔《民族主义》（商务印书馆1982年）、马克斯·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冯克《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和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等等，这些著作对民族主义做出了多层面、多角度的系统论述，为后世学者展开民族主义相关问题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学理基础。
由于阶级革命理论与民族国家话语方凿圆枘，而国共两党在民族主义问题上一直存在龃龉冲突，因而中国大陆官方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一度将民族主义话语“妖魔化”，对“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更是高度警惕；这使大陆学界长期回避民族主义相关问题的研究，也将民族主义文学视为敏感领域和学术禁区[16]。造成这种状况的历史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首先，“民族主义”是孙中山“三民主义”要义之一，中国共产党虽然在1945年以前将孙中山视为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指导者，但由于南京国民政府曾在20世纪30年代提倡“民族主义文学运动”，而1946年后国共意识形态处于尖锐对立状态，因此民族主义文学在整体上成为学术“带电区”。其次，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因而大陆主流意识形态一直对“民族—国家”话题有所避讳，担心引发地方民族主义和分裂主义活动。再次，李立三时代的教条主义和“左”倾幼稚病认为“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最后，现代民族主义思潮包含政治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必然涉及对中华民国史、中国传统文化和资本主义道路的重新评价问题，这与“全盘反传统”的“现代化”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间存在悖论，甚至可能会颠覆现代文化和新文学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其实上述问题不仅不应该成为学术研究的障碍，反而证明民族主义思潮研究是不容回避的重大课题。亨廷顿认为，民族国家仍将是世界事务中的主导因素，但未来的全球性冲突将是不同文明的冲突，并断言文化民族主义将造成文明的冲突状态。[17]梁启超则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中就对“民族主义分裂问题”做出了回答，而瞿秋白、毛泽东、周恩来、李维汉等共产党人也对此问题做出了深入思考，为后世学者确立了民族主义研究的基本原则[18]。对于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问题，我们应当明确的是：共产主义与大同世界是人类的美好愿景，但在当前以及未来很长时期内，提倡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主义精神仍将是各国政治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国的民族主义也必将成为“振兴中华”“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思想基础。至于有人担心文化民族主义可能导致复古保守倾向，则更是皮相之见，因为从来就没有“无传统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绝不可能在断裂中铺就，而只能在汲取本土优秀传统文化同时摄取外来文明资源的基础上开创出来……正是基于以上认识，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已经取得了一批重要学术成果。[19]
中国近现代历史证明，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政治文化思想，都曾推动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并形成了相应的文化和文学思潮。不过，“近代中国出现过的各式各样的现代化思想和政治运动，其能掀动人心于一时者大抵皆以民族主义为出发点，并基本上假借着民族主义的动力”“一切与民族主义相冲突的现代化运动，其最终的成就都是没有保障的。”[20]这是因为“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此一大主义以万丈之气焰，磅礴冲激于全世界人人之脑中，顺之者兴，逆之者亡。”[21]因此可以说，“民族主义不仅是近代中国一切现代化运动的基本动力，也构成了现代中国的基本思想形态或意识形态。”[22]而在《马关条约》签署到抗日战争结束（1895—1945）的50年里，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占据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地位，这是因为“凡百年来种种之壮剧，岂有他哉，亦由民族主义磅礴冲激于人人之胸中，宁粉骨碎身，以血染地，而必不肯生息于异种人压制之下。英雄哉，当如是也。国民哉，当如是也。”[23]如果说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使命是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走向国家独立、民族富强、文化自信，那么以反帝反封建为主题的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主流的文学思潮。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是对中国现代化梦想的文学想象与艺术表达，她真实地记录了“中国梦”的来路，因此，研究“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1895—1945）”不仅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更具有重大的文学史书写价值。
以诗证史：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研究的首要意义
霍布斯鲍姆将民族主义的发生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A阶段是文化、文学、风俗习惯等层面的交融时期，B阶段是民族主义先驱推动民族意识扩大，并鼓吹借助政治手段建立民族时期，C阶段是民族主义得到广大人民支持的时期。[24]这是说，民族主义情感和文化符号最初作为民俗和传说积淀在人们的集体无意识之中，在特殊条件下被知识精英整合成原型母题，又被政治精英应用于创建民族国家的实践中，他们的英雄传奇反过来被作家们以史笔和想象形诸文字来教化大众，从而使民族国家获得合理性与合法性，最终达到固化民族国家“政统”和“道统”的目的。霍布斯鲍姆的观点与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的看法不谋而合：文学可以寓教于乐，能够通过“熏浸刺提”达到“新民”“新道德”“新政治”“新风俗”“新人格”和改良群治、创立民族国家的目标。而当梁启超和严复等人提倡译印政治小说之时，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也正式宣告启幕，自此，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始终同步：如果说“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25]，那么1895年至1945年的民族主义文学忠实地记录了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思想诞生、发展和壮大的全过程，具有以诗证史的意义。
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思想产生于列强殖民入侵的历史背景下，民族与国家主体意识作为一种外源性的现代政治文化思想，其生成有赖于“他者”的存在。虽然西方列强在鸦片战争中即打破了中国封闭的国门，但彼时的中国人并未有沉痛之感，相反，当英国舰队在广州与清兵开战时，民众夹江围睹，如观游戏。直到1895年中日签署《马关条约》，“割去台湾”这一事实才让中国精英真正有了创深痛巨的危机感，他们开始为唤醒民众而奔走呼号。梁启超认为这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更意识到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必要，因为“今世界以国家为本位，凡一切人类动作，皆以国家分子之资格而动作者也。”[26]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由此形成了现代民族国家意识，萌发了“改变中国”和建立“新中国”基本理论构想。现代中国第一代精英知识分子企图通过维新改良使老大帝国重焕生机，康、梁的维新鼓呼也很快转化为戊戌变法运动，但由于保守势力过于强大，更由于缺乏民间大众支持，百日变法归于失败。梁启超远走日本后，改变维新策略，不再仅走上层路线，而是注重发动群众，改造民众思想，于是创办《清议报》《新小说》等杂志，接续黄遵宪“诗界革命”口号，发出了“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剧界革命”的宣告，目的是通过“新民”以实现救亡图存。正如梁启超为《新小说》拟订的广告词所说：“本报宗旨，专在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27]由此可知，现代中国文学在源头上即与政治民族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如果说康有为《大同书》、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等作品展示了现代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对于“新中国”的想象，那么刘鹗《老残游记》等则表达了作者对于国家内政腐败的忧思和对民主法治的呼唤——中国真正具有现代意识的民族主义文学由此诞生了！而在宝岛台湾，武力抵抗与文化抵抗同时开展起来，表现民族主义思想主题的诗文也被爱国文人不断创作出来，成为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的重要一翼。
同样是1895年，一批更为激进的知识分子团结在孙中山周围，成立了革命团体“兴中会”，他们将五百年前朱元璋反元檄文中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作为口号，在广州发动了的第一次革命暴动，从此各地武装起义此起彼伏，使满清政府如风中之烛，气息奄奄。及至1905年，经过《民报》与《新民丛报》的激烈论战，“维新派”已成为因循守旧的代名词，被革命派抛在身后，而资产阶级革命派义无反顾地走向了排满革命道路。后世学者应当认识到的是：兴中会是现代中国最早将“民族主义”作为革命纲领的政治团体，但他们将“反清”等同于“排满”，将革命重心放在“恢复汉制”而非改创政制和实现共和，这不仅会导致“大汉族主义”或“民族沙文主义”思想复活，而且可能引起国家的剧烈动荡甚至四分五裂。——民国建立以后的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以及军阀割据，都暴露了孙中山早期民族主义思想的局限性。
最早发现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缺陷的是梁启超。梁启超从中国国情出发，提出以“国家主义”或“大民族主义”概念来取代狭义的“民族主义”。这应是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中最杰出的部分。孙中山也认识到了自己民族思想的局限性，立即将“中华民族”这一理念扩展为“五族共和”，要“合全国人民，无分汉、满、蒙、回、藏，相与共享人类之自由，合五大民族为中华民国。”而在外争主权、内建共和之际，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必须与时共进才能适应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要求。而自1924年起，中国共产党人瞿秋白、王明、毛泽东、周恩来、李维汉等对孙中山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中的“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缺陷进行了辩证和纠偏，从而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民族主义观。[28]而随着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的发生发展，民族主义文学创作也表现出有别于维新文学的新特质：政论文章和革命小说都表现出明显的种族革命和政治民族主义思想倾向，其中以陈天华《猛回头》《警世钟》、章太炎《訄书》和邹容《革命军》为代表，尤其《革命军》的“发行总数达一百万册”，堪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文学经典。
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等事件使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国若想真正走向民主共和道路，就必须从根本上解决文化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问题。——1917年以后的新文化运动正是回应这一时代要求的伟大行动。但遗憾的是，这场启蒙运动很快被救亡图存的政治形势压倒了。当凡尔赛和约签署的消息传到国内，国人的反帝爱国热情被空前地激发出来，中国作家的民族主义创作激情也随之高涨。随后在1925年五卅运动中，爱国作家发表宣言和檄文表达爱国热情，叶圣陶、沈雁冰、朱自清、杨振声等人都留下了爱国名篇；1928年，重新整合后的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遂借济南五三惨案和中东路事件，因势利导地发动了“三民主义文学运动”和“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在现代中国史上第一次将文学创作纳入国家行为，也培植出黄震遐、王平陵、万国安等一批民族主义文学作家。“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作家群的创作和“七·七事变”后的抗战文学，延续并发展了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传统，发出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吼声，鼓舞炎黄子孙团结御侮，捍卫民族国家尊严……可以说，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在反抗列强尤其是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形成了不同的团体流派，既有宣扬“国家至上”的政治民族主义文学流派，也有向历史开掘资源的文化民族主义流派，更有向民间摄取营养的乡愁寻根派，不仅自由主义者胡适、林语堂、老舍等人义无反顾地为国效命，更有“战国策”派走向了新权威主义……
总体来看，“民族主义是强化民族自尊心、自强心和自信心的最有力的工具，有助于民族独立，唤起人们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民族主义提倡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可以在社会中造就一种向上、奋进、自强、团结一心，甚至是同仇敌忾的民族情感和民族凝聚力。”[29]这种民族主义情感正如黑格尔对“国家理性”的宗教式圣化崇拜一样，为中国人提供了一种新的精神信仰：“国家是存在于尘世的神圣理念。它是伦理实体本身并因而具有自己的存在。它的权利并不直接地存在于抽象中，而是在具体存在中……上帝在尘世的进程构成了国家。它的基础是现实化为意志的理性力量。人们在思考国家时，必须思考的不是个别国家或特定的宪法，而是必须去沉思理念这个真正的上帝。”[30]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思想带给中国人“国家第一”观念，也促生了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勃兴：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既是中国作家最自然的真情流露，也是现代知识分子的理性选择。
要对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进行深度研究，先应有一个恰适的历史研究单元。本课题认为：“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1895—1945）”是规范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研究的合理单元和历史范畴。上文论述已经显示出，本课题所论“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是指1895—1945年具有民族国家意识和文化中国观念的现代文学，绝非狭隘意指南京国民政府提倡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或1937—1945年的抗战文学；它也不仅指大陆1895—1945年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和创作，还应包括台湾及沦陷区的抗战文学和文化民族主义文学创作。本课题在梳理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流变的过程中发现：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主要有两种范式，一是政治民族主义文学，二是文化民族主义文学，二者既有区别又相互交融。如果说梁启超的政论文《爱国论》《论民族竞争之大势》及其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等标志着中国现代政治民族主义文学的发生，那么抗战文学就是中国现代政治民族主义文学的高峰。关于政治民族主义文学的意义，陈铨在《民族文学运动》中已有阐述：“民族意识的提倡，不单是一个政治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文学问题”“政治和文学，是互相关联的。有政治没有文学，政治运动的力量不能加强；有文学没有政治，文学运动的成绩也不能伟大。现在政治上民族主义高涨，正是民族文学运动最好的机会；同时民族政治运动，也急需文学来帮助它，发扬它，推动它。”[31]就中国现代文化民族主义文学来说，既有《呼兰河传》《
鹭湖的忧郁》那样的乡愁寻根小说，也有《京华烟云》《未央歌》《亚细亚的孤儿》那样的文化抗战作品；“战国策”派的文学创作则将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做了深度结合。因此，从发生学角度看，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从1895年萌动，至抗战时期达至鼎盛，“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1895—1945）”已成为一个自足而合理的历史研究单元。
目前大陆学界关于民族主义文学的研究成果大都没有打通近代与现代、“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与抗战文学、大陆与港台、主权区与沦陷区的联系。比如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第三卷“结束语：近代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的历史联系”中，认为“近代文学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或称反帝反封建）的主题仍是现代文学继续书写和深化的主题”，但未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的时代特征进行细致辨析[32]；刘纳《嬗变》从启蒙角度对民初至“五四”的文学转型进行了描述，真正做到了“任个人而排众数”，绝口不提“民族主义文学”；许志英、丁帆《中国现代文学主潮》起自1917年，未涉及此前的民族主义文学；严家炎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限提前到1890年，但未从民族主义文学角度进行专题论述；倪伟《“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1928—1949年南京政府的文艺政策及文学运动》和牟泽雄《民族主义与国家文艺体制的形成：国民党南京政府时期1927—1937的文艺政策研究》对南京国民政府倡导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了很多新资料，但没有追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的来源（1895—1927），更没有深入阐释民族主义文学的合理性、合法性、审美性与创造性，反而使“民族主义文学运动”更加固化为“专制文学”的代名词……这样拘谨的条块分割已经严重妨碍了中国现代文学整体研究的拓深，更重要的是，大陆学界除了粟多桂《台湾抗日作家作品论》[33]外，少有论著对台湾民族主义文学进行整体性研究；对于战国策派则迟至2000年以后才有大胆评说，其中许纪霖对林同济的研究，江沛关于雷海宗等人的研究，叶隽关于陈铨的研究，北京大学魏小奋的博士论文《战国策派：抗战语境里的文化反思》（2002），堪称这个领域的拓深性著述，但战国策派研究至今仍存在大量空白，以下事例可为佐证：2002年雷海宗百年冥诞，其高足王敦书欲为其作一小传，却因为材料缺乏而不可行；陈铨著作在1949年后被雪藏，研究成果甚少。另外让人颇感遗憾的是，目前大陆学界研究民族主义文学的论文为数不多，主要出自张中良、钱振纲、方长安、王本朝、高玉、王学振、袁玉琴、石一宁、叶向东、周云鹏、苏春生、暨爱民、陈文亮、郑万鹏、房芳等学者之手，他们的文章从不同视角、立场和层面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意义和不足进行了论证，但多数论文谨慎地进行量化分析或作品解读，而没有给出“史”的勾勒也很少做出“论”的创见，还有个别文章仍以“左联”话语为底本，观念陈旧，乏善可陈。但可喜的变化是，重新评价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渐成蔚然之势，已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
那么怎样才能更好地进行“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研究呢？最重要的应是建构新的方法论和文学史研究范式。“生态文化学”[34]文学史观为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生态文化学是以马克思主义主体间性哲学为认识论的一种文化理论，它以“存在即合理”的存在论和实证主义经验论为方法论，以“历史合力说”为历史观，以宽容共存、自由竞争的多元文化主义为价值标准；生态文化学同时是建立在“新理性精神”基础上的一种公共策略和社会伦理，具有逻辑与历史之“真”、社会与伦理之“善”、文化与艺术之“美”的多重品格；在文学史研究中，生态文化学主张以平等的眼光看待一切文学现象，强调史实呈现、论由史出，反对建构论唯理主义的先验论制导下的以论带史、以论代史；它将宏观的探本式研究与微观的体验式评判有机结合起来，运用研究主体与对象之间互为主体的换位思考，从而发现各自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并在文本细读中发现人性的丰富性、隐微性、深邃性、错综性和流动性。本课题尝试以“生态文化学”方法论来突破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研究的范式困境，从而发现其文化生态的立体结构和多彩景观，也希望能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提供有益的启示。
主题研究：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
当前的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研究中存在着“泛化”与“窄化”现象。前者将现代中国文学的不同流派都说成民族主义文学，甚至从“启蒙—人国”的角度将启蒙文学也纳入民族主义文学范畴，这就使“民族主义文学”变成了一个杂乱的话语拼盘。与之相反的是对“民族主义文学”的理解过于狭隘，仅限于1930年代南京政府提倡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比如倪伟《1928—1937年国民党文学研究》（1998）、钱振纲《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研究》（2001）、周云鹏《“民族主义文学”（1930—1937）论》（2005）、牟泽雄《（1927—1937）国民党的文艺统制》（2010）等，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政治化、概念化和主题先行倾向，至少忽视了文化民族主义文学的审美价值和文化人类学意义。实际上，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观念诞生于《马关条约》签署之际，由此至抗日战争的50年间，产生了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东北作家群、抗战文学、“战国策派”等民族主义文学团体和流派，胡适、林语堂和老舍等人在20世纪30年代也变成了“自由主义民族主义者”，他们有着各自的时代背景和价值取向，不可简单化约。因此，泛化或窄化的研究都是不合理、不恰当的。
1895—1945年的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既有官方提倡和党派竞争，又有精英话语和民间应和，因而“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是一个多义复调的称谓。而进行“主题研究”，不仅有利于厘清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思想流脉和时代特征，而且有利于对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进行整体研究，进而总结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美学理论体系。本课题认为，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主要具有两个层面的主题：一是政治民族主义，二是文化民族主义。——尽管白吉尔认为1911—1937年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但由于彼时中国市场经济发育不良，故而经济民族主义思想十分薄弱，经济民族主义文学叙事也仅在储安平《原记》[35]和茅盾《子夜》等作品中偶有表现，并未形成系统的原型和母题，故在此不论。
政治民族主义文学正面阐释“国家至上”“一切以国家为重”的民族国家观念，书写政治、外交、军事、战争等宏大主题，是对国家独立富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学想象与表达。维新派的变法言说与国族想象如康有为《大同书》、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刘鹗《老残游记》等，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演义如邹容《革命军》、陈天华《猛回头》《警世钟》等，国民政府提倡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抗战文学和战国策派的文学创作，主要是政治民族主义主题的表达。政治民族主义文学往往书写当下，赞美英雄，鼓吹牺牲，甚至对美好未来有着浪漫想象和幻想期许；它们不可避免地带有概念化、脸谱化、说教化和工具化等特点。但需要指出的是，在特殊时期，政治民族主义文学具有重要的社会历史意义，其文学创作也因大众化程度较高而更加符合中国百姓的审美期待（参看本书关于老舍《四世同堂》的论述）。对于政治民族主义文学主题的极致表达就是林同济对于“恐怖、狂欢、虔恪”三大母题的概说：“恐怖”是对个人死亡和毁灭的超越，推崇换取中华民族生存的个人之死，推崇换取中国永存的个人暂时之死，推崇为中华民族利益的殉国之死；“狂欢”是唤醒民族的元气和活力，鼓吹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和持久的抗战；“虔恪”是对伟大、崇高、圣洁、至善、万能、光明的英雄崇拜，鼓励作家去发现抗战英雄，书写抗战精神，令人对之虔恪。[36]这种精英式的表达过于理想化、纯粹化，却代表了那个时代爱国知识分子的真挚情思。
“所谓文化民族主义应当具有下面两层含义：1.以传统文化为民族国家的象征和根本命脉；2.不论是发扬和攻击传统文化，都认为只有从思想观念入手才能解决民族问题。”[37]文化民族主义文学往往通过“向后看”来挖掘历史题材、礼赞传统文化，通过书写民俗风物来表达“文化抗战”情怀，这样的文学书写不仅具有民俗学价值更具有艺术审美价值。更重要的是，文化民族主义文学在政治与文学、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了平衡点，使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民族危亡之际得以创造性转化，以激发国人的民族认同感和文化自信心。而现代文化民族主义文学的兴盛主要源于传统文化复兴这一文化背景，这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有着清晰表现：“五四”时期北京大学的民俗研究不仅为中国的民俗学科奠基，而且为新文学寻找本土资源，为新文学的民族化做了准备工作；郭沫若在从事文学创作之初就启动了“一个人的文艺复兴”，力图使马克思主义与孔子学说对接，这也为其诗剧打上了“新历史主义”印记；梁济与梁漱溟父子在新文化运动“全盘西化”氛围中倡导儒学复兴，开启了现代新儒学的创建之路，成为典型的文化民族主义者；1935年的“十教授书”标志着精英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再认识；新儒学因为契合国民政府提倡的“新生活运动”而有了新的发展[38]——
国民政府《文化运动纲领案》称孔子仁爱思想是孙中山民生主义之本，“仁爱即民生哲学的基础”，以“民生为历史的中心”的民生哲学“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哲学基础”，因而三民主义是对孔子之道的继承和现代化发展。陈立夫认为，孙中山思想的结晶是三民主义，而三民主义的渊源是孔子之道，“孔子曾为中国打了一幅建心和建国的图案，总理根据这个图案并参酌古今中外一切的图案又为中国打了一幅最新的建心建国的图案。对于这两幅宇宙间最大的图案，我们必须了解前者，才能彻底了解后者，亦必实现后者，才无负于前者。”[39]叶青在《三民主义底哲学基础》中阐释说，孔子的仁在中国居于“道德底最高地位”“孙先生底仁来自孔子”“仁是社会的道德，凡了解社会生活者莫不主张它。释迦的慈悲、耶稣底博爱和法国民主革命家底博爱，皆是仁。”[40]陈立夫发挥道：“三民主义是从传统的文化当中转变或酝酿而来的现在中国文化之中心思想，它给予全国同胞，边疆乃至海外以团结的中心，一个主义在一个政府一个领袖之下，倡导力行，使全民为主义而努力。”[41]在此背景下，新儒学代表人物乘势而上，张君劢指出：“‘打倒孔家店’‘打倒旧礼教’等口号，是消灭自己的志气而长他人威风的做法。”[42]熊十力称儒家“六经”是“常道，万世准绳”，“六经”包罗万象，含有中国政治、人文、经济、科学、艺术等方面的原理和智慧。[43]钱穆认为“传统文化蕴蓄深厚”，隐藏着“一种特有的战斗心理”，足以团结“四万万五千万民众对强寇作殊死的抵抗”。[44]贺麟认为：“广义的新儒家思想的发展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可以解决中国百年危机，保证抗战胜利；只要儒学“新开展”了，民族和民族文化也就“复兴”了。[45]林语堂《孔子的智慧》将孔子学说概括为以道德为政、以礼仪治世、以仁义为准、以修身为本、以智士为榜样五个方面，五个方面互为表里，都强调仁义礼智信[46]。陈顾远认为，在抗战时期儒家思想不仅“大道理仍旧适用”“小道理”也有意义，“儒家的民族意识、雪耻观念，以及它本身的独立和刚毅的精神，已整个裨益于我们今日抗战精神的奋发；而就具体学说内容详为分析，也处处和我们需要的抗战精神相呼应”，因此他呼吁“每个人积极发挥儒家的做人工夫，加速地实现总动员的效能。”[47]此时，不仅国民政府与新儒家维护孔子，当时的共产党人也为儒学辩护，比如郭沫若称孔子总体上是“站在代表人民利益的方面”的，至少秦以前的整个孔子学派都是“以人民为出发点”的，儒家“很想积极地利用文化的力量来增进人民的幸福”，这种民本思想在教育上表现为“有教无类”，在艺术上表现为“与民同乐”；这种民本思想包含在孔子的“仁”中，是“克己而为人的一种利他的行为”，也就是“要人们除掉一切自私自利的心机，而养成为大众献身的牺牲精神”。[48]陈伯达认为：“中国的旧道德，如‘忠孝节义’，‘礼义廉耻’，‘仁爱和平’……这些东西，我们认为在新的历史内容上，可有其存在的价值。我们认为这些道德在现代可以成为新的美德。”[49]王明认为：“五千年的民族美德和民族精神真正发扬着，忠、孝、仁、勇、礼、义、廉、耻为封建势力曲解了并被利用为统治阶级服役的道德，在民族自卫战争中发扬为真正大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只有充满了为民族尽忠，为民族尽孝，为民族报仇雪耻的光荣自觉，才能产生出抗战以来的我们许多民族优秀儿女所表现的可歌可泣的英勇奋斗慷慨牺牲的丰功伟绩。”[50]翦伯赞抨击了“以市民代言人的资格而立于思想斗争的前线”的胡适派，认为他们挥舞着片面之旗，“毫无批判地打击古典圣经贤传，以为这些如果不是伪造，便是封建的残渣”“用武断的方法，把孔子抛到海里去”，是想“毁灭中国两三千年来封建文化中的一切积极的成就”[51]……
由上述引文不难看出文化民族主义思想的现代化转型与传承创新。而稍稍梳理中国现代文学史就会发现，中国现代作家从未抛弃过优秀传统文化，他们在民族危亡之际更是表现出爱国报国的高尚情怀。学者傅光明以老舍在抗战时期的表现为例揭示了传统文化与现代作家之间的隐性影响关系[52]。老舍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时的《入会誓词》中自命为文艺界一名小卒：“在我入墓的那一天，我愿有人赠我一块短碑，刻上：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生死有什么关系呢，尽了一名小卒的责任就够了。”[53]在1938年4月15日座谈文艺与社会风气等问题时，老舍对当时的文学生态颇为不满，表示“文学家应该誓死不变节，为转移风气努力。耶稣未出世前即有施礼的约翰，文艺家应拿出在今日文艺的荒原上大声疾呼之精神，为后代子孙开一条大道。”[54]1944年日军从贵州独山方向突袭重庆，友人萧伯青问老舍打算怎么办，老舍脱口而出：“北面就是滔滔的嘉陵江，那里便是我的归宿！”有朋友写信问此事的虚实，老舍答复：“跳江之计是句实谈，也是句实话。假若不幸敌人真攻进来，我们有什么地方，方法，可跑呢？蓬子说可同他的家眷暂避到广安去。广安有什么安全？丝毫也看不出！不用再跑了，坐等为妙，嘉陵江又近又没盖儿！”[55]他在1945年12月《致友人》信中又说：“谁知道这点气节有多大用处呢？但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民族的正气，我们宁贫死，病死，或被杀，也不能轻易地丢了它。在过去的八年中，我们把死看成生，把侵略者与威胁利诱看成仇敌，就是为了那一点气节。我们似乎很愚傻。但是世界上最美最善的事差不多都是傻人干出来的啊！”[56]其实在民族危难之时，不仅老舍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气节，林语堂、鹿桥等作家也在其文化民族主义文学书写中表达了“中国不死”的文化抵抗精神。因此可以说，文化民族主义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更深层的精神内核。而当我们从文化民族主义层面去考察“民族主义文学运动”经典作家作品时，就不会简单地给他们贴上“反动”或“为法西斯主义张目”的标签，而是抱以同情之理解、做出更为公允的评说，比如在研读黄震遐《黄人之血》时，应知人论世地联系中东路事件，联系苏联当年并未践行列宁的诺言废除中俄不平等条约，联系苏联并未归还沙俄强占中国的土地反而与日本密约欲分裂中国等史实，这样就能明白这个“赤色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进而明白民族主义比国际主义更符合国际政治形势，并由此推断《黄人之血》是一部文化民族主义文学代表作，是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史诗性杰作。
生态还原：消弭历史虚无主义倾向
如果说当前的抗战文学研究仍存在五个薄弱点即“对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抗战作用的淡化评价”“战时首都重庆形象及重要地位扭曲化”“反复强调社会黑暗，而忽略中国国民性弱点之揭示”，“有些‘禁地’没有深入地研究”（土匪、地主、资本家抗战），“意识形态主流高高地压过了审美情趣”[57]，那么由此一斑既可窥知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研究的薄弱程度，也证明了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研究的学术价值和文学史意义。
重新审视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及创作，进而总结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理论体系，需要研究者切实以“生态文化学”为文学史观、以“穿越思维”来总体把握现代民族主义文学的各大板块，除了关注官方意识形态提倡的政治民族主义文艺运动，还需努力整合解放区、沦陷区尤其是台湾地区的民族主义文学创作，不仅关注民族主义文学的合理性、合法性和意识形态性，更要阐发民族主义文学的民族性、现代性和审美创造性，唯有如此才能缝合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结构裂缝，才能消弭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基于以上思考，本课题期望在以下方面有所创新突破。
一、进行“生态文化学”方法实验，书写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史。本课题将梳理1895—1945年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思潮流脉，剖析民族主义思想的时代特征及其对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以期书写一部较为完整清晰的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史。从“生态文化学”角度来看，“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1895—1945）”打破了既有文学史条块分割的藩篱，它至少包括大陆1895—1916年的“近代”民族主义文学、1917—1945年的现代民族主义文学和台湾1895—1945年的抗战文学这几大板块，意在从“纵向”与“横向”弥合文学史的裂缝，建构起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整体史观。
二、强化缝合意识和穿越思维，消弭历史虚无主义倾向。长期以来大陆学界在进化论观念影响下形成了“断裂”情结和思维惯性，将1911年、1919年、1928年、1937年、1945年等年份视为“质变”节点。但时间证明，人为“断裂”事件将文坛变成了话语争夺的游戏场，不仅对人文传统和现代学统具有破坏解构作用，也使后来者对文学史演变背景缺乏同情之了解，徒增疑点与难题。本课题以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为研究对象，以主题研究为切入视角，以生态文化学为方法论，以缝合意识和穿越思维来梳理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流脉，发现新文学与传统文化之间、大陆文坛与台湾文坛之间的血肉联系，这不仅有利于化解文学史书中写存在的某种民族虚无主义倾向，也有利降解“文化台独”和其他分裂主义言论的危害，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三、努力还原历史文化原生态，建构民族主义文学美学。文学是人学，文学史即人学历史。如果将文学作品从文化历史的母体上切割下来进行孤立的“新批评”研究，也许能达到片面的深刻，但终究是舍本逐末之举，易造成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弊端；而只有将作家作品置于历史文化原生态中进行多维度的综合研究，才能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因此本课题将纵横串联地考察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思潮的时代背景与流变脉络，知人论世地诠释曾国藩“卫道变器”说和康有为“托古改制”论的元典意义和深远影响，提纲挈领地辨析梁启超、孙中山、蒋介石等人民族主义思想的差异性与递嬗性，文史结合地阐述政治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文学经典作家作品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探赜赏要地剖研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的审美性与局限性，从而为建构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理论体系提供有益启示。
[1]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45页注④。
[2] 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第71—76页。
[3] 孙中山：《民族主义·第一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5页。
[4] 钱穆：《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版，第47页。
[5] [苏]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94页。
[6]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7] 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提纲》，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14页。
[8] 三爱（陈独秀）：《说国家》，《安徽俗话报》1904年6月5日。
[9] [日]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王中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23页。
[10] [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41页。
[11] 钱雪梅：《文化民族主义刍论》，《世界民族》2000年第4期。
[12] 郑师渠：《近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
[13] 王文奇：《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构建析论》，《史学集刊》2011年第3期。
[14] 熊坤新：《关于民族主义论争中的几个热点问题》，《贵州民族研究》1996年第4期。
[15] 薄明华：《论当代中国新民族主义思潮》，《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政治学》2007年第8期。
[16] 李晓峰：《集体记忆·文化符号·民族形象——论1950年代少数民族文学文化民族主义话语》，《民族文学研究》2013年第6期。
[17] 王缉思主编：《文明与国际政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页。
[18] 参看王希恩《中国共产党反对两种民族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回溯》，《民族研究》2011年第4期；张双智《近代民族主义视野下的西藏问题》，《青海民族研究》（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19] 大陆民族主义研究著作可参看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余建华《民族主义：历史遗产与时代风云的交汇》，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徐迅《民族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李宏图《西欧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从启蒙运动到拿破仑时代》，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罗福惠《中国民族主义思想论稿》，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陶绪《晚清民族主义思潮》，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唐文权《觉醒与迷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彭树智《东方民族主义思潮》，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沙莲香编《中国民族性》（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20] 余英时：《中国现代的民族主义与知识分子》，《联合报·副刊》1975年5月1日。
[21] 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第20页。
[22] 张汝伦：《现代中国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9页。
[23] 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第19页。
[24] [英]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
[25] [美]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7页。
[26] 梁启超：《中国立国大方针》，《饮冰室全集》第二册文集之二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第40页。
[27] 新小说报社：《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1902年《新民丛报》第十四号。
[28] 王希恩：《中国共产党反对两种民族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回溯》，《民族研究》2011年第4期。
[29] 刘军宁：《民族主义四面观》，李世涛主编：《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
[30]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58—259页。
[31] 温儒敏、丁晓萍编：《时代之波——战国策派文化论著辑要》，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372、376页。
[32] 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第三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33页。
[33] 粟多桂：《台湾抗日作家作品论》，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34] 李钧：《“生态文化学”：现代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一种新理路》，《生态文化学与30年代小说主题研究》，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5页。
[35] 储安平：《原记》，《文艺月刊》1934年12月第6卷第5、6号合刊。关于储安平文学创作的研究可参看《一条河流般的忧郁：作为文学家的储安平》，李钧：《生态文化学与30年代小说主题研究》，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3—158页。
[36] 林同济：《寄语中国艺术人——恐怖·狂欢·虔恪》，重庆《大公报·战国副刊》1942年1月21日第8期。
[37] 曹跃明、徐锦中：《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之路》，《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
[38] 文天行：《儒学的重光——谈抗战时期的儒学研究》，《抗战文化研究》（第一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9] 陈立夫：《孔子与总理》，《五四以来反动派、地主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辑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1页。
[40] 叶青：《三民主义底哲学基础》（上），泰和：时代思潮社1942年版，第59页。
[41] 陈立夫：《文化之战》，《五四以来反动派、地主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辑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1页。
[42] 张君劢：《立国之道》，黄克剑、吴小龙编：《当代新儒学八大家集·张君劢集》，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页。
[43] 熊十力：《读经示要》，黄克剑、王欣、万承厚编：《当代新儒学八大家集·熊十力集》，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第189页。
[44] 钱穆：《文化与教育》，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1943年版。
[45] 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四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11页。
[46] 林语堂：《孔子的智慧》，北京：群言出版社2010年版。
[47] 陈顾远：《儒家学说与抗战精神》，钟离蒙编：《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三集第一册，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03、204页。
[48] 郭沫若：《十批判书·孔墨的批判》，《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4年版，第68、69页。
[49] 陈伯达：《论抗日文化统一战线》，《自由中国》2号（1938年5月）。
[50] 王明：《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王明言论选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38页。
[51] 翦伯赞：《评实验主义的中国历史观》，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4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23、424页。
[52] 傅光明：《抗战中的“舍予”的宗教感》，《抗战文化研究》（第二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53] 老舍：《入会誓词》，《老舍全集》第1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5—136页。
[54] 张桂兴编撰：《老舍年谱》修订本上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456页。
[55] 老舍：《致王冶秋信》，《老舍全集》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05页。
[56] 老舍：《致友人》，《老舍全集》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11页。
[57] 靳明全：《抗战文学与中日比较文学论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