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朱德发

“真学者”在竞相创新争优的学术平台上，往往是不显山露水的；然而一旦显露，其耀目的学术风貌与思想光彩即令人惊喜、使人赞佩！记得10年前李钧教授的第一部专著《生态文化学与30年代小说主题研究》问世时，我曾评说：“它所研究的具体对象虽是20世纪30年代小说主题，而真正的学术目标却是从理论建构与写作实践的有机结合上为重构现代中国文学史进行卓有成效的尝试，至少为重写30年代断代史作了成功的探索，也为整个文学史的全景观书写提供了一个新颖独特的叙述范式。”同时该书的创新趋优，“充分显示出作者具有独立驾驭重大研究课题的气魄、胆识和才华，更富有那种虚心好学、勤奋向上、废寝忘食、深钻苦研、为文去忧、唯书是乐的‘真学者’（梁启超语）的治学精神。”[1]恰好“十年磨一剑”，若说第一部专著所磨的利剑在迎接科研的挑战中仅仅是初露锋芒，那么经过10年酷暑严冬的焠砺所磨出的《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1895—1945）》这把剑，则寒光闪烁，锐气逼人。这部学术著作，不只承续了他第一部专著所开创的学术范式以及研究主体“真学者”的治学精神，而且研究本体对象在深广度上有了重大突破，研究主体的思维更新、治学智慧和学术个性更有充分而显豁的展现，其学术文本也成为作者在人文科学研究征程上树起的一座令人赞赏的夺目丰碑！

没有突破就没有创新，没有大胆的突破就没有学术硕果，尤其人文科学研究的突破既重要又艰险。尽管这是众所认同的研究规律，然而在科研实践中能够对所选课题坚持多维度全方位突破研究的学术成果并不多见。《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1895—1945）》从纲目设计到内涵阐述给人以全新的学术冲击，仿佛进入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认知世界，足证研究主体在突破中求新、在求新中突破的逻辑循环内下足了力气使尽了功夫。这主要体现在：其一，选取“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作为研究对象，突破了学术界既有的选题范围，对复杂形态的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从理论与创作相互关联的两大维面重新规范整合，这给研究对象带来既深且广的拓展与“创新”领域。“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在既有的中国现代文学总体系统研究及其文学史书写中，长期以来主要是被批判和否定的对象，即使到了“拨乱反正”时期也没有得到完全“解禁”与解放。虽然近几十年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研究引起不少学人的关注，但是系统性整体性的研究实在罕见，大多还是支离破碎的零散研读，未形成有学理深度和史学体系的真正具有创新价值的学术成果。《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1895—1945）》所规范的研究对象具有前所未见的系统性与整体性，从1895年《马关条约》签署始，到1945年抗战胜利止，这“始”与“止”正值中华民族与日本军国主义发生最激烈冲突之际，现代民族主义思潮得以勃兴与高涨，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也得以昌盛。以这50年来规范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既有历史的纵深感，合乎原生态的客观真实律，又有强烈的忧患感，告诫国人昔日仇寇亡我之魂不散。因此所研究的对象不仅在纵向上有晚清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潮、民初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潮、“五四”时期的启蒙与救亡互动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潮、20世纪30年代政党相争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潮以及抗战时期全民共鸣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潮，而且在横向上有不同的政治或文化生态——大陆与台湾、各民族差异互见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甚至还有大而广之的中与外、古与今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将这诸多的错综复杂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潮流派梳理出一个系统来，整合出一个体系来，是对研究主体的宏观学术视野、综合理论思维、渊博知识结构与纵横穿透能力的严峻考验；这也使得《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1895—1945）》以自足的整体系统屹立于现代中国文学的多元共同体的总系统。这种梳理、规范、整合的逻辑运作，就是对原创民族主义文学的重新开掘重新发现；这样的开掘与发现不只突破了既有研究对象的藩篱，也以睿智的学术魄力克服了在规范整合过程中所遇到的艰险，为书写主体提供了一个可以自由探索与阐释的研究空间。

其二，突破了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已有的研究框架，亦完善了作者10年前研究20世纪30年代小说主题时所建构的叙述模式。作者完全根据重新整合的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作为研究对象的内在需求，以“生态文化学”文学史观为制导，营造了一种新颖的述史范式，重构了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史。这种述史范式的重要功能特点有：（1）以“生态文化学”为方法论或文学史观，能够以平等的眼光对待一切文学现象，可以消除庸俗社会学及其方法论给文学研究带来的人为偏见，乃至是非颠倒、人妖混淆的不良后果；它亦有利于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研究，能够给出较为公正合理的判断。（2）文学史书写不能没有论的制导，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以史实为根据为基石，因为没有史实就没有文学史；生态文化学作为方法论恰恰强调史实的呈现，即史识或史线务必源于史实，真正做到论从史出。（3）书写主体的史学观在文学史建构过程中固然具有超越性，但是这种超越性必须以史料的丰赡性与实证性为根基；而生态文化学的文学史观则格外重视后者。（4）能够将宏观的探本式研究与微观的体验式评述有机结合起来，运用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互为主体的换位思考，从而发现各自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这就导致凡是文学史上出现的作家作品在这种思维框架中都可以获得存在的价值与意义。这些述史范式的功能特点也从《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1895—1945）》文本建构中充分显示出来，这正表明书写主体营造的述史范式在重构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史中得到了卓有成效的运用，至少在三个层面上做到了述史范式与研究内涵的高度契合：第一个层面上理清了1895—1945年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思潮流脉，探析了民族主义思潮对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重写了一部清晰、系统、完整的“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史”；第二个层面上从宏观的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思潮流变入手，上溯到具有民族主义性质的曾国藩“卫道变器”说和康有为“托古改制”论，而重点则对梁启超、孙中山、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思想进行辨析，旨在弄清现代民族主义思潮的源流及其差异；第三个层面上着重解读政治民族主义文学和文化民族主义文学的经典作家作品，阐释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的美学特质，为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提供有益资源。作者对于上述三个层面上的历史梳理、思潮辨析和文本解读，都是在“生态文化学”文学史观的烛照与制导下进行的，这就确保了这部“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史”的“重写”具有更加新颖的学术气质与思想风貌。

其三，突破以往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研究中残留的陈旧僵化的话语系统，竭力探索新的学术增殖点与内容创新点，重建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研究及其文学史书写的新话语体系。李钧教授为此所做的尝试与努力是值得尊重和敬佩的。在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及其文学史书写领域，凡是有卓越创造力、有学术个性的学者，都力图建构既具时代色彩又有个性烙印的学术话语系统。尽管不能说《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1895—1945）》完全建构起了全新独创的学术话语系统，至少其学术话语富有强烈的创新意识与个性色彩；这主要体现于研究主体对研究对象的多层次多侧面的创新性的理论探察所形成的卓识独见，及其相应的具体而贴切的表述与修辞上。本书所写的“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1895—1945）”至少包括中国“近代文学”的尾声（1895—1916）、大陆“现代文学”的主体（1917—1945）和“台湾民族主义文学”（1895—1945）三大板块；为了缝合这三大板块之间由于意识形态原因而造成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结构性硬伤和裂缝，从宏观到微观来把握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有机整体，书写主体从多方面做了求真出新的探索和描述：首先搜求最新出版的有关民族主义思潮及其文学研究的史料，并将这些史料激活，从中整合出最前沿的理论观点，以调整或更新自己的理论思维，对中国现代民族主义层层深入地进行理论阐释，既有从思想层次对民族主义的界说，又有从诗性层次对民族主义的论述，也有从创作层次对民族主义的感悟，这就使“民族主义”这个多义的众说不一的思想范畴或美学概念有了创新的理论话语。其次搜集港台地区有关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思潮及其文学创作的研究成果，与大陆的学术研究两相比照，取长补短，确立能够容纳大陆与台湾两地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史观，努力探索两地民族主义文学的内在机制与线索，以弥合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史书写有可能出现的裂缝；在这方面的探索所发现的新思想线索、新美学取向及其作出的有新意的言语表述，无疑增强了《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1895—1945）》的话语创新度。再次“生态文化学”作为一种新方法用于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研究及其文学史书写，有助于发现被其他研究方法所遮蔽所遗漏的史实史料及其审美文本中的新意蕴新诗性，特别是能发现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政治、文化生态的主体结构和多彩景观，进而从政治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这两个新角度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进行主题学研究。运用新方法选取新角度对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所作出的新勘探、新洞见、新发现，以及所给出的朴实简明、鲜活真切的描述，无不为此著铸新词造新话。最后是作者格外重视个案研究，精心投入文本细读。这是营造《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1895—1945）》创新话语的最重要途径。如果说上编是重构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史的骨骼，那么中、下两编八章的个案研究或文本解读则是重构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史的血肉。没有血肉的文学史只能是一副空架子，缺乏血肉的文学史也是瘦骨嶙峋不成形态，唯有血肉丰满的文学史方能身健体壮；创新型文学史所需求的也不是陈腐僵死的血肉，而是鲜活丰盈的血肉；因此，书写主体只有对经典性的审美文本进行创新式解读，读出新意蕴，品出新诗性，形成新见解，铸就新话语，才能使重构的文学史的血肉鲜活丰满。《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1895—1945）》的个案研究，不论是对《老残游记》《四世同堂》《呼兰河传》《京华烟云》等的重解，还是对《陇海线上》《大上海的毁灭》《黄人之血》等的重评，都达到了相当的审美深度、精度和新度，极大地充实丰富了本书的学术话语。

上述仅从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考察并点评了《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1895—1945）》如何突破创新以及创新点的主要体现方式，却足以说明它是一部“重写”型的具有开拓性创新性的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史，它的不可取代的学术理论价值、文学史价值、方法论价值是不言而喻的；至于本课题所具有的重要文化意义、思想意义、政治意义乃至现实意义，李钧教授在《序论》中作了纵横捭阖的考辨和颇有深度、力度的阐释，尤其联系“中国梦”这个时代命题所作出的结论性判断更令人深思：“如果说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使命是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走向国家独立、民族富强、文化自信，那么以反帝反封建为主题的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主流的文学思潮。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是对中国现代化梦想的文学想象与艺术表达，她真实地记录了‘中国梦’的来路，因此，研究‘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1895—1945）’不仅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更具有重大的文学史书写价值。”笔者不再赘述，请细读《序论》。

我更感兴趣追询的是，李钧教授在科研征程上看重“十年磨一剑”。剑不出鞘难见其锋，一旦剑锋出鞘便闪闪发光，这究竟体现出何种治学精神或学术性格？在我看来，一是由于研究主体真正感悟到现代中国文学特别是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在极左政治猖獗时遭受严重伤害，欲将“拨乱反正”和“正本清源”的任务进行到底，以“文化生态学”为文学史观或方法论，重新对20世纪30年代民族主义文学和20世纪40年代战国策派这两个所谓“法西斯主义”文学社团和流派，做出历史的公正评价，恢复其原生态的本来面目。这就必须从主客体两个维度进行深入而持久的探察与研究。李钧在10年前攻读博士学位时就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做了潜心探索，不仅独自在图书馆埋头于旧杂志查阅了大量原始资料，而且设身处地地回到历史现场去感受去体验，为“民族主义文学”和“战国策派”这两个文学社团去“正本”去“清源”，这种坚韧的治学精神是值得称赞的！二是对于学术研究或教书育人，李钧教授旗帜鲜明地“反对急功近利”，他“深信教育和学术不能搞GDP或商品化，不能按市场法则来计算投入产出比，不能搞‘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金钱帝国出不了学术经典，货币哲学又岂能成为教书育人的法则？！教育和学术更要抛弃行政命令和‘大跃进’行为，那些随风漂流的泡沫绝不是大繁荣的表征，那花里唿哨的口号也回答不了‘钱学森之问’。”说得多么痛快，语语击中当下学术研究或教书育人的要害！只有把学术研究作为生命价值根基的学人，只有将治学的求真知获真理作为人生终极目标的智者，才能真正体验到“学术研究是一项充满发现和挑战的智力游戏，学人进入写作状态时就像游戏成瘾者一样乐此不疲、心无旁骛”，并能生发出“十年辛苦不寻常”（以上引文见本书《后记》）的豪迈之感。有了这种“其乐无穷”的学术感知，就能远离“急功近利”的诱惑，哪怕为打造学术研究的精品力作竭尽全力乃至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至于为完成课题而废寝忘食或不分昼夜地博览群书、苦钻深研就更不算什么了。三是文学研究不同于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文学作品主要是审美的感性世界，通过学术研究从中获取真理发现真知并不是轻而易举可以做到的；尤其重构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史，可以借鉴的学术成果并不多，这就必须遵循文学创作的美学规律及其诗性特征重新解读重新评述大量的文学作品，从中选取经典性文本进行重点剖析。而这种解读或剖析所面对的并非赤裸裸的理性、思想、人性，因为它们都被审美性或诗性包裹着或者天衣无缝地相互融合为一体，所以解读或剖析文学作品无不是审美性或诗性的解读或剖析，即使对其主题思想的解读或剖析也不是光秃秃的政治学伦理学说教，而是对诗性的政治主题或伦理主题的阐发，即使作品中人性密码的破译也不是干巴巴的人性展示，而是带着浓郁诗意的人性分析。唯有这样的解读或剖析才算得上地道的文学作品的解读或剖析。尽管不能武断地说《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1895—1945）》的每篇作品读解都达到了诗性研究的高度，至少大多数作品的解读具有诗性研究的特征。这是这部文学思潮史书写的强项又是本书的亮点，也由此体现出作者不凡的艺术感悟力与孜孜不倦地审美追求的价值取向。

学术成果的质量高低，真正的决定因素是研究主体自身的优化程度。李钧教授风华正茂，才气横溢，知识丰实，视野开阔，思维敏捷，文笔机智，又有刻苦严谨、创新争优的治学精神；今后只要不忘初心，志存高远，孜孜以求，坚毅前行，哪怕在研究征程上偶遇麻烦或艰险，也一定会登上人文科学的“金字塔”顶！是为序。

草于2016年国庆前夕

[1] 朱德发：《朱德发文集》第8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91—1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