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改革与数字化潮流中的学术期刊[1]
——《澳门理工学报》“总编视角”专栏述评之一
朱剑
［提要］《澳门理工学报》于2011年开设的“总编视角”专栏让海内外学术期刊的总编从幕后走向了台前，这得益于该刊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其办刊人特有的人格魅力。四年来，“总编视角”聚焦于诸多热点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其中，关于学术期刊体制改革和数字化转型这两个学术界、学术期刊界和政府权力部门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的研究尤为引人注目，所提出的重要观点也得到了政府有关部门的吸纳，“底层设计”与“顶层设计”有了良性的呼应和互动，从而在学术期刊体制改革和数字化转型问题上，为推动各方达成共识做出了独特贡献。
［关键词］学术期刊 体制改革 数字化转型 “总编视角”
引言
学术期刊在学术研究中担当着学术交流平台这一十分重要的角色，绝大多数重要学术成果是首先在学术期刊这个平台上面世的。在现代学术发展史上，学术期刊书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这里面，凝结着编辑人特别是总编的心血和辛劳。但他们历来都以“为人作嫁”的幕后英雄自勉，除了偶尔走到前台，更多的时候是在默默地耕耘，人们只能从他们编辑的刊物中约略见到他们的风采。其实，作为学术传播者，他们了解每一项经他们之手发布的学术成果的由来，他们是学术发展最好的见证人。同时，因其跨越了学术研究与出版传播两个领域，他们对学术研究、学术评价、学术发展有着既不同于学者和读者也不同于管理者的独特视角和感受。因此，他们的所思所想，若能形诸文字刊布出来，无论是对学者还是对管理者，对读者还是对他们自己，都该是一件很有意义也很有意思的事。
当然，这需要有特别的期刊——具有相对超脱的地理位置——来提供这样的园地，也需要有特别的人——具有广泛的人脉能调动这些总编——来做这样事，《澳门理工学报》和她的总编刘泽生先生正是这样的刊和人。2011年，《澳门理工学报》在其主办单位——澳门理工学院院长和编委会以及刘泽生总编的精心策划积极筹备下，在海内外众多华文期刊中，率先开辟了这样的专栏——“总编视角”。在开栏的首期，亲自担任专栏主持人的刘泽生总编在“主持人语”中就有一段深情告白：
学术期刊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作为一群特殊的家园守护人，我们衷心地欢迎海内外学术界、期刊界的编辑同行、从事学术研究与期刊评论的专家学者、关注期刊事业的各界热心人士，从默默奉献的幕后走向台前，就学术期刊的学术导向、学术规范、学术争鸣、学风建设、学科发展、选题策划、期刊评价、电子网络等选题发表高见。本刊将乐于利用这一小小园地，开辟专栏，直面读者，广纳良言，共襄盛举。[2]
自2011年第4期开办以来，截至2015年第1期，《澳门理工学报》的“总编视角”专栏已一期不脱地连续开办了16期。在刘泽生总编的感召下，来自海内外著名华文人文社会科学期刊总编（主编）、著名人文社会科学文摘期刊总编和著名评价机构及其数据库的总编或负责人纷纷为该专栏撰写专文，由此也足见该刊在华文世界学术期刊中影响之大和人脉之广。
之所以说阅读这些出自海内外华文学术期刊总编的文字是一件有意义也有意思的事情，是因为尽管他们围绕共同关心的若干问题展开的讨论，与学术圈内一般问题的研讨并没有太多的不同，但有一点不同却不能不说，那就是所论问题并非限于某一学科专业领域，而皆与学术研究、学术评价、学术传播、学术发展紧密相关，站在学术传播最重要的平台——学术期刊的总编立场，解析当下学术研究和学术期刊发展中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正是由于这一特点，“总编视角”这个栏目才彰显出其特殊意义。同时，总编与一般学者一样，也要在文章中亮出各自的观点，罗列各自的资料，铺陈各自的理由，展开各自的论证，得出各自的结论；他们的文辞或简洁，或华丽，或朴实，或凝重；他们的观点或鲜明，或含蓄，或稳健，或周延，他们的视野或开阔，或专深，或两者兼而有之。人们常说，文如其人，其实，一个刊物的风格也如其总编（主编）的风格，或者说，总编（主编）的偏好在一定程度上会通过刊物的风格体现出来。读着总编们亲笔撰写的文字，再来印证一下其主编的刊物或主持的评价项目，确实是件颇有意思的事。因此，对于“总编视角”这一汇集了各大总编文稿的专栏，笔者不揣谫陋，有意择要做一述评。
纵观四年来的《澳门理工学报》“总编视角”专栏，讨论最多也令笔者最感兴趣的是“学术期刊体制改革”“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和“学术评价与学术期刊评价”这三个问题。问题不同，参与讨论的总编也不一样，各自的观点更是特色纷呈。对于前两个问题，积极参与讨论的主要是期刊总编，他们所面临的问题相同，尽管分析路径有异，但立场相近。而讨论第三个问题的重头文章主要来自专业评价机构的总编或负责人，作为评价产品的研制者，他们面临着相同的困境，但对困境的由来和未来的进路，却又有着不同的看法和选择。有鉴于此，笔者将分成两篇文字，就前两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分别做出综述和评论。又因为前两个问题讨论所呈现出的参与总编众多但立场却有着相当的一致性的特点，笔者的第一篇述评将以概览的形式尽可能展示讨论的全貌；而对于第三个问题，“总编视角”汇集了有着“三大核心”之称的三大评价机构总编就各自评价项目展开的关于定量评价原理与实践论述的长篇论文，迄今为止，还是首次出现，十分难得，故笔者的第二篇述评将以本文分析的方式仅对三位评价机构总编的论文展开尽可能深入的分析和评论。因此，两篇述评的篇章结构和行文风格均难免有较大差异，特此说明。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学术期刊体制改革
“总编视角”开办之时，正值中国文化体制改革走入“攻坚战”——包括学术期刊在内的“非时政类报刊”体制改革。对于学术期刊而言，由于其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这场即将进行的改革，必然与学术评价、学风建设、科研体制、学术国际化以及数字化浪潮等近年来波及整个学术研究领域的最吸引眼球的问题紧密关联，于是吸引了社会各界特别是学术界和学术期刊界的广泛关注，当然也是学术期刊总编们最关心的问题。因此，“总编视角”开办伊始，即以期刊体制改革问题为切入点，展开了对相关一系列问题的热烈讨论，核心的问题则是：学术期刊的历史传统、期刊体制与现状是何种关系？应如何看待学术期刊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应如何看待改革的目标与路径问题、继承传统与体制创新问题？改革的“路线图”究竟应该如何设计？这些问题当然也引起了国内许多学术期刊的关注，但纵观所有参与讨论的学术期刊，没有任何一家能像《澳门理工学报》“总编视角”专栏那样，汇聚了如此阵容的期刊总编队伍，并对这些问题展开如此深入而持续的讨论，说这个栏目代表了总编的心声是恰如其分的。
1.学术期刊的历史传统与现状
改革总是因为现状不尽如人意，而现状又多源于历史，因此，要谈论改革，首先必须对历史与传统有正确的认识和评判。
在中国学术期刊早期发展史上，大学学报因为曾起过无以替代的作用而尤为引人注目。早在20世纪80年代，河南大学宋应离先生即有《中国大学学报简史》这一专著问世，自那时候起，大学学报历史的研究就一直没有中断。但以往的研究多重于史实考证和人物研究，对于大学学报传统的产生与使命的演变、大学学报的发展规律以及对今天的学术期刊格局的影响则较少涉及。不仅如此，由于很少用发展的眼光来考察学报的传统与使命，往往将大学学报的初期形态视为学报不能改变的固定形态，大学学报就是反映本校科研成果的“窗口”和本校教师及科研人员发表作品的“园地”的功能定位已深入人心。尽管近年来，已有学报同仁对此进行了反思，指出这一定位已不合时宜，但是，讨论远未深入。因而，在涉及学术期刊改革的方向与路径的讨论中，学报的传统、使命与定位就成为一个绕不过去的“元问题”。“总编视角”不仅没有回避这个问题，而且从开栏之始，就直接切入了此问题。
仲伟民在《中国高校学报的历史、现状和将来》一文中，首先指出大学学报是因现代学术的产生而产生，他认为：“伴随着20世纪初期中国大学的纷纷创建，中国现代学术逐渐取代传统学术，其中学报就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学报作为发表学术论文的重要载体和推广学术成果的重要平台，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产生的。也就是说，学报的产生有其必然的合理性。”他将学报的传统概括为：（1）学报是综合本校各学科科研成果的集中展现。（2）开放的心态和追求真理、传播学术的精神。（3）学报的核心作用在于学术交流，主要体现在本校学人间的交流、校际交流以及国内外学界的交流。（4）本校学人的广泛参与。本校著名专家是办刊的主力，师生合力办刊。以上传统的形成与时代背景和当年高校的总体规模、发展水平是切合的。[3]在这里，仲伟民从学报这一新的期刊类别问世后，其整体对学术发展影响的角度来看待和总结其传统，从而在“窗口”和“园地”之外，“发现”了学报更为重要的价值。
朱剑的《传统与变革：体制改革前夜学术期刊的艰难抉择》一文也通过对学报早期历史的回顾和特点的分析，试图阐明学报传统的核心价值与外在形式的关系：“（1）中国学术期刊传统从形成的那一刻开始，其核心价值就是追求真理、传播学术，这也是学术期刊的根本使命所在……（2）学术期刊特别是高校学报综合性、分散性、孤立性、内向性是其外在形式或外部特征。（3）追求真理、传播学术是学术期刊的根本属性，而外在形式是为这一根本属性服务的。”[4]
以上两篇论文的共同特点是，试图超越过去那种仅将学报置于某个学校的背景下来考察的做法，而从现代学术的产生和发展的背景来考察学报，因而更加注重学报与现代学术发展，以及学报状态与期刊体制之间的关系。基于这一视角，在论及早期学报传统和特点对新中国学报的影响时，仲伟民认为，从1950年代初到1978年，大学学报虽有所恢复，但深受政治运动的影响。1978年后大学学报开始复苏，“基本上保持了其传统特点，综合性、内向性为主……到1980年代末以后，综合性学报的问题开始显现……学术交流的传统功能开始萎缩，一批专业期刊的创设加速了部分中小学报与学者的疏离，大学学报的固定读者逐渐流失……著名学者逐渐远离了大学学报的编辑，这使得众多大学学报从稿源到编辑的质量变得难以保证”。“1999年开始的学报大扩容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确立了一校一综合性学报的建制……一般院校均拥有了自己的学报……由于定位在综合性学术期刊，优质稿源和读者的缺乏使‘全、散、小、弱’的特征如影随形，始终难以摆脱，结果是学报数量虽然激增，学术声誉却大大下降。”[5]朱剑认为：“奠基于1950年代的学术期刊格局不仅一如既往，而且因期刊数量的激增，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被无形放大”，并且“造成了一个致命的问题——学者与学术期刊日渐疏离……执著于传统学术期刊的外在形式，与其说是忠实地捍卫了传统，不如说已丢弃了传统的核心价值”。[6]正是基于这一新的视角，他们对导致学报陷入困境的原因的分析说明了一个问题，即许多人眼中的学报传统实际上是不真实的表象，导致学报陷入困境的不是忠实地保持了传统，而恰恰是丢失了传统的核心价值，而期刊体制则固化了对传统形式的拘泥和对核心价值的忽视。
刘曙光则从另外的角度来讨论学报历史传统与现实体制问题，他在《高校社科学报功能定位的反思》一文中，表述了一些比较复杂的观点，一方面，他更强调高校学报的“高校性”和历史的“连续性”及功能的“窗口性”：“从高校社科学报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高校社科学报是为了因应高校自身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高校社科学报的功能定位是历史地形成的……高校学报存在的理由首先源于高校学术发展的需要，源于高校教学科研发展的需要……在本质上，它是高校功能的一部分，或者说是高校功能的具体化或分化。”“从传统的功能定位来看，高校社科学报是反映本校科研水平的学术理论刊物，是展示一所学校学术阵容和学术水平的窗口，是塑造学校形象、打造学校品牌的重要媒介。”政府对学报“‘功能定位指令’并不构成高校社科学报发展的瓶颈”。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传统的学报功能‘本校窗口论’，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学报群落综合实力不强、声誉不佳、质量不高、影响不大的状况，也带来对学报传统功能的反思与变革。”“在某种意义上说，管理制度的确是制约学报发展的‘瓶颈’。”[7]因此，他对部分学报走出封闭、延用外稿以及窗口功能的弱化都表示了谨慎的肯定。显然，刘曙光并不否认学报存在结构性和封闭性问题，只是强调问题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且目前的结构也有一定的道理。
弄清历史，当然是为了说明当下。不管是强调学报传统在1950年代后的“断裂”，还是强调学报定位功能的历史性的“延续”，论者大多不否认学报在新时期的发展遭遇了困境，陷入了低谷，而这一切又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传统的理解和受体制的规约。正如仲伟民在《内地学报现状及改革路径》一文中所指出的：“目前中国内地学报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一是学报整体水平在提高，但两极分化极其严重……二是体制性依赖弊端渐显，其发展初期的优势已逐渐丧失，发展潜力越来越受到制约，改革势在必行。”“中国内地社科学术期刊目前最主要的问题不是数量多，而是结构不合理，即综合性学术期刊多，而专业期刊少。”[8]姚申在《多元化发展：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报的改革路径》一文中则指出：“高校人文社科学报曾经辉煌，曾经成为理论界学术界关注的中心，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却从关注中心滑向边缘。”一方面，“总体上呈现出‘全、散、小、弱’状况”；另一方面，“‘泡沫论文’大行其道，依然充斥高校学报版面……严重损害了高校人文社科学报的权威形象，从而导致学报被外界认为是‘学术垃圾’出产地”。[9]可见，结构与布局问题确实是学报的主要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学报难有大的作为，而这个问题又是由期刊体制决定的。
结构和布局问题必然导致更为严重的问题——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与学术研究发展的需要脱节。张耀铭在《学术期刊肩负的使命和职责》一文开篇即提出了一连串问题：“一本优秀的社科学术期刊究竟应该具备哪些品质？应该承担何种学术职责？与学术研究、学术创新、学术发展是一种什么关系？”文章对此展开了论述，认为“一本优秀的学术期刊，必须突出问题意识……必须大力提倡创新研究……必须引领学术潮流……必须扶持新人、造就新人……必须关注学术的大众化”。[10]以上诸点可视为判断一本学术期刊是否优秀的标准，据此衡量如今大多数学术期刊，恐怕都难以达到，因此，现状不能令人满意。王利民则从国际学术期刊发展的最新动向着眼，警示中国学术期刊所面临的挑战，他的《中外学术期刊的新动向》一文概要地介绍了国外学术期刊发展的新动向：“第一，商业化导向的全球合作出版学术期刊的趋势明显。”“第二，学术期刊数字出版特征明显。”“第三，学术期刊的联系显示出全球化倾向。”“第四，评价研究成果以论文为导向，使论文刊载需求增大。”“第五，中国问题研究不仅受到海外区域研究杂志关注，也开始在西方主要专业杂志中频频出现。”[11]他同时还总结了中国学术期刊发展的新动向，两相比较，中国学术期刊发展的新动向虽然值得肯定，但与国际学术期刊的发展并不完全合拍。朱剑指出，学术期刊结构与布局等问题只是表象，在这些表象下还存在更深层次的问题，即“科学体系的缺失”“门户壁垒的阻隔”和“专家学者的疏离”，[12]同时，学术期刊还面临着三个方面的挑战，即“来自学术国际化的挑战”“来自期刊评价的挑战”和“来自数字化潮流的挑战”，[13]而目前的学术期刊还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成功应对这些挑战。
2.学术期刊体制改革的目标与路径
总编们如此集中地对学术期刊历史与现状的研究，既是因为“总编视角”主持人刘泽生主编的策划，更是对期刊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发动的出版体制改革的回应。201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深化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的意见》，在这个作为最高当局指导意见的文件中，关于改革的必要性是这样陈述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的现行体制制约了报刊出版业发展，存在数量过多、规模过小、资源分散、结构不合理、市场竞争力弱等突出问题，部分单位长期靠行政摊派、买卖报号刊号维持生存，有的成为部门和单位的‘金库’，助长了不正之风。这种状况既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需要，也不符合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要求，迫切需要深化改革。”[14]学术期刊显然也是文件所针对的“非时政类报刊”之一，而且，在所有的近万种“非时政类报刊”中，学术期刊占据了大半江山，一般认为，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和自然科学期刊的总数在6000家左右，而文件所列出“数量过多、规模过小、资源分散、结构不合理、市场竞争力弱等突出问题”在学术期刊中也是普遍存在的。由此可见，在对学术期刊的现状评估和改革的必要性方面，行政主管部门与学术期刊的总编们有着一定的共识，但在问题的根源方面，两者的看法是有不同的，即使同时指向体制，所指仍然各有侧重，这为行政主管部门确定改革“路线图”并加以推进时必然遭到来自业界的抵制埋下了伏笔。
关于改革的办法，“中央两办”的文件规定：“分期分批按照规范的程序转制，在清产核资的基础上，核销事业编制，注销事业单位法人，进行企业工商登记注册……整合出版资源，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又有效发挥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引导作用……实行严格的报刊出版市场准入机制，从主管主办资质、内容导向、资本来源、资产规模等方面制定具体的市场准入条件，同时建立健全市场退出机制。”简单地说，其实就是对期刊出版单位进行“转企改制”，“使其成为能独立承担社会法律责任的市场主体”，这是时任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对“中央两办”文件的解释。[15]但具体到学术期刊如何改革，“中央两办”的文件未做明确说明，只是表示“科研部门和高等学校主管主办的非独立法人科技期刊、学术期刊编辑部，另行制定具体改革办法”。在该文件发布的2011年，学术期刊如何进行体制改革，实际上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总编视角”适于其时开栏，总编们并没有坐等“具体办法”的出台，而是积极投入讨论中，继学术期刊传统与现状的分析之后，在学术期刊改革的目标与路径方面，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仲伟民在《内地学报现状及改革路径》一文中指出：“政府倡导的期刊改革大方向没有错，但对于学术期刊不能一刀切，更不能盲目地将学术期刊推向市场——那是扼杀学术。因为，学术研究需要不断的积累，而承载学术成果的最主要的平台——学术期刊——则更需要支持，尤其是政府有关部门以及学校的大力支持……目前，我们国家对学术期刊的建设和发展尚无具体的规划，在政策上甚至有些乱作为，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16]可见，改革应该在政府层面首先展开，而不是只针对期刊。姚申在《多元化发展：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报的改革路径》一文中指出：“在当下出版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背景下，高校人文社科学报要讨论的其实不是需不需要改革，而是如何深化改革，包括改革的方向与重点、总体发展目标、优势与不足，以及高校人文社科学报与期刊市场关系、高校人文社科学报准入与退出机制的建立等，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持续深入地去思考。”姚申提出了高校人文社科学报“多元化的改革路径是可能的”主张，并就“集约化发展路径”“专业整合发展路径”“联合办刊发展路径”“栏目共建发展路径”和“内涵式发展路径”分别做了阐述。[17]朱剑在《传统与变革：体制改革前夜学术期刊的艰难抉择》一文中解读“中央两办”将对学术期刊“另行制定具体改革办法”时说：“既下定了学术期刊改制的决心，又意识到了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将慎重推进”，但是，负责具体改革实施的新闻出版总署很可能不会对学术期刊“网开一面”，“总署已定下所有非时政类期刊的改革的目标就是‘转企改制’……很可能也将‘转企改制’作为学术期刊改革最佳的目标选择”。朱剑认为：“‘转企改制’对于学术期刊来说，只是改革的手段，改变的是期刊制作单位的身份，但如今很可能被提升到目标的高度，甚至取代目标。”如果从学术期刊的实际出发，“改革的目的或目标应该是解决学术期刊结构性和体制性的矛盾，建立起符合学术发展规律和需要的合理的学术期刊体系”。“公正地说，这些矛盾的生成，根源不在期刊，而在管理部门。”显然，编辑部的“转企”并不能解决管理的问题。即使对编辑部进行改革，也有比一刀切地“转企”更好的改革路径：“就这一目标而言，存在着比‘转企改制’更为有意义的手段，这就是将纸本期刊与数字化期刊分开、将期刊编辑与出版发行分开对待的‘两分开’办法。”[18]可见，业界已意识到总署将会把一刀切地“转企”确定为学术期刊体制改革的唯一路径，所以着力分析这一可能已在拟议中的做法将给学术研究和学术期刊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以向决策者发出业界的声音，与此同时，还明确提出了应实行包括将学术期刊编辑与出版发行分开改革在内的多元化改革办法。
但是，业界对“转企改制”的种种意见并没有引起新闻出版总署足够的重视，2012年7月，总署发布了《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诚如总编们所预料的，这个办法在“转企改制”以外并没有新的改革路径，也就是说，总署认为市场化导向也完全适用于学术期刊改革，或者说，市场化也是学术期刊改革的唯一路径和目标。[19]《实施办法》的出台，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间，在学术界和学术期刊界，反对和质疑的声音响成了一片，也许是总署始料不及的。
“总编视角”也加入了对总署《实施办法》的讨论。得益于此前已开展的关于学术期刊历史、现状和改革的必要性及目标与路径的讨论，“总编视角”对于《实施办法》的讨论与业界一般情绪化的反应不同，理性分析是此后讨论这一文件的若干篇论文的共同特点。
罗骥在《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背景下学术期刊生存方式的转变》一文中指出：“我国从2003年开始正式实施的文化体制改革，对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的出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改革的实施只是时间和范围的问题。”罗骥从报刊体制改革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整个国家文化战略的一部分的角度，不再聚焦于改革必要性的讨论，而是将讨论引申进入了路径可能性的分析。他从四个维度预测了如果按照《实施办法》来进行改革可能产生的正面的后果：（1）组织身份性质：从事业单位转变为不完全企业；（2）体量内涵：从单一刊物转变为集团刊群；（3）资金来源：从单一来源转变为多元来源；（4）政府监管：从行政主导转变为市场主导。[20]以上四个维度，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学术期刊都获得了以往所不具有的发展空间，期刊原有的计划经济时代的烙印将逐步消褪，市场的主导地位将逐步确立，期刊今后的生存将逐步从依赖政府过渡到依靠经营，期刊集群争取各种资助和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将明显大于个刊，集团化和集约化经营将成为今后期刊的主要存在样态。这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在这场变革中，利益关系的改变必然带来期刊界的重新洗牌，意味着原有体制中的一批期刊人将会脱颖而出，而另一部分期刊人将不可避免地丢失“铁饭碗”。同时，罗骥也指出，要真正能产生这样后果的前提是改革能够按照《实施办法》的“路线图”顺利进行，但是，这个“路线图”的制定并没有考虑到实施的条件是否已经成熟，过程是否合理，因此，留下了许多“不确定性”，“最大的不确定性是学术期刊转企改制后原有人员的身份问题……原有人员究竟是事业还是企业编制，就现有的信息而言，是非常不清晰的，而学术期刊原有人员的身份确定是影响此项改革最重要的变数”。[21]的确，不管改革以何种路线图进行，其顺利及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改革后的新体制能否容纳旧体制中的多数人，在现阶段任何事关从业人员利益的改革，都绕不过去这道坎。这样的分析入情入理，而学术期刊界中的许多人只是感受到了危机，却很少这样冷静地分析变革的前景，以选取更有利于自身变革的机会。
如果说罗骥的论文是在《实施办法》刚刚发布不久就具体条文所做的效果分析的话，那么，一年后，叶娟丽的《公共物品与市场化：一个关于中国学术期刊的悖论》一文则是“借用公共选择理论的相关概念，从公共物品的供给角度，就中国学术期刊为何不能市场化的问题进行了颇为深入的剖析”。自从“中央两办”《关于深化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的意见》发布之后，业界“强调学报的公益性是反对转企改制最常见的理由”，而总署的《实施办法》则不顾业界的反应，强推学术期刊的市场化，激起了期刊史上从未有过的被管理者的集体抵制。有鉴于此，叶娟丽指出：“学术讨论可以有情绪，但更需要理性。学术期刊的定性定位是什么，它为何必须市场化或者为何不能市场化，我们还需要更多更系统的理论研究。”叶娟丽首先分析了“公共物品及其特性”，然后论证了“学术期刊无疑是公共物品”。在此基础上，她指出：“一直以来，作为公共物品，中国的学术期刊大都由政府主管或者主办的。但是近年来，诚如在其他公共物品提供过程中所出现的政府失灵一样，中国学术期刊这个公共物品的提供也出现了明显的政府失灵……出现了比较典型的公共物品提供中的无效率、低效率、短缺和消费拥挤问题……其原因既有当今政府的共性，也有中国政府的个性。”“共性”在于政府存在垄断和决策机制导致的供给不均衡和不公平；“个性”在于社会对期刊这类公共物品的需求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而政府提供方式却仍然单一，财力有限，对公众需求的数量与结构缺乏明晰的定位和及时的回馈……出现政府提供低效或者短缺的问题”，这正是“中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报刊体制改革”的原因。“改革的目标就是要让报纸期刊彻底告别过去的政府提供模式，改由新型的市场提供模式……市场化是当前报刊体制改革的导向，是学术期刊改革的唯一路径和目标。”然而，从理论上，“外部性为公共物品提供的市场化设置了障碍”，于是有所谓“准公共物品”概念的提出，学术期刊无疑“也是准公共物品的范畴”。政府、组织和个人都可以是准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前提则是“界定私人对某一公共物品的产权，并且有一系列制度来保护产权的行使”。但在事实上，目前中国“还不具备产权谈判的条件”。强推学术期刊市场化结果无非是，或者“社会整体收益最大化被私人利益最大化所取代……必然带来国家知识生产秩序的混乱，助长学术腐败”；或者“政府由以前的直接主办学术期刊，改为对出版学术期刊的企业进行税收减免和补贴”，但“这并非真正的市场化，也并不能减轻政府在提供学术期刊这一公共物品方面的成本支出，并没有解决公益效率的关键问题”。在做了以上分析后，叶娟丽郑重地提出了政府责任问题：“政府的职责就是建立集体的共享的公共利益，在公共物品提供政府失灵的情况下，政府的选择不是找到某些快速解决问题的方案，而是要创造共享利益和共同责任的新机制；同样，政府允许其他供给模式提供某些公共物品，也决不意味着政府在此方面责任的让渡……因此，出于公益的目的，政府急于脱手或撒手不管，都是不可取的……在决定学术期刊数量、规模、资源结构这些应该由政府解决的问题没有任何解决方案的情形下，一刀切地让期刊‘转企’，是明显的责任让渡。市场化对于中国学术期刊而言，与其说是救赎良方，倒不如说是一个新的悖论。”最后，叶娟丽在“继续交由政府主办，已经被证明并不是中国学术期刊的康庄大道；市场化提供，显然尚不成熟”的双重困境下，独辟蹊径，提出“寻求第三条道路，已经迫在眉睫”，而“非营利组织的替代提供，或许就是一种选择”，这并非异想天开，因为在西方国家“由非营利组织主办学术期刊，已经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即使如此，还是需要“对其可能带来的公共责任的空白”有充分的估计和警惕。所以，“无论是何种提供模式，政府都不应该把公共物品的供给当作包袱甩掉，提供模式可以让渡，但责任不能让渡，政府要为政府提供与市场提供之外的第三条道路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这是政府退出公共物品提供后的重要职责。”[22]叶娟丽的分析是理性的，她的理性主要体现在对学术期刊的“准公共物品”性质的阐述、中国国情的理解和政府职责的认定上，办好学术期刊，或者说让学术期刊更多地发挥对学术研究发展乃至国家实力增强应有的作用，并非学术期刊人单方面的事，学术期刊的前景更多地取决于政府的职责担当上，而恰恰在这一点上，《实施办法》通过市场化将政府的职责全部让渡给期刊来承担，必定是行不通的。
与叶娟丽论文同期在“总编视角”专栏刊发的还有陈颖的《论高校学术期刊体制改革的目标与前提》一文，陈文指出，尽管《实施办法》至今未能真正实施，“但学术期刊必须改革，这个共识已基本达成，只是应该如何改革目前尚在争论和探讨中”，这是因为“改革的根本目的尚不十分明确”，“因此有必要围绕高校学术期刊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认真思考和厘清以下四个方面的改革前提：一是改革之顶层设计应当与底层承受相适应；二是明确学术期刊与非学术期刊改革的异同；三是学术期刊的改革必须克服外部力量的牵制才能实现体制完善；四是要妥善处理好尊重历史沿革与体制创新的关系。”[23]该文重点在揭示《实施办法》所规定的目标和路径与学术期刊特别是高校学报的现实所存在的巨大鸿沟，要填平这条鸿沟，就要面向实际。
在经过了数年的热烈讨论之后，当时间进入2015年时，黄颂杰的《学术期刊改革的变与不变之辨》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改革发展成了现代化时代和社会的主题词，时刻触动着我们的神经中枢。改革意味着要改变、革除既有的东西，以重新构建、塑造新的东西取而代之。因此，改革首先要搞清楚的是，究竟哪些东西必须改变，哪些东西需要重构。明辨变与不变的内涵和边界是改革成败与否的重要条件。面对学术期刊的改革，我们需要探究学术期刊变与不变的面相和边界。”的确，改革既是一种断裂，也是一种延续，在断裂与延续的抉择时，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学术期刊首先要随着学术事业的变化而变化，但学术期刊作为学术事业的组成部分这一点则不会变。”这就道明了学术期刊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黄颂杰从两个方面论证了学术期刊改革及与市场化的关系问题。一方面，学术期刊是由学术研究派生的，不符合学术研究需要的期刊自然会被淘汰，因而，“期刊的淘汰与否是它能不能适应社会变化发展，特别是能不能适应它所依附和承载的那个领域和事业的变化发展的历史过程的结果，而不是期刊改革的主要目标”。“只要一份学术期刊遵纪守法、纳入宪法和法律的框架范围，对它所从属的学术领域的研究具有积极作用，就毋须采取行政指令和手段来决定这份学术期刊的命运。”另一方面，“市场化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方向，当前改革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解决好政府权力与市场运作的关系……学术期刊作为学术事业的组成部分，它是否实行市场化或产业化，就取决于它所从属的学术研究是否市场化或产业化”。显然，学术研究是难以市场化的。但是，还应该看到，学术期刊又与学术传播相关，互联网时代“正在改变世间事物之间的许多关系”，“互联网正在将一些传统上远离市场甚至与市场无关或关系不大的行业逐步卷入市场，学术期刊也难以避免”。“学术期刊既会随着它所从属依附的学术事业的变化而与市场相关，也会随着传媒方式的变化而与市场相关”，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点。“此时，学术期刊最重要的是既坚持自身的学术本性不变又处理好学术与市场的关系”。[24]如此，黄颂杰就从学术期刊与学术研究和市场的关系两个方面，辨明了学术期刊改革中变与不变的问题。他的观点是极有见地的，也可以视为对几年来“总编视角”关于学术期刊改革问题讨论的一个阶段性总结。
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
除了体制改革以外，学术期刊如何应对数字化浪潮也是期刊人必须面对的紧迫问题，在2013年第1期“总编视角”的主持人语中，刘泽生就已有244年历史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于2012年3月13日宣布停印纸质版，将实现完全的数字化在线出版一事感叹道：“纸版《百科全书》的绝唱，既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必须——不管它是被迫退出，还是主动转型，或是兼而有之，为重生而终结。数字出版乃是大势所趋。互联网改变了世界。一个新的出版时代到来了。”[25]那么，数字化潮流给学术期刊带来了怎样的挑战？学术期刊应该如何应对？如何看待数字化与期刊体制改革之间的关系？如何评价业界在数字化转型中的尝试？这些问题业界同人虽从十年前即开始有所讨论，但数字化潮流的真正临近，或者说真正让期刊人感受到压力则是近三五年的事，而“总编视角”有意识地引入了这一主题的讨论，发表了一系列很有见地的论文，对期刊界厘清面对的挑战，做出最好的应对不无启发作用。
1.数字化的挑战与机遇
与体制改革不同，数字化对于学术期刊来说，只是出版技术和形式的改变，其意义和影响似乎无法与体制改革相提并论，但实际上可能正相反，其意义和影响一点也不亚于体制改革。一般说来，单纯的新技术的发明和投入使用，只会提高生产的效率，而不大可能形成对整个行业的挑战，换言之，能构成挑战的技术，一定是超越了技术的边界，能给整个行业的生产方式和行为观念都带来质的变化的技术，而互联网时代的数字传播正是这样一个技术。互联网不仅使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和习惯已彻底改变，而且导致了整个社会生态的改变。作为学术期刊的总编（主编）对这样的挑战可谓有切身的感受。
朱剑在《变革年代学术期刊的数字化生存》一文中分析了数字化浪潮在两个方面带来的严峻挑战。其一，期刊数据库的风行带来了读者阅读方式的改变——从阅读纸质期刊到阅读数据库。“这一变化给予以传统纸本期刊编辑为中心工作的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影响是致命的……在中国知网等大型期刊数据库中，期刊已不再作为传播的基本单元而存在，最基本的单元已变为论文……这样的数据库对读者阅读方式的改变，已不仅仅是介质上的——纸本的还是数字化的，而且，更是实质上的——期刊不见了，因期刊而存在的刊物特色、编辑思想、编排风格、专栏结构、各专栏间的呼应对话统统不见了。社科期刊这一独立存在的个体已迷失在网络的海洋之中……随着期刊数据库的风行，期刊纸本的发行量直线下降，且无可挽回。”其二，传播中心的改变，期刊不再是学术论文传播的唯一中心，在传播领域正在逐步地边缘化。“今天的学术期刊人还必须直面这样一个事实：随着数字化的演进，期刊在学术传播中的中心地位已日趋旁落。如果说，学术论文是学术成果的主要形式，学术成果传播主要是学术论文的传播，那么，在纸本时代，学术传播的最小单元是学术期刊，论文不经学术期刊发表，根本无法进入广泛传播的过程……其在学术传播中的中心地位几乎不可动摇。在进入数字化互联网时代后，情况发生了改变，互联网的交互性在理论上使传播成了个人可以独立完成的行为……从信息时代信息聚合和权力分散的特征来看，传统期刊将从学术传播的中心被驱赶到边缘并非危言耸听。”[26]期刊迷失了，中心不再了，甚至还将消失，还有什么比这个挑战更为严峻呢？
赵东奎在《学术期刊的技术转型与制度转型——“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的创新之路》一文中重点分析了随着信息化时代到来学术期刊所面临的技术转型压力。第一，“数字出版改变了学术期刊的编辑、出版和管理模式”；第二，“信息技术的新发展、深化发展要求学术期刊不断进行技术转型”，技术转型必然带来“学术期刊以及知识传播方式”的新变化，主要表现在“网络化在向移动网络化发展”，“‘云’技术的出现和大量应用也在改变着信息、知识传播、处理、计算、存储等方式”，“学术新知识、新观点的公布与发表呈零散化、多样化倾向”，“出现了大型的学术网络搜索引擎”。因此，“数字化成为学术期刊未来的发展趋势，整个期刊界都经历以数字化为推动力的出版形态方面的深刻技术变革。信息革命的深化发展要求学术期刊要不断进行技术转型，为自身的发展壮大奠定坚实的基础，将新技术、新方法应用到编审校印发各个流程，提高数字化出版的创新能力”。[27]这样的贯穿于整个编辑出版发行传播各流程的技术转型显然已不是单纯的、局部的技术革新，在这样的技术转型背后，需要信息时代全新的编辑出版理念的支撑。这对于习惯了内向性、封闭性办刊的学术期刊特别是高校学报来说，挑战也是全方位的。
武京闽在《学术期刊数字出版模式探析》一文中也直言：“数字化已经成为学术期刊无法绕过的节点，不管你愿不愿意，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广泛使用已经改变了人们的阅读方式、信息获取途径甚至生活方式，也给学术期刊的出版带来了便利、效益和挑战。在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已经不是讨论要不要进行数字出版的问题了，而是要研究如何实现从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转型，什么样的数字出版有益于推动学术期刊更好地发展，学术期刊如何摆脱‘不做等死，做了找死’的尴尬局面。”可见，数字出版发展趋势已是不依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了，不管是否情愿，学术期刊终究得走在这条路上。但是，她同时又强调指出：“数字媒体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学术期刊将至‘末日’，它改变的不是学术期刊的内容和本质，而是改变了传统的传播形式和展示方式。数字媒体是纸质媒体的内容扩展，弥补了纸质媒体传播方式的不足，使学术期刊的内容得到多样化的展现和更广泛的传播。”[28]
如果说，以上的讨论都是在“挑战—应战”的被动模式下展开，那么，徐枫、郭沁《传统学术期刊的数字化转型：做最好的在线传播》一文则以更为积极主动的心态来迎接和“拥抱”数字化的“挑战”。该文虽然也谈及数字化带给学术期刊的挑战，但更强调这同时也是机遇。“多年来，学术期刊的数字化问题一直纠结着办刊人。经过多年的冲击与磨合，面对网络、手机、平板电脑一波不平一波又起的新技术、新挑战，传统学术期刊的编者、作者、读者、审稿人已逐渐适应了不同的新媒体。如今再谈数字化，人们不再会有最初那种‘狼来了’的悲哀和无措，以及关于纸媒消亡的担忧和恐惧，更多的是拥抱和接纳……互联网改变了人类的沟通方式……这一切都让办刊人着迷，也让传统学术期刊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新的困惑与选择，鼓动着期刊人不断去寻求期刊传播的新航线和新手段。”[29]徐枫、郭沁的描述是乐观而激动人心的，代表了一批告别互联网“恐惧症”之后的期刊人跃跃欲试的心态，但并不是所有的期刊人甚至不是多数期刊人都能有此心态。更为严峻的问题是，学术期刊的数字化并没有现成的道路可走，特别是对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编辑人来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与数字技术有很深的隔膜，如何从纸媒过渡到数媒，对他们来说，还是个没有答案的难题。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视数字化潮流为对传统学术期刊的挑战，这是论者的共识，但对挑战的内涵及可能导致的变化的认识却有分歧，一种观点认为数媒将取代纸媒成为学术传播的主要形式。这种转型始于传播，但不会局限于传播，必将带来从出版观念到所有流程的全方位转型，因此，学术期刊需要实现数字化转型。另一种观点认为，数字化所改变的只是技术，互联网只是一种学术期刊传播的介质，是纸媒的扩展，介质的增加和扩展并不会带来纸质期刊的必然死亡。
2.学术期刊的数字化转型与媒体融合发展
对于数字出版将是学术期刊主要出版形态的观点似已为多数人所接受，但数字出版是一个极为宽泛的概念，数字出版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怎样的数字出版最适合学术期刊？或者说，学术期刊应该走怎样的数字化之路？在数字出版成为主要形态后，纸媒是否还有进一步发展的余地或空间？
徐枫、郭沁认为，在传统学术期刊体制不变的情况下，期刊不妨选择与数字技术运营商合作，在办好纸质期刊的同时，“精心选择一个或几个有实力的数字技术运营商作为合作伙伴。通过一个或多个平台，进入海内外大型学术数据库，从网络到移动，从手机到平板电脑，去获取更广阔的多媒体、多渠道、多业态的数字化应用空间，达到学术内容云传播的效果”。“但信息处理的分工并不意味着刊社与信息处理分离，更不等于学术期刊与数字化切割。”“在与大型数据库营运商合作的同时不忘自身做最好的线上传播，无疑将使传统学术期刊在数字时代获得展翅的双翼。”这可以视为“两条腿走路”的策略，不失为在纸媒为主的传统期刊出版模式未能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的明智选择。与此同时，学术期刊人还需具有国际眼光，“在传媒业发生巨变的今天，国际学术期刊的出版正在做什么？传统期刊出版将会发生什么变化？这是期刊人不得不关注的……学术期刊的印刷本会继续存在，但不再是唯一或最重要的出版形式，世界各地的学术期刊都为如何做最好的线上传播而各尽其能。传统学术期刊要做最好的线上传播，就必须关注国际期刊界最前沿的信息和变化，及时跟进”。[30]显然，瞄准国际学术期刊的最新动向，也是学术期刊在数字化转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诚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徐枫、郭沁的另一篇论文《中国学术期刊出版模式的变革》则集中介绍了数字出版特有的“在线优先出版”模式，这是基于互联网技术和互联网时代传播特征的“出版模式的革命”，主要通过对单篇论文先于整本期刊出版的时间差，更加快速地传播。[31]这可以视为传统期刊社努力做最好的在线传播的重要举措之一。
武京闽从对“为什么国外的大型出版商能够抢占先机，引领数字出版的潮流，而我国的传统出版业却寻路无门，不见起色”的问题追问出发，强调政府的引领作用，呼吁“传统的学术期刊管理体制、运营机制、领导体制等等都亟须做出调整和改革”。首先，“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为学术期刊从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转型营造良好的环境。”包括以下四点内容：（1）“改变现有的期刊管理体制，促进学术期刊出版单位的有效整合，打造具有一定规模的学术期刊出版集群。”（2）“政府应加大对学术期刊数字出版的扶植力度，在资金投入、税收政策倾斜方面对学术期刊提供支持。”（3）“鼓励学术期刊在出版纸质期刊的同时出版数字期刊。”（4）“政府应尽快完善与数字出版相适应的期刊管理办法，制定数字出版环境下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其次，“借鉴国外经验，建立学术期刊非营利制度”。再次，“发挥期刊出版主体的作用，使学术期刊数字出版步入良性发展轨道”。[32]强调政府的作用是有道理的，不管学术期刊做何种改革，改革后的学术期刊都需要体制的保驾护航，而政府是体制的制定和管理主体，在中国特色的国情下，没有政府的引领和认可，仅凭期刊界的改革冲动，是不可能获得改革成功的。
一般论者在讨论学术数媒与纸媒关系时，往往喜欢将数媒和纸媒看成相互对立的一对概念，强调的是前者对后者的取代，或在这个前提下，传统纸媒的应对与转型策略；与这样的讨论不同，杜敏的《不同媒介形态下学术期刊的共生与变革》另辟蹊径，“从人类媒介形态的变革及新媒介发展应用的一般规律探求新旧媒介变革中（学术期刊）的生存与发展之路”。在分析了媒介形态的产生和符号差异的基础上，杜敏认为：“人类社会依靠不断丰富的媒介形态传输各种信息，实现组织社会、发展社会的基本功能。可以说，无论何种媒介形态均以自己的活力对社会成员及社会结构产生着有力的影响，均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和决定性力量之一……无论是书籍、杂志、报纸抑或广播、电视及网络，这些不同的媒介所代表的产业已成为不同时期的中心产业，不仅实现了信息传播的文化价值，也带来巨大的经济价值；不仅促进社会的发展，也促使人不断提升自己；不仅是社会进步的见证，也使媒介逐渐趋于综合化，形成多媒介融合的特点。”在互联网出现之前，人类社会已经历了多次媒介形态的更迭，从历史上看，新旧媒介之间“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融合、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关系”。数媒与纸媒的关系同样如此。“这是来自科技、经济、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相互影响的必然结果”。我们可以看到，新旧媒介的共存演进“是媒介发展的基本规律”，而新旧媒介的竞争与博弈“也是生存与自适应的一种必然”。基于此再来考察新媒介形态下学术期刊的发展之路，首先，应该看到纸质学术期刊的长处在于：“对获取信息的技术要求低，对获取信息的文化水平要求高，能长时间地被使用，便于读者深度阅读和思考”；“能够满足读者使用纸质文献、存储纸质文献的需求”；“在信息的处理和把关上较为严格，享有较高权威性”。其次，应该看到数字化学术期刊的优势在于：传播广泛而迅速；打破时空限制和便于反馈；打破线性阅读方式，可在信息间跳转和链接，实现立体化传播。如今的数字化学术期刊多是纸本期刊的数字传播，“如果说目前的数字化学术期刊是数字化技术与纸质媒介的一种融合，是对纸质期刊传播上的一种补救，那么在此基础上，两种媒介形态融合可进一步深化”。[33]如此来看待纸媒与数媒的关系，就可使我们摆脱非此即彼的简单化思维定式，从而寻找一条纸媒与数媒融合互补的发展之路。
尽管纸质学术期刊的数字化传播是目前各学术期刊社应对数字化浪潮的主要举措，但这种方式一般被看作学术期刊数字化的初级阶段，学术期刊要真正实现数字化转型，应该超越这样的模式。朱剑基于数字时代“信息聚合、权力分散”的特征，针对学术期刊的现状，提出了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的要点。首先，“要将编辑工作的重心从纸本转移到数字化期刊上来”。其次，“完成必要的资源聚合……单一期刊的数字化转型是困难而没有多大意义的……没有足够量级的数据源，数字化这条高速公路就没有车跑，或跑的尽是空车，也就没有意义。因此，期刊数字化的转型必定是批量的和群体的”。再次，“要建立符合数字化要求的期刊体系及与之相对应的协同机制……在论文代替了期刊成为学术传播最小单元的数字化时代……论文的传播并非杂乱无章，而必定是有序的，只不过其序列较纸本期刊更为复杂和多变。以学科和问题为中心对来自各种期刊的数据进行有序组合，将是数字化期刊体系的基本形式……离开了期刊群体内的协同运作，数字化期刊体系的构建也就无从谈起”。最后，“在数字化传播方面，既要与大型数字库合作，又要掌握充分的自主权和控制权”。[34]
值得提出的是，在讨论面对数字化大潮学术期刊的可能应对的同时，总编（主编）们还特别强调期刊内容、学术质量是无可替代的。比如，徐枫、郭沁指出：“无论未来会怎样，相比全媒体出版而言，传统学术期刊首先要做的依然是提供高端内容，提升办刊质量和期刊品牌。数字化只是学术期刊的外在形式，期刊的核心竞争力离不开‘内容为王’，真正重要的在于媒体所传递信息的内容，而不是载体。”[35]朱剑指出：“在数字化时代，技术固然重要，但‘内容为王’永远也不会改变。只要牢牢控制住和运用好数据源——优质的学术论文，学术期刊就有了走出困境的资本，仍然可以从数字传播的边缘回到中心。”[36]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内容为王”虽然不会改变，但对内容的评判标准有可能随着数字化转型而发生某些变化。
3.数字化转型与期刊改革的关系
进入21世纪以来，如何应对报刊体制改革和数字化潮流是学术期刊总编们最关心的两个问题。这两个变革对于学术期刊来说，都是意义非凡的：前者将会使运行了60年的期刊体制真正从计划经济年代走入市场经济年代，从管理体制到期刊的运作机制都会有全面而深刻的变化；后者则会从根本上改变自学术期刊在中国诞生百余年来的基本载体和传播方式乃至编辑出版观念。这两个看似关系不大的问题在21世纪初可谓“不期而遇”。如前所述，尽管对于改革的必要性各界都已有共识，但在体制改革的目标与路径、数字化转型方案与纸质期刊命运等问题上，从管理者到业界都有不同看法，特别是行政权力部门与业界的分歧非常明显，从而造成了改革之路困难重重，总署颁布的改革办法甚至面临着不了了之的结局。显然，要确保改革的顺利进行并达到预期的效果，仅有对改革必要性的共识是远远不够的，更为现实的问题是如何求得在改革的“路线图”上达成各方共识。为了寻求这样的共识，并积极推进体制改革和数字化转型，部分入选教育部名刊工程的高校学报从2011年开始就积极进行尝试，联合推出了数字化的“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总编视角”对这一尝试给予高度关注，结合体制改革和数字化转型，多篇论文对此进行了评论。
仲伟民在《中国高校学报的历史、现状和将来》一文中是这样评论的：“2011年初，入选教育部名刊工程的17家学报联合推出‘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这是一次伟大创举，极有可能由此打开中国学报改革之门！我之所以对此项探索给予如此高的评价，一是因为在目前学报面临艰难困局的形势下，他们摸索出了一条最佳的改革路线，如果此次探索能够成功，那么将来中国学报的局面必将大为改观；二是此项探索不是迫于行政命令，而是完全由既有实践经验、又有切身感受的学报主编们所推动，是自觉自愿，是自由联合。”“鉴于中国学报的历史以及现实的复杂性，‘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的改革探索采取了切实可行、逐步推进的方案，以既能延续学报的历史传统、又能兼顾学报现实情况的两全其美的办法……既创建了新的体系独立的专业化数字化期刊，又不会割断与名刊学报的血脉联系。也就是说，名刊综合性学报与系列专业期刊要相依共存，各展其长：在论文组合上，分别以综合性和专业性见长；在出版载体上，分别以纸本和数字版为主；在出版时间上，完全同步或后者更早；在传播途径上，前者以保持纸本传统为主，后者则主打更为迅捷的网络管道。”[37]
赵东奎在《学术期刊的技术转型与制度转型——“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的创新之路》一文指出：“（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是高校综合性学术期刊面对全球信息化浪潮的数字化、网络化发展特征所做出的技术转型；同时，也是高校综合性学术期刊为改革其自身固有的‘全、散、小、弱’的现状，实现教育部‘名刊工程’所确立的‘专、特、大、强’目标，积极顺应我国报刊体制改革的制度转型。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的创办与发展，可以说是学术期刊的一次重大创新之举。”“它的创办，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由纸质期刊重新组合为专业数字期刊，可以说，它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办刊模式，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三个突破：一是突破了高校之间的门户壁垒，尝试了学报间联合办刊的方式；二是突破了纸质期刊的单一模式，尝试了专业网络期刊的方式；三是突破了单一主体的办刊模式，实现学术期刊共同体与企业合作办刊的方式。它探索了纸质期刊和数字期刊、综合期刊与专业期刊、单一期刊与学术共同体三个统一的实现路径，成为目前国内高校首次自主联合方式与国内主流数字出版媒体合作创办的系列专业期刊。”[38]
也有总编在肯定“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积极意义的同时指出了这个尝试的不足之处，比如黄颂杰认为：“‘中国高校系列专业刊’，借助中国知网技术平台，正式出版了十种数字化专业学报，开启了中国高校综合性学术期刊向数字化网络化和专业化转型的探索之路。三年多的风雨历程为高校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的技术转型积累了成绩和经验。这一创举坚定了高校文科学报走数字化网络化的技术转型之路的信心，同时，也提出了实现技术转型之路中的一系列问题。笔者认为，最主要的问题是，数字化专业刊还没有真正解决高校学报自身的改革发展。因为参与的学报仍然在按原有的方式编辑出版纸质版期刊，只是将原有的综合性编排改制为按专业性编排，而将数字化的技术工作交由中国知网解决，各学报编辑部自身并未解决技术转型，甚至连编辑方式、流程都没有实现转型，还停留在纸质版的样式之中。进一步说，即使各家学报编辑部实现了编辑流程的电子化网络化，那么，由各家联合而成的专业刊编辑部是否有权或者有多大的权对各刊提供的论文进行筛选编辑？……更重要的问题是，数字化的联合专业刊与各家学报究竟是何种关系？是逐步取代学报，还是二者共存？……拥有主办权的综合性的纸质版的学报，与主办权不明确的联合而成的数字化的专业刊，是难以长期共生共存的，也不可能是各家学术期刊改革的目标。数字化联合专业刊是在现有的综合性学报难以改变为专业性期刊、新的专业性期刊无法获取正式刊号的情况下由‘民间’而非官方所做的尝试和探索，它显示了学术期刊改革的专业化和数字化网络化两个方面的问题，但并没有真正解决每个学术期刊自身专业化和数字化网络化的改革与转型问题。”[39]黄颂杰在这里提出的问题确实切中要害，得不到官方承认和支持的自下而上的“改革”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与其说“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是一个已获得成功的尝试，不如说这个尝试正说明了中国学术期刊体制改革的重点首先在期刊管理体制。“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在设计之初就有多个阶段性计划，但都离不开体制的容忍和支持，目前，尝试仍然停留在初始阶段，问题不在没有好的“底层设计”，而在于缺乏真正的“顶层设计”的响应，而这种响应主要体现在期刊体制的改革上。
有感于“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在推进过程中所碰到的体制障碍，朱剑在《变革年代学术期刊的数字化生存》一文中指出：“近年来学术期刊人已充分感受到了变革来临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压力，一直在苦苦寻找应对体制改革和数字化潮流的合理路径。当笔者回顾近年来业界相关研究时，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很少有人将体制改革与数字化变革联系起来分析，更少有人将这两者结合起来设计改革方案，而在笔者看来，这两场历史性变革的不期而遇已注定了它们的进程必然会交织在一起，单独地针对其中的一个，很难找到真正的应对之道。”因此，“学术期刊体制改革必定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改革必须在政府与期刊相关的各种制度层面上全面展开。‘转企’既不是改革的目标和唯一的手段，也无法承担所有的改革任务与责任。但是，自上而下发动的体制改革还是为革新学术期刊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遇和一个有力的支点，现在，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杠杆，让政府与期刊可以联手撬动盘根错节的现行期刊体制，使学术期刊获得新生。在笔者看来，这个杠杆非数字化莫属。”“期刊体制改革只有与数字化变革结合起来，且立足于数字期刊体系的构建，才能获得成功。任何以纸本刊、单个刊为目标的发展规划都注定是落后于时代的，任何以纸本刊、单个刊为目标的改革措施也注定是没有前瞻性的，我们必须在纸本刊、单个刊之外，在期刊集群数字化转型上寻找突破口。”基于以上的观点再来看“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的尝试，“如果从变革的角度来评价这个全新的办刊机制，可以看到它的两个重要特点：其一，它对现行的期刊体制提出了全面的挑战，不仅在于它不同于现行的体制，更在于它能有效地解决现行体制带给学术期刊的诸多问题；其二，数字化在其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通过对数字化种种优势的发挥，实现了专业化转型和集约化、规模化发展。因此，尽管不符合现行的期刊体制和传统期刊模式，但它的出现，不仅是学术界所期盼的，而且恰恰是与报刊体制改革决策者预定的改革目标完全吻合的”。[40]
如果说“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只是基于期刊层面的一个新的办刊模式的尝试，那么，周小华的《在学术共同体中实现中国学术期刊的新媒体转型》一文则提出了在更深的层面和更广的范围的学术期刊转型设想，即“学术期刊新媒体公共平台建设的模式”。这个公共平台的基本定位是“整合国内外学术期刊与学术研究的资源，创造方便快捷的链接服务，强化用户参与和分享，打造以学术期刊为纽带的产学研合作、人才对接、协同创新的互动平台”。依凭这一平台，得以“在学术共同体中实现学术期刊的新媒体转型”。周小华继而分析了这一全新平台的构成要素、特点和优势，最后从观念的转变、政府的推动、媒体的再造、法规的健全、商业模式的探索等五个方面为这一平台的构建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路径设想。应该说，周小华的这一充满想象力的设计，是极为大胆也极为诱人的，如果这一设想能够付诸实施并取得成功，那改变的将不仅是学术期刊，而是整个学术研究的根本格局。当然，因其大胆设想，更需小心论证，诚如周小华所言：“在学术共同体中实现学术期刊的新媒体转型，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流程再造、体制机制改革、价值重塑、品牌创新、边界拓展、战略设计等方方面面”，[41]不仅难度极大，而且在理论上是否能为学界所接受，也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因为在传统上，学术研究与学术期刊是有明确分工的，学术期刊回归学术共同体是指让学术期刊成为学术共同体主导的传播平台，但不影响其作为一个独立体存在。而周小华的理论预设是，学术研究与学术期刊是完全可以也完全应该融为一体的（没有边界的共设平台），并以此作为全文立论的基础。因此，对这一理论预设还有必要进行详尽的论证。此外，尽管有了路径框架，但最为关键的如何操作的问题，比如旧的学术期刊体制如何打破？中国特有的遍布于各高校和科研机构，但一个刊社（编辑部）只拥有一两个刊物的现状如何改变？传统体制中的期刊人如何成为新媒体中的期刊人？新的期刊评价机制该如何建立？还需要设计更具体和精细的且具有操作性的方案。我们不妨视其为期刊人的美丽梦想，有时梦想也是非常重要的。
结语
以上是对《澳门理工学报》“总编视角”栏目开栏四年来关于学术期刊体制改革和数字化转型讨论的一个简单述评。“总编视角”与学术期刊及其管理者一起度过了堪称中国学术期刊史上罕见的不平凡的四年。之所以说它“罕见”，一方面，不仅因为新中国六十余年的期刊史上，由作为管理者的政府权力部门发起并主导的体制改革是前所未有的，更因为一贯对管理者俯首帖耳的学术期刊界与政府权力部门围绕改革“路线图”的博弈也是前所未见的；另一方面，数字化浪潮所代表的新技术革命给学术期刊带来的挑战是空前严峻的，学术期刊已被数字化浪潮推到了技术革命的风口浪尖，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能否抓住机遇正确应对，关系到学术期刊能否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开辟出一片光亮而广阔的新天地。之所以说它“不平凡”，一方面，不仅因为学术期刊体制改革牵动着作为改革对象的期刊人的心，也牵动了整个学术界，而且因为对改革的目标和路径，政府部门的“顶层设计”与学术期刊界的“底层设计”之间，既有共识，又有分歧，甚至是尖锐的分歧，而在学术期刊界内部，对改革的认识和利益诉求也不尽相同，由此导致的政府权力部门与学术期刊界的博弈复杂多变、波澜迭起。另一方面，面对数字化浪潮的冲击，学术期刊界并没有停留在坐而论道，而是勇于实践，试图奋力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数字化转型之路，虽然困难重重，但仍让人看到了希望。学术期刊人不会忘记这不平凡也不平静的四年。
“总编视角”可谓对这罕见的不平凡的四年历程的一个真实记录。透过四年来的“总编视角”，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四年来围绕学术期刊体制改革和数字化转型的种种争议博弈及实践运作的基本走向。
如前所述，“总编视角”的开栏与“中央两办”《关于深化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的意见》的发布几乎是同时的（均为2011年），对于这一改革纲领性文件的认同是“总编视角”展开相关讨论的基点，早在2012年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发布之前，“总编视角”就已拿出了自己的“底层设计”，提出了将纸本期刊与数字化期刊分开、将期刊编辑与出版发行分开的“两分开”路径，遗憾的是，这一设计当时并没有得到总署的认同，而《实施办法》也无法让学术期刊界全盘接受，于是，博弈不可避免地展开。
“总编视角”中总编们对《实施办法》某些设计的批评并非一味地维护自身的利益，而是从学术事业的大局出发，发出了改革应尊重学术研究和学术期刊发展规律的呼声。令人欣慰的是，这不是一场零和博弈，通过博弈，学术期刊界不仅对“顶层设计”的目标的接受程度有所提高，而且政府权力部门对发自学术期刊界的呼声也有了积极回应，对改革的目标和路径设计都已有所修改。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于2014年4月3日发布了《关于规范学术期刊出版秩序促进学术期刊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尽管《实施办法》并没有正式废止，但在这个最新的通知中，事实上已对《实施办法》做了重要修正和补充。最值得关注的是以下两点。其一，强调“学术期刊要立足自身学科和研究领域，注重专业化发展”。[42]“在原总署和现总局的正式文件中，明确把专业性和专业化发展作为对学术期刊的基本要求而提出来，还是第一次。”[43]其二，确认“建构编辑和出版发行分开、分别由编辑部和出版企业运作的模式”。[44]“顶层”与“底层”终于达成了共识。“其实在原总署《实施办法》发布之前，学术期刊界就已提出这种改革方式……而总局《通知》发布之前，党的第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阐述‘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时也提出：‘在坚持出版权、播出权特许经营前提下，允许制作和出版、制作和播出分开。’中央的决定对这种分开方式做了原则上的肯定。”无论是“专业化、数字化转型”，还是“建构编辑和出版发行分开、分别由编辑部和出版企业运作的模式”被写入总局文件乃至中央决策，都是“顶层设计”通过对“底层设计”的吸纳而做出的对学术期刊体制改革方案的重大修改，从而向改革路径问题上的共识迈出了关键一步。这一步的迈出，并不仅仅因为个别人提出了某些观点，更在于众多期刊人所做出的大量相关研究而发出的业界的声音打动和说服了决策者，这其中，《澳门理工学报》“总编视角”专栏有着可载入史册的特别贡献。
作者朱剑，《南京大学学报》主编，编审。南京 210093
[1]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高校学术期刊发展战略研究”（项目号：14YJAZH116）的阶段性成果。
[2] 刘泽生：《总编视角·主持人语》，《澳门理工学报》2011年第4期。
[3] 仲伟民：《中国高校学报的历史、现状和将来》，《澳门理工学报》2011年第4期。
[4] 朱剑：《传统与变革：体制改革前夜学术期刊的艰难抉择》，《澳门理工学报》2012年第1期。
[5] 仲伟民：《中国高校学报的历史、现状和将来》，《澳门理工学报》2011年第4期。
[6] 朱剑：《传统与变革：体制改革前夜学术期刊的艰难抉择》，《澳门理工学报》2012年第1期。
[7] 刘曙光：《高校社科学报功能定位的反思》，《澳门理工学报》2011年第4期。
[8] 仲伟民：《内地学报现状及改革路径》，《澳门理工学报》2012年第3期。
[9] 姚申：《多元化发展：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报的改革路径》，《澳门理工学报》2012年第3期。
[10] 张耀铭：《学术期刊肩负的使命和职责》，《澳门理工学报》2012年第3期。
[11] 王利民：《中外学术期刊的新动向》，《澳门理工学报》2012年第3期。
[12] 朱剑：《变革年代学术期刊的数字化生存》，《澳门理工学报》2013年第2期。
[13] 朱剑：《传统与变革：体制改革前夜学术期刊的艰难抉择》，《澳门理工学报》2012年第1期。
[14]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办发〔2011〕19号。
[15] 柳斌杰讲话，见吴娜《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攻坚号角已吹响——柳斌杰接受专访介绍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的热点问题》，新闻出版总署网站，http：//www.gapp.gov.cn/cms/html/21/1006/201108/721385.html
[16] 仲伟民：《内地学报现状及改革路径》，《澳门理工学报》2012年第3期。
[17] 姚申：《多元化发展：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报的改革路径》，《澳门理工学报》2012年第3期。
[18] 朱剑：《传统与变革：体制改革前夜学术期刊的艰难抉择》，《澳门理工学报》2012年第1期。
[19] 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2012年7月。
[20] 罗骥：《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背景下学术期刊生存方式的转变》，《澳门理工学报》2013年第1期。
[21] 罗骥：《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背景下学术期刊生存方式的转变》，《澳门理工学报》2013年第1期。
[22] 叶娟丽：《公共物品与市场化：一个关于中国学术期刊的悖论》，《澳门理工学报》2014年第2期。
[23] 陈颖：《论高校学术期刊体制改革的目标与前提》，《澳门理工学报》2014年第2期。
[24] 黄颂杰：《学术期刊改革的变与不变之辨》，《澳门理工学报》2015年第1期。
[25] 刘泽生：《总统视角·主持人语》，《澳门理工学报》2013年第1期。
[26] 朱剑：《变革年代学术期刊的数字化生存》，《澳门理工学报》2013年第2期。
[27] 赵东奎：《学术期刊的技术转型与制度转型——“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的创新之路》，《澳门理工学报》2013年第1期。
[28] 武京闽：《学术期刊数字出版模式探析》，《澳门理工学报》2014年第3期。
[29] 徐枫、郭沁：《传统学术期刊的数字化转型：做最好的在线传播》，《澳门理工学报》2013年第1期。
[30] 徐枫、郭沁：《传统学术期刊的数字化转型：做最好的在线传播》，《澳门理工学报》2013年第1期。
[31] 徐枫、郭沁：《中国学术期刊出版模式的改革》，《澳门理工学报》2015年第1期。
[32] 武京闽：《学术期刊数字出版模式探析》，《澳门理工学报》2014年第3期。
[33] 杜敏：《不同媒介形态下学术期刊的共生与变革》，《澳门理工学报》2014年第3期。
[34] 朱剑：《变革年代学术期刊的数字化生存》，《澳门理工学报》2013年第2期。
[35] 徐枫、郭沁：《传统学术期刊的数字化转型：做最好的在线传播》，《澳门理工学报》2013年第1期。
[36] 朱剑：《变革年代学术期刊的数字化生存》，《澳门理工学报》2013年第2期。
[37] 仲伟民：《中国高校学报的历史、现状和将来》，《澳门理工学报》2011年第4期。
[38] 赵东奎：《学术期刊的技术转型与制度转型——“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的创新之路》，《澳门理工学报》2013年第1期。
[39] 黄颂杰：《学术期刊改革的变与不变之辨》，《澳门理工学报》2015年第1期。
[40] 朱剑：《变革年代学术期刊的数字化生存》，《澳门理工学报》2013年第2期。
[41] 周小华：《在学术共同体中实现中国学术期刊的新媒体转型》，《澳门理工学报》2015年第1期。
[42]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规范学术期刊出版秩序促进学术期刊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2014年4月3日。
[43] 洪峻峰：《当前学术期刊改革的顶层设计与底层回应》，《清华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
[44]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规范学术期刊出版秩序促进学术期刊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2014年4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