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刊境况与学术期刊发展的问题与思考
黄颂杰
［提要］学术期刊的管理体制由准入制改为注册制是社会制度进步的表现。注册制并不否定或削弱学术期刊的意识形态特征。学术期刊的“引领”作用目前主要表现为具有评价功能，也应表现为不同学术观点交流互动、争鸣交锋的平台，这种作用目前十分薄弱。学术共同体自身处在行政权力的掌控之中，要让它取代行政而主导学术评价必须有一个大转型。中国高校学报系列专业刊的实践经验，在某种程度上对于未来的学术期刊已经做出了暗示或端倪可察。新科技会催生人们新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办刊人要从中创新办刊思路和作为。
［关键词］准入制和注册制 学术期刊“引领”作用 学术共同体 学术期刊网络化
谈论学术期刊的发展趋势，必须先认清学术期刊的境况（situation），从实际的境况出发才能明确发展趋势或发展战略。这里所谓的境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学术期刊的管理体制，学术期刊所从属的学术界（学科领域、学术研究、学术评价），学术传媒的革命（电子化网络化）。本文主要从这三个方面思考和讨论学术期刊的发展问题。
一
学术期刊目前的管理体制是行政准入制、审查制。办刊必须经过行政主管机构审查批准，定时接受行政机构审查、评审，刊物编辑部具有行政级别。近年来，由于认定学术期刊过多、质量低劣，主管行政机构基本上已停止新刊物的审批。与此同时，国家以多种方式、多个层面大力支持教育与学术研究，在无法取得行政机构正式批准获取刊号的情况下，学术研究各个领域出现各种形式的以书代刊（集刊），其势如雨后春笋，不可阻挡。现行的准入制已被洞穿，但仍被坚守，不给这些“超生”的集刊颁发“出生证”，却又不指责查处这些按准入制原本属于“违规”的集刊。学术期刊管理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怎么改？顶层设计至关重要。原新闻出版总署曾提出过学术期刊要转企走市场化的改革路向，[1]在遭到学术期刊界相当强烈反对的情况下，原总署并未采取具体的改革措施和行动，但也未改初衷。2013年，原总署机构被合并，学术期刊改革的顶层设计方案究竟如何还不明朗。笔者以为，学术期刊的顶层管理体制是期刊改革的首要问题，而要设计管理体制就必须搞清楚学术期刊的本质、使命、任务究竟是什么。就办刊人的视角而言，学术期刊当属相关的学术研究事业。笔者以为，从当前及今后中国学术研究迅速发展的状况看，学术期刊的管理体制可以由准入制逐步改为注册制（非学术期刊类除外）。
学术自由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国家和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学术研究成果有助于实现中国梦、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有助于克服和解决社会发展中的种种弊端和问题。西方国家之所以还能不断克服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种种严重矛盾和问题，原因之一是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观点，以不同方法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理论学说。其中有竭力维护、详加论证的，也有尖锐揭露、激烈批判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研究的自由度空前高涨（相比于改革开放之前），在学术、理论领域，各种思想、观点十分活跃，形成各种带上不同主义名称的派别，当然，相当一部分是活跃在网络上而非学术期刊上。然而，学术自由已成为社会进步发展的必然，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国家对学术研究的支持鼓励，资金投入的力度越来越大。“凡是做研究的，总是有话要说，要表达自己在研究领域和研究课题上的观点、思想，要展现自己的研究结果，要与他人交流、讨论，等等。因而，学术研究，无论什么性质、归属于什么机构，总是会派生出各种不同类型和样式的刊物来，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2]当然，学术期刊不同于时政类、生活娱乐类、商业类期刊。许多学术期刊专业性极强，只在自身学术圈内流转和认可，是小众，甚至是精英。离开这个学术圈，它的内容的真假对错别人难以辨别，行政管理者也是难以判别的，它们的出版毋须得到期刊管理机构的批准。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处理学术期刊与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关系。
不可否认，学术研究和期刊尤其是人文社科类学术研究和期刊与意识形态关系密切，政治性强，有的关系特别密切，政治性特强，有些学术观点思想有害有损于意识形态和政治社会，这也是期刊管理机构长期采取准入制的重要原因。我们提出由准入制改为注册制并不是要否定或削弱学术研究和期刊的意识形态特征和政治性，而是为使两者更加相适合，更加相互促进。首先必须指出，意识形态是任何国家和社会都有的，它既像一堵防火墙，也像一面保护罩。学术研究和期刊想要摆脱意识形态的约束是不可能的。当然，意识形态的强弱程度在不同国家不同社会不同时段是有所区别的。其次，意识形态并非凝固不变的，它是要随着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变化而有所调整的；意识形态也不可随意而为，它需要学术研究提供依据、论证，两者存在着互动关系。意识形态的某种主张或观点，如果始终不能得到学术上的认证和支持，就难以实施；反之，学术研究如果违背了有根有据符合国家利益的意识形态，则将被淘汰出局。意识形态和学术研究的一致，就会相互巩固相互增进。因此，意识形态应当积极主动地去寻求学术研究的支持，学术研究和期刊并不只是被动消极地去适应意识形态。学术期刊管理机构要用意识形态规制学术期刊，这是应该的，但必须谨慎，实事求是。这方面，历史已给我们提供了无数的经验教训。学术期刊的注册制绝不是放任自流。可以实施某种形式的检查制，例如可以将审核检查权交付给主办学术期刊的学校或学术机构、学术社团。高校或学术机构、学术社团应当具有这种能力，担当起这种责任。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则可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巡视检查。学术期刊由准入制改为注册制是学术自由度提升的重要标志，既不违背国家宪法，更是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重要举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在几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础上通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而总结提炼出来的，它们都是正能量。然而有些人却总是把自由、民主等从负面方向来加以理解，这是有碍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实施的。
有些人把自由理解为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也有人将自由完全意识形态化，而且将其归属于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范畴，甚至将其贬义为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相敌对的用语。笔者认为，自由并非某个人某个阶级某种文化的专利品。自由属于个人，是人之为人的特性。但人的自由度并非天赋，而受制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随着人对自然的认识、利用、改造、掌握的程度而不断提高，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提高。也就是说，人的自由度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随着社会制度的进步而提高的。所以，马克思指出，取代阶级和阶级对立的未来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应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个社会的特征是劳动生产力的极高度发展，同时又保证每个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给予公民自由权的程度是衡量一种社会制度进步的重要标志。如今，自由已经明确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内容之一，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确定的。执掌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个领域的政府机构应当充分尊重公民个人享有的各种自由权利。社会主义国家给予公民、学者以学术研究的自由权应当胜于资本主义国家。学术期刊由准入制转为注册制应是社会制度进步的表现，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当然，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和主客观条件，学术期刊由准入制转为注册制应逐步分批进行，可以在某些地区（省、市）或某些高校、某些研究机构先行试验，也可对某些学术期刊、集刊（以书代刊）先行试验，取得经验后再推广。
如果实行注册制，现在的学术集刊都将成为正式期刊，这将对现有的综合性学术期刊造成巨大冲击，现有的专业性学术期刊也面临有力的竞争。现有的综合性期刊可有几种应对办法。一是继续按综合性办刊，但必须向高深、厚重、精英方向努力；这种办法只有在各种专业学科实力强大而且期刊编辑部也强有力的高校或研究机构才可行。二是根据高校或科研机构学科专业的具体情况（如某学科专业特别强大突出），将综合刊转为某种专业刊，这种专业刊势必会排除某些原本包含在综合刊中的专业，由于涉及各单位各种学科专业间的利益和其他方面的关系，这种转化难度较大；但由于实行注册制，被排除出的专业可以创办新的专业刊，故这种转化并非不可能，关键是学校或研究机构领导要给予支持。三是继续办综合性期刊，但缩小学科门类，将缩减的学科归入相关的专业刊或创办新专业刊；这种办法较之第二种办法难度小一些，缺点是仍然带有综合性期刊的某些弱点。四是转为某种主题的综合刊，如某个区域、某种文化、某类问题等；这种由某个主题带动的综合性期刊在中国发展得还不够成熟，应当适度发展，因为当代世界许多学术研究需要不同学科专业的协同创新，这类期刊正好适应这种需求。当然，如何转向须视实际情况而定。笔者认为，注册制将使现有的学术期刊和集刊在学术领域平等竞争，通过学术力量实现优胜劣汰，毋须通过行政手段封杀一批，扶植一批。学术期刊注册制仍应接受行政机构的管理，但可摆脱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促进学术研究和学术期刊的发展。
如果否定注册制而仍然坚持准入制，则首先应改善管理制度，明确应当管什么，即明确管理的范围和边界、权限和职责。其次要简化行政手续和程序，更多地关注各种学术期刊不同的学科专业特点，对症下药，摒弃形式主义和一刀切。第三，对现有的学术集刊做出认定，有个说法。如果依然不予刊号，那么，以书代刊的集刊是否予以合法的正式认定，可否纳入学术评价体系，应当明确，继续采取既不肯定又不否定的模糊态度，将不利于学术的发展。第四，准入制必定涉及对学术期刊的评估和评价，应当充分发挥办刊专家和相关学者在这方面的作用，改进和完善学术评价体系和制度，管理机构不要利用行政权力之便，争抢学术评价的指挥权。
二
近年来，中国的学术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发展迅速，但问题和缺陷也很明显，可以说有喜有忧。喜的是：政府对于学术研究的投入逐年增加，经费、设备、房屋、场地等硬条件大幅提高和改善；学术成果丰硕，数量之多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学术队伍不断壮大，新人辈出；学术研究的触角伸向各个领域，几乎无空白；等等。忧的是：学术研究质量的提升远远比不上数量的增长；研究成果的影响力和实际的作用不如人意，研究的创新能力更乏善可陈；实证性的调查考察、经验性的资料积累和梳理、抽象思维能力的提高都存在着极大的局限、缺陷、障碍。有些课题研究的重复性太严重，缺乏新意。学术研究置于行政式框架之中，搬用量化评价指标，按照量化评价体系进行管理，导致某些学术研究对着评价指标进行。不能正确理解和把握意识形态而导致缩手缩脚，影响思想创新。研究学风堪忧，假大空的官话、套话、捧场话、颂扬话取代真知灼见，缺乏有针对性的揭露、批评、剖析，批判性思维缺失。学术期刊中出现的众多学术垃圾正是学术研究弊端的表现。关于学术研究的成就与不足、赞扬与抨击已有众多文章见诸媒体，这里仅就学术期刊与学术研究之关系讨论学术期刊究竟如何为学术研究做好服务工作，学术期刊在学术研究中究竟如何发挥引领作用，并由此考察学术期刊的发展趋势。
毋庸置疑，学术期刊是展现学术研究成果的窗口和进行交流的平台，刊发学术论文是期刊服务于学术研究的最基本任务。但当下的学术期刊正越来越被学术界教育界乃至行政部门当作申报、检查、结项、评奖、考核、排序、评职称（职务）的工具。这种工具作用无疑具有明确的功利性能和目的，而且还在不断被放大。笔者无意笼统抽象地反对、否定这种功利性，而且事实上也根本反不掉。功利原本就是现代化运动中的一面大旗、一枚指针，中国社会并不能免。在学术领域中的各种竞争和评判中，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论文数是一个重要指标。这种评判和竞争对于学者（或官员）的前途和命运至关重要，因为遵循“成王败寇”的传统法则，赢者胜者将获得各种荣誉和升迁，败者则反之。从这个角度看，学术期刊在学术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评价作用。这种作用也使学术期刊迅速分化出高低不同的层次或等级。少数顶层的期刊成为学者争相发表文章的光荣榜，因为发表在这类刊物上的文章价值最高，功利最大；其次是所谓核心期刊，这是绝大多数学者发表成果的园地，其价值和功利虽不如顶级期刊，但也可以使学者在职称、奖项、考核等问题上如愿以偿；被排除在核心之外为数更多的期刊处境“悬置”，如果在这些期刊上发表的文章被排除在评判审核的计量之外，则期刊就会陷于困境，对期刊的种种诟病大多也源于此。当下学术期刊在学术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相当程度上就体现在这种评价功能上。基于这种评价功能，某些顶级或权威的学术期刊在学术界处于居高临下的地位，而众多核心期刊则主要听命于学术研究项目的要求。学术期刊的所谓引领作用目前主要恐怕也就是在这种评价功能方面。
事实上，如今学术期刊处于一种有趣的悖论境况之中：一方面它不满意于自身被陷于这种评价功能，更不满意于自身也被评价被排序，特别是被不公正地评价和排序；另一方面它自身又乐于发挥评价作用，而且竭力维护和提升自身的评价功能。学术期刊经过筛选评审而刊文，客观上的确具有一定的评价作用。问题在于，这种作用应是自然的结果而不应人为地事先制定，乃至拔高夸大，因而是被扭曲了的。学术评价是一个长远的历史过程，需经人类反复的实践经验和理性思考才能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而我们现在所谓的学术评价都是即时的或短期的，只是为了达到某种明确的功利目的而做出的，许多成果并未真正经过实践经验的检验，甚至并未经过认真的阅读和思考。这种评价在相当程度上仰仗于评价机构从国外引进的量化数据方法，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各类引文索引（CI）数据、二次文摘数据等。这些原本作为学术研究辅助工具、参照资料的数据，如今成了学术评价的基本依据。在市场化的社会环境中，利用数据制作各式各样的排行榜，以吸引人们的眼球，获取某一方面的话语权，已是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学术研究和学术期刊并不能幸免。
近年来众多学者对学术评价的计量化和行政化提出批评，主张以学术共同体作为评价主体。然而，如何让由学者组成的学术共同体取代行政主导的评价活动，恐怕需要走很长一段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其方方面面、条条块块都是由强大的行政力量链接、焊接起来的，局部的变革必定牵动其他局部乃至全局。在这个崇尚行政权力的环境中，学术共同体自身的生存状况就处在行政权力的掌控之中，它的强弱取决于行政权力支持的力度，要让它取代行政主导必须得有一个根本性的大转型。因为中国的学术研究依赖于各级政府财政拨款组建的各类基金，学术研究所需的资金完全由行政机构严格掌控，各种项目的申请、运作、结项等都须向行政机构汇报、交代；这就是说，在由项目制主导的学术研究中，行政机构是主体，组建学术共同体的学者是客体，由学术共同体主导学术评价，无疑需要一次主客体的大颠倒。再者，中国的学术共同体的数量和每个共同体的人数虽然不少，但对大多数学术共同体而言，核心力和凝聚力尚待形成，尤其缺乏“权威”性力量，缺乏强大的学术说服力，却惯于用行政力充作学术力，这样的学术共同体也难以担当起评价的主体。因此，要改善学术评价体制、正确发挥学术共同体在学术评价中的地位和作用，就必须从学术水平和道德素养两方面大力建设学术共同体，使之能够真正担当起学术评价的重任。而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改进整个学术研究的领导体制。根据中国的国情，笼统地提出去行政化是不切实际、不能解决问题的，因为学术研究所需要的资源都掌握在行政机构手中，不可能排斥行政领导，重要的是要界定清楚行政领导在学术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它的边界和范围。
如上所述，学术期刊发表学术成果是它的基本功能，这个功能也使它成为学术研究重要的储存、积累的宝库。一份真正有分量的学术期刊应该承载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和文化，也应该承载多种文化和文明的精粹。从这个视角看，学术期刊也是各种不同学术观点交流互动、批评讨论、争鸣交锋的平台，这也应该是学术期刊发挥“引领”作用的重要表现。然而，学术期刊的这种作用目前显得十分薄弱。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意识形态的约束和规制是一个方面，现今的学术研究体制和评价机制也是重要原因。如果课题研究、评奖、评职称（职务）、考核等，一切都看你发了多少文章、出了多少书来加以衡量，那么讨论争鸣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批判和质疑本是学术进步的重要推动力，是学术创新的激发点，批评讨论、争鸣交锋本应是研究者积极参与介入的分内事，是学者的基本功，而在现今的学术研究体制中却成了可有可无甚至多余的事。因为积极参与者很可能会影响获奖、晋升等。当然，这绝不是因为缺少可争议的问题，相反，在我们这个社会急剧变化和转型的时代，在全球朝着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可争议的问题实在太多，尤其在中与洋、东与西、古与今、传统与现代等一系列交集点上。当今中国各种社会思潮十分活跃，各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各种版本的自由主义、各式各样的儒家和新儒家，各种名号的新老左派和右派、中间派、保守派和革新派、权威主义和新权威主义，等等，纷纷登场亮相。在当前的思想理论界，各式各样的思想、观点、看法、言论多得是，但大多出现在互联网上，流传于坊间，偶尔显露于某类期刊上的只是冰山之一角，真正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就更是凤毛麟角了。改革开放的国策唤醒了沉睡的雄狮，突飞猛进的经济发展将封闭的文明古国推向世界舞台的中央区，矛盾、纠纷和问题也随之而来。怎样评价或看待中国这三十多年现代化事业的成就得失？如何处理中国当前面临的国内国际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中国的发展战略、路向究竟应该是什么？等等，正是在这些关系国计民生的最重大问题上存在着各种看法。学术期刊本应是研究讨论这些问题的最佳平台，但在当下的境况之中我们是难以办到的。
因此，最重要的应是从根本上改善我们学术研究的生态环境和氛围，首先当然是要改革我们的学术研究体制，包括领导管理体制。其次要从学术水平和道德素养两方面大力建设和强化学术共同体，发挥学术共同体在学术研究、学术期刊、学术评价等各种学术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再次要根据各种学科、专业的不同性质、特点，不断修正完善评价规则、操作程序。最后要在全社会、在学术界、在学者层建设平稳和谐的心态，清除急功近利、虚假夸张、浮华炫耀、偏执妄断等不良行为和风气，营造相互切磋、相互讨论、相互批评、相互争论、相互包容、相互学习的氛围，培育平和淡定的心态和宽宏大量的胸怀，从容面对各类评审，不计较一时得失；处在弥漫着强烈的功利主义气息的国内国际社会的大环境中，追名逐利、急功近利的激流不断地侵袭学者的心灵，营造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更为必不可少，而健康合理的学术环境不是现成地摆在面前的存在物，也不能光等他人提供，需要学者自己不断去营造、建构，尤其是内环境：心灵的磨炼、净化和升华，更需要学者自身的努力。[4]
三
电子技术、网络技术的运用，使学术传媒正进行一场革命性变革，有关这方面的言和行已经很多。在高校学报界朱剑、徐枫等专家的引领尤为出色，他们不仅发表了富有真情实感、饱含真知灼见的大作，而且身体力行付诸实施。笔者在此只能说一些宏大叙事式的话语和设想。
首先，我们应当从世界现代化和工业革命的视角来看待学术期刊的数字化、电子化和网络化。纵观世界现代化进程，有两个因素最值得我们注意：资本和科技。发端于欧洲的现代化进程是从资本的原始积累开始的，正是以资本为轴心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地扩展，现代化从欧洲北美发展为席卷全球的浪潮。资本的基本特性是不停地运动和不断地增值，运动使其增值，增值使其进一步运动，舍此二者，资本便不成其为资本。资本通过市场运作为人类社会增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却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唯资本为重、以资本为准绳所构建的生产方式和经济政治制度便是资本主义，世界现代化进程中首先崛起的正是这种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以历史的视野肯定这种生产方式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更以其卓越的才智洞穿了资本的本质，揭露了以资本为轴心所构建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不合理性，特别是以资本的有无与大小获取社会财富的不合理不正当性，因为资本的增值和扩展并非自然生成，而必须通过无产者的劳动。这种制度制造了有产与无产两大阶级的对立，造成了贫富两极分化，导致阶级冲突和斗争。于是，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产生形成了与“唯资本”相抗衡的力量，并确信马克思提出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人类社会的未来是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在“资本链”薄弱的环节构建了与“唯资本”相对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实行与“按资（本）分配”相对的“按劳（动）分配”，试图以“计划”将“资本”和“市场”关进铁笼。然而，挫折和失败的实践经验告诉人们，在全球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社会主义的社会要实现现代化，也必须运用资本。这样就出现了欧美式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运作方式和中国式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资本运作方式。如今，资本依然像滚雪球那样在全球旋转翻动，不断扩展。资本的逻辑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主导世界的经济，呈不可阻挡之势。资本仿佛是游荡在地球上空的幽灵。因此，要实现现代化，问题就不是要不要资本，而是如何正确合理地驾驭资本、运作资本。这是资本逻辑的使然，也是历史的必然。当代中国的基本目标就是要让资本所增值的财富真正地服务于社会、分享于民众，抑制和打击以权力侵占资本侵吞财富，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包括学术研究、学术期刊在内的任何改革都必须以达此目标为视域。
如果说资本是现代化进程的轴心，那么科技就是现代化进程的推动力。牛顿力学、蒸汽机（火车）的发明、煤的运用，引发了18世纪下半叶开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1760～1860），把大英帝国打造成“日不落王国”，造就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辉煌。电磁理论、内燃机（汽车）、石油和电的运用，引发了从德国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1860～1914），由“蒸汽机时代”进入“电气化时代”，把欧美国家的生产力提升到史无前例的水平，成为世界列强，美国、德国成为世界第一、第二工业强国。相对论（爱因斯坦）和量子力学（普朗克等）、原子能和电子技术等高新科技引发由美国领先的第三次工业革命（20世纪下半叶至今）正方兴未艾。科技革命引发工业革命，提高生产力，推动社会经济，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近两个半世纪现代化进程的实践充分证明，科技是促使资本运动转化和增值的根本动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科技引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科技内容比前两次丰富得多，除了上述，还有空间技术（航天等）、生物工程技术（包括转基因等遗传工程）等，而且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比以往更快，对人类社会影响更深更加广泛。[5]从产业性质、社会结构和人类文明发展的宏观角度来看，“这场仍在进行中的产业革命有理由被看作是继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之后而且与二者并列的第三次产业革命——信息产业革命，由此产生的新社会形态则可看作是有别于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信息社会，如果以产业重心的变迁作为划分人类文明的标准的话，这个正在出现的人类文明新类型则可以称为信息文明，从而与传统的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相区别。”[6]据国内媒体报道，美国在2007年金融危机以后，正是通过科技创新（高端信息产业、页岩油气开发等），实现了经济复苏和增长的趋势。[7]我们并不主张科技万能，但必须认清，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谁在科技方面领先，谁就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在现代化进程中掌握主动权。人文社科学术研究必须牢牢盯住世界科技的进步发展，记住科技落后就会处于被动、受气、挨打和失败的处境。
学术传媒在科技创新日新月异的形势下要增强变革的时代感和紧迫感。时至今日，办刊人都感觉到电子化网络化对学术期刊所产生的影响，而且也意识到将导致学术期刊发生重大变革，但对于学术期刊如何电子化网络化，或者电子化网络化了的学术期刊究竟是什么样子，心中无数或者说不清楚、不踏实，观望情绪相当浓。笔者认为，中国高校学报系列专业刊的实践经验，在某种程度上对于未来的学术期刊已经做出了暗示（implication）或者说端倪（clue，inkling）可察。笔者不揣冒昧提出如下设想。
互联网等高新科技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文化教育、医疗保健以及民众日常生活等全社会各个领域强势渗透发展，几乎是无孔不入、不可抗拒，各式各样的学术期刊几乎统统都已被有关网络数据库收入囊中。如今高校学生（本、硕、博）和青年教师大多从互联网上阅读和下载学术论文，关注的是论文内容而不是论文原发刊，按节时和方便的原则，大多会选择阅读网络数据库按学科专业编排的论文，不会逐个阅读分散在各家综合刊上的相关专业论文。随着时间的累积，这种阅读方式还将使读者渐渐淡忘各家原发刊的个体特征。因此，期刊网络化首先受冲击的是高校和社科院、社科联的综合性学术期刊。那么，未来的学术期刊编辑部是否还是像现在这样一家一户式的、分散的、各自为政的呢？编辑部是否还是像现在这样起核心作用呢？笔者曾撰文称：“随着学术期刊的电子化数字化，学术期刊的编辑方式、流程也必然发生变化，但编辑和编辑部作为期刊的核心部分，其地位不变。”[8]现在看来，学术期刊即使完全网络化，编辑还是少不了，但编辑部的运作方式和作用肯定会与现在不同。未来的学术期刊可有两种类型：一是完全网络版，取消纸质版；二是网络版与纸质版并存。就数量而言前者居多，后者只能少量；就质量而言，后者必须高于前者。无纸质版的网络版，可以适当增加版面和版期，包容一些研究经历不足、思想观点不够成熟或写作水平稍逊的文章，以利于青年学者的成长。有纸质版的网络版则着重于“精粹和厚重”，纸质版可与网络版相同，也可对网络版内容进行再筛选，印数可根据实际需要而定。未来的网络版期刊应在每篇文章和每期期刊末尾留有空间，供读者写下读后的想法、看法、评论、建议等，让读者与作者、编者随时进行互动。这是传统纸质版期刊无法企及的，也是未来网络版期刊与纸质版期刊的重要区别之一。
那么，未来学术期刊的主办方是谁？应该多元化，高校（包括院、系、所、学科点、基地、中心），研究机构（院、所、室、中心等），社科联，政府机构和企业中的研究部门，学术社团（各级专业学会、协会、中心等），民间学人，等等。作为教师，我们最熟悉最习惯于高校办刊。高校可以将专业性“集刊”逐步办成网刊，是否继续出相应的纸质版视具体情况而定。高校综合性“学报”可以继续做综合性纸质版和网络版，同时分学科做专业网络版，后者也可与院系学科点办的专业集刊合作出版；如果力量有限也可放弃综合刊，只做专业刊。从高校学报系列专业刊的经验看，高校应冲破一校办刊的模式，实行跨校联合办刊，特别是专业刊，更应打破校际界限，以聚集更多专业学者。当然，联合刊也可采取学术社团办刊方式。联合办刊当然要有联合编辑部，当下联合编辑部的运作有一定难度，主要因为各刊都归属各校所有，体制上有阻力。但随着高校改革的深入和网络技术运用的发展，这种困难一定会被克服。总之，网络时代办学术期刊应具备两个基本条件：学术方面的积累（人才、成果、水平）和经济上的支付能力。有此两条，只要对学术研究有兴趣和爱好，就可着手办刊，无论单位大小或强弱，甚至个人。学者撇开期刊利用网络即时发布自己研究成果也将成为“新常态”。
当前，各家学术期刊尤其是综合性期刊还保持自身个性，一方面是依仗自己归属的学校或研究机构（院、所等），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现有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期刊的评价体制使然，因为现有的评价体制还是因循原有的办刊规则和境况，学术评判讲究期刊的等级类别，在客观上也维护了一些综合性期刊的个性。但是，评价体制不可能是永恒的，而且现有的评价体制也已经渗入了网络技术的新因素。更重要的是，新兴科技是不讲情面、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新科技还会催生人们新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和行为实践方式，办刊人要从新科技中创新办刊思路和作为。
作者黄颂杰，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学报》原主编。上海 200433
[1] 参见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2012年7月30日。
[2] 参见黄颂杰《学术期刊改革的变与不变之辨》，《澳门理工学报》2015年第1期。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294页。
[4] 参见黄颂杰《二次文摘、引证索引和学术评价》，《文汇报》2011年7月26日。
[5] 参见钱乘旦主编《世界现代化历程·总论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第222～224页；陈晓律主编《世界现代化历程·西欧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第296～297页。
[6] 参见姚介厚、李鹏程、杨深《西欧文明》下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第1025～1026页。
[7] 参见徐明琪《欧洲经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文汇报》2015年2月21日；宋国友《美国经济复苏：机遇中暗藏挑战》，《文汇报》2015年2月19日。
[8] 黄颂杰：《学术期刊改革的变与不变之辨》，《澳门理工学报》2015年第1期。刘泽生先生曾提出，有关“不变”的那些观点要进一步考虑。这个意见很中肯，至今我仍经常在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