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绪章 闭上眼睛看淄博

城事四十年（上）

任何关于城市话题的讨论，都绕不开古希腊。古希腊城邦是公认的人类城市雏形，其规模小至千人，大至数十万人。古希腊城邦是一种类似于“国家”的政治形态，范围包括市民生活聚集区、商贸聚集区及其周边群落。雅典是古希腊城邦之一，雅典的民主政治制度曾被恩格斯称为“最纯粹、最典型的国家形态”。

我国古代较早定义“城市”并提出城市发展主张的人是管仲。《管子·度地》中记载：“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城”主要用于防卫，“市”则用于交易。《管子·小匡》曰：“处商必就市井。”专门用来交易买卖的场所即为“市”。

春秋时期，管仲居住的临淄与古希腊的雅典城市发展水平相当。临淄城以工商业发达闻名。《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临淄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管仲任齐国相，大力发展盐铁业，实行优惠政策，鼓励对外贸易，使得临淄财力充足，市场繁荣，人口超过了二十万人。《管子·大匡》中提出的“凡仕者近宫，不仕与耕者近门，工贾近市”，即按职业进行城市布局，讲究实用性与经济性，至今仍有很高的借鉴价值。

回顾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人类大概经历了三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规模城市建设运动。

最早的一次大规模城市建设运动发生于“轴心时代”。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东西方相继诞生了一大批人类先贤——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古印度的乔达摩·悉达多，中国的老子、孔子、墨子等。在这些精神导师的引领下，人类开始以理智和道德的方式构建社会秩序。德国学者卡尔·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将这一时期称为“轴心时代”。

在这个时期，世界各地相继诞生了不同的城市类型，大致包括古希腊奴隶主、贵族及自由民文化推动兴起的城邦，春秋战国时期嫡长子继承制与分封制文化推动建立的城邑，以及佛教、犹太教文化推动兴起的宗教城堡。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古希腊城邦。

2000多年前，古希腊城邦依靠国际贸易，创造出以奥林匹克体育竞技、公共政策辩论会和大型演出为特色的城邦文明，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音乐、歌舞和悲喜剧至今仍被奉为经典。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迎来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和历史上的一次文化盛世。相比之下，古希腊的西方商业文明较早地打破了家庭生产方式，出现了商品生产和经营的集中，形成了城邦制度。自古希腊城邦出现以来，西方人开始探索城市治理之道。移民的出现和商业文明的发展使得欧洲形成了新市民阶层——他们通过武力夺取政权，推翻贵族的独裁统治。一些城邦开始进行政治改革，梭伦改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古希腊人梭伦早年从事贸易，与商旅人士交往甚密。他反对贵族专权，同情平民，主张在城邦中实行公正立场，以城邦利益为重。公元前594年，梭伦以其威望和功绩当选为雅典城邦的“执政兼仲裁”（执政官），开始进行一系列经济、政治和社会改革。在梭伦改革中，公民的等级按照经济能力重新划分，公民大会在政治中真正有了一席之地——四百人会议被升为常设机构，取代了原本贵族会议的部分权力。梭伦改革还规定了每个人所占土地的限额，有效规避了地主的产生，保障了下层民众的权利。

第二次大规模城市建设运动发生于工业革命时期。工业化的兴起推动了欧洲的城市化进程。在工业革命之前，受到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等条件的制约，城市化进展比较缓慢。19世纪是欧洲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黄金时期。当时，欧洲的经济和科技实力不断提升，汽车、电力、轻工业和重工业迅速发展，各种机器和设备广泛投入应用，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打下了坚实基础。与此同时，欧洲的人口也在不断增长，城市规模不断扩大。

以英国为例。这一时期，英国工业高度发达，商业贸易和海外殖民活动取得了巨大的利益，小农经济被最大限度地压缩，城市不断增多，日益繁荣，分布范围也更加广泛。统治阶层和大量资本家从中获得了可观的经济利益。出于生计等原因，大量农民最终只能选择融入城市。伦敦、伯明翰、利物浦和曼彻斯特等城市在这一时期形成了现代城市的基本框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

到了1851年，英国已有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城市化国家。进入20世纪之后，约八成人口生活在城市，英国进入高度城市化社会。随着世界经济重心向美国转移，20世纪初，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和五大湖城市群兴起。到了20世纪中后期，随着二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又产生了以东京、大阪、名古屋为核心的太平洋沿岸城市群。

第三次大规模城市建设运动发生于1984年之后的中国。当欧美国家已经全面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阶段时，我国仍处在小农经济主导的农耕社会阶段。据美国人类学教授施坚雅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提供的数据，明末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6%—7.5%；晚清时期，城市人口比重1840年为6.7%，1893年为8.2%；民国时期的1936年达到了11.2%，1949年为10.6%。

中西方不同的经济类型和生产方式，塑造了中西方不同的政治结构和文化秩序。国情注定了我国无法脱离农村谈城市，城市也是从农耕文明脱胎而来的。从农村到城市，由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生活向以社会分工为纽带的公共生活的转变，是造成当代城市社会矛盾的主要因素之一。中国农耕社会中男耕女织的家庭生产模式，使普通民众基本上可以实现自给自足。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情况下，民众对于生产技术和组织形式等都没有强烈的革新需求，由此形成了家族本位的独特家国文化。

20世纪70年代末，安徽凤阳小岗村村民签订“分田到户”生死状，开创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河，拉开了我国农村体制改革的序幕。当年，小岗村粮食便获得大丰收。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明确指出：“联产承包制采取了统一经营与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原则，使集体优越性和个人积极性同时得到发挥。这一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必将使农业社会主义合作化的具体道路更加符合我国的实际。这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这份文件标志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农村改革的一项战略决策的正式确立。

城事四十年（下）

1984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探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以及深圳和珠海等经济特区发展的阶段性成果，为我国全面启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充分的经验。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提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选若干集镇进行试点，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此后，农村要素进一步向城市流动。

同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前夕，邓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来访的联邦德国总理科尔，他向科尔介绍：“前一次三中全会重点在农村改革，这一次三中全会则要转到城市改革，包括工业、商业和其他行业的改革，可以说是全面的改革。”[1]经过湖北省沙市等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后，一场以国营和集体企业扩权为重点的企业综合性改革工作在全国各城市轰轰烈烈地启动了。

1987年2月，全国共有72个城市确定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试点城市包括了除北京、天津、上海以外的所有特大城市和60%左右的大城市。

1992年8月，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的重庆、岳阳、武汉、九江、芜湖五个城市以及一批内陆地区省会城市。至此，长江沿岸十个主要中心城市已全部对外开放。1994年，我国启动了分税制改革。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一次规模大、范围广、影响深远的重要改革，不仅促使地方上的城投公司遍地开花，也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市场崛起奠定了制度基础。随后，我国进入全面推进城镇化建设、城市户籍制度改革以及各项公共事业改革的阶段。进入21世纪后，中央和地方颁布的涉农政策之外的改革措施基本都是以城市为单位实行的。

经过数十年的城市空间和经济规模扩容运动，我国的城镇化率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0.64%增长至2022年年末的65.22%。据统计，1978—2018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人增长到8.3亿人。2018年，住建部副部长在总结城镇化发展成果时坦言：“城市是80%GDP、95%创新成果、85%税收和财富的聚集器。”

人类工业文明与农耕文明“掰手腕”，城市摆出了一副优胜者的姿态。不过，城市的发展成就有一半要归功于农村人，是农村人的艰苦奋斗支撑着城市的繁华。习近平总书记曾用“梅花香自苦寒来”的诗句来赞扬进城务工人员。[2]美国著名城市理论家刘易斯·芒福德也认为：“城与乡，不能截然分开，城与乡，同等重要；城与乡，应当有机结合在一起。”[3]

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是不可分割的。在一定时期，或者说在资源有限的背景下，可以集中力量、集中资源发展工业，推进城市发展。但我们不能忘记，“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是中国发展必须坚守的奋斗底线。2006年，我国取消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农业税，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的社会。然而此时，城乡差距、工农差距仍呈不断扩大的趋势。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新问题。

进入21世纪，我国的城市与农村改革工作开始“并轨”，国家愈加注重全局性、整体性、协调性，开始强调城乡二元结构体制融合，改善“城乡分治”的一系列矛盾，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消除长期存在的城乡差距，以实现共同富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领导，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2013年12月12日至13日，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要求，城镇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是我国发展必然要遇到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推进城镇化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遵循规律，因势利导，使城镇化成为一个顺势而为、水到渠成的发展过程。”[4]在主持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管工业化、城镇化进展到哪一步，农业都要发展，乡村都不会消亡，城乡将长期共生并存，这也是客观规律”。[5]习近平总书记深刻观察我国城镇化的发展特征以及城市与农村的关系，提出了“两个客观规律”的重要论断。[6]

从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经济体制改革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到2022年实现高达65.22%的城镇化率，我国用不到四十年时间完成了西方国家两百年才完成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由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编制的《2018年版世界城镇化展望》显示，城市化进程以及全球人口的增长使得各国的城市居民数量从1950年的7.51亿激增至2018年的42亿，即世界上有55%的人居住在城市，该报告提出要“了解未来城市化的关键趋势，建立新型城市化发展框架，确保城市化的益处能够人人共享”。报告还预测，全球城市人口总量到2050年将增加25亿，其中中国将新增2.55亿。

闭上眼睛看淄博

2023年3月起，强大的网络流量把淄博这座城市推上热搜，全国人民开足马力，用朴素的画面展现烧烤摊上、菜市场里、街头巷尾中人与人打交道的瞬间。紧接着，网友们继续“挖呀挖呀挖”，烧烤店的后厨小哥被挖了出来。躲在农村小巷里的大爷也被挖了出来，还有小票打印机、小花坛、公共厕所，但凡能让人产生新话题联想的人或物都被挖了出来，游客们一边用长镜头拍特写，一边绘声绘色地解说。哪怕是淄博没有发生的，有时也要硬编出个故事、附会些内涵，经过二次加工、三次加工，包装成新的热门话题。淄博被一批真诚的赞美、善意的“谣言”和小小的恶作剧塑造成了连淄博本地人都不认识的“淄博”。

坦白讲，我们对淄博的解读有点过度了。

淄博是一座怎样的城市呢？

“淄博”二字分别用于地理名称，由来已久，但“淄博”二字连用，只有不足百年历史。淄博取名于淄水、博山，山川辉映。三千多年前，周代时，太公姜尚开辟基业。后来，田齐取代姜齐，成为“战国七雄”之一。田齐威王励精图治，再度成为霸主。淄博曾诞生我国第一所官办大学——稷下学宫，孕育了我国第一部管理学百科全书《管子》、第一部农业百科巨著《齐民要术》、第一部工科巨著《考工记》、世界著名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等传世之作。淄博独有的齐文化中“开放、包容、创新、重商、法治”的精神内涵，与改革创新的时代特征高度契合。新中国成立以来，淄博先后涌现出“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时代楷模”朱彦夫等一批先进典型。而今这些历史文化宝藏，被流量之手继续“挖呀挖呀挖”。

与大多数网红城市不同，淄博流量的主角是城管执法人员，是交通警察，是“撵客”的烧烤店老板，是街道办的志愿者，是每一个淄博市民和游客。甚至连市委书记、市长，还有那座破旧的政府大楼，也成了流量追捧的对象。在声势浩大的流量运动中，淄博不再是淄博，它是人间烟火，是政通人和的象征，是众多网友心中的一片净土。

网络流量攻城的目标，并非淄博全境，而是淄博主城区、政府驻地张店。张店古称黄桑店。战国时期，燕国大将乐毅受封于此，驻守昌国城，为昌国君。北宋年间，一片古老的桑林成就了“黄桑店”。最先建起的几家客店，为过往客商提供栖身饮食之便，客店中的张氏店户，买卖公平、童叟无欺，因而生意兴隆，“张家店”逐渐以其声名取代了“黄桑店”。张店之地名，始见于元代编纂的《金史·地理志》。当时，张店隶属山东东西道宣慰司般阳路，为般阳路张店、金岭、颜神三镇之一，有“商贾云集，日进万金”之说，是元、明、清三代重镇。1904年，胶济铁路开通，张店火车站设立，国内外商人随之而来，张店工商业更加兴旺，奠定了张店发展的基础。1955年，张店区正式成立，为淄博市辖区之一。1960年，市委、市政府由博山迁至张店，张店区成为全市中心城区。而今，张店区成为淄博“出圈”、游客涌入的核心区域，八大局便民市场、牧羊村烧烤总店等网红打卡地皆分布于张店区辖区内。

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种真心实意地捧淄博，因为宠爱而把一座城市“举高高”的现象实属罕见。这种过度解读、能忍住臂膀酸痛的“举高高”行为，体现了生活在都市的人们的太多委屈、负累和期待。淄博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千姿百态的社会心理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集体想象。人们捧淄博，恰恰证实了人们内心缺失一种“淄博生活”。

淄博走红，不仅激发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也使党政工作人员、专家学者加入讨论和研究“淄博现象”之列。据不完全统计，已有河南、江苏、安徽、广西、河北、辽宁等省派员以不同形式赴淄博考察，试图破解一系列的城市治理谜题，进而为各大小城市治理提供经验参考。

2023年5月下旬，淄博流量开始衰退，新的城市、新的话题相继登上热榜。淄博的热度过去了，但它对当代城市发展的启示不会消失。淄博走红，不是因为它太优秀，而是因为时代太需要这样一座城市。城市数量与规模快速扩张，社会诉求愈加多元化，而现有城市治理理念、模式和政策已经难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迫切需要。在这一背景下，淄博幸运地成为良法善治的城市“代言人”，并启发着中国城市走入觉醒年代。

究竟是什么力量把淄博捧上了流量之巅？这是数月来人们不停追问的终极问题。关掉心中的滤镜，闭上眼睛看淄博，我们似乎可以看到点燃淄博流量的“三把火”。

注释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

[2]《奋进在新时代的浩荡春风里——习近平总书记同出席2018年全国两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共商国是纪实》，摘自《人民日报》，2018年3月17日。

[3]刘易斯·芒福德著，倪文彦、宋俊岭译：《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年。

[4]《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李克强作重要讲话》，摘自《人民日报》，2013年12月15日。

[5]《总书记的“三农”情怀》，摘自《人民日报》，2022年9月22日。

[6]高帆：《“两个客观规律”指引中国城乡融合发展》，摘自《光明日报》，2022年6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