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序言

文明始于群居。

数万年前，人类先祖结群而居。群居利于防御、开智、繁衍。人们结为血脉相连的宗族，形成具有伦常观念和等级制度的村落，农耕文明随之兴起。然而，有些人厌倦了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的生活，接连走出农村，聚集到城市，便有了城市文明。城市治理成为人类文明历史上的一个重大命题。

对城市治理的探索由来久矣。从记录道、名、法等家思想和天文、历数、经济、农业等知识的《管子》，到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皆有精当之论。《管子·小匡》中曰：“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管仲将百姓划分为士、农、工、商四类角色，主张其分业而居。马克思将其所处时代的“现代”进程概括为：“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中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

关于新中国城市工作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已有七十余年历史。新中国成立前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会上着重讨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1962年、1963年和197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召开三次城市工作会议，研究部署城市发展的重大问题。《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建设工作的通知》指出：“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的中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起着主导作用。城市建设是形成和完善城市多种功能、发挥城市中心作用的基础性工作。”

1984年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关键年份。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指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选若干集镇进行试点，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同年1月5日，国务院颁布《城市规划条例》。3月，社队企业正式更名为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兴起极大地推动了农村地区的城镇化进程，新兴小城市和集镇也随之发展起来。4月16日至25日，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在常州市召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讨论了简政放权、搞活企业和计划管理体制改革等重大议题。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决定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并提出逐步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自此全面展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抓大事、谋长远，召开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针对关系全局、事关长远的问题实施了一系列重大发展战略。2023年出版的《习近平关于城市工作论述摘编》一书，分七个专题集中收录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有关重要论述，掀起了学习热潮。

新冠疫情延宕了三年左右，对我国城市发展产生较大影响。

2023年年初，我国城市经济开始全面复苏，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工业城市突然闯入全国人民的视野。3月起，山东淄博因烧烤火遍全国，引发了城市治理话题大讨论。随后的几个月里，淄博被网友们捧上顶峰，然后又被拽到谷底，互联网流量推动着这座城市上演了一出“过山车”式的剧情。而今，淄博话题仍在发酵，关于城市经济复苏、创城运动、基层治理的争辩不绝于耳，众说纷纭。笔者希望借淄博话题，回顾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四十年的历程，结合有关制度与典型案例，揭示网红城市现象背后城市治理与变革的规律。

本书第一篇讨论“谁点着了淄博的火”。

淄博烧烤走红，缘起于疫情期间一个感人的故事。这个故事触动了无数网民的心灵。人们把积蓄了三年的情绪瞬间倾诉给这座陌生的三线城市，而这与长期以来山东人、山东城、山东事的良好地域口碑不无关系。在算法技术与平台利益的驱动下，数十万台服务器用百亿级流量把淄博顶上了舆论高潮。令人意外的是，在烧烤摊和菜市场爆火之余，淄博不经意间流露出的政通人和的画面，竟让诸多深陷管理、改革与转型焦虑的城市发现了愈加清晰的解题线索。

本书第二篇讨论“谁主城市沉浮”。

现在，网络流量可以让城市一夜爆红。然而，在过去的一两百年间，城市崛起的原因通常是因为坐拥自然资源，例如天然港口、山河景观、区位优势，或者亿万年前的自然遗产——煤炭、石油、矿石等。时至今日，在人才、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的作用下，自然资源优势式微，城市资源禀赋竞争转向治理禀赋竞争。那么，治理禀赋的内涵是什么？一方面，是法治环境、文明秩序、诚信文化、公共安全与基础设施等，它们集中体现于文明城市的创建工作中；另一方面，是城市经济体制、产业生态和发展环境形成的人才吸引力、产业发展质量以及经济多样化水平等，它们反映在城市管理者的领导能力和智慧之中。当前的淄博，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城市从资源禀赋向治理禀赋转型所做的努力。当然，这里说的转型，并不是网上争论的产业转型，而是城市战略与发展方式的转型。

本书第三篇讨论“淄博做对了什么”。

人们对城市问题的焦虑与困惑，在淄博得到了宽慰。总的来说，淄博审时度势，踏准疫情后经济复苏的节拍，勇于探索城市发展的新领域、新方式，以辩证的智慧“把对的事情做好”，从外部打破内部困局，基层法治建设与情理建设并举，借助志愿者等公益组织和创新机制推动全民参与共建、共治、共享。淄博管理者善用互联网之力，舞好了舆论的双刃剑，使互联网成为联系群众、服务于城市发展的好帮手。瞬息万变的新情况、新问题，考验着城市管理者治理的方法和协调的智慧——后者犹如弹钢琴，唯有十指协同、灵活弹奏，才能奏出华美的乐章。城市发展亦如此理。

本书第四篇讨论“城市还能做点什么”。

城市管理者应从经济多样性和民生保障的双重视角，重新审视个体的经济价值，进而完善政策引导机制，释放积极政策，保护市场上的弱势群体免受资本的“碾压”。随着城市的投资增长、人口回流、社区治理升级等重大部署持续推进，各城市应科学定位，合理争取发展资源，持续完善治理禀赋体系，培育城市的独有竞争力。

城市治理是动态变化的复杂运动，而淄博为我们探讨城市问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观察窗口。本书既分享了国内外城市治理各领域和环节的案例，也尝试在城市舆情管理、城市经济多样性、城市的良法善治、城市改革与转型等四个方面提出一些新观点，建议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四十年的新起点上，坚定改革决心，建立城市治理方法论，例如，本书强调了“触发式变革”的思路与方法。变革的启动键，通常被一次偶然事件按下，与之关联的结构因素进而被迅速激活，产生连锁反应。如同淄博一样，城市变革往往“自外部打破”，从“找碴儿”开始，在组织内部引发警报，倒逼组织成员为改善自身处境而做出变革行动——这个“找碴儿”、警报拉响与行动的过程，恰好为管理者提供了开放性极强、直达问题本质的观察与思考的机会，会演进为城市变革的动力源泉。

淄博爆火数月后，起初捧火淄博的平台算法又起唱衰之意，一篇篇写“淄博凉了”“游客散了”“试验败了”的相关文章陆续出现。网络算法想要以“剧情大反转”的手法再次发动舆论引擎，让资本平台获利。在笔者看来，支持“淄博凉了”等论调的朋友，或许对我国个体经济缺乏常识性了解，对疫情后城市经济复苏的路径、方法和节点缺少基本认知。所以，笔者也冀望本书能够以通俗的讲解给这场千百万人参与的大争鸣提供些许理性参考。

骐骥千里，非一日之功。城市治理是一场接力赛，久久为功。而以短期主义的目光观察淄博现象、分析城市问题，得到的结论定失公允。新发展阶段，在城市治理与改革方面，也须坚持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的领导干部的明确要求，“站位要高，做事要实，既要把方向、抓大事、谋长远，又要抓准抓好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既要算大账总账，又要算小账细账”。[1]

本书并非通俗理论读物，亦非报告文学作品，它更像两者的融合体。受制于本人的学识水平，本书定然存在瑕疵和疏漏，敬请大家批评，不吝赐教。

注释

[1]习近平：《更好把握和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摘自《求是》，2022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