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铭文中的誓言

在铭文中，被告气发出的四则誓言，这四则誓言分为两组，我们简称为A组、B组誓辞。两组誓辞各以“气则誓”结尾：

A组：

A-1.气誓曰：余某弗爯公命，用霸姬。余唯自舞，鞭五百，罚五百寽。

A-2.报厥誓曰：余爯公命，用霸姬，襄余改朕辞，则鞭五百，罚五百寽。气则誓。

B组：

B-1.曾厥誓曰：女某弗爯公命，用霸姬。余唯自舞，则鞭身，传出。

B-2.报厥誓曰：余既曰爯公命，襄余改朕辞，则出弃。气则誓。

这两组中誓辞中，A组是最初做出的誓辞，但后来誓辞发生了改变，代之以B组誓辞。B组誓辞被称之为“曾厥誓”，“曾”即“增”，指增加了刑罚的等级：惩罚力度由原来的鞭五百、罚五百寽增至鞭身和流放，B组誓辞是最终的誓辞。鸟形盉铸铭于盖，盖面狭小，所以简略地节录了B组誓辞，而略去了之前的A组誓辞。鸟形盉铭文虽然简略，却是整个事件中最重要的部分。如霸姬盘誓词中有“用霸姬”一语，“”字难懂，全句难解。不过鸟形盉在记录誓辞时省略了这句话，表明这句话并非特别关键，即便没有这句话，我们依旧可以大体把握誓辞含义。

两组誓辞都由“誓曰”和“报厥誓曰”两部分组成。二者的区别在于：“誓曰”的核心是“爯公命”；“报厥誓曰”的核心是“改朕辞”。“报”的含义是指对前誓的回报、回应。“誓曰”之内容是针对违背公命行为的制裁；“报氒誓”之内容是对改动“誓曰”文辞的制裁——倘敢更改“誓曰”中的文辞，也要受到惩罚。擅自改变誓言的行为见于匜（集成10285）。匜铭文中的被告牧牛就有“先誓”的行为，即代字，“代先誓”就是改变了以前的誓言，牧牛因此受到惩罚。牧牛随后在法庭上不但保证自己要“御誓”（遵守誓言），还要“从辞从誓”。西周时代对“从辞”的重视及对“改辞”的防范，由此可见一斑。关于“报誓”的问题，笔者曾经写过论文考证。[13]只是当时未见到霸姬盘，所以对鸟形盉铭文的总体理解出现了偏差。不过关于“誓”与“报誓”的关系，笔者依旧持有原先的见解。

霸姬盘、鸟形盉及其铭文[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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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沛，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本文写作过程中，曾与陈昭容、郭永秉、胡嘉麟、邬勖等师友多次探讨，特此致谢。本文系笔者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出金文、简牍所见周秦法制变革研究》（项目批准号：16BFX018）的阶段性成果。

[2] 裘锡圭：《大河口西周墓地2002号墓出土盘盉铭文解释》，载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4277。

[3] 谢尧亭：《倗、霸及其联姻的国族初探》，载陈光祖主编：《金玉交辉——商周考古、艺术与文化论文集》，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3年版。

[4] 李学勤先生认为“嫡君”“公叔乙”是两人，“嫡君”为胡应姬之夫的正夫人，公叔乙为胡应姬之子。参见李学勤：《胡应姬鼎试释》，载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胡应姬鼎再释》，载《武汉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

[5] 参见于省吾：《泽螺居诗经新证》，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31—232页。

[6] 某人所作之铜器传与子孙，并出现在子孙的墓葬中是很常见的，参见李伯谦：《从晋侯墓地看西周公墓墓地制度的几个问题》，载《考古》1997年第11期。

[7] 甘肃庆城县博物馆藏的穆公簋盖（集成4191），其铭文中的穆公为私名，故不纳入考察范围。

[8] 张长寿：《论井叔铜器——1983—1986年沣西发掘资料之二》，载《文物》1990年第7期。

[9] 霸姬盘形制与守宫盘（集成10168）相似，而唐兰将守宫盘定为穆王时铜器，年代略早于出土霸姬盘的2002号墓，这与我们所确定的霸姬、穆公、井叔、霸伯尚、霸仲之年代次序是吻合的。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389页；发掘报告将2002号墓的年代定在穆、恭之际，参见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2002号墓发掘》，载《考古学报》2008年第2期。

[10] 这句铭文的具体含义笔者将另文讨论。

[11] 杨亚长：《金文所见之益公、穆公与武公》，载《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6期；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100页。

[12] 同为穆王时器的簋（集成4266），器主担任师冢司马，官司“仆、射、士”，“讯小大有粦”其执掌背景可与簋和霸姬盘参看。

[13] 王沛：《西周邦国的法秩序构建：以新出金文为中心》，载《法学研究》2016年第6期；王沛：《西周的“井”与“誓”：以兮甲盘和鸟形盉铭文为主的研究》，载《当代法学》2012年第5期。

[14] 采自山西考古研究所等：《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2002号墓发掘》，载《考古学报》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