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文献综述

国际直接投资活动是伴随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发展而逐步兴起的，因此早期关于国际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母公司给发展中国家企业带来的影响。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起，大量的后发国家以获取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为目的的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的蓬勃发展，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并且这类逆向型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不具备传统跨国公司理论所要求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等条件。因此，科学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及其带来的各种经济效应引起了国内外学者们的极大关注。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出发，选取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作为研究对象，运用不同的分析工具作为研究手段，对该领域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阐释和实证检验，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下文拟从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存在性、自主创新的内涵与外延以及二者的内在关系三个方面进行文献回顾，希望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并寻找本书研究的切入点。

1.2.1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研究

1.2.1.1　国外相关研究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最早研究，学术界一般首推Kogut和Chang（1991），他们以1976—1987年日本在美国297个产业的对外投资行为为研究对象发现，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进入技术和研发较为密集的行业和地区，并且最有利于获取美国先进技术溢出的进入方式是采取合资企业的形式。他们的研究首次用实证的方法证实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引发了学者们后续对该问题深层次的理论探讨和进一步的实证检验。随后Chang（1995）在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日本电子制造企业1976—1989年向发达国家投资的行为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日本企业在第一阶段的投资活动中符合传统的跨国公司理论，即首先进入自己具有所有权优势的领域，在通过对外投资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之后开始进入技术和研发较为密集的行业，这体现出一定的逆向投资特征。Lichtenberg和Pottelsberghe（2001）的研究在理论探索方面更具开创性（以下简称L-P模型），他们在Coe和Helpman（1995）国际R&D溢出模型（以下简称C-H模型）的基础上，将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渠道获取的国外研发溢出纳入C-H模型中，在C-D生产函数的基础上，选取全要素生产率（TFP）作为衡量母国技术进步的代理变量，探究了通过OFDI渠道获取的国外研发溢出对母国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程度。结果发现，前者对后者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C-H模型和L-P模型的启发下，Nolan（2005）、Branstetter（2006）、Vahter和Masso（2007）、Pradhan（2008）、Bitzer和Kerekes（2008）、Behera和Goldar（2012）等的研究同样认同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也推动了对该领域的进一步研究和探索。Kee（2015）以孟加拉国服装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其投资行为与国内母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行为不仅可以扩大出口，还可以共享投资过程中技术和知识的溢出效应。Xia、Ortiz和Wang（2016）通过选取2003—2012年中国省级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数据，运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当市场程度超过一定的阈值水平时，可以带来积极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并指出，中国在加快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应考虑不同投资区域的市场化差异度所带来的影响。

1.2.1.2　国内相关研究

随着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快速发展，国内学者对中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给本国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就业、技术进步等方面带来的影响日益关注，尤其是在当前阶段技术进步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关键因素的背景下，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能否获取发达国家的研发资本，效应是否显著就成为学者们的研究热点。通过对国内相关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关于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结论并未完全达成一致，大部分学者的研究赞同中国OFDI行为存在显著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但也有小部分学者认为，中国OFDI行为对母国技术进步的影响并不显著。

理论研究方面，国内学者中以冼国明（1998）、江小涓（2000）、杜群阳（2004）、张宏（2008）等为代表，较早开始了对该领域问题的研究。冼国明在对传统跨国公司理论进行回顾的基础上，以博弈论为研究工具，从技术积累与竞争策略两个方面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江小涓认为，发展中国家大规模的对外直接投资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分析其投资行为所具备的特点的基础上，她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应该选择的重点领域及其战略意义。杜群阳认为，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日益加深，传统的“贸易窗口型”与“制造基地型”的投资形式已经不再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应该大力推进以获取发达国家研发资源与智力要素为目的的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张宏对投资动机、R&D国际化以及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认为其能够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并指出下一步的研究方向应是积极探索逆向技术溢出的作用机制及影响因素。

实证研究方面，随着现代经济分析工具的广泛应用，学者们在借鉴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构建不同的计量模型，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问题进行了广泛的实证检验，并取得了一系列丰富成果（见表1.1）。

1.2.2　自主创新问题的相关研究

1.2.2.1　国外相关研究

“自主创新”一词最早是由中国学者提出的，因此国外关于自主创新的研究更多使用的是内生创新或集成创新的概念，下面对国外学者在该领域的相关研究进行简要的文献回顾。Arrow（1962）在研究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时，首次将技术进步纳入分析模型中，他强调了技术进步的内生化及其对经济长期增长起到的带动作用。Abramovitz（1986）认为，正是由于后发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技术差距，从而为后发国家的技术追赶提供了重要的外在驱动和创新的动力，并据此提出了“追赶学说”。Grossman（1994）在内生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将自主创新作为关键影响因素建立了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模型。Elkan（1996）在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下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如何实现技术进步和创新水平的提高问题。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可以对世界范围内的先进技术进行引进和模仿，并在引进和模仿的基础上实现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Naushad Forbes和David Wield（2000）等从比较分析的视角，研究了技术追赶者和技术领先者之间研发方式的差异，并认为，技术追赶者通过加强自主创新提升技术水平是实现国家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Chesbrough（2003）在其《开放式创新》一书中首次提出了Open Innovation（开放式创新）的概念。他指出，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不仅要依靠自身的研发，同时要更加重视通过不同的渠道获取外部市场的创新资源以实现自身技术实力的提高。Estrada和Heijs（2006）将墨西哥的企业按创新能力的高低分为三类，研究了创新能力和企业出口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创新能力与出口行为之间呈现倒“U”形关系，即创新能力较强和较弱的企业出口概率较低，而创新能力中等的企业出口概率较高，且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较强。Rodrigo（2011）研究了企业的研发创新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企业采用不同的研发创新方式对经营绩效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另外，研发技术的初始构建方式对经营绩效也会产生直接影响。

1.2.2.2　国内相关研究

我国一贯重视自主创新能力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先后提出加强创新型国家建设以及创新驱动发展等一系列国家战略，显示出对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高度关注。国内学者在自主创新内涵与能力、自主创新主体以及开放式自主创新等领域也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关于自主创新内涵的研究，国内一般首推浙江大学的陈劲教授（1994）的理论研究。他认为，在从技术引进到自主创新的过程中存在不同的学习模式，应重视研发投入对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随后，杨德林和陈宝春（1997）、傅家骥（1998）、许广玉（2005）、徐大可（2006）、万君康和李华威（2008）、王玉峰和刘洪（2009）、杨建君和刘林波（2014）、穆天（2016）等分别从不同角度对自主创新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和阐释。其中以傅家骥的研究最具代表性，其在对相关创新概念及理论进行深刻阐释的基础上，对自主创新做出了较为全面的概括和归纳。学者们对自主创新内涵的研究对于深刻理解自主创新能力、自主创新主体以及开放经济下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关于自主创新能力的研究，魏江（1998）等认为，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不仅包括R&D能力、制造能力，还应把市场营销能力以及资金投入和组织等方面的能力包括在内。曹洪军、赵翔、黄少坚（2009）从创新意识、创新投入能力、创新产出能力、创新活动管理能力、创新方式五个方面选取了27个指标，运用AHP法构建了衡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指标体系。姜卫韬（2012）基于中小企业的研究视角，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探讨了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对策。许庆瑞、吴志岩、陈力田（2013）从核心知识所处的边界视角出发，辨析了二次创新、集成创新与原始创新能力之间的逻辑关系，并在对海尔案例进行纵向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国内企业应重视对模仿引进技术的二次创新，并应该从集成创新渐进式过渡到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上来。刘国宜、胡振华、易经章、阳志梅（2014）等运用SEM方法，研究了产业集群社会资本对企业自主创新绩效的影响，并从不同方面分析和建立了自主创新能力的测评体系。

关于自主创新主体的研究，刘娜、薛耀文、耿丽萍（2007）首先指出，企业应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其次又将企业细分为中小型、大型与特大型三个层次。经过理论与案例分析之后得出，大型、特大型企业应采用原始创新的方式，而中小型企业由于受到资源以及自身研发实力的限制更适合采取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形式。王毅（2008）的研究则另辟蹊径，他认为，由于受到创新主体规模、行业集中度以及创新风险等因素的影响，企业作为发展中国家自主创新的主体有时并不能取得良好效果，而此时则应充分发挥行业和国家级创新主体在自主创新中的作用，并将企业、行业与国家级的创新主体进行有机结合方能达到对创新要素的最优配置。张云霞（2009）从企业的性质、实力、目的、发展趋势以及发展实践五个方面阐述了企业应是自主创新的主体，但同时也不应忽视政府和科研院校在提升国家自主创新能力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杨永平（2012）对于自主创新主体的观点与刘娜、张云霞等一致，其认为，由于企业与市场的联系较为紧密，并且相关研究成果更易向市场推广，所以应将企业作为自主创新的主体。陈蕾、刘昕彤、王亚星（2014）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背景下，从区域创新的视角对比了企业、高校、科技中介机构以及政府等不同创新主体的发展现状，并结合实际提出，应充分发挥不同创新主体在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中的作用。

关于开放式自主创新的研究，陈莞、谢富纪（2007）在明确企业是自主创新主体的前提条件下指出，在新的经济背景下，企业的创新战略应从以前的“封闭式创新”转向“开放式创新”，并选取技术系统、区域经济模式、制度环境、国际技术水平等指标构建企业自主创新的支撑体系，又论述了企业自主创新与支撑体系二者之间的互动机制。郑刚、何郁冰、陈劲（2008）等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分析了中粮集团开放式创新的现状与特点，并指出，中粮集团在引进、吸收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实现了创新超越，为中国制造业通过开放式创新提升自身竞争力提供了借鉴。何郁冰、曾益（2013）首先对创新的自主度、开放度进行界定，并对其与产业竞争力之间的关系在理论层面进行解释。其次，选取2000—2010年的相关数据对中国制造业自主创新与产业竞争力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自主创新是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关键，并且开放度越高的企业竞争力就越强。高良谋、马文甲（2014）在对SSCI期刊2003—2013年关于开放式创新的研究进行综述的基础上，建立了分析开放式创新的原因、过程和结果的框架体系，并结合实际情况提出了中国在开放式创新研究中需要注意的理论及现实问题。

1.2.3　对外直接投资与自主创新的关系研究

1.2.3.1　国外相关研究

Cantwell和Tolentino（1990）运用其提出的技术积累理论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并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经验的不断累积可以显著提升母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Kumar（1998）通过对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FDI和OFDI行为进行研究发现，这些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增长较快，并将其作为获取先进技术和研发信息的重要手段。Fosfuri和Motta（1999）通过构建双寡头古诺模型，利用博弈论作为分析工具研究了无技术优势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并认为，跨国公司技术溢出不仅存在于母国向东道国的FDI行为中，后发国家企业通过接近发达国家研发和技术密集地也可以获得技术的逆向溢出，从而提升母国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Iwasa和Odagiri（2004）分析了日本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后发现，其在美国的研发支出与其海外专利数量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证实了通过OFDI渠道获取的研发溢出可以促进自身的技术创新。Buckley（2007）选取中国1984—2001年对49个国家的OFDI面板数据，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OFDI行为的决定因素及其效应。结果显示，其对国内的技术进步具有正向影响。Gazaniol和Peltrault（2013）以法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为研究对象，用PSM的分析方法考察了OFDI行为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后发现，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对法国企业的经营绩效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Vahter和Masso（2013）选取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研究了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结果显示，其对公司层面的技术溢出效应较为显著，但其在提升母国产业层面和国家层面整体的技术及创新水平方面所起的作用并未得到证实。

1.2.3.2　国内相关研究

随着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确立，自主创新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实现以创新驱动国家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转型具有重要的意义。实践已经表明，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不仅要加大国内研发投入的力度，在开放经济下充分利用全球范围内的研发资源溢出对于当前阶段的中国来说显然更为重要。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国内学者们关于二者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机理与实证两个方面，下面分别进行论述。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与自主创新之间的机理研究，赵伟、古广东、何元庆（2006）是国内较早对该问题进行探究的学者，他们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回顾的基础上，构建了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母国技术进步与自主创新的机理，主要从R&D费用分摊机制等四个方面构建了一个初步的分析体系，在机理分析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OFDI与TFP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OFDI对TFP的影响程度虽然较为微弱，但显著为正。陈菲琼、虞旭丹（2009）首先强调了新形势下中国企业“走出去”对实现由产业链低端向高端迈进的重要意义；其次总结出对外直接投资影响自主创新的四种反馈机制分别是海外研发、收益反馈、子公司本土化以及对外投资的公共效应；最后采用典型案例分析的方法对四种反馈机制进行了验证。汪斌、李伟庆、周明海（2010）在区分原始创新、集成创新与二次创新的基础上，同样从四个方面总结了OFDI对自主创新的影响机制。这四个机制主要是指：海外研发技术反馈、并购适用技术、利润反馈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外部效应。可以看出，他们的研究和赵伟等以及陈菲琼等研究的观点具有一致性。胡宗彪、王剑伟、刘军（2011）等的研究则从企业、产业和国家三个不同层面分析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并进一步研究了影响溢出效应的相关因素。王恕立、李龙（2012）与胡宗彪等的研究略有不同的地方是，他们仅从企业和产业层面分析了中国外向FDI对自主创新的影响机制，并运用协整理论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符磊、强永昌（2014）的分析不同于前述学者的地方是，他们通过构建一个三阶段博弈模型分析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影响创新的内在机制，并阐释了其机制分析对我国通过OFDI获取逆向技术溢出的启示。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与自主创新之间的实证研究，沙文兵（2012）运用2004—2008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国内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显示，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自主创新的影响显著为正，并且存在地区差异。吴建军、仇怡（2013）从R&D投入与产出的视角实证检验了我国OFDI的技术创新效应，结果与沙文兵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即OFDI渠道获取的国际R&D资本对自主创新的影响效应显著为正，且影响程度大于通过引进外资渠道获取的国际研发溢出。陈菲琼、钟芳芳、陈珧（2013）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选取2003—2010年我国OFDI的省际面板数据，以拓展的L-P模型为分析框架，并构建吸收能力与OFDI的交叉项，实证检验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自主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二者之间有显著的正向关系且存在地区差异。毛其淋、许家云（2014）的分析和前述学者不同的地方是涉及了微观层面的企业数据，他们选取2004—2009年的数据，采用PSM方法实证检验了OFDI对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OFDI同样能够促进企业的创新，他们还进一步区分了不同类型的OFDI对创新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其存在显著差异性。汪洋、严军、马春光（2015）选取1998—201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OFDI对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OFDI额、R&D人员、R&D投入均能显著提升区域创新能力，但结果存在区域差异。付永萍、芮明杰、马永（2016）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2010—2014年450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层面的数据实证检验了OFDI、R&D投入对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显示，影响效应显著为正，在对公司性质按产权归属分组后，对创新能力的影响则呈现明显的差异性。

1.2.4　文献述评

本部分主要从OFDI逆向技术溢出、自主创新以及OFDI与自主创新之间的关系回顾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综观该领域以往的研究文献，可以发现大部分学者认同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并且通过OFDI渠道获取的国际研发溢出显著地促进了母国企业乃至母国整体的创新能力，但同时笔者也发现前述学者的研究中仍存在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比如，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虽然存在，但通过OFDI渠道获取的逆向技术溢出如何传递到母国？传递到母国之后如何进一步提升企业和国家整体的创新能力？OFDI逆向技术溢出提升母国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都有哪些？这些因素对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是否一致？因此，本书后续的研究拟在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自主创新发展现状进行回顾的基础上，首先探讨二者之间的影响路径与作用机制，其次在机制分析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自主创新的影响，最后从吸收能力视角选取不同的代理变量检验其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程度并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深入思考和探索对于当前阶段提升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进而践行创新驱动发展的理念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