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早期的摄影教育

此育婴堂实一美术之工场也。……堂中工场有印刷、装订、绘画、照相、冶金、细金、木工、木雕、泥塑、玻璃制作等各种工艺，悉由修士所指导。[1]

中国早期的摄影技术掌握者主要是照相馆从业人员，由于利润丰厚，竞争激烈，摄影术往往被视为商业机密，不会轻易外传。想入此行或业余爱好者往往要花费重金拜师，或通过一些摄影书籍资料自学掌握。随着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对外开放的逐步深入，在一些西方传教士和清朝开明大臣的主持下，开始出现少数现代意义上的学校和摄影教育。虽然影响不大，但毕竟为摄影教育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而摄影教育的真正发展和繁荣，还要等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中国政治形势的剧烈动荡，摄影特别是新闻摄影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时才能实现。

土山湾孤儿学校

道光二十九年（1849），江南地区遭受重大自然灾害，中国当地天主教信徒家庭无力继续收养孤儿。多方力量开始加快推动筹办孤儿院。同治二年（1863），担任江南宗座代牧区代理主教的法国耶稣会士鄂尔璧（Gonnet Joseph）买下徐家汇南面约半里地的土山湾用于开建孤儿院，专收六至十岁的教外孤儿。同时创办具有职业教育性质的工艺院，由中外传教士共同传授西画、音乐、木雕、泥塑、印刷、装订、照相、冶铁、细金、木工、彩绘玻璃制作等技艺，甚至进行自给自足的农业劳动，以培养孤儿自食其力的意识和能力。“衣之食之，教以工艺美术，其经费由中西教民捐助。待孤儿略大，能自食其力，或留堂工作，或外出谋生，悉听自便。”

图1-47 土山湾孤儿院教学场景

孤儿院的教师基本上都是具有较高文化和艺术素养的神职人员，如德国建筑师葛乘亮（Aloysius Beck）、意大利画家马义谷（Nicolas Massa）等。据当时的学员后来回忆：

我是跟着安敬斋修士（F. Enry）学习绘画技艺与修养的，安相公每天起得很早，我每天清晨到安相公处向他学习半小时的法语和一个半小时的绘画。虽然在小学中我已有了绘画基础，但是安相公还是让我从头学起，捏着我的笔在透明纸上照着纸样白描出人物，这样勾勒了几十张稿子后，安相公就叫我改用铅笔临摹法国阿尔加十涅的铅笔画集。临摹之后，安相公则教我用铅笔画写生，也学点水彩画，主要是画教堂室内的静物。这些学习对我日后掌握照相制版也是极为有用的，使我在对照片和印刷过程中对于构图、层次、色泽、浓淡等元素的理解更为深刻。[2]

作为西方传教活动的延续，被徐悲鸿誉为“中国西洋画之摇篮”的土山湾孤儿学校为中国培养了不少各方面的工艺人才，其中就包括后来的著名画家张聿光（1885—1968），他19岁时就开始为照相馆绘制布景画。

民间及官方教育启蒙

作为商业的拓展手段之一，对专业人员和爱好者进行各种形式的摄影培训也是很多早期照相馆和洋行的常见手段。1873年，上海的会地理洋行在《申报》发布广告教授摄影术：“华客欲学此术者，本行主或独教一人，或合教数人均可……药料器具皆已备齐，亦可代买也。”[3]

开设照相学堂

启者

仆现拟开设教照相各法之学堂，教人照各种人物，及如何运用器具，如何配用药料，一切尽心指授，束脩格外公道。照相之法，最为有用，其有欲开照相之馆，以图获利及富贵之家，欲照取景物以自娱悦者，皆可令其子弟至仆处学习。有愿学者请至仆处面议可也。

四马路西广西路第一号门牌会地理启[4]

当时，很多药店、洋货店、钟表号等兼售照相药料和器材，特别是在一些位置偏远的小城镇，为了促进销售，有的也教授摄影术，“传授照相镀金精法，约期包成，脩金格外相宜”[5]。

《辛丑条约》签订后，在“实业救国”的口号下，清政府开始发展工商业，各省相继成立了仿照西方模式建立的工艺学堂或工艺传习所，传授包括摄影在内的各种工艺技术。1903年，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1859—1916）派财政总长、实业家周学熙（1866—1947）去日本考察洋务。周学熙回国后任直隶工艺局总办，在天津成立北洋工艺学堂，附设实习工场，招生30名，半工半读，传授摄影等技术，并向社会公开学员成绩。毕业时经直隶提学司和学部复试合格，发给毕业证书并奖给“举人”出身。1906年，济南成立工艺传习所，分设照相等十科。北京成立的工艺局延请北京“丰泰”照相馆的创办者、山东掖县人任景丰（1851—1930）为商董。这个时期，摄影作品可以作为工艺品参加国内展览和评奖。1910年在南京举办的首次“南洋劝业会”上，天津刘治平拍摄的李鸿章肖像获得银牌。

图1-48 北洋师范学堂职员合影，佚名摄，1910年

图1-49 《三潭夕照》，陈公哲摄，1917年

1913年1月28日，上海图画美术院（著名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前身）在《申报》刊登招生广告称：“本院专授各种西方图画及西法摄影、照相铜版等美术，并附属英文课。”1918年，曾为维新派干将的画家、教育家周湘（1870—1933）创办的中华美术学校第一期学员毕业后，开设夏期补习科，讲授滑稽画、背景画、照相术等。[6]民国二年（1913）在上海成立的“精武体育会摄学部”是我国第一个民间摄影社团。“精武体育会”源于霍元甲于1910年在上海创办的精武体操学校。为了推广武学，需要拍摄、编辑照片作为武术图解，成立了“摄学部”和“和兴影相公司”，先后拍摄了多种武术摄影图片。1916年，摄学部拍摄的武术技法组照开始在商务印书馆编辑的《学生杂志》上连载，随后又拍摄了《潭腿》《达摩剑》等单行本。被誉为“精武四杰”之一的广东人陈公哲（1890—1961），除了教学之外，还进行摄影理论研究和创作活动，撰有《论摄学》和《摄影测光捷径》等文章，其表现西湖十景之一的《三潭夕照》发表于会刊《精武体育画报》上，汉口精武体育会成立时，该作品展出义卖，被“某君以数百金买去”。值得注意的是，画面左下角钤一“公哲”印，开了将传统文化要素糅于艺术摄影之先河。[7]1938年，陈公哲移居香港，创办了“东方摄影学会”。

注释：

[1] 徐蔚南：《中国工艺美术》，中华书局，1940年版，第163页。

[2] 刘骞、周博文：《土山湾孤儿院职业教育发展及其宗教逻辑分析》，《基督教学术》，2016年第1期。

[3] 《照相学》，《申报》，1873年9月30日。

[4] 《申报》，1883年10月17日。

[5] 《照相并石印书画报名》，《申报》，1882年6月14日。

[6] 《中华美术学校毕业式》，《申报》，1918年7月3日第11版。

[7] 顾铮：《“精武四杰”的〈三潭夕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