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工农开门的“优先录取”政策（1949—1976）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的初步建立，一直到发生“文化大革命”、高考招生停止，在20多年的时间里，受到当时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强烈影响，我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几经变动与周折，形成了面向工农的主体性招生政策，工农子弟是高等学校主要招收对象，这与我国的政治体制高度相关，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与阶级特色。1949年时任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开幕词中提到，“由于我们的国家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因此我们的教育也应以工农为主体……我们的中学校和大学校，也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为工农青年大大开门，以便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的知识分子”（杨学为，2003）。20多年间，高等学校贯彻的是向工农开门的基本方针，重点考察招录学生的政治质量，学生的出身高于一切，工农子弟成为高校的主要招收群体与教育对象。1952年，全国录取新生中工农子弟仅占20.46%。此一时期，高等学校招生是重政治，贯彻阶级路线，执行党的“向工农开门”的方针。到1958年，工农子弟的比例已经超过50%，1964年后更是超过了70%，工农家庭出身及本人工农成分新生成为了高等教育招收学生的主体（见图3-1）。此外，考虑到“文化大革命”期间高校停止招生，本文不再详细分析此时期的招生政策与特点。

图3-1 1952—1965年工农家庭出身及本人工农成分新生占当年录取新生比例

①数据来源：杨学为.高考文献上（1949—1976）［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在这一时期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中，逐步形成面向工农子弟的“优先录取”政策，逐步形成录取新生工作在保证政治质量的前提下，结合学业和健康条件择优录取，并放宽了工农子弟入学的门槛与限制，短时间内极大地提高了工农学生进入高校的比例。李春玲（2003）发现1978年以前，教育机会分配从一种极度不平等的状态向着平等化的方向演变。罗立祝（2010）认为国家通过报考资格政策倾斜、优先录取政策、免试保送入学政策等措施，使得工农阶层子女获得大量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通过研究文献，这一时期的做法可以分为以下四类：

第一，从宽录取。

在《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五〇年度暑期招考新生的规定》中，首次提出凡具备“有三年以上工龄的产业工人”“参加工作三年以上的革命干部及革命军人”“兄弟民族学生”“华侨学生”中条件之一者，考试成绩虽然稍差，得从宽录取。对此类群体考试成绩的放宽，体现了我国高等教育招生中倾斜性政策的开端。但是，这一倾斜只能作为某种程度的政策照顾，对于放宽考试成绩是一种模糊的规定，相关文件中也并没有明确规定，具体由招考部门自行把握。在随后《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五一年暑期招考新生的规定及一九五〇年招生总结》中，将从宽录取的条件修改为“工厂、矿山、农场等产业部门的青年工人，工龄在三年以上者”“工农家庭出身或本人是工农成分的干部，参加革命三年以上者”“非工农家庭出身，本人又非工农成分的干部，参加革命五年以上者”“少数民族学生”“华侨学生”等五条，并且工农青年、革命干部、少数民族学生等可以申请外语免考（杨学为，2003）。从宽录取的范畴囊括了外语科目的免考，并进一步强调工农主体。

第二，配额制度。

在《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五一年暑期招考新生的规定及一九五〇年招生总结》中，文件明确提出“各高等教学招生，在录取名额中对曾长期从事革命工作的工农干部、知识分子干部及产业干部，应使达到一定的比例”（杨学为，2003），这一论述标志着新中国成立初期高等教育招生的主要对象，面向工农出身，并实行了一定比例的配额制度。

第三，优先录取。

在1953年的招生规定中，相关论述发生了明显变化，以往五类可以从宽录取的人群，获得的政策倾斜变化为“当其考试成绩达到所报考系科的录取标准时，应优先录取”（杨学为，2003）。在《一九五四年暑期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录取办法》及《一九五四年暑期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录取办法的几项补充规定》中，明确解释工农学生优先录取分配问题，并提出将符合优先录取条件的学生单独抽出排列考虑分配。为照顾这些考生的特点，使他们有更多的被录取机会，规定其各科成绩适当加分；参与第一类考试者，除政治常识外，每门科目平均增加10分，总分增加50分；参加第二类考试者，每门内科目平均增加15分，总共增加60分，然后将其报名单分类混入一般考生报名单中按成绩顺序录取分配（杨学为，2003）。在《高等教育部一九五五年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录取、分配办法》中，对优先录取的工农青年干部、工农子女提出了明确的倾斜政策：他们的入学条件不能降低，只是当他们的学科考试成绩达到所报考专业的录取标准，在与一般考试成绩相同或相近（指总分相差在十分以内）的情况下，优先录取（杨学为，2003）。从“放宽条件”到“优先录取”体现了对工农学生入学机会的保障性策略，有研究认为在大学没有批次的情况下，给定群体只要达到最低录取标准，就可以直升更好的大学，这种优先性录取可以理解成为档次和批次上的放宽录取（邓北平，2012）。优先录取的政策实为降低工农子弟的入学能力门槛，弥补原有能力的不足，但对其优惠措施又有一定的基本要求，一定程度上兼顾学生的能力水平与身份特殊性。

第四，保送入学与推荐入学。

在1955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提出工农速成班学生仍应参加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但为了照顾他们的特点，高等学校对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的报考者，应该根据工农速成中学教学大纲单独出题，考试以后，单独地提前录取（报考日期、手续和一般考生相同）；凡附设有工农速成中学的高等学校，应根据高等学校的要求、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考试成绩、升学志愿，尽可能地（有条件时亦可全部地）录取所属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直接升入高等学校（杨学为，2003）。到1958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工人、农民、工农干部和老干部以及优秀高中毕业生保送入学的通知》，那些政治、健康条件符合标准，并且坚持跟班上课原则的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有条件免试直升高等学校，根据中学所属单位，可以直升入所属高等学校、本省（市）的高等学校甚至是全国性的高等学校。而那些工人、农民、工农干部等，政治、健康条件符合标准，文化程度经接收的高等学校测验认为入学后能够跟班上课的，可以保送入学（杨学为，2003）。在1964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对于高中毕业生中的产业工人、贫农、下中农的子女、烈士子女和学生干部，由中学提名，县（大中城市为区）教育局批准推荐。推荐报考的学生享受优先录取的待遇，录取时单独编排，亦可以跨段录取。对于规定试点的学校可以给推荐报考考生更多照顾，达到全国规定的最低录取线可以优先录取（杨学为，2003）。保送入学与推荐入学，实际上是给予工农学生最大程度的招生倾斜与录取照顾。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学校正常招生工作停止，也曾一度由工厂、农村、部队群众推荐选拔政治可靠的工农兵学员免试推荐入学，取消了文化条件的要求，具有极强的政治色彩与时代特征。

当然，这一时期关于上述招生制度也存在许多争议与讨论，其一是有关政策公平性的讨论。1958年7月3日《文汇报》社论“欢迎今年的高校招生规定”指出，大力吸收工农学生入学，保证新生的政治质量，这是我国高等学校必须遵循的方针。据不完全的统计，过去高等学校吸收的工农学生，只占整体学生的三分之一左右，这与我国80%以上都是工农群众这一情况是不相符的。同时，我国工农群众享受各种教育的权利，在过去长时期地被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给剥夺了，今天他们有条件，就应该进小学，进中学，进大学，得到享有各种教育的机会。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们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创造者、建设者，只有他们成为先进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成为一支强大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才能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得又快、又好（杨学为，2003）。不过，在贯彻阶级路线的同时，必须注意成分，向工农开门，又不要唯成分论。问题在于如何具体掌握。掌握不好，就会出现偏差，影响工作。对于高等学校中的阶级路线，不应该理解得过分狭窄、机械。要从历史发展观点和全局观点来理解它。不能把学生的阶级成分，作为衡量学校是否贯彻阶级路线的唯一标志（杨学为，2003）。

其二，这类享受了政策优惠的工农子弟存在能力不足、学习跟不上等情况。在录取工作中，曾片面地强调了照顾工农入学，将某些成绩不够录取标准的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和干部，勉强分配到报考人数较少的学校和系科（杨学为，2003）。同时，由于招生计划大，学生来源少，选择余地小，因而从新生的政治、学业、健康三方面条件全面保证质量是不够的。尤其是在1958、1960两年，高等学校的招生计划过大，各地、各部门又层层加码，当年的高中毕业生人数不足，只得采取内招干部、工农预科毕业生直升本科、高中二年级学生提前毕业报考等办法，以致录取了不少学业程度过低的新生，结果入学以后，淘汰率较大。例如北京航空学院在1958年录取了155名工农干部入学后淘汰31人，占20%（杨学为，2003）。因此，在1963年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情况和改进意见的报告》中，总结了由于过去采取各种照顾办法，勉强录取了学业成绩不合格的工农学生，经验证明这种降低要求的做法效果不好（杨学为，2003）。

其三，各地基础教育质量的差异对工农学生入学机会的影响。在1963年教育部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上，对新生中工农家庭出身的比例降低的原因作具体分析，如湖北省认为县属中学和城市中学的教育质量不平衡、按分数段高低录取造成农民子女录取率降低，湖北有5个县一个农村学生也没有考取高等学校的情况（杨学为，2003）。城乡中学的教学质量不平衡，农村中学的教学质量较低，学生中农民子女较多，在按照考试成绩高低分段录取以后，农民子女的录取率势必要低一些。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要大幅度地提高工农家庭出身的学生比例还有一定困难，主要是因为广大农村和县镇中学的教学水平比城市中学要差，而提高这些中学的教学水平，要有一个过程。所以，要进一步提高高等学校工农家庭出身的学生比例，最根本的办法是要提高农村、县镇和工矿区的中小学的教学水平（杨学为，2003）。今后为了更多地吸收工农子弟，必须从普教方面入手，办好一批农村和工矿区的中学，以便提供更好的政治、学业、健康都合乎条件的工农学生。合理确定重点中学的布点，逐步改变目前重点中学一般设在大中城市的不合理状况（杨学为，2003）。

注释

[1]由于数据获取难度，1954—1956年数据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