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高等教育机会的阶层公平与性别公平

除了高等教育机会的区域公平与城乡公平两个维度的相关研究外，部分学者还对高等教育机会的阶层公平和性别公平进行研究，其与区域公平和城乡公平存在一定的内在关联。但这两类公平不是本书分析的重点，在此本书仅对国内学者的研究现状作简要述评，以供读者全面了解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公平的现状。

在中国高等教育机会的阶层公平方面，张玉林、刘保军（2005）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调查资料进行分析，发现高等教育的阶层差距在许多方面超过了城乡经济差距。王香丽（2005）指出不同阶层子女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存在很大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能否接受高等教育，而且还表现为所接受高等教育的层次和类型的不同。赵叶珠、陈海燕（2011）发现国家行政领导干部、经理人员、私营业主、专业技术人员等的子女比社会较低阶层如个体户、农民等的子女拥有较高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刘精明（2014）指出高校合并与建设重点工程大学使得不同层次大学的入学机会分配显现出更为激烈的阶层间竞争。随着高校扩招，尽管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迅速扩大，特别是那些来自较低阶层的子弟，其机会份额确实有了较大提高，但是那些更为优质的高等学校及市场前景更好的专业的入学机会，总是偏向那些来自优势阶层的子弟。张济洲（2015）则认为我国阶层固化趋势日益凸显，社会底层向上流动愈发困难，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竞争日益激烈，多样化高考招生改革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社会底层子女获取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难度，而“高考工厂”模式就是社会底层教育焦虑的反映。

而对于中国高等教育机会性别公平现状，一部分学者持乐观态度。如赵叶珠、陈海燕（2011）发现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性别差异趋于缓和，女性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实际值超过了理论值。路晓峰等人（2016）发现性别间的入学机会差距在扩招后显著缩小。然而，另一部分学者的观点趋于保守和悲观。张继平、董泽芳（2012）认为从表面上看，扩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性别歧视，更多女生获得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但事实上，她们在获得接受优质高等教育机会方面仍然受到了不公平待遇，突出体现在不同性别学生在进入不同类型高校和不同学历层次分布上的差异，中国传统文化对女性的歧视是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性别不公平的文化原因。李春玲（2010）分析了大学扩招对不同阶层、不同户口身份、不同民族和性别之间的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影响，也发现大学扩招没有减少阶层、民族和性别之间的教育机会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