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研究方法

1.4.1 研究方法使用概况

本书根据规范性、针对性和创新性三个原则选择和应用研究方法，针对引进型管理创新的具体不同问题，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如表1.3所示。本书以具有理论构建和深入探索功能的案例研究为主要研究方法，辅之以理论研究和问卷调查统计分析等方法，力求做到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理论推导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相结合。具体来说，本书在研究引进型管理创新的实现机理、过程机理、知识构成及差异化获取、知识跨层级传递以及战略层与职能层引进型管理创新的适配机理等问题时采用了基于扎根理论思想的理论构建式探索性案例研究方法；在分析引进型管理创新过程中的管理者作用、高中层互动机理、创新知识一般性获取机理时，采用了纯理论思辨的方法进行研究；在分析中国企业引进型管理创新的知识源时，采用了理论研究与验证性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在研究组织动态能力对引进型管理创新过程的影响作用时，则采用了理论研究与问卷调查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需要说明的是，在探索性案例研究中，也需要通过理论研究提出问题，但相比之下，理论研究在此时的作用相对不显著。

1.4.2 案例研究法

1．案例研究法的特点与优势

20世纪80年代以来，案例研究法逐渐受到管理领域研究者的青睐，成为管理理论构建和理论改进的一种主要研究方法(Gummesson,2000)。事实上，大量著名的现代管理理论均是通过案例研究得出的，例如“企业核心能力”理论就是Prahalade等在对日本电气公司和美国通用电报电话公司进行深入调研和详细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平衡计分卡”理论则是Kaplan等从美国100多家企业多年的实践中总结而来的；同样，“业务流程再造”亦是Hammer等用10年时间对数十家美国公司进行观察和调研后，通过归纳总结得出的。可见，案例研究法是一种科学有效且有助于基于企业实践探索和构建新的管理理论的方法。

Eisenhardt(1989)认为，与其他研究方法相比，案例研究具有三个方面的主要优势。首先，案例研究方法有助于构建新理论。在案例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可能会以更开放的心态看待研究中获得的大量材料与数据，以及案例材料与现有文献的矛盾等，从而更有可能产生新理论。其次，案例研究过程也是对理论进行反复检验的过程。案例研究过程往往采用归纳、演绎等质性方法，通过此过程得出的理论已经过层层逻辑推理，因此所得出的结论的可靠性也更强。最后，案例研究结论更具有现实有效性。案例研究的结论直接源自企业实践或经验证据，因此能够更客观地反映现实。尤其当某个领域的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时，研究者对所研究的问题知之甚少或试图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切入，此时案例研究的作用尤为突出(Eisenhardt,1989)。

由于国际管理学研究领域对案例研究法的推崇，如管理学顶级期刊之一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在过去十年给予案例研究前所未有的关注，尤其是从2005年到2007年三年的最佳论文均为理论构建型案例研究，我国管理领域的研究者亦逐渐开始推崇案例研究法，试图通过深入剖析中国企业管理的新实践总结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和方法论。不仅在《管理世界》、《科研管理》、《管理学报》等国内管理学重要期刊上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基于案例探索的学术论文，而且一些正式组织或论坛也推动了案例研究法在我国学术界的发展与普及，如每年由中国人民大学案例研究中心和《管理世界》杂志社发起并举办的中国企业管理案例论坛以及由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大连理工大学管理学院、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研究方法工作委员会举办的中国管理案例共享国际论坛等。

在充分考虑案例研究法的优势及其对于探索和构建中国企业引进型管理创新理论的根本性作用的基础上，本书主张以案例研究作为最主要的研究方法来开展相关问题的研究。这具体主要出于两方面的思考：一方面，案例研究能够满足本书立足中国企业实践探究并构建引进型管理创新理论体系的要求。中国企业引进型管理创新研究强调通过归纳和总结大量企业创新实践，提炼规律性，得出相关结论并构建理论，即基于理论思想以开放式思维提出符合中国情境的创新理论。显然，一般的实证研究方法并不能满足本书的理论探索与构建需求。案例研究则通过详细地描述中国企业引进型管理创新现象并分析其实现过程、管理者作用、知识流动等问题，从中探求引进型管理创新的一般规律和特殊性，揭示引进型管理创新的本质并构建创新理论或思想（欧阳桃花，2004）。另一方面，中国企业管理创新不仅是一个实践性问题，而且是一个复杂的研究问题。定量研究尽管能够将研究问题具体化和细化，但是很难做到对复杂的问题进行系统、全面且深刻的把握，而案例研究通过深入企业创新实践，或与创新实践者进行全面和深入的接触，有利于将复杂抽象的问题具体化，便于研究的开展。同时，尽管Birkinshaw等基于全球范围最典型的管理创新实践提炼出了全新型管理创新过程的特点和阶段模型，其题为“Management Innovation”的论文更是获得国际管理学顶级期刊Academy of Managament Review 2008年度最佳论文奖，但后续有关管理创新的研究却非常少，尤其是对于引进型管理创新的探索更是少之又少，可见引进型管理创新理论的研究尚处于初级探索阶段。也就是说，相关研究存在较为严重的理论空白，或者处于发展初期，无法通过文献归纳提炼理论框架，此时可通过探索性案例研究从实践中总结、归纳出理论框架或概念模型，实现理论构建（吴金希和于永达，2004）。因此，本书在探索引进型管理创新的实现机理、过程机理、知识流动机理、不同层级引进型管理创新的系统适配机理等问题时均主要采用了探索性案例研究方法。此外，在对中国企业引进型管理创新知识源的探讨中，通过对大量创新案例进行相对宽泛的调研和分析，能够对知识源进行分类，因此采用验证性案例研究法进行佐证为宜。

总体上，本书根据具体研究问题的特点、案例对象选择的原则，通过一手数据、二手数据或一手数据与二手数据相结合的方式获取案例数据，有选择地采用探索性或验证性、单案例或多案例研究，实现对中国企业引进型管理创新理论与实践的系统研究。具体案例选择与方法使用情况如表1.4所示，引进型管理创新的实现机理、过程机理、系统适配机理采用了单案例探索性研究；引进型管理创新的知识构成及差异化获取机理、知识跨层级传递机理采用了多案例探索性研究；引进型管理创新的知识源机理采用了单案例验证性研究。

2．案例研究对象选择

尽管在研究有关引进型管理创新的每个具体问题时，选择的案例对象均不同，但总体上本书在选取案例对象时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首先，创新事件属于引进型管理创新，而非全新型创新。根据两类管理创新在定义上的差异，引进型管理创新并非实施企业所创，而是源自企业外部或其他企业。或者说，引进型管理创新是已经成型或成熟的管理思想或实践。因此，在选取案例对象时并不要求该实践具有很强的创新性，而应更多地考虑其典型性或影响性。事实上，在中国企业的实践中，亦存在部分全新型管理创新实践，如大午集团的君主立宪制等，但由于数量较少，且相对影响力不足，因此不属于本书的范畴。

其次，管理创新成果具有典型性、成效性和影响性。对创新案例典型性的判断主要从创新企业所处行业、企业性质和特点以及创新事件本身等多方面进行全面考虑。事实上，选择典型的引进型管理创新事件更有助于通过案例研究发掘出相关理论，找出造成中国企业引进型管理创新实践效力低下的根源，从而更有针对性地提出提升创新效力的措施，为相关企业实践提供更好、更有效的指导。成效性和影响性主要强调创新实践所取得的管理效益和社会影响程度。本书在选取案例时倾向于管理效益较高、影响较大的创新实践，透过成功实践找出创新成功的根本要素和规律性，旨在推广相关管理思想或实践，并为更多企业采取相关创新实践提供参考。

最后，创新案例资料具有可获得性。也就是说，通过实地调研或档案、记录、媒体报道等途径能够获得有关创新事件过程及前因后果的详细资料，供案例分析、理论提炼使用。有效数据获取一直是案例研究者面临的一个主要困扰。尤其对于国内管理理论研究者而言，一方面，企业通过媒体、年报等渠道公开的数据非常有限，尤其对于涉及具体创新过程以及企业微观行为的引进型管理创新而言，尽管各类管理创新奖项评比资料以及企业宣传资料均公开了部分相关信息，但由于信息量有限，往往无法满足案例研究的需求；另一方面，深入企业开展实地调查存在诸多困难和问题。当前，企业和高校或研究机构之间尚缺少有效的合作机制，因此研究者到企业调研时经常遭到拒绝。即便获得访谈企业相关负责人的机会，出于对企业信息的保护，相关人员并不会全盘透露真实的信息。更何况，引进型管理创新事件涉及企业内部多部门、多层面人员，且往往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因此实地调查是一件较为困难的事。这无疑会直接影响案例研究的开展。因此，在选择案例时需要充分考虑资料的可获得性，以免发生案例研究进展到一半而无法继续的情况。

3．案例研究数据来源及获取

案例数据的来源具有多样性。如Eisenhardt（1989）认为，案例数据的来源主要有档案、访谈、问卷调查和观察四种；Yin（1993）则认为案例数据来源包括文献、档案、访谈、观察、参与性观察以及实物证据等；李茁新（2010）将案例研究的数据来源总结为文档/档案记录、访谈、观察和专家咨询/政府部门信息四种类型；类似地，叶康涛（2006）在总结中国第一届管理案例学术研讨会重要结论时指出了观察、访谈、档案、问卷调查和实验五种案例数据来源。每种数据源具有不同的作用，如会议记录、文献等文档在案例研究前期有助于研究者把握企业或事件的总体情况，初步理清研究思路，并形成研究框架；年鉴等具有时间跨度的档案资料能够为纵向案例研究提供较为丰富的素材；实地观察有利于使案例研究者获得灵感并深入挖掘案例企业表象下所蕴含的理论和规律；实物证据对于特定研究对象具有重要的提示作用（苏敬勤和刘静，2013）。根据案例数据的原始性，案例数据可分为一手数据和二手数据（Hox et al., 2005）。其中，一手数据是指研究者以访谈、直接观察、间接观察等方式直接收集的用于研究的数据；二手数据则是指间接获取的数据，或通过咨询机构、媒体网络、文献、数据库或其他媒介获得的数据，如文件、档案记录和实物证据等。由于一手资料是研究者直接与企业或相关人员接触获得的资料，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学术界普遍认为开展案例研究应采用一手资料，而二手资料由于经过多个中间环节或经过他人的主观处理从而可能无法真实体现企业的实践情况。而事实上，两种数据各具优势。尤其当深入企业获得一手数据存在较大困难时，通过收集和整理二手数据开展案例研究无疑是一个较好的选择。

具体而言，一手数据的特点在于由案例研究者或相关研究组成员直接从企业实践中获得并用于开展研究工作，且在数据收集过程中，案例研究者通常需要与被研究对象发生直接接触（陈晓萍等，2008）。由此获得的数据首先具有较强的针对性。研究者在进行数据收集的过程中并非完全客观或漫无目的，而是带着研究问题或主题进行访谈、提问或讨论，因此获得的信息可直接为研究主题服务。相比之下，二手数据则很少能够直接用于特定主题的研究，而是需要经过加工处理或重新整理。同时，经过研究者亲自深入企业获得的数据具有较高的可靠性。研究者还可以在收集过程中针对某些问题或细节进行深入访谈，获得更详细、更全面的信息。显然，这种效果亦是二手数据无法达到的。此外，进行一手数据收集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探索和修正理论模型的过程。研究者通过不断获得的信息，对企业实践形成越来越深入的理解，并在进一步的访谈或接触中对理论模型进行完善。除了这些显著优势，一手数据亦存在一定的缺陷。如案例研究者在进行案例数据收集前往往已主观形成了一定的认识，甚至可能初步形成了理论框架，因此在访谈的过程中可能会引导被访者给出自己想要的答案，其结果很可能进一步强化已形成的初始框架。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案例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同时，访谈前需要对调查企业、相关案例事件、行业背景等知识进行较为全面的了解，因此当访谈准备不足或访谈技巧掌握不够时，亦无法获得所需要的信息（Maxwell,1996）。对于被访者而言，为维护企业形象或迎合访谈者的需要，被访者亦会受到其主观性的影响，或者有选择地进行回答，甚至加入个人观点或对企业实践进行改编，此时访谈者无法获得真实的企业信息。尤其当访谈涉及企业的敏感性问题或对企业的针对性较强的问题时，被访者则会刻意回避此类话题，而不愿意进一步提供相关信息和资料。此外，为充分获得案例研究所需要的信息，研究者往往需要多次深入企业开展调研，因此需要付出较高的人力和时间成本。尤其在国内的一些大型企业，受层级制度的影响，每次访谈不仅要在联系相关人员方面付出较高成本，而且还要通过层层审批，经历较长的等待时间，进而影响研究的进展。

相比之下，二手数据是指以定性文本格式存在并需要研究者加工整理和提炼以用于案例研究的数据（苏敬勤和刘静，2013）。由于二手数据往往不是特定研究者独立拥有的而是具有普遍可及性的，因此当不同的研究者可获得相同的二手数据，并且其经过加工处理可用于各自的研究主题时，不同的研究者可能得出有差异性的结论。可见，二手数据具有较高程度的可复制性。同时，通过多渠道获得的二手数据具有较强的客观性。一手数据尽管针对性更强，但由于是少数研究者通过访谈等方式直接获取的，除了在选择访谈对象、提问等方面带有主观性外，在理解被访者提供的信息时很可能融入研究者个人的理解，从而会与企业实践产生一定的偏离，而尽管大部分二手数据如新闻媒体报道、书籍文献、数据库资料等亦可能存在不能完全反映客观事实的现象，但由于这些数据不是直接为研究者的研究主题服务的，所以至少不会受研究者个人偏向的影响。此外，在以互联网为平台的信息时代，定性形式的二手数据非常丰富。系统搜集数据和长期维护数据库的数据机构也使得案例研究者能够较为方便地获取大量的二手数据。可见相比于一手数据，获取二手数据的成本较低。同样，二手数据的案例研究亦存在缺陷。一方面，二手数据针对性较弱，信息相对粗糙，尤其缺少能够直接服务于研究主题的细节性信息，使得研究者要在广泛收集数据的基础上对数据进行识别、筛选和截取以获取适用性资料；另一方面，二手数据往往分散于不同的载体中，对大量分散的信息进行有针对性的集中处理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也是利用二手数据开展案例研究的一个难题。尤其当不同渠道提供的数据出现相互矛盾时，研究者往往很难做出辨别。

可见，一手数据并非案例研究数据的唯一来源，一手数据和二手数据两者各具优势，同时亦都存在缺陷。对此，苏敬勤和刘静（2013）基于已有文献提出了案例研究数据科学性的综合评价体系，即由六项指标构成的数据收集策略评价要素（样本选择理由、多种数据来源、数据来源说明、数据补充清理、数据偏差说明、建立案例研究数据库）和由两项指标构成的数据分析策略评价要素（构念与数据的契合性说明、构念三角验证），并得出支撑案例研究的数据是否可靠与数据本身的类型（一手数据还是二手数据）并无直接关系，而坚持严谨求实的态度并以具有科学性的数据评价体系为指导处理数据，才是保证基于可靠数据实现科学的案例研究的关键的结论。

结合两类数据的特点，本书采用一手数据和二手数据相结合的方式获取中国企业引进型管理创新案例资料并开展相关研究，具体可以概括为三种途径。第一种途径是广泛收集二手案例。近年来，管理创新不仅受到理论学者的关注，而且得到了实业界的青睐。管理创新在中国实业界的盛行离不开政府、机构和企业集团通过设置各类相关奖项进行推动，如中国企业联合会每年举办的国家级企业管理创新成果评选，至今举办了19届，收集并出版了19套成果集；由《北大商业评论》发起、各大高校管理学研究机构或中国企业家与企业管理研究院等单位联合主办的中国管理学院奖，选择中国企业中具有卓越绩效和突破性创新成果的案例，进行研究和推广，已连续成功举办了5届。各类省市级相关部门亦设置了大量相关奖项，对当地企业的管理创新实践进行鼓励和推广，如辽宁省管理创新成果奖、宁波市管理创新成果奖等。中国移动集团、中国船舶重工集团、中国机车集团等大型集团企业内部亦每年举办管理创新成果奖，鼓励各分公司、各部门或单位开展管理创新活动，提升组织管理水平。此外，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中国管理案例联合中心收集了大量管理创新相关案例。在这些二手管理创新案例中很大一部分为引进型管理创新。可见，有关中国企业引进型管理创新案例的二手资料非常丰富，且这些数据相对于一般的二手数据而言集中度和针对性均较强。根据典型事件选取原则，我们在二手案例中筛选出一部分具有中国特色的、影响力较大的事件，对案例资料进行重新编写或适当补充完善，用于相关研究，如杭州钢铁的适度多元化战略创新案例来自国家级企业管理创新成果，广州本田的环境绩效管理模式创新案例则来自中国管理学院奖等。第二种途径是通过实地调研挖掘案例获取一手数据。我们根据资料可获得性和企业代表性，先后对大连机车厂、大连亨利仪表、大连理想食品、海尔集团、江西移动、浙江移动、江重集团等当地及外地企业进行实地调研，通过与管理人员或指定员工访谈以及观察记录和档案资料获取等方式深入了解这些企业近年来开展的管理创新实践活动，找出典型创新事件，并详细描述创新过程及结果，自编创新案例。需要说明的是，除了江西移动的效率管理模式创新、浙江移动的渠道模式创新及大连机车的计算机集成制造，其他一手案例在本书中没有详细体现，但事实上，本书在总体框架设计、确定各研究主题时以及在部分理论研究章节中，均直接或间接地体现了作者从一手数据及其获取过程中受到的启发。第三种方式是二手数据与实地调研相结合。亦即，根据各类二手管理创新案例提供的基本知识，在选取典型案例的基础上，开展实地调研，有针对性地对案例进行细化和深化，以更好地服务研究主题。事实上，本书中采用的案例大部分是以这种方式获得的，如上海大众的标准化生产、太子龙的品牌建设、海尔的“市场链”业务流程再造、吉利的特色产品线利润中心管理模式、伊利的精确管理、福建移动的知识管理、春秋航空的平民经济学助力逆市盈利等均是在初步获得二手资料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研究主题，然后深入企业实践获得更详细的资料以开展研究的。

4．单案例研究与多案例研究

案例数量选择亦是案例研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单案例研究与多案例研究各具优势，亦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般来说，案例数量的选择需要权衡案例获取成本、研究的科学性以及研究主题的需求等因素。

单案例研究的优势主要体现在成本较低、对案例情境与内容的描述较为深刻等方面。根据Yin (2003)的观点，在三种情况下适合采用单案例研究：一是，当研究者所获得的案例具有独特性或稀缺性，即无法再获得相似案例时，对案例特殊性的描述体现出极高的价值，而这种特殊性案例也可以用于对已有的研究结论发起挑战，完成对理论的深化、修正或是条件限定；二是研究者率先获得或关注的案例，且基于该案例研究者能够提出新的结论或发现新的规律；三是，当研究者所获得的案例具有较为突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能够反映某区域或行业所有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时，通过单案例研究能够更深刻地反映现象或问题。除了Yin (2003)提出的三种情况，研究者还发现，在验证性案例研究中，采用单一案例便可对已构建的理论模型进行验证时和在开展纵贯式研究时，也适合采用单案例研究，系统、深刻地对案例的整个过程进行跟踪、调查和研究。

相比之下，多案例研究的优势主要体现为研究效度更高、结论所具有的普适性更强。一方面，就效度而言，随着案例数量的增加，研究结论的效度也随之提高，但是限于研究资源和案例本身的可得性，案例的数量不可能像统计调查研究一样达到统计上的高效度，往往只能使用有限的案例对相关问题进行解答。同时，在多案例研究中，剖析案例之间的异同比个案的本质特征（Intrinsic Features）更为重要。而相对于外部效度，内部效度对案例数量的确定具有更直接和更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从对多案例研究的性质（多次重复“准实验”）判定中可以获知，多案例研究的优势还在于其所得出的结论更加可靠，研究者可以更加有把握地断定潜在的“模式”是否存在，同时从多案例中提取出来的“模式”更具有普遍意义。案例研究的理论普遍化是通过对案例的复制逻辑（Replication Logic）实现的。Yin提出的所谓的复制就是在多案例研究中通过少数几个案例寻求对研究假设的验证。Eisenhardt（1989）在Yin的基础上提出，对于理论构建型案例研究，即探索性案例研究，研究者需要单独使用每一个案例对理论假设进行验证，而不是将几个案例整合在一起对理论假设进行验证。一般来说，选择复制案例样本的原则有两个：一是，个案之间的差别越大越好；二是，应该选择最有可能向研究假设发起挑战的案例作为复制案例，这样得出的研究结论才最具说服力。在复制案例的数量方面，研究指出，案例的验证功能具有效用递减的特征，即随着复制案例数量的增加，新加入的复制案例较前一个案例在验证功效上的作用要小。

除了系统考虑单案例和多案例研究的优势与不足、已有单案例研究与多案例研究选择的各种标准以及中国企业引进型管理创新研究中各具体问题的特点外，我们还考虑了案例数据的可获得性。单案例研究对数据的可获得性要求较高，因此，如果在调研中能够获取关于某项管理创新非常翔实的信息，那么应倾向于采用单案例研究，如基于浙江移动的“三直”渠道模式创新案例探索引进型管理创新在相对宏观的组织层面的实现机理，基于江西移动效率管理创新案例构建引进型管理创新的过程模型，基于杭钢适度多元化战略研究战略层引进型管理创新的适配机理，基于浙江移动预算管理模式创新案例构建职能层引进型管理创新的适配机理模型等。同时，对于基于理论研究提出的中国企业引进型管理创新实践可能存在的知识源分类结果，亦通过对广州本田的环境绩效管理模式创新的研究进行验证。相反，有些管理创新资料主要来自国家或地方管理创新奖的申报材料或通过互联网等其他途径收集，尽管亦尝试通过深入调研进行数据补充，但依旧无法对某一问题开展深入研究，此时倾向于采用多案例方法，如通过对伊利的精确管理、中国移动集中化管理创新、吉利的特色产品线利润中心模式创新等八个案例进行比较分析，本书构建了引进型管理创新知识跨层级传递模型；通过对上海大众的标准化生产、大连机车的计算机集成制造、太子龙的品牌建设、海尔的“市场链”业务流程再造、吉利的特色产品线利润中心管理模式、伊利的精确管理、福建移动的知识管理、春秋航空的平民经济学助力逆市盈利八个案例的比较研究，本书探析了引进型管理创新的知识构成及差异化获取机理等。

1.4.3 理论研究

本书的理论研究方法以文献阅读和信息分析为基础，形成选题、各个研究内容框架，以及理论研究基础，同时为案例研究和问卷调查统计分析提供重要支撑。第一，本书在文献整理工作中，采用理论研究法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分析，总结了中国企业管理创新研究的理论基础，概括了中国企业管理创新的研究总体思路和主要研究视角，以此作为本书的视角选择及整体框架构建的重要理论依据；第二，本书对于管理者作用以及知识获取机理等问题的探究，均采用理论研究法通过思辨和理论论证的方式对相关问题进行阐述；第三，在进行验证性案例研究的过程中，基于已有文献构建研究框架或理论模型是重要的环节，此时理论研究的作用尤为突出；第四，本书在对引进型管理创新过程组织动态能力的影响作用进行研究时，通过理论研究构建动态能力与引进型管理创新过程的关系结构，再通过问卷调查统计分析进行验证；第五，在开展探索性案例研究时，理论研究有助于阐明研究的理论嵌入点，引出研究问题并表明研究的理论贡献，亦是不可或缺的部分。

1.4.4 问卷调查统计研究法

基于问卷调查的统计分析法作为当前管理者研究领域最为主流的实证研究方法，适用于发掘复杂现象中关键变量之间的关系(Ghauri et al., 1995)。该方法在已有的与管理创新相关的研究中得到了普遍应用，但在本书中，只是作为辅助方法。当变量的数量较多、关系较为复杂，无法通过案例探索或验证时，采用统计分析法，如在验证组织动态能力对管理创新过程效力的影响路径以及相对重要性时，利用SPSS18.0和AMOS18.0对问卷调研获得的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和结构方差模型验证完成假设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