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全球日益激烈的竞争态势中，创新逐渐成为企业追求新机会(Lumpkin and Dess,1996)、提高组织绩效和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Verganti,2008; Damanpour and Schneider,2006)。因此，自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其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次确定了创新(Innovation)的含义并系统论证了创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以来，创新研究领域一直深受学者的青睐，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较为成熟的研究领域。受熊彼特创新思想的影响，在整个创新领域中，学者更偏重能够为企业带来直接且显著竞争优势的技术创新，而忽视了更具隐性的其他组织内部创新方式，如管理创新、服务创新和战略创新等。直到20世纪80年代，面对美国企业在拥有显著技术领先优势的情况下依然陷入衰退困境的现象，Stata(1989)一针见血地指出其根源在于管理创新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技术创新的缺失，从而打破了近百年来创新研究领域中技术创新独霸鳌头的格局。尤其近年来，技术趋同化和产品生命周期缩短化现象显著，使得很多研发实力相对薄弱的企业均无法通过技术创新获得显著优势，管理创新则能够通过组织系统性创新与变革从根本上解决组织运行中出现的效率低下、生产力落后、组织僵化等深层次问题(Hamel,2006)，达到提升运行效率、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并形成企业家阶层等目的(Hamel,2006)，以此实现组织蜕变并对组织技术或产品创新形成重要支撑(Stata,1989)。实践中，日本企业凭借全面质量管理、精益生产等新管理实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崛起并赶超欧美强劲的竞争对手，海尔凭借“人单合一”和“市场链”业务流程再造等管理创新实践问鼎国内行业之首并成功迈向全球市场等事件更是极大地鼓舞着大量企业走上管理创新之路。

与此同时，国内企业一方面由于受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和市场竞争压力不断增强的影响，出现了群体衰退甚至倒闭的现象，使得整体转变经营方向、运营模式、组织及资源配置方式，实现组织转型，重塑企业竞争优势成为当务之急；另一方面，受到全球涌现出的事业部制、平衡计分卡、客户管理关系、全面质量管理、丰田生产模式及业务流程再造等新管理实践的驱动，国内企业亦逐渐认识到自身在运行效率、管理方式以及经营模式等方面与国际先进企业的差距。因此，国内企业纷纷步入管理创新的浪潮中，出现了招商银行“流程管理”、伊利“精确管理”、江西移动“效率管理”、吉利“产品线利润中心”等创新事件，成功推动这些企业在竞争中渐显优势。调研发现，这些管理实践大多并非空前的“全新思想或方法”(Abrahamson,1996)即全新型管理创新，而是在借鉴和引进已有管理思想或方法的基础上加以调整或改进形成的引进型管理创新(Mol and Birkinshaw,2009; Vaccaro et al.,2012；林海芬，2012；林海芬和苏敬勤，2009,2010,2011,2012；任迎伟和林海芬，2010,2011)，如继麦当劳开创标准化经营模式后，国内外很多餐饮及连锁经营企业均实施标准化运作，自20世纪20年代初通用汽车以事业部制形式完成对原有组织的改造后，它便成为组织事业部制结构的典范被广泛效仿。国内大量企业在组织管理方面尚处于摸索期，更是迫切需要通过快速引进先进管理实践或方法，缩短与国际先进企业在管理水平上的差距，实现高效化运行和规范化管理，使得引进型管理创新更为盛行。因此，本书主要关注普遍存在于中国企业实践中的引进型管理创新。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引进型管理创新的盛行源于组织对新管理实践或方法新颖度要求较低以及专利保护的缺失(Teece,1980)，但从管理创新的本质而言，即便是引进型创新也要求组织面向未来对惯例或基因进行彻底变革(Birkinshaw et al.,2008)，并实现新实践与组织独特的内外部情境的适配，亦突显创新结果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因此并不影响其创新性和研究价值。

然而，在层出不穷的管理创新实践中，除了少数广为推崇的成功案例外，大多企业在轰轰烈烈引进并实施新实践后，不但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反而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甚至濒临破产。尤其对于大部分仍处于发展稚嫩期的我国企业而言，管理创新失败很可能带来“一败涂地”的后果。显然，管理创新的系统性、高风险性和复杂性注定了创新实践的高难度性，加上组织内外部情境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容易导致新管理实践失效或水土不服。因此，从根本上提升管理创新引进和实施的效力已成为当务之急。回顾相关文献，尽管已有相关研究为中国企业管理创新理论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学者亦尝试从多维角度对中国企业的管理创新实践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初步构建了管理创新基本理论体系，但仍未能提出有效的创新效力提升路径，尤其鲜有专门基于中国企业情境的引进型管理创新研究。Stata(1989)、Naveh等(2006)学者指出，组织学习能够有效提升管理创新效力，林海芬和苏敬勤(2012a, b)尝试从动态能力和组织双元性等视角探究管理创新效力提升机理，但相关研究仍停留在理论探索层面，尚未开展深入系统研究。管理创新受到多维因素的影响，而且管理创新本身代表一个复杂庞大的系统工程，这些意味着从单一要素或层面着手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其效力低下的问题。因此，本书尝试基于我国企业引进型管理创新实践，从引进型管理创新的宏观实现机理和微观过程机理出发，系统揭示引进型管理创新过程中的管理者作用、知识流动、组织动态能力影响作用以及不同层面引进型管理创新的差异化适配机理，为提升引进型管理创新效力提供有效的路径，以期为中国企业引进和实施管理创新的实践提供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