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现状
有关金代图书出版的研究虽然已有了一些成果，但主要集中于图书印刷的单项研究，忽略了图书的编纂与流通环节。一些印刷与出版的通史性著作对金代的论述也都较为简略，同时更没有一部针对金代图书出版进行专门研究的专著面世。
（一）金代图书出版发展的历史条件研究
目前学界关于金代图书出版发展的历史条件的研究可以说比较多，凡是论及金代印刷或出版的研究均对此有所涉及，但主要是局限于金政权所实行的文化、教育、宗教等政策的宏观层面，而且集中于探讨文化方面的原因，经济方面的发展条件无人提及。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张秀民《辽、金、西夏金刻书简史》首次谈到金搜集宋的图书典籍情况，可以说是对金代雕版印刷业发展原因的探析。[6]
张树栋等人的《中华印刷通史》在论及金代刻书事业发展的原因时认为，金政权重视发展文化事业和图书典籍的收藏。[7]
李致忠在《历代刻书考述》一书中分析了金代刻书的社会背景，认为女真文字的创制，兴学立教、尊孔读经、科举选士，乃至于大量索取宋刻图籍板片，烘托起了刻书业发展的文化氛围。[8]
冯方的《辽金刻书业的发达及其原因》一文对金代刻书业发达的原因论述较为全面，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1）仰慕唐宋汉文化，统治者大力提倡；（2）金统治者设立学制及科举取士，皆重视儒教；（3）统治者提倡佛教、道教；（4）通过战争，大肆掠夺宋的财富，外加书籍、刻书板片及能工巧匠。所侵占宋的北部地区，又多为汉人，这些亦成为金刻书发达不可缺少的条件。[9]
（二）金代图书出版管理研究
目前学界对于金代图书出版的管理问题关注的并不多，研究成果只是集中于对在平水所设的出版管理机构的考证上。
目前学界认为金在平水设立了当时唯一的出版管理机构，有关这方面的论述，最早的论断出自清代钱大昕《钱氏日钞·跋〈新刊礼部韵略〉》，钱氏认为金于平阳设有刻书机构，其官职为“书籍”，平水书坊主王文郁曾任此职。元朝设于此的经籍所是“因金之旧”。[10]这是最早关于金代出版管理机构的论述，此结论一直沿用至今。
留庵编纂《中国雕版源流考》[11]把元朝太宗八年（1236）六月“立经籍所于平阳”（平水也称平阳，详见后文）。误作为金太宗八年之事。1925年卡特在《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12]一书中也将元太宗八年立经籍所一事误认为发生于金代。此后这一误读还被一些著作沿用，如张秀民著《中国印刷史》，肖东发主编《中国编辑出版史》[13]，谢灼华主编《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14]，高信成著《中国图书发行史》[15]等。
北京图书馆编写的《中国版刻图录》[16]一书也认为平水私人开设的书坊很多，因此金元两朝政府都在当地设立了管理书籍出版的机构。
张博泉在《金代经济史略》[17]一书中也承认金在平水设有专门出版机构，并对其职责进行了初次定性，认为这一机构负责管理当地的民营书坊和书铺。
李晋林在《金元时期平水刻版印刷考述》一文中对平水所设书籍管理机构从两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首先进一步对钱大昕的观点进行论证，再次确认平阳所设机构的职官名应为“书籍”，金代平水书坊主王文郁曾任这一官职。其次对这一机构的性质和职责进行了推测，认为其与其他官方手工业管理机构类似，“负责平阳当地官方和民营雕版手工业的管理和税收”[18]。
从以上研究成果可以看出目前学界均认为金于平水设有刻书管理机构，但是其论据还不够充分，对于这一机构的性质和职责也只是进行了推测，并未形成确切的结论，所以对平水刻书管理机构的设置及其性质问题还需进一步探讨。而金代统治者对图书出版的态度、金代其他图书出版管理机构及相关出版管理措施等问题还无人问津，这也为本书的研究留下了较大的拓展空间。
（三）金代图书的编纂与翻译研究
1.明末清初对金代图书编纂概况的统计与研究
关于金代图书编纂情况的研究最早应从清初《金史·艺文志》的编撰开始，由于元人编写的《金史》无艺文志，金代图书的著述情况一直不明，直到明末清初才有人开始对金代艺文状况进行整理，相继问世了六种金代艺文志，倪灿和卢文弨的《补辽金元艺文志》（金代部分）、金门诏的《补三史艺文志》（金代部分）、纪昀的《钦定续文献通考经籍考》（金代部分）、钱大昕的《补元史艺文志》（金代部分）、龚显曾的《金艺文志补录》和孙德谦的《金史艺文略》。龚显曾的《金艺文志补录》采录《全金诗》《四库书目提要》《中州集》《归潜志》《国史经籍志》《经义考》《爱日精庐藏书志》等各书中记载的金人撰述，并以倪灿、金门诏两种三史补志和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所附辽金部分著录图书，补其缺略，以成此志。分四部40类，著录书籍451种。孙德谦的《金史艺文略》采录金人著述，共有409种。大部分加以考证，并标注出处。今人杨家骆编有《新补金史艺文志》，在汇集以上六部艺文志基础上，增收清代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
庄仲方的《金文雅》是最早的金代诗文总集，全书16卷，共选入80人的作品，包括赋、五言古诗、七言古诗、诏令、册文、奏疏等27类，卷首有作者的生平简介。张金吾《金文最》[19]搜集有金一代之文成120卷，所收金文远远超过《金文雅》，全书包括赋、骚、册文、制诰、策问、奏疏、铭等42类。陈衍《金诗纪事》是一部金人的诗评汇编，共16卷，专收金人“有事之诗”，涉及180余人。此书采用传统的诗纪事形式，汇集了比较丰富的资料。此书现有今人王庆生增订本[20]，增补240人的作品。这两部金代诗文选集，为了解金代著述情况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以上成果主要是对金代图书的种类、数量与内容的整理和辑佚，较少对其进行评述，这种情况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学界对金代图书编纂的研究方面得到了改变。
2.新中国成立以来对金代图书编纂的综合性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金史研究的范围日益扩大，金代图书的编纂问题也逐渐被纳入到一部分学人的视野之中。与明末清初之季仅关注金代图书种类与数量所不同的是，当代金史研究者更多的是开始注重金代图书内容的研究，并增加了分析述评的内容。总的来看，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从金代文化成就的角度进行论述；另一类是从图书编撰角度进行的研究，下面分别从这两方面进行介绍。
张博泉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出版的《金史简编》一书中，曾专辟“金朝文化”一章对金代的文学、哲学和史学、科技和医学成就做了全面的论述，并对各学科有代表性著述的编纂情况及其内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21]何俊哲等人的《金朝史》[22]和李桂芝的《辽金简史》[23]在总结金代史学和文学编纂成就的基础上，对所涉及的各类著述也进行了较为具体的介绍。周惠泉的《金代文学研究》一书，则针对金代文学方面的16种著述进行了评介。[24]刘时觉的《金代医籍年表》一文，著录了现存的从1127年到1279年间北方医学古籍，并分别列出每部图书的成书时间、作者、卷数和刊行时间。[25]宋德金所著《中国历史·金史》一书在金代科技成就一编中对金代语言文字、儒学、史学、文学以及自然科学与医学成就进行了全面梳理，涉及各学科著述的编纂情况，特别是对金代史学编纂情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26]齐木德道尔吉的《辽夏金元史征·金朝卷》一书，则在阐述金代的文学、戏曲及史学成就时涉及了相关著作，但该书主要以罗列史料为主，较少对图书内容等问题进行评论。[27]
曹之的《中国古籍编撰史》一书，主要是对金朝官修经史和编撰家及其编纂事例进行了介绍。[28]其还在《辽金元图书编撰考略》一文中从官修书、私人著书、图书内容、编撰形式等方面论述了金图书编撰的成就，并介绍了官方的修书机构，主要有国史院、详校所、详定所和译经所等。[29]张树栋等著的《中华印刷通史》一书，考察了金代所刻书籍在编纂形式和版本类型方面新的发展变化，认为在金代出现了比较多的对某些原有刻本的新版本，或对经、史著作的注解、摘要。[30]郭阳、高万丽的《论宋辽夏金元时期的历史编辑》一文则对金代历史编撰情况进行了简要介绍，并指出金代史学编撰兴盛，是金朝习染汉风的缘故。[31]
3.对金代图书翻译问题的研究
金代女真人创制了自己的文字，并用女真文翻译了大量汉文经史书籍，关于金代书籍的翻译研究有张秀民的《辽、金、西夏金刻书简史》，首次论及金代书籍翻译机构，并统计了金代翻译经史书籍的数量共15种。莎日娜的《辽金元时期儒家经典图书的编译及出版》一文则主要介绍了金对儒家经典图书的出版编译情况。[32]何宛英的《金代史学与金代政治》一文认为金代翻译史籍体现了女真人对汉文化的认同。[33]杨军的《女真语、汉语与女真文化》[34]一文指出金世宗用女真文翻译汉文经史，其本意为提倡女真文化，但事实上却起了相反的作用，促进了汉文化的传播。
综合以上内容可以看出，目前对金代图书编纂与翻译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具体表现在：一是对金代编纂图书的种类与数量的统计还不够全面，仍有一些遗漏；二是对于金代图书翻译的研究还较为宏观，对于图书翻译机构的设置、翻译图书的种类及其影响等方面还少有人问津。
（四）金代刻书研究
1.对金代刻书地点的研究
最早对金代刻书地点进行研究的是张秀民1959年发表的《辽、金、西夏刻书简史》一文，通过考证后张秀民认为，“金代十九路中有刻书地点可考的共九路”，刻书中心有中都、南京、平阳[35]和宁晋四处。[36]张先生的这一结论，基本上为后来的学者所沿用。如李致忠的《古代版印通论》[37]《历代刻书考述》[38]《中国出版通史·宋辽夏金元卷》[39]等著述，均采用此说。
2.对金代刻书系统的研究
我国古代刻书系统一般分为官方刻书、私人刻书、寺院和宫观刻书三大系统，官刻指中央和地方各官署的刻书，私人刻书包括坊肆刻书、家宅刻书。目前对于金代刻书系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央和地方官署刻书、坊肆刻书和寺院宫观刻书三个方面，还没有家宅刻书的研究成果。
（1）对官方刻书的研究
1935年张秀民在《金源监本考》[40]中第一次对金国子监刻书进行考证，指出金代国子监刻书可与宋国子监媲美。具体考证出金国子监印本33种，以及疑似国子监刻本的女真字译本15种。1959年张秀民又于《辽、金、西夏刻书简史》[41]中指出金代官方刻书机构除国子监外，还有史馆也参与刻书。
李致忠的《历代刻书考述》[42]叙述了金代官方刻书概况，指出金代官方刻书首推国子监，在金国子监设立之前，北宋汴京旧监仍在刻书，可视为金代国子监刻书的序幕。另外又指出《地理新书》和《东狩射虎赋》也是金国子监所刻，并推测金的官方刻书机构还有弘文院、秘书监、史馆等。此后李致忠先生还出版了《古代版印通论》[43]和《中国出版通史·宋辽西夏金元卷》，基本沿续《历代刻书考述》中的结论。
对金代官方刻书机构和所刻书籍进行论述的成果还有很多，但都没有超越以上两部著作的研究结论，因此这里不一一赘述。
以上对金代官刻的研究中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如对于官方刻书机构的考证还不全面，官方刻书的数量、特点及作用等问题的分析还无人论及，都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2）对书坊刻书的研究
由于金代平水为书坊中心，所以对金代坊刻的研究也大多集中于对平水书坊的研究。平水是金代的主要刻书中心之一，学界对金代刻书地点的研究基本上是围绕着平水的相关问题而展开，具体来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平水名称及其地理位置的研究。
平水也称平阳，其原因于霞裳在《金元时期平水印刷业初探》[44]一文中有所探讨。于霞裳认为：“平水板书籍的刻印早在金平水县设置之前，故‘平水’并非取义于县名。因‘平阳府倚郭有平水，是平水即平阳也’。故金人刻书不称平阳而称平水。”在这里，于先生否认了先前有人提出的“平水”一名取自平水县的说法，认为平水名称的由来是因为平阳府附近有一条被称为“平水”的河流，所以金朝人向来称平阳所刻之书为平水板书籍，因而平水也就成了平阳的另一称呼。刘纬毅的《山西古代刻书考略》[45]一文则认为，由于山西临汾在平水之阳，故古称平阳，又作平水，并得出了平水即今山西临汾的结论。
至于平水的准确地理位置，学界目前基本形成统一认识。最早是刘国钧在《中国书史简编》[46]一书中提出：金代刻书中心在平水，而平水就是现在山西的洪洞和赵城县。毛春翔《古书版本常谈》[47]一书则认为，“平水在今山西境内，据说其地当在今新绛县境。”后张承宗在《金代刻书中心平水考辨》[48]一文中则通过考证得出金代“平阳府”为今天的临汾、平水为“今山西临汾一带”的观点，否定了以上“平水在洪赵一带”及“平水在今新绛县”的两种说法。李晋林在《金元时期平水刻版印刷考述》[49]一文中进一步论证了张承宗的观点，认为平水非金平水县，而是山西临汾的别名，又由于历史上临汾曾称平阳县，故“平水”指的就是金的平阳。宋德金在其论著《金史》[50]一书中也认为平水即山西临汾，别称平水，以城南有汾水支流平水而得名，故所刻书籍称“平水板”。另外如魏隐儒在《古籍版本鉴定丛谈》[51]一书中也对张承宗的观点表示了认同。
由上可知，不论平水因何而得名，平阳和平水均指一地已成为了大家的共识，大多数学者同意平水即现在山西临汾的观点。
第二，关于平水成为金代刻书中心原因的研究。
清代版本学家叶德辉在《书林清话》[52]一书中撰有“金的平水刻书之盛”一文，指出金代平水汇集了众多的书坊，成为金代坊刻最集中的地区，形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金源分割中原不久，乘以干戈，惟平水不当要冲，故书坊时萃于此”，即平水地区不是军事要地，很少受到战争的破坏，社会环境安定，因此书坊业在这里发展起来。
王欣夫在《文献学讲义》[53]中也认为平水环境较为安定，北宋的文人和刻工为了躲避战乱大多迁居到这里，政府鉴于这种情况便在平水设立了刻书管理机构。
于霞裳在《金元时期平水印刷业初探》中补充钱大昕的观点，分析平水成为金代刻书业中心其原因有三：“第一，受北宋的影响，河东南路在北宋时已兴起刻书之风；第二，具备雕版印刷所需要的木、纸、墨等物质条件；第三，平阳非兵家要地，得以休息恢复。”[54]
张博泉在《金代经济史略》[55]一书中指出平水阳印刷业发达的原因有以下两点：第一，金代山西南部因受战争创伤最轻，对生产的破坏也较小，经济环境相对安定；第二，具备印刷业发展的良好物质条件，如平水当地盛产刻版所用的枣木和梨木，重视造纸所用的原材料竹子的种植，以及具有优越的造墨条件等。
张承宗在《金代刻书中心平水考辨》[56]一文中根据杨守敬的手跋“考金元之世，平阳立经籍所，故一时书坊印板，麋集于此”，指出平水刻书发达的另一种原因是金在平阳设立了“经籍所”，这一刻书管理机构的设置，吸引了大多数书坊汇集到平水经营。
李致忠在《历代刻书考述》[57]中综合了张博泉与张承宗两人的观点，认为平水社会环境安定，又拥有丰富的印刷物质条件，再加上官书局的带动，是促使平水成为金代刻书中心的原因。
李晋林《唐宋时期山西刻版印刷史考述》[58]一文分析指出宋时的山西具备了刻版印刷业发展所需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和物质资源，认为山西的刻版印刷事业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和历史条件，也为金元时期山西平水刻版印刷业进入辉煌阶段做了有力注脚，驳正了学术界流行的“平水本”外来之说。
以下是平水书坊的研究成果介绍。
清代版本学家叶德辉在《书林清话》[59]一书中根据各家藏书目录考证出金平水书坊共有7家，所刻书籍可考的有13种，这是对金代坊刻最早进行研究的著作。张秀民在《辽、金、西夏刻书简史》中考证出平水4家书坊及其所刻书籍，并在其后来的《中国印刷史》一书中又对平水书坊所刻书籍有进一步补充。张博泉在《金代经济史略》一书中对金代平水刻书有较高的评价，认为“平水印刷术超过北宋，而且南宋、元也不能与之相比，开后来元刻平话附图及明刻传奇附图之先声”。[60]王欣夫在《文献学讲义》[61]“金代平阳刻书的盛况”中认为平水刻书业的繁荣不亚于同宋的浙、蜀、闽三省，并针对叶德辉的研究又补充了12种平水所刻的书籍。漆侠、乔幼梅著《辽夏金经济史》[62]一书对金代平水坊刻情况进行了叙述与评价，认为金代雕版印刷业相当繁荣。李晋林在《金元时期平水刻版印刷考述》[63]中统计了现在所知的金平水刻本，现存实物加上见于文献记载的总数为24种，刻坊共10家。戚福康在《中国古代书坊研究》[64]中估计金代平水有书坊20家以上，书坊刻书在数量、种类和某些书籍的装帧设计方面超过了已经较为发达的官刻。张树栋等著的《中华印刷通史》[65]讨论了金代坊肆的特点，认为金代的书坊从内容到形式，注意多出版印刷大众喜闻乐见的书籍，以满足群众的需要，也便于营利。图书内容品种丰富多彩，对于活跃书籍市场，传播知识、发展学术和提高社会文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以下是对其他地区书坊的零星研究。
张秀民在《辽、金、西夏刻书简史》中考证出金代书坊还有汴梁书坊刻《如庵小稿》、宁晋荆氏书坊刻《五经》等书和太原刘氏书坊《伤寒直格》。后人的研究均遵从张秀民先生的观点，不一一列举。宋德金在《金史》[66]中认为金太宗、熙宗年间，女真“内地”民间已有刻书作坊。
综上可见，对金代书坊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平水书坊的研究，对平水以外各地书坊还缺少足够的重视。并且对平水书坊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对平水书坊的名称、数量和所刻书籍的考证，对于书坊的经营管理状况较少涉及，目前也只有一部著作对金代书坊刻书及经营特点进行了论述。
（3）对寺院与宫观刻书的研究
张秀民在《辽、金、西夏金刻书简史》中论及金代佛经的刊刻时指出金代崇佛，大寺庙成为大地主和高利贷者，因此有钱刻经来宣扬佛法。张秀民还在该书中对金代宫观刻印道藏的情况进行了考证，指出亳县太清宫印过《道藏》，中都天长观刻有《大金玄都宝藏》。
金代寺院雕印了一部《大藏经》，1933年在山西赵城广胜寺首次发现了这部《金藏》的原本，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数量最多的金代出版实物。因为金代刻本流传下来的实物较少，所以《赵城金藏》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对金代寺院刻书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对《金藏》的研究上。
1935年蒋唯心发表了《金藏雕印始末考》[67]，将其对《金藏》的研究成果公之于众，蒋唯心在对《金藏》内容仔细研读的基础上，结合史料记载考证了《金藏》的刻印始于皇统九年（1149），到大定十三年（1173）完成，刻印佛经的发起者为崔法珍，刻印地点为山西解州天宁寺，并分析了《金藏》的版式和装帧。
李富华《〈赵城金藏〉研究》[68]一文重新考证，认为《赵城金藏》最早的刻印时间是天眷二年（1139），否定了蒋唯心所说的皇统九年（1149）。
何梅在《赵城金藏的几个问题》[69]一文中通过对《赵城金藏》的进一步考察和研究，指出《金藏》的开刻时间仍是蒋唯心考证的皇统九年（1149），否定了李富华所说的刻于金天眷二年（1139）的观点，还在文中指出了《赵城金藏》中同本异译经的排序有错误及错误产生的原因。
张德光在《关于赵城〈金藏〉研考中几个问题的商榷》[70]一文中据山西绛县现存元大德元年（1297）《雕藏经主重修太阴寺碑》的记载，分析指出《金藏》是由天宁寺寔公法师和崔法珍大师二人先后主持完成的，补充了前人认为《金藏》由崔法珍一人募刻的说法，并指出《金藏》的雕印，是依赖平水成熟的雕印技术完成的。
综上可以看出，目前关于金代刻书系统的研究还不全面，对金代家宅刻书的研究还无人问津，对于各刻书系统的专门研究中也还存在盲点，有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五）金代图书的装帧设计
张秀民的《中国印刷史》对金代图书所用字体、简化字、避讳及装式等进行了考论，指出金本中已经大量使用简化字。李致忠《古代版印通论》对现存金代刻本的版式进行了介绍。以往的研究对金代图书版式的描述与介绍都比较详尽，不足之处在于没有探讨其与图书传播的关系，也就不能发现这一环节与实现出版目的的关系。
（六）金代图书流通研究
图书流通是图书出版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图书社会价值得以实现的关键步骤，但由于人们对此关注不够，所以金代图书流通的研究成果并不多。以下为有关金代图书流通的主要著作。
张秀民在《中国印刷史》中首次论及金代图书的流传，指出西夏曾向金购买儒、释书籍，宋流向金的书籍多，而金流向宋的则较少，现知由金入宋的图书有《宋徽宗谢表》《释书品次录》。郑士德著《中国图书发行史》[71]从图书发行的角度对金代书坊的经营策略和金代图书市场热销的图书种类进行了考察。该书指出中都书坊印卖考试参考书；平阳书坊印卖小说、戏剧唱本、年画、医书、类书；宁晋书坊印卖儒家经典。书坊的经销之道在于，刊刻书籍适销对路，刻印精美，定价低廉，薄利多销。金代图书市场长销书有热销燕京的北宋名人诗文集，此外还有年画和谢表等。该书还指出藏书家的收藏对书籍流通的影响。来新夏在《中国图书事业史》[72]中也谈到金代书籍与南宋之间的流通。陶晋生《女真史论》一书中关于金宋间书籍交流的方面采用了张秀民的研究成果，同时还进行了补充，认为王若虚的《经史辨惑》一书曾流到南宋。[73]程千帆、徐有富撰《校雠广义·典藏编》[74]中通过对金孔天监《藏书记》一文内容的分析指出，金时图书流通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并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共识与影响。
以下为有关金代图书流通研究的主要论文。
刘浦江在《文化的边界——两宋与辽金之间的书禁与书籍流通》[75]一文论述了宋金之间通过榷场贸易与走私贸易两个渠道进行的书籍流通情况，并对参与流通的具体书籍进行了考证，文中还反驳了陶晋生关于王若虚著作传入南宋的观点，并指出金初期对南宋实行书禁政策。甄士龙《薛史的亡佚与金朝的禁书》[76]一文认为金朝对《旧五代史》的禁用与《旧五代史》的亡佚有关，并推测金朝禁用《旧五代史》是为了尊崇欧阳修。薛瑞兆《论金国与南宋之间的艺文交流》[77]一文对金宋之间艺文交流的渠道和参与流通的书籍进行了详细考证，指出金与南宋之间艺文交流的渠道有移民携带、谍人窃取和榷场买卖。孙丽军《金代的图书事业》[78]一文也涉及了一些金代图书流通情况。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目前学界对金代图书流通的研究只注意金与周边政权之间的图书交流，未能对金政权内部的图书流通进行考论。即使是对金与周边政权的图书交流的研究，也只谈到金与南宋之间图书流通，未涉及金与西夏以及金与蒙古之间的图书流通情况。关于图书流通对图书出版的影响及对金代社会的影响也几乎无人论及。
综上所述，金代图书出版的研究还存在盲点，如金对图书出版的管理，金代家宅刻书状况，金政权内部的图书流通方式，金的图书向西夏、蒙古的流通，金代图书出版与金代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等，这些都值得我们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