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国模式”存在的问题

对“中国模式”要做两面观，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可妄自尊大。

“中国模式”支撑了30年来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崛起，同时也带来和积累了大量的矛盾和问题。

这些问题主要有：

第一，过于偏重GDP增长。

重增长速度而对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素质关注不够，显然弊病越来越明显。况且经济不可能始终高速增长，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也不可能单靠经济增长来支撑，否则，结构性、素质性、社会性矛盾会越来越突出。

第二，过于偏重投资拉动。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一直与高强度投资密切相关。从2004年开始，中国的投资占GDP的比重超过40%。2003年到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量年均54%来自投资。有人曾不恰当但不无道理地把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概括为“投资、再投资”的模式。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平均投资率在21%左右。但中国目前消费率仅为48%左右，而全球平均水平是80%。中国也想扭转这种格局，但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爆发后，为保持GDP高速增长，中国又只能选择加大投资。4万亿财政投资和10万亿银行信贷资金再次把投资率推高到60%以上。与此同时，中国多年来消费率不增反降。尽管各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情不同，投资率与消费率会有较大差异，但中国经济如果长期处于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的增长模式状况，那肯定是不可能持续健康发展的，因为它会越来越导致产能过剩和资产泡沫等问题。我们认为，投资始终对中国经济发展占有特殊地位和作用，但目前和今后中国经济应更多地转变为消费拉动型的增长。

第三，过于偏重经济突进。

“发展是硬道理”往往成了“经济发展是硬道理”；“经济发展是硬道理”又往往成了“GDP增长是硬道理”。所以，经济发展一条腿长，社会发展一条腿短，公共教育体系、公共卫生体系、社会保障体系等各项社会事业发展不快，教育、医疗、住房等成为广大群众反映最强烈的民生问题，严重影响社会和谐与稳定。过去的发展模式过于重财富增长，轻社会福利水平提高。经济、物质意义上的财富增长很快，但社会人文、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社会管理、社会公共安全、社会公共秩序等公共产品发展不快，影响了社会的协调性和和谐性。

第四，过于偏重国际市场。

外贸出口增长很快，创汇很多，但国内需求开拓不足。这种过度依赖外向型经济（2008年中国外贸依存度达60%）的增长方式，不仅风险很大，而且未来发展也难以可持续地走下去。对于发展中的大国中国来说，只有将经济发展更多建立在扩大内需的基础上，才能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第一阶段的工业化，震动了世界。大规模快速的工业制造使得中国需要大量的资源消耗，因而也带动了那些大宗商品生产国的经济繁荣。大量价格低廉的中国商品出口至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虽然对这些国家的就业机会产生一定影响，但也帮助其抑制了通货膨胀，第一次使人类数千万人能负担得起大量消费品的消费。中国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正步入第二阶段（第二季）的发展，将同样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这个阶段，消费将从投资手中接过经济增长的指挥棒。第三产业、服务业将作为经济的重要部分而快速增长，而传统工业制造将明显收缩。过去更多依靠廉价劳动力的大宗商品密集型大规模生产将让位给更绿色和清洁的生产方式。

第五，过于偏重低成本优势。

低价的资源，低廉的劳动力，再加上低利润的加工生产，使中国企业缺乏转型升级的紧迫性，国际竞争力也难以提升，创新动力不足。如果不能形成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新竞争优势，中国将长期停留在“U”型曲线的中间段，徘徊在国际产业链的中低端。随着土地、能源、人工等要素成本的上升，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我们所依赖的低成本“比较优势”也将不复存在。

第六，过于偏重拉大收入差距。

劳动力成本过低，工薪增长不快，收入差距扩大，重做大蛋糕，轻蛋糕合理分配，社会矛盾增加。

过去的发展模式过于偏重经济领域体制、政策的变革，轻社会管理、社会建设方面体制、政策的创新。

如此等等，都反映了我们过去形成的发展模式、方式和路子，既创造了发展奇迹，又带来了种种发展弊端和难题。这样的发展模式不太注重结构的优化、效益的增加、过程的可持续和成果的共享，难以实现质与量的统一、好与快的统一、物与人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

因此，“中国模式”不是十全十美的，是需要在发展变化中不断丰富、创新发展的。从当前情况看，转变发展方式已成为创新“中国模式”的当务之急。

第七，科学发展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又一个重大抉择。

“尽管直至今日，人们对现代化的具体内涵还有不同认识，但三百余年世界近代史演进所锤炼的共识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是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共同目标，是社会历史进程中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如何应对现代化，怎样实现现代化，已经成为决定一个国家兴衰的最终因素、成为决定一个民族命运的关键抉择。”

“新中国这个现代化的后来者，既要在短期内完成西方国家几百年才完成的现代化任务，又要避免落入‘现代化陷阱’；既要考虑同世界现代化接轨，又要考虑中国的社会基础和现实可行性；既要有统一的总体目标，又要与现代化的动态过程相适应。”^[6]

今天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性关口：如果说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现代化进程中，分别经历了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改革开放决定中国现代化命运的两次重大抉择，那么今天，从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特点出发，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我们又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时代命题，并以社会整体发展方式的转型，推动中国新的历史性变革。

转变发展方式，推进科学发展，这是决定中国现代化命运的又一次重大抉择。

社会制度转型，经济体制转轨，发展方式转变。三次变革，处于不同历史时期，源于不同历史环境，反映了中国现代化建设历史进程的阶段性特点。如果说第一次“政治制度”抉择打下了中国现代化的制度基础，创造了新中国60年国强民富的辉煌成就；第二次“经济体制”抉择，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参与全球竞争，激活了中国现代化的动力源泉，带来了改革开放30年的飞速发展，初步实现了由经济弱国到经济大国的转变；那么，这次“发展方式”抉择，将确定中国现代化的正确路径，奠定未来中国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格局，实现由经济大国到世界经济强国的转变，也就是真正实现富民强国、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

中国发展模式创造了令世人赞叹的发展奇迹，也埋下了诸多令人头痛的发展难题，需要与时俱进，变革创新，充实完善。那么，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发展模式取向是什么呢？发展方式将发生哪些新的变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