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模式”诞生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意义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国内外不少人对中国改革开放过程、发展实践、发展成就、发展现象等进行了多角度多侧面的研究探讨。其中概括最集中也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中国发展道路”、“中国崛起”、“中国模式”。[2]
1.“中国模式”的问世
进入新世纪，基于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成就的“中国模式”不但应运而生，而且越来越引起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兴趣。“中国模式”成为对中国改革开放实践和发展成就及其特点的最“经典”的概括和表述，并引发了广泛争论。
“中国模式”概念首先是由关注中国问题的国外研究人员和媒体提出来的。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解放风生水起，改革开放如火如荼，经济发展迅猛强劲，人民生活普遍改善，社会生机盎然，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于是，西方一些学者、政要由原来断言“中国崩溃论”转而提出了“中国威胁论”，认为逐渐强大起来的中国必定会对世界构成威胁。但事实恰恰相反，中国的发展不但没有对世界和平和全球发展构成威胁，而是推动世界和平和全球发展的强劲动力。
面对这一客观现实，西方一些学者和研究人员又开始进行较为严肃的反思：中国道路为什么行得通？中国成功的奥秘是什么？中国发展经验对世界、尤其对发展中国家有没有普遍的意义？中国发展将给世界带来什么重大影响？等等。
到了2004年前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经验似乎有了新的认知和概括，开始提出了“中国模式”这一概念。例如，2004年4月20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文章，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经验，为发展中的国家提供了有别于西方的发展模式。
2.“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
2004年5月，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在伦敦作了题为《北京共识》的演讲，论文随后发表在英国著名的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网站上，旋即在欧洲、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引起强烈反响，中国的经济奇迹及其背后的“中国模式”一时成为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
库珀在文中指出，“北京共识”具有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如设立经济特区）、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如处理台湾问题）以及循序渐进（如“摸着石头过河”）、积聚能量和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如积累4000亿美元外汇储备）等特点。
“北京共识”的目标是：在保持独立的同时实现增长。库珀认为，“北京共识”为世界带来了希望，正在吸引那些怀着追求发展与安全的雄心，但数百年来却囿于过度依赖发达国家援助而接连失败的发展模式的国家。“北京共识”使每个国家都看到了靠自己成为一个强国的希望，虽不至强大到足以称霸的程度，但至少可以强大到实行自决。
作者讲的“北京共识”是与“华盛顿共识”相对而言的。为此，他又把“北京共识”称为“中国模式”。自此，《北京共识》一文就拉开了世界舆论对“中国模式”高度关注的序幕，全球各主流媒体对“北京共识”、“中国模式”展开了广泛讨论。大多媒体和学者认为，中国依靠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模式，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快速崛起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有别于西方发展模式的“中国模式”。
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试图向世界输出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模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华盛顿共识”曾一度风靡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效仿，而这些国家大多以失败告终。中国的发展成就和发展模式却令世人赞叹，备受世界关注。
由此可见，“中国模式”提出的时代背景，首先是中国改革开放快速发展的结果，其次是世界进入后冷战时期国际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的产物，同时也是世人多角度审视、思考、探索各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的成果。作为一种具有特定时代背景、内涵理念的学术概念，“中国模式”的确是21世纪初由国外学者首先提出来的。
3.颇有争议的“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提出后，境外、国外讨论一度较热，而国内学界在观望、沉寂了一个时期后，逐步越来越多地予以关注，研究成果也颇为可观。但认识不一，多有争论。
多数学者持有限的肯定态度，也有一些学者肯定其所涉的基本内容，但不主张提“中国模式”，还有的学者根本不认为有“中国模式”。有趣的是，据2008年人民论坛杂志社联合人民网、人民论坛网等进行的一次“你如何看待中国模式”的专题调查，结果却有74.55%的受调查者认为有“中国模式”。
中国官方一直保持低调，但《人民日报》发表的一些重要评论文章中，却事实上予以了认可。因为作为官方性质的作者“任仲平”，在官方色彩很浓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半官方的《改变历史的“北京时间”——写在新中国成立60年之际》的长文。文中鲜明地肯定了“北京时间”、“中国模式”：“‘北京时间’，‘中国道路’。全世界都在适应这个重新走向舞台中央的大国，希望从它的足迹里，解读这条迥异于西方的现代化路径。正如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所说的，‘中国在世界中地位更替的作用如此之大，恐怕须三四十年才能找到新的平衡。仅仅将它看成一个加入进来的大国是不行的，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个’。”“60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瞬间，却如此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命运，改变了全球发展的格局和世界历史的走向。”
作者在文中还进一步阐述了“北京时间”、“中国模式”，即创造中国现代化“奇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世界意义”：正是这条道路，“让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开启了改变历史的‘北京时间’，并在60年的岁月、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的进程中，不断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表’，与中国国情和社会实践‘对表’，与时代要求和世界潮流‘对表’，最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新型社会制度的发展模式”。
作者认为，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改变了现代化的“单向趋同”，“拓宽了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丰富了人类对于社会发展规律和道路的认识，促进了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3]
4.“中国模式”的内涵就是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对“中国模式”所指的含义和内容，人们是从不同的视角来理解的。主要有：
第一，用来概括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成功发展的经验。主要指向中国发展经济及其相应的市场经济体制变革，同时又保持国家独立、社会相对稳定的实践经验。所指内容相对有所限定和侧重，其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也相对较淡些。
第二，用来概括发展中国家快速推进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独特路径及其意义。试图通过分析中国的改革开放及快速崛起的成功经验，进而揭示“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普遍适用的、有别于西方发展模式的“经验”。
第三，用来诠释与印度模式相区别的特性。由于印度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而且发展速度也比较快，所以有“印度模式”之说。特别是一些西方学者，尽量拔高印度模式的优势，强调印度模式的西方特性及西方价值，试图从另一角度证明美国及西方模式的普适价值，以削弱中国崛起及中国模式对美国和西方模式所造成的影响。
第四，用来概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道路。国内外有不少学者持这一观点。笔者认为，“中国模式”可以较适当地概括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的进程及成功经验。30多年，中国的确在探索、创造中走出一条发展道路。这条“中国道路”既不是原苏联发展模式的简单继承，也非西方式发展模式的照搬。“中国模式”是基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经过不断实验和完善而形成的一整套能够推进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长期稳定和谐、人民普遍幸福、国力不断增强的理论体系和制度架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成功破解了许多重大理论和实践难题，把一些看似矛盾的东西有机结合起来，比如既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又注重政府的宏观调控；既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使国有经济牢牢掌握国民经济命脉，又引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使经济发展更具活力；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既积极发扬民主，又努力保持稳定；等等。“中国模式”实际上是对当代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即改革了原来被证明行不通的计划经济、高度集权、缺乏自由流动、封闭自守、单调贫穷的“社会主义模式”，接受了追求市场、适度分权、自由开放、富裕和谐等价值。“中国模式”实际上也可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实践、基本经验、基本价值等）的意义上来理解。
我们认为，如果概括地说，“中国模式”的基本内容和特征，就是在现时代背景下，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而走出的一条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之路。因此，“中国模式”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模式；是社会主义当代化的模式；是新形态的市场经济模式；是发展中大国的赶超模式；是上述方面内容综合而形成的当代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政党建设的基本理论及基本实践经验。
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认为，“中国模式”是一个高度凝练、所含内容丰富、具有相当科学性的概念。它可以成为一个更具有客观性、中性的学术用语，在更广的范围和层面上为国际学者所认同，便于国际对话和交流；也可以用更宽的视野以思考、总结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的进程及其经验。
我们同样认为，从国际战略上讲，作为中国官方应对“中国模式”持审慎、容可的态度，但不宜轻易过多地公开采用，但学术界是可以广泛讨论的。
我们还认为，认可“中国模式”并不等于要输出中国模式。事实上，任何一国的发展模式主要是适用于本国的，世界上永远也不可能有适用所有国家的发展模式。
我们更认为，无论用“中国道路”、“中国模式”，还是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是历史的、动态的过程，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它现在是，今后仍然是一个不断成长、不断成熟、不断创新的过程。
5.“中国模式”有世界性意义吗
我们说“中国模式”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实践的理论概括，主要适用于中国，而不主张输出和广为宣传，但这并不意味它没有一些普适价值，没有一点世界性意义。
第一，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本身就具有世界性意义。
事实上，在当今世界，人们不但关注“中国模式”对中国发展的意义，而且更关注它对世界发展的价值和影响。这也是西方人比我们更关注“中国模式”的原因。
我们简要回顾一下西方主流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评论基调，那是十分有趣的。大约在中国改革开放前十年时期，西方社会对中国满怀欢喜，以为中国也会演变为西方式国家；改革开放中间十年时期，大约苏联演变、中国“八九风波”后，西方先是围堵、制裁、遏制，随后掀起一波波的“中国威胁论”；改革开放后十年时期，西方越来越意识到中国崛起不可遏制了，中国事实已经强劲地崛起了，于是西方对中国又有了“中国模式”、“北京共识”、“大国责任论”、“利益相关者论”也热起来了。国际金融危机后，又出现了一种崭新的“中国独秀论”。
不管叫不叫“中国模式”，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模式”，的确是推进了中国的快速发展，的确是不同于苏联和美国模式的，也的确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自己在探索创造中形成的。
“中国模式”拓宽了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可以为人类文明作出重要贡献。中国的实践和经验，无论是对传统的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无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有着重大的世界性意义。我们不可夸大其世界意义，但它的确是在一个具有13多亿人口的大国快速推进了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国现代化本身就具有重大的世界性和时代性意义；“中国模式”无疑还借鉴、吸取、传承了人类发展中具有普适性的文明成果；中国结合国情和世情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实践中的探索、创造及其成果，也毫无疑问包含着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可以借鉴的一些宝贵财富。
第二，“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借鉴价值。
“中国模式”在西方已经讨论多年。从总体上来说，“中国模式”对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是具有不同意义的。对很多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模式”的意义在于其到底能否成为有别于其他模式的一个替代模式。
2012年1月2日，阿根廷《文摘报》刊发作者安赫尔·比利亚里诺发自北京的文章，题目为《“中国模式”作为西方模式的替代选择赢得拥护者》。
文章认为，在西方正因债务危机、无力创造就业和低经济增长率而悲观失望，对未来忧心忡忡时，中国却昂首挺胸，为所取得的成就和对全球危机的免疫感到自豪，保持10%左右的经济增长率所赋予的地位，增强了中国的自信心。中国政府到海外投资，借钱给我们，给我们上管理课，要求我们“戒掉负债瘾”。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开始提议将“中国模式”作为西方模式的替代选择也就只是时间问题。
文章指出，最近几个月来，已经有数十篇文章和多部著作提出了不同程度效仿“中国模式”的建议。在旅居中国的西方人中间，这已经成为茶余饭后必不可少的话题。有些人只是建议仿效中国的一些做法，例如加强对市场的监管，实行战略部门国有化和赋予政府在与私人部门打交道时的权力等。也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政府的整个思想纲领都比自由主义民主更高级，也更有效。这样的声音仍然是少数，但反映出的热忱是多年前在谈到替代模式时不可能感受到的。
文章说，实际上，引进“中国模式”在其他地区已经是讨论了多年的话题。在亚洲和非洲，这是经常出现的议题，一些政治家也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偏爱。
尼日利亚前总统奥卢塞贡·奥巴桑乔曾表示愿意看到一个“中国领导的世界”。马达加斯加前总统马克·拉瓦卢马纳纳说：“中国是变革的典范，我们非洲应该学习你们的经验。”拉美对这一观念的热情没有那么高，但也有一些重量级的支持者，包括右翼和激进左翼人士。旅居拉美的德国社会学家海因茨·迪特里希曾经说：“中国以孙子的智慧避免了动荡，在争取地缘政治地位中凭借战略坚定性和战术灵活性辩证地前进，为拉美的进步政府树立了扩张性对外政策的榜样。”
一些享有一定声誉的欧美分析家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如经常发表一些挑衅性言论的意大利经济学家洛蕾塔·纳波莱奥尼在最新著作《毛式经济学》中，阐述了中国制度的优越性。作者展现的是中国制度可爱的一面，他甚至比共产党本身还要激动，认为中国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有能力比西方民主更好地分配财富，但这与中国近年来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有些矛盾。[4]
第三，“中国模式”意味着挑战西方的“价值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的发展模式基本上分为以苏联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和以美国为主体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前者是高度集中、政府管控的计划经济；后者是自由市场经济。在政治层面上还有民主、法治、集权等种种争论。苏联模式解体后，几乎只剩下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模式了。美国在冷战结束后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有力量推行其模式，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华盛顿共识”。但不管是欧洲还是美国，在推行其模式方面并没有获得很大的成功，很多采用西方模式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因此得到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民主政治的稳定。尤其在这次发端于美国、进入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所暴露出来的根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作用失灵所导致的（政府作用失灵是指政府的不作为以及错误的作为），更使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发展深受冲击，大为失色。
在这种情形下，“中国模式”更具有了特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更多的是发展经验问题，那么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来说，则更多的是一种价值问题。对很多西方人来说，“中国模式”意味着是对西方价值的挑战和竞争。
6.美国《时代》周刊用印度“孟买共识”贬“北京共识”
关于中印发展的讨论近年来成了热门。近年来印度的GDP增速基本上都保持在7%左右，在没有政府大规模投入情况下，增长能够达到7%，说明这个国家的企业非常有活力。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质疑中国经济增长到底能给中国老百姓带来多少福祉。中国的改革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8—1993年左右。那个阶段的经济增长给中国老百姓带来巨大的福祉。第二个阶段是从1993年以后，中国走上了一条重投资、轻消费，重政府税收和企业盈利、轻家庭和个人收入的道路。黄亚生先生认为和自1993年以后所谓“北京共识”的“中国模式”相比，印度体制的优势变得越来越明显。“北京共识”的“中国模式”和“印度模式”最大的差别是个人收入。印度的工资已经连续多年以高于GDP的速度增长。如果考虑到这个因素，我国在工资方面与印度的差距可能更大，因为相当一部分工资不得不承担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提供不足的空缺。[5]
正当“北京共识”、“中国模式”广为传播好评之际，西方也有不少媒体和人士以各种方式贬低中国。特别是在世界各地普遍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华盛顿共识”越来越缺乏吸引力的背景下，有些人另有目的地抬出了印度的“孟买共识”，并以此与“北京共识”说优劣高低，企图贬损、打压“中国模式”的影响力。
下面，我们全文引用美国《时代》周刊上的一篇文章，可以供我们分析思考，更可以让我们保持清醒头脑。
【美国《时代》周刊网站10月29日文章】题：
印中比较：哪个是发展中国家的最佳典范？
作者：迈克尔·舒曼
在减轻贫困、建设工业、创造就业机会，以及把经济实力转变成政治实力方面，中国都创造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纪录。中国的崛起让西方怀疑其所珍视的民主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原则是否还站得住脚。一些人于是认为，中国倚重国家的、半市场性的经济——即“国家资本主义”——比较适合于满足现代世界的需要。建立在专注于自由市场和自由竞争基础上的“华盛顿共识”正在被“北京共识”所取代。
但是，北京共识是否真的是穷国有效的模式呢？奥巴马的经济政策助理拉里·萨默斯在最近一次演讲中提出，印度的政治经济模式——他称之为“孟买共识”——可能会最终取得胜利。
也许到2040年，人们的讨论将较少地围绕“华盛顿共识”或“北京共识”，而较多地围绕“孟买共识”——第三条道路，它不是基于已经被证明过时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思想，或者最终将被证明不会取得持久成功的资本主义思想，而是建立在民主发展式国家的思想基础上，不是受到从重商主义角度重视出口，而是受到以人为本地注重提高消费水平和扩大中产阶级的推动。
因此，哪个才是比较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的模式——“孟买共识”还是“北京共识”？
在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国家和两个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间的比较中，印度通常以失败告终。印度的经济增长一贯地落后于中国。印度根除贫困的速度不如中国快，即使印度实行追求经济增长改革的起步时间要比中国晚12年。这给印度的穷人带来了可能达到危险程度的失望情绪。印度竭力与中国在大型的、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方面竞争，其所吸引的外国投资不如中国多。在实施政策或建设急需的基础设施方面，印度分裂的政府要比中国政府行动缓慢，只需把北京组织完善的2008年奥运会与新德里令人难堪的2010年英联邦运动会相比较即可一目了然。
但与此同时，印度的政治经济制度与中国相比也有一些经常被忽略的优势：
比较均衡的经济增长。每当经济学家们谈论中国时，他们的重点都是“恢复均衡”的需要问题。这就是说，中国在经济增长方面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因而需要加强私人消费的作用，以使经济增长较为均衡。印度已经达到中国想要达到的水平。与中国经济相比，在印度经济中，消费发挥着大得多的作用。因此，印度无须实行让全球经济变得扭曲的政策。事实上，印度从世界其余国家购买的东西要比卖出的多。印度的经济增长受国际经济冲击的程度要小得多。
比较具有理性的公司和银行。在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下，国有银行体系和大公司很容易沦为政府命令与政策重点的受害者，以致带来资产泡沫、产能过剩和金融体系被削弱等问题。印度公司与中国公司相比，较为注重盈利能力。印度银行历来倾向于较低的不良贷款水平。虽然近年来，中国的不良贷款比率显著降低，但人们仍然担心，为了在严重的经济衰退期间促进经济增长的、2009年在政府支持下的信贷大发展，可能会在今后几年内侵蚀中国银行的经营战果。此外，印度的私营部门负债率较低。据统计，2009年，中国私营部门所获得的银行信贷达到GDP的148%，相比之下印度却只有54%。
7.“中国模式”也要在发展实践中丰富完善
世界发展道路、方式方法是丰富多样的，并不存在唯一的选择。我们走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印度也走适合自己的道路。“印度模式”有自己存在的客观理由和特点，我们“中国模式”也有自己的历史、现实的依据和优势。他们在许多方面可以相互交流借鉴，并不存在谁高谁低、谁赢谁输的问题。开展科学严谨的讨论当然欢迎，但倘若另有政治图谋，那就有失斯文了。
但不管怎样，我们一方面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充满自豪自信，另一方面则要保持客观清醒，看到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不断改革创新，不断充实完善。
近年来，由于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中国应对危机的举措和成效，“中国模式”更令世人关注。同时，人们对西方市场经济、西方民主、西方政府管理等都有了新的认识。这里既涉及各国各民族发展模式、道路的多样化问题，又涉及人类世界文明发展的规律性问题；既涉及理论学术性问题，又涉及重大的国际经济、政治、外交、军事格局问题；既涉及中国的国家形象和地位问题，又涉及我国在国际上的发展利益问题。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一些西方学者轻率断言：西方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已衰败甚至死亡，而“中国模式”、“北京共识”已获胜。他们认为，不仅是国际经济重心正在朝东方转移，而且我们还在经历一次学术方面的变革——中国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正在埋葬自由市场经济的文化诠释。
对此，我们千万不要盲目乐观。其实，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挑战和问题还很多很多，轻言胜负为时尚早，更何况人类文明发展本身就不存在完全非此即彼的胜负问题，而是传承、借鉴、融合、创新的过程。
我们应该冷静地看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虽然经济的、物化的层面快速发展，颇有成就，但中国人均的物质富有程度仍居世界百位之后。如果我们用欧盟的基尼系数（即家庭可支配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收入水平的60%）标准来衡量贫困率，2010年的中国，有51.5%以上的人口属于贫困人口。因为，2010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显然低于全国居民人均收入12450元的60%。按此标准，中国6.9亿农民作为一个群体，几乎全部都可以划为贫困人口。
问题还不在于中国物质层面的现代化目前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更根本的在于，制度、精神、文化、素质层面的现代化任务，不知要艰难多少倍。
现代化是一个由贫穷走向富裕，由神权走向人权，由人治走向法制，由等级走向平等，由封闭走向开放，由蒙昧走向文明的过程，也就是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