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服务业投资效率

对中国服务业效率研究而言，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服务业投资效率问题。数据表明，自1993年开始，我国服务业投资就已占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0%以上，但是，无论是服务业增加值，还是服务业生产率方面，都与其巨大的投资有着明显的反差，也与“服务业发展需要的投资更少”这一直观印象相违背。因此，这里引发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服务业投资是否更具有效率。

国内外专门研究投资效率与服务业发展关系的文献不多，主要原因在于国内外学者在研究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因素时多从需求因素（收入水平、经济水平、城市化水平、人口密度、分工水平等）、供给因素（基础设施状况、人力资源投入、开放程度、信息化水平等）、创新层面（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等）去探究和分析。实际上，服务本身需要投资，服务的提供和服务功能的实现都要依托某些特定的基础设施或物质产品，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积累是服务业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研究投资效率与服务业增长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必要。

刘培林、宋湛（2007）基于我国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对服务业和制造业企业法人绩效进行分析表明，我国有组织的服务业是一个相对昂贵的产业，装备一个劳动力所需的资产量比制造业多，财务效应和经济效益比制造业差，进入这些服务业的投资门槛水平不比制造业低。

曹跃群、张祖妞、郭春丽（2009）探讨了服务业资本利润率变动趋势及成因，研究发现服务业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市场化水平、服务贸易发展与服务业资本利润率之间存在稳定的正相关关系。

吴建新（2010）用非参数生产前沿方法将中国1978～2007年服务业劳均产出增长分解为效率变化、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的贡献三个部分，研究发现：技术进步是促进各地区服务业增长的重要因素，作用随着资本积累的提高呈上升趋势；效率虽然对服务业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较小，却是各地区服务业增长率差异的主要原因；资本积累在不同时期对地区服务业增长的贡献差别很大，作用随着时间发展呈上升趋势。

夏杰长、李勇坚（2010）利用中国现有投入产出表提供的数据，使用AMSZ准则，对中国服务业的动态效率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国服务业投资是动态无效率的。要改变服务业投资动态无效率的问题，必须从改善资本配置、推进城市化进程、打破服务业领域的垄断和体制障碍等方面着手。他们创新性地将宏观经济学里的“动态效率”分析方法引入了服务业投资效率研究，但是，这种方法也存在着短期与长期匹配等问题。之后，他们（李勇坚、夏杰长，2011）又使用ICOR（增量资本-产出比）指标对服务业投资效率进行了进一步研究，研究发现服务业在吞噬大量资本的同时，没有带来与投资相适应的产出，服务业投资的低效率来源于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与房地产业的巨额投资消耗与畸高的增量资本产出比，而两者投资低效率的根源在于现有的投资体制与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李文秀等（2012）使用ICOR指标对区域间服务业发展的趋同或集聚趋势进行判别，研究表明，整体上服务业体现了集聚趋势，但是分行业看这个趋势并不明显。也就是说，整体上我国服务业投资可能产生高效率，但各行业之间存在差异。这项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将投资效率与趋同、集聚等经济地理理论进行联系。

从整体上看，关于服务业投资效率的研究文献还相当有限，从投资视角来研究服务业效率，还缺乏具有创新性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