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结语与展望

一 共识与争议

中国工人与劳动关系研究者都认为中国企业的劳动关系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而导致这些变化的核心力量包括国家角色的变迁、劳动者构成的变化，以及全球化带来的资本流动和观念重塑。在这些力量的推动下，华尔德所看到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下国营企业的“新传统主义”劳动关系也逐渐消解，即便是在当前的国有/国有控股企业内，上下级之间基于“施恩-庇护”的资源分配模式也在弱化，绩效原则和管理主义兴起，并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既有的管理、约束、激励与晋升。

但这种绩效原则和管理主义又与布若威构想的“霸权”模式有很大差异：后者依赖大量的争议调停机制、普遍的经济激励等制度设置，谋求自下而上的顺从；但由于资本家和管理者在企业里的主导地位以及劳工主体的乡城替代，中国企业的管理模式流于简单控制，难以获取大多数低层工人的顺从，企业管理者采用几乎无穷尽的劳动力储备来替代（威胁）离职或怠工的不满工人，远未达到上下共识的“霸权”模式，而是形成了李静君所说的“无序专制”（disorganized despotism）（Lee,1999）。

研究者目前在研究方法上存在些许争议，即对于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的阶级意识与阶级行动，应当采用何种研究方法。许多劳工研究者倾向于采用民族志与个案比较的研究方法，呈现在不同制度情境下，工人群体阶级意识与行动的类型差异。但仅仅采用案例分析方法难免存在局限，这种方法可以对单个事件或行动主体做深入的剖析，但捕获的经验资料往往较少；因为无法定义个别案例的普遍性和典型性，也就难以对这一案例的解释效力进行推断。另一些研究者强调劳工史的研究，认为这种方法才可以“迈向一种集体的、动态的（而非个体的、静态的）关于阶级意识的概念化方法”（范塔西亚，2012），才能够采取主位视角，将行动者所处的历史与文化情境考虑在内（闻翔，2011）。

二 未来研究的方向

有几项议题可能是今后劳工研究的新知识与新理论的增长点。

一是劳动关系“嵌入性”的理想类型。今后若干年中，劳动关系的构成主体仍将为农村不断转移出的劳动力，而这些劳动者能否构成中国新兴的产业工人阶级，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他们如何将传统特征（例如，传统社会网络关系、与土地之间的关联等）带入城镇工业生活。裴宜理（2012/2001）向我们展示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工厂的眩目图景，提出地缘、亲缘等传统特征与行业、技术等产生“结晶化”，并因此构成了工人政治化与激进主义的基础。那么，当前的情况呢？

无论是“关系霸权”还是“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都提出了劳动关系具有“嵌入性”特征，但对于这种“嵌入性”的原因、后果以及在不同情况下的变异模式都缺乏进一步的研究和概念化。

更进一步说，如果研究者将视线从工作场所中传统关系和传统特征的保有推至工厂之外，还需要考虑农村劳动力的农地保有和户籍状况，这两者分别测量了劳动者与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利益关联，并会由此影响其对于城镇工业生活的期待与愿景。

二是对全球化因素的研究还刚刚起步，研究者对于这一力量带来的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及其后果关注不足。之前综述了全球化的三种后果，即逐底竞争、价值观念变迁和跨国权益抗争兴起，而这三种后果对于发展中国家工人阶级的形成所产生的作用方向并不一致，甚至有些呈反向作用；在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条件下，三种后果也会产生不同的作用。

对于逐底竞争和跨国权益抗争兴起的研究，目前仅有一些个案，但缺乏纵贯的数据资料分析，由此无法获得一个较长时段的情况变化；而对于价值观念变迁所导致的资本主义合法性变化，则基本流于猜想；对于劳动关系变化的观念与文化基础，仍有待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