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当代中国的工业化路径与劳动关系变迁

劳动关系问题是工业化进程的产物，各国研究者对于劳动关系的讨论从工业化初期就开始了（Dunlop,1958）。在前工业化时期，手工业、家庭式作坊是主导的生产形态，在这些生产形态下，劳动力所有者往往就是劳动力使用者。但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二者出现了分离：一部分人缺乏生产资料，只有劳动力，因此要出卖劳动，而另一部分人则垄断性地占有生产资料，通过雇佣劳动，让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结合，从而生产出产品。因此，工业化过程带来的最直接后果之一就是，整个社会围绕着劳动所有与劳动雇佣形成了一系列经济生产关系，对双方的权利和利益做出精巧的划分与界定。

1848年，欧美诸国的主要生产方式仍是农牧业，但马克思与恩格斯就在当时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预言，世界将分化成资本家与工人两大对立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1972:251; Bell,1988），而工人将跨越各种区隔，实现阶级性的联合与抗争，“随着工业的发展，……机器使劳动的差别越来越小，使工资几乎到处都降到同样低的水平，因而无产阶级内部的利益、生活状况也越来越趋于一致……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联合而达到的革命团结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1972:263），资本家内部的分裂打垮了统治阶级，促进了工人阶级的发展。

很显然，马克思的预判迄今没有得到验证，工人的自相竞争与分裂都使得泛阶级的团结和抗争非常罕见。正如裴宜理所说，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预言失败让劳工研究试图回答“为什么不”的问题，即工人群体因为何种原因而不能跨越分割（segmentation）而形成阶级性联合？为什么劳动者不能清晰意识到他们作为工人阶级成员的利益，并据此思想与行动？

学者们发现，工人内部存在深刻的分裂。罗森布鲁姆（J. L. Rosenbloom）对美国工业化时期的工人抗争的研究发现，移民劳工和本地劳工的利益诉求差异使得他们在面对资方时难以达成共识。19世纪末期，移民劳工大量涌入美国，他们对于劳动回报的要求更低，同时又可以轻易取代本地工人的位置，这导致本地工人在与资方有关工资福利的谈判中始终居于劣势（Rosenbloom,2002:147-148）。贝宁（J. Beinin）对埃及的研究也发现，在面临利益受损威胁时，国有企业工人与非公部门职工的表现有很大差别，后者对于政策变化的容忍度更高，也更碎片化，很难被组织起来。这些分裂妨碍了阶级特征的主宰，形塑了工人的行为和态度取向（Beinin，2001:65-70、157-158）。

同样作为缺乏生产资料、靠出卖劳动力为计的被雇佣者，他们内部的异质性似乎大于同质性，这是什么原因？又会导致何种社会政治后果？不仅研究产业关系的学者非常关注这一议题，那些将工业化进程当作政治变迁过程来研究的学者更是对其投注了极大热情。

与西方的情况类似，20世纪以来，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劳动关系一直充斥着工人阶级内部的各种分裂。在新中国成立前，工人阶级的分化主要表现为内部不同亚群体之间的利益分化。裴宜理的研究发现，工人在技术水平、来源地、从事工种、资历、性别等特征上的分化往往会叠加起来，促成工人群体政治性的巨大内部差异。例如在纺织行业中，低技术的缫丝工被工头严格控制，往往比较顺服，而技术等级较高的织工则不容易驯服，会积极表达政治性诉求；苏南地区来的技术工匠与苏北地区的普通工人分别仰赖行会和帮会，进入不同类型的工厂，这些都会形成工人的分裂（裴宜理，2012/2001:192、251～286）。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制度的建立，工人阶级的分化不仅表现为生产工人内部的分化，还表现为生产工人和理应同属于工人阶级的、有管理权限人员之间的利益对立。本章将回顾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企业劳动关系的变迁及其情境脉络，并进一步讨论从农村转移至城镇工业体系中的移民劳工及其所涉及的劳动关系问题。移民劳工（通常被称为“流动人口”“农民工”）兼具先赋性户籍身份和自致性职业身份，构成了中国产业工人的主体。移民劳工与“旧式”工人群体有很大差别，他们内部也存在异质性，这种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中国当代的劳动关系呈现令人目眩的复杂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