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讨论与小结

本章讨论的起点是“劳工为什么服从于资本或者管理者的支配”，这也是劳工研究者通常关注的问题。而在文献梳理过程中，我们事实上将视角从“劳工为什么服从”转向“劳工服从的是什么”，由此区分了两种类型的支配合法性：基于产业发展和生产效率逻辑的工业主义支配合法性与基于资本所有权牟利逻辑的资本主义支配合法性。这种区分在理论上为理解劳动与资本、工人与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从泛泛地谈论“合法性”转而讨论“什么类型的合法性”。

依据这种区分，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理论视角下的支配逻辑有较大差异。如表1-1所示，理性化过程视角下的支配合法性是现代工业化社会寻求技术化治理所必然导致的结果，工业主义的逻辑使得不同制度环境、不同行业特征下的“支配-服从”模式具有趋同性；生产政治视角认为生产的组织和管理更像是“政治过程”而非“技术过程”，这一过程的本质是资本垄断性地占有劳动的剩余价值，同时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对生产过程进行表面上的“去政治化”，使支配合法性表现出工业主义的逻辑，但究其实质却是资本主义的逻辑；角色规范内化视角则强调人们服从是源于社会性的角色规范，这种规范可能是由强势资本制造出来的（资本主义逻辑），也可能是由于工业化分工协作而自然演化形成的（工业主义逻辑）。

在区分了合法性类型之后，我们可以更细致地探讨不同利益相关者在工业组织中的角色地位，劳动力市场、劳工群体、国家如何影响并形塑了工厂中的“支配-服从”关系。笔者从劳动力的“商品化”程度、劳工主体性和国家角色等几个维度做了梳理和讨论，并将其放置于中国工业劳动关系的具体场景中，提出了一些可以继续深入的议题，这些议题或是存在争议，或是游离于既有研究的视野之外，这里对其中三点再做一些小结和讨论。

一是劳动力的“商品化”程度与支配合法性之间的关联。从波兰尼提出劳工出于对市场力量的抵御而发生的“双向运动”，到布若威看到垄断资本主义后期对劳动力实行“去商品化”而制造出的劳资共识，再到新兴工业化国家中“过度商品化”的劳动力却没有带来抗争。对这些研究发现的不一致，我们可以做两种处理：一是将其看作工业发展不同阶段的现象，那么我们可能需要调近焦距，考察不同阶段之间，制度剧烈变迁时期，新老体制共存与碰撞所引发的张力，去力图呈现生产实践的合法性基础转变的动力机制，看生产组织重构如何为不同的利益相关者重新定义雇佣关系提供一整套概念框图（Hirsch,1986; Hirsch and Soucey,2006）；二是不再纠缠于“商品化”与“去商品化”的概念界限，对“商品化”程度带来的结果做更实证的分析，例如，假定其他条件相同，分析提高小时工资（提高劳动力“商品化”程度）、提升福利待遇或是增加晋升机会（对劳动力施行“去商品化”），对于劳动关系分别会有何种影响。

二是对形塑生产关系的非生产性因素的研究尚比较缺乏。劳动者并非仅仅生活在车间厂区中，他们在生产过程之外的经历与特征如何影响了对劳动关系的认可和服从，目前研究并不多见。有关后工业社会的研究认为劳工逐渐变得贵族化，出现了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念，他们在闲暇中塑造自身的身份认同，将工作仅仅作为谋生的手段，在社会民主体制的解放性福利政策下劳工对于生产性物质回报的依赖甚至降到了最低（艾斯平-安德森，2003），工作连谋生手段都算不上。在中国，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也发现，这一群体的流动目的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短工化趋势明显（魏城编著，2008；王春光，2001），在消费方面不再尽量压缩日常开支，从家庭导向的节俭型转向自我导向的享受型，力图通过前卫的消费模式来实现城市化身份转换（余晓敏、潘毅，2008）。而这种生产之外的因素如何形塑工厂中的劳动关系，仍然有待进一步研究。

三是对国家角色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探讨还将持续。除了天真的功能主义者之外，绝大多数研究都不会无视国家在塑造劳动关系中的作用，只是对于国家角色的定位和概念化存在争论。这种争论对于处在转型过程的经济体而言尤为相关，国家究竟是利益群体的工具，还是具有相对的自主性，又或是合作主义式的规制与整合的力量，学界仍有不同的声音。但无论哪种角色，国家究竟通过何种机制体现在工厂的生产过程中，如布若威所说的，从外部国家变成“内部国家”（internal state），仍是悬而未决的研究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