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

一 写作本书的目的

养老保障制度自诞生以来，由于与经济社会、民生福祉休戚相关，因而持续受到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密切关注。从单一制度到多层次制度体系，养老保障制度已经成为各国重要的社会基础设施。其中，由政府举办的、强制参加的、现收现付的社会养老保险性质的养老制度，是许多国家主体性的基本养老保障制度，起着保障民生、维护社会安全的重要作用。

然而从经济社会制度的整个序列来看，基本养老保障制度的排序比较靠后，这意味着能够影响它的经济社会变量较多，而它能够影响的经济社会变量较少，处于一种相对被动的地位。政府即使通过调整制度参数来主动施加影响，也要考虑经济社会的承受能力。因此，研究基本养老保障制度问题，不能把眼光局限于制度内参数的调整，局限于纯粹技术性的财务平衡目标，而要将之置于经济社会的大背景之下，分析对它产生决定性影响的经济社会变量的流变和趋势，观察它的历史局限性，寻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克服局限性的方法。

由于基本养老保障制度以劳动者的收入（目前仍以工资性收入为主）为筹资来源，而产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规模、结构及类型决定了就业的总量、质量、类型和结构，就业的总量、质量、类型和结构又决定了参保人的收入水平及稳定性，进而决定了基本养老保障制度筹资的规模及稳定性，因此，与基本养老保障制度关系最密切的经济社会变量就是产业、就业和收入。产业发展、就业增加、收入增长是许多国家基本养老保障制度筹资的“源头活水”。在中国，经济发展目前已经进入新常态，转方式、调结构是主线，几乎所有的企业尤其是广大中小微企业面临转型升级的巨大压力，这将冲击就业的总量、质量、结构和稳定性，进而冲击基本养老保障制度的参保缴费人数、缴费水平。

既然就业和收入直接决定着基本养老保障制度的筹资能力，我们就需要关注就业和收入的变化，分析影响就业和收入的主要因素。我们可以从制度、文化、体制等诸多方面找原因，但这些都属于上层建筑，自身也被经济基础决定着，处于不断调整的过程之中，具有历史性。我们的目标是寻找带有根本性的、能够左右趋势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自人类文明初始，就一直在向上生长。毫无疑问，它就是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从社会形态、世界格局的变迁，到生产生活方式、思维行为方式的调整，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技术进步的影响如此广泛和深入，它与经济和产业的关系如此密切，必定会通过影响就业和收入作用于基本养老保障制度。

基于此，本书就技术进步、就业与养老保障之间的关系作如下逻辑推演。

一方面，随着技术进步及技术进步引起的资本深化的加速，技术密集型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的数量和规模会快速增加。尤其是在智能制造、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推动下，不仅是工业，即使是目前能够吸纳就业的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也都在进行技术变革和资本深化。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企业的特点是“高增长，低就业”，即创造的GDP多而吸纳的就业相对较少。在以劳动收入为缴费来源的基本养老保障制度下，这类企业对基本养老保障贡献的缴费与经济能力不相匹配。而广大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主要是中小微企业），虽然创造的GDP份额相对较少，但吸纳就业的数量多，对基本养老保障贡献的缴费多，其基本养老保障缴费负担、就业容纳能力与经济能力同样不匹配。如果不改变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能力失衡的状况，势必造成企业提供的就业岗位越多，对社会稳定贡献越大，其基本养老保障缴费负担越重，这无疑会抑制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发展，影响这些企业缴费的能力及意愿，也会加快这些企业用资本和机器替代劳动的步伐。

另一方面，从全社会来看，随着技术进步、资本深化带来的产业结构升级、企业技术革新和生产流程再造，资本和劳动收入分配失衡的结构性矛盾会加剧，表现为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持续下降；而在劳动收入当中，精英管理、技术阶层与普通工薪阶层的收入结构也呈两极分化趋势。如果这种趋势不加制止，其结果是：①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总收入中用于基本养老保障缴费的部分越来越少，决定了参保人只能获得相对水平越来越低的养老金待遇；②由于劳动者内部收入差距扩大，低收入者缴费更加困难，而高收入者越来越多的收入不进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池子里的水也相对越来越少。这都对基本养老保障制度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威胁着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以上推论只是直观的逻辑推理和判断，只是一种可能性，真实的答案还要从对历史和现实的分析、对未来发展趋势的把握当中去寻找。从技术进步入手，经就业和收入分配，再到养老保障，这是一条既简单又复杂的逻辑链条。说它简单，是因为逻辑关系似乎很简单明了；说它复杂，是因为证明逻辑关系的存在是一项艰苦的工作，而且充满不确定性。

如果从逻辑出发，研究收入分配对基本养老保障筹资的影响更为适宜。利用收入分配的数据来分析参保人缴费能力的变化可以对过往的情况作总结，结论相对可靠。但这不能回答基本养老保障未来筹资能力的变化。而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要回答未来的问题，这就要研究收入分配将来如何变化，就业将来如何变化，重要的是找出背后的原因。或许有人会质疑，每个领域都有专门的研究，将相关研究成果拿来应用即可，不必作通盘式研究。这种将社会分工的理念用于社会科学的方法，需要回答如下问题。

首先，各领域的相关研究有共识吗？从对现有文献的梳理来看，它们看问题的角度不同、逻辑不同、价值判断不同、数据资料不同、方法不同，得出的结论存在差异。尤其是在一些要明确回答“是”或“非”的问题上，不少结论模棱两可。社会科学的复杂性、不确定性，让从事研究的人很难窥得全貌，大家都好像是在摸象，但得到的又都是自己假设、推导、求证的象，谁有底气说自己描述的象就是真实存在的象呢？可见，简单的“拿来主义”未必可行。

其次，只作局部、不作全局的研究方法可行吗？如果研究者都像流水线上的工人，只埋首眼前那点事，他又怎能知道系统的运行方式呢？对于社会科学从业者而言，不研究大系统，又怎么能对小系统产生深切的认知呢？如果仅限于知晓本专业领域的事情，而对相关领域的事情知之甚少，甚至充耳不闻、置之不理，不能形成自己的逻辑、理解和判断，那么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又怎能产生直指人心的力量呢？

将碎片化的知识拼接起来去求解问题，就好比将一堆小舢板捆在一起就企图制造出航空母舰。没有了逻辑和结构，研究就不会产生灵魂和力量。只有作通盘式的研究，明晰事物运行的架构和机理，才能观其大略，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

综合性的研究终归需要有人来做。本书试图跳出养老保障制度本身，描绘技术进步、就业和养老保障之间关系的“全景图”，以更加宏观的视野审视基本养老保障制度的地位、功能及缺陷，合理诠释政府、企业、个人的筹资责任，提出基本养老制度应对经济社会变化的策略及办法。这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跨领域研究，我乐于尝试。

这就是写作本书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