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一九三九年一月·
20世纪30年代有个歌谣，说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可见贵州贫穷。但是一入云南境内，立刻云开见天，使人心情舒畅。汽车走进昆明，我第一个印象就是古幢公园参天蔽日的绿荫，魁星阁的飞檐黄瓦，金碧路的外国餐馆，护国门的洋房别墅。长途汽车站在护国门，到站后我叫了一辆黄包车，先到才盛巷联大办事处打听消息，再去大西门外联大租用的昆华农业专科学校的校舍。
一到农校，看见三栋两层大楼，中间那栋还有三层，入口处直立着四根顶天立地的希腊式石柱，气派非凡，我觉得不下于我想象中的清华大学。进去一看，教室里摆着许多扶手椅，我不知道这是战时桌椅合一的简便设备，还以为是大学培养独立自由的作风呢。靠左的大教室里有一张绿色的乒乓球台，大楼对面是一个大足球场，场上正在比赛足球，周围的看台上坐满了观众，啦啦队打着拍子，齐声鼓掌叫好，我觉得秩序井然，胜过了在南昌看到的比赛。东楼东边有几块布告板，上面贴着红红绿绿的通知，一眼看到茅盾1月2日在三楼大教室讲演，觉得联大文化生活真是丰富，南昌哪有这种机会！又看到江西同学会迎新的消息，则有他乡遇故知的感慨。
在农校打听到一年级新生的宿舍，在昆华中学南院和北院，于是走龙翔街穿过大西门，走上文林街，快到府甬道时，就是昆中南北院了。南院是八字头门，一进门左手有一个传达室，然后走下十级石阶，走过一个操场，就看到了许多蜿蜒曲折的小庭院。我到宿舍办公室去登记，因为明天元旦放假，下午不办手续，只问到了吴琼的宿舍，是北院一号房间，于是就离开了南院到北院去。南院大门斜对面是北院的小侧门，一进门右手有一间有名无实的传达室，正对面是昆北大食堂，土墙黑瓦，里面摆了几十张四方的饭桌，饭桌周围是四条长凳，钉在一起成了一个大正方形，每桌可坐八人。大食堂后面是另一个新粉刷了黄色外墙的食堂，那是师范学院学生专用的，因为师院是联大和云南省合办的新学院，房子比大一食堂好，里面看来也更清洁。师院食堂之后是一个大操场，右边有一排参天大树，掩映着一个乱石砌成的小花园。闻一多先生蓄着长胡须，穿着蓝布长衫，下课后常经过这一排大树下，走回家去。回忆起来，也成了难得的联大一景了。
再往前走就是北院宿舍。外面有陈旧的黄色围墙，墙内有一栋木结构的楼房。上下两层，每层十二间，每间住八个同学，左右靠墙各摆四张木床，中间摆八张小书桌，晚上八人共用一盏电灯，光线不好，还不如二中时代的新宿舍呢。但是一代人才却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培育出来的。吴琼住的一号寝室在楼上右手第一间，他睡右手靠窗的第一张床。因为我的行李没到（说来真险！汽车离开贵阳后，下山时掉了左前轮，没有翻下山去掉入深谷，已经算是万幸，旅客只好换车往前走，行李却要迟一天到了）。吴琼见我旅途劳累，就让床给我睡，自己却和同室的王庆文挤了一夜，可见吴琼还是很体贴人的。比起他来，我真是个以自我为中心，不会为别人着想的大学生。
这是我到昆明，在联大住的第一夜。
1月1日 星期日
元旦放假，我就向吴琼了解一年级的情况。他和我是难得的小学、中学、大学同学，而且同是外文系，不过他对语言的兴趣，比对文学更高。他告诉我，外文系一年级有三门必修课：大一国文、大一英文和逻辑；有两门选修课：中国或西洋通史，一门社会科学（政治学、经济学或社会学），一门自然科学（物理学、化学或生物学）。已经上了一个月的课，英文已经讲了一课忍辱负重的苦力工人，一课选自赛珍珠《大地》中写中国农民的《荒凉的春天》。英文课排在每天的第一堂，星期一、三、五讲读本，由教授讲；星期二、四写作文，每周一篇，由助教批改。国文、英文都分组讲，至于我分到哪个组，要注册时才能知道。
吴琼对口语感兴趣，常去教堂听美国牧师讲《圣经》，他问我去不去。我问他教堂离长途汽车站远不远，他说三一圣堂在金碧路（实际在武成路），汽车站在附近的护国路。我对“三位一体”的基督教既不了解，也没兴趣，但是为了去车站取行李，就决定和他同去了。我们出了昆中北院，从府甬道下西仓坡然后沿着翠湖西路往南，经过大众电影院。跨过武成路再往南走，就到了教堂。美国牧师英语说得清楚，每个字都听得懂，但是连成句子，要理解意思就需要多听了。宗教是要信仰的，我用理智去分析，未免不得其门而入。例如《圣经》中讲：上帝禁止人吃智慧之果，吃了就要赶出乐园。那不是上帝要人类愚昧吗？这样的上帝怎么值得信仰？值得礼拜？崇拜上帝不是希望人类永远不进步，永远落后嘛？我想不通，问吴琼，他也说不出道理，但他却不深入追究，使我觉得他搞语言还可以，要研究学术就不够了。吴琼个子很小，小学同班时他坐第二排，我和薛蕃荣坐第三排，我一直以为吴琼比我年纪小，后来才知道他其实比我大一岁。高中一年级我们又同班，并且同坐第三排，我坐靠墙的第五个位子，他坐我左边第四位。学习成绩都不出色，大约他理科比我好，所以高二他分到理组，我却在文组。
听完牧师传教之后，我就去护国门取行李：一个铺盖，一个小皮箱，里面除了衣服之外，还有一本《鲁迅杂感选集》，一本英译果戈理的《巡按使》，还有一个网球拍。
（补记）可见我对战时大学生活全不了解，还梦想过战前清华大学的贵族知识分子生活呢！
1月2日 星期一
上午到农校注册组去注册，才知道我的学号是“联203[1]”。
在注册组看到大一英文分十几组：A组教授是陈福田，原是清华外文系主任，吴琼就在他那一组，说他英语非常流利，因为他是在美国檀香山生长的华裔美国公民。B组教授是钱钟书，是清华出名的才子，他入学考试国文英文全优，但数学不及格，是破格录取的。他上课时不太用功，考试却是全班第一，因为老师讲的他全知道，甚至老师只提到书名，他却已经读过全书了。C组教授是北大的潘家洵，我来联大前就读过他翻译的易卜生戏剧，他讲课用翻译法，上课时教室里外都挤满了学生，是联大最受学生欢迎的英文教授。我本来想选他这一组，不料注册组说：大一学生不能自由选择，由大一指导委员会统一分配，于是我就等注册组通知了。
后来注册组出通知，说我英文分在N组，上课时间是每星期五上午第一课时，早八点到九点，地点是西楼二层，教授是南开大学的柳无忌；作文时间是星期二、四第一课时，助教是叶柽。英文分组之后，再选其他课程：大一国文由中文系教授每人授课二周，时间是每星期二、四第四课时，上午十一至十二点，地点在中楼三层大教室，国文作文由浦江清教授批改，时间是每星期六第四课时。逻辑由哲学系王宪钧教授讲，时间是星期一晚七至九时、星期三晚七至八时，地点在昆华工校二层教室。西洋通史由南开大学皮名举教授讲，时间是每星期二、四、六第二课时，上午九点到十点。社会学科我本来选法学院长陈序经教授的社会学，时间是星期五第三学时，上午十点到十一点，但他的广东话不好懂，又改选浦薛凤教授的政治学[2]。自然科学全无兴趣，勉强选了彭光钦教授的生物学，时间是星期一、三、五第二学时，从九点到十点。生物还要做实验，助教是吴征镒，后来成了植物研究所所长。
选课之后，下午去三楼大教室听茅盾讲演。茅盾是我久闻大名的作家，他脸很瘦，戴了一副眼镜，穿了件长衫，在朱自清教授的陪同下，来到大教室。朱先生个子低，穿一件咖啡色的长袍，我在小学时就读过他的《背影》，中学时又读到他的《匆匆》，很喜欢“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这些有对仗的句子，并且模仿写过作文，得到老师的好评。这天一下见到两位作家，觉得联大真是名不虚传的大学，在江西很难得到这样的机会。无怪乎三楼教室虽然大，还是挤得座无虚席。茅盾讲的题目是《一个问题的面面观》。当时汪精卫正从重庆经过昆明飞去越南，向日本人投降。茅盾就结合当时的形势，举磨刀石为例。他说：从磨刀石的观点看来，石头是磨损了，但从刀的观点看来，刀却更锋利了。汪精卫就是只从磨刀石的观点来看，只见抗战消耗国力，所以他认为抗战不能取得胜利，结果他就投降日本了。如果从刀的观点来看，国力却是越打越强，结果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补记）茅盾讲得深入浅出、明白易懂，但是我却期望他讲些别人讲不出来的新东西，讲些只有大文学家才讲得出来的名言妙语，所以反倒觉得不够满足了。这反映了我入联大时的心理状态，也反映了我当时对人对事的看法和期待。
如果要用这个标准来衡量，那茅盾的代表作《子夜》中所写的资本家和工人，也只是一般的典型，并没有多少写得引人入胜的人物或事件。倒是他的文学理论《夜读偶记》中有些见解颇能给人启发。他的翻译理论总结了前人的经验，提出了文学翻译要有文采，要使读者得到和原著读者相似的美感享受，几乎一直得到读者没有异议的认同。
朱自清讲大一国文也没有多少惊人之言，但他讲《诗经》“比兴赋”时，说“比”可分以古比今，以仙比俗，以物比人，以艳情比政治，倒是颇有新意。可见对人不能求全责备，因为人无完人，不过对于名人，总得要他与众不同，有超越别人的地方，否则，就是名不副实了。
1月4日 星期三（补记）
早上八点之前，我在农校西楼二层对着楼梯口的一个小教室第一排靠窗的扶手椅上坐下，在我旁边坐着一个一看就是绝顶聪明的同学，他就是十八年后第一个得到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中国人——杨振宁。我当时虽然觉得他与众不同，但也没有料到他后来会取得震惊全国、压倒西方大科学家的成就。其实现在回想起来，他当时已经流露出超越常人的才华。他喜欢提问，这表示他的好奇心强，而好奇是创造发明的前奏；他能注意到异常现象，如英文过去分词前用be一般表示被动，他却能发现别人没发现的例外；他效率高，考试时别人花两小时做不完的题目，他只用一小时就交头卷，并且得最高分。我在回忆录《追忆逝水年华》中有关于他的描写：
右边坐的一个同学眉清目秀，脸颊白里透红，眉宇之间流露出一股英气，眼睛里时时闪烁出锋芒。他穿的学生装显得太紧，因为他的身体正在发育，他的智力又太发达，仿佛要冲破衣服的束缚。他穿的大头皮鞋显得太松，似乎预示着他的前程远大，脚下要走的路还很长。一问之下，才知道他叫杨振宁，刚十六岁，比我还小一岁呢。
关于我们的老师，我也有一段描写：
老师来了，他穿一件灰色大衣，里面是一套灰色西装，再里面是一件灰色夹克，脖子上还围了一条灰色围巾，仿佛是把灰蒙蒙的北国风光带到四季如春的昆明来了。他一进来，就问我们上什么课？我要在杨振宁面前露一手，抢先用英语回答。老师也用英语说，他是代柳无忌教授来上课的。后来才知道他是联大外文系主任叶公超教授。早在美国求学时代，他已经出版了一本英文诗集，得到美国桂冠诗人弗洛斯特赏识；后来他去英国剑桥大学深造，又和英国桂冠诗人艾略特（又译爱利恶德）时相过从，是第一个把艾略特介绍到中国来的学者。《叶公超散文集》220页还引用了艾略特的话说：“一个人写诗，一定要表现文化的素质，如果只是表现个人才气，结果一定很有限！”
叶先生二十三岁回国，就在清华北大任教，也许是我国最年轻的教授。他在清华教过钱钟书大一英文倮，用的教材是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他曾挖苦才华过人的钱钟书说：“你不该来清华，应该去牛津。”
叶先生讲课时说中文多，说英文少；问得多，讲得少；从不表扬，时常批评。他讲《荒凉的春天》时，杨振宁问他：“有的过去分词前用be，为什么不表示被动？”这个问题说明杨振宁能注意异常现象，已经是打破宇称守恒定律，获得诺贝尔奖的先声，但叶先生却没有慧眼识英才，缺少先见之明，不但没有回答，反而问他Gone are the days为什么用are不用have？这个回答有两种可能：从好的方面想，是叶先生在用启发式；从不好的方面想，是叶先生只有感性知识，不能上升为理性知识：说明及物动词的过去分词表示被动，不及物动词的却只表示完成。我当时的心情恐怕是好坏两方面兼而有之的。杨振宁以后有问题都不直接问他，而要我转达了。
叶先生常要学生朗读课文，学生才念一句，他能说出学生是哪省人。学生念得太慢，他就冷嘲热讽，叫人哭笑不得。有一次叫我念《人生的目的》，我念得非常流利，满以为不会挨骂了。不料他却问我：“你读得这么快干什么？你说生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生活的目的在下一段。我答不出，他就批评我只重形式，不重内容。这对我是一个很好的教训。注重形式，甚至以形害意，是我学习上的一个缺点。叶先生一听我念，就能发现问题，可见他有知人之明。但我当时却怪他太挑剔，念得不流利不行，念得太流利也不行。
叶先生对别人很严，考试要求很高，分数给得很紧。一小时考五十个词汇，造五个句子，答五个问题，还要写一篇英文短文。杨振宁考第一，才得80分；我考第二，只得79分。而杨振宁物理考100，微积分99，是全校成绩最好的学生。
对叶先生的评价有高有低：高的如赵罗蕤，低的如季羡林。现在看来，他教文学理论得到好评较多；教普通英语，可能他认为是大材小用，就不认真卖力了。不过说到底，学习是学生自己的事，会学习的人，有成就的人总是善于学习别人长处的。如果一个人能把别人的长处集中到自己身上，一定会从人中人成为人上人。
一周小结（补记）
离开江西之前，我在吉安买了一本《新生日记》，准备记载到昆明后的新生活。入联大后，上了一个星期的课，只记了一天的日记，那就是茅盾演讲的那天。可见我当时认为那一天重要，其他的时间都不值得记下来。现在回想，却发现1月4日不但是1939年重要的一天，甚至是一生中难忘的日子，所以又补记了一下。几十年后回忆往事，居然历历在目。可见印象深刻，没有磨灭。
第一周虽然没有写日记，但是留下了一张选课表。
根据课表，还可以想起第一次上课的情景。印象最深的是皮名举教授的《西洋通史》。他上课前几分钟就进教室。在黑板上用英文写下讲课的大纲，有时还要画出地图。上课铃声一响，他就开讲，讲得非常有趣，能把枯燥的史实讲得生动好记。比如他把埃及女王克利奥佩特拉的名字简化为骷髅疤，并且说：她的鼻子如果长了一寸，世界历史就要改写，因为罗马大将安东尼就不会“不爱江山爱美人”而放弃罗马帝国了。这对我影响很大，我后来把这个故事翻译成了中文，是我出版的第一个剧本。《西洋通史》考试成绩最好的同学是外文系的张苏生，她和我同从江西考入联大，她考第一，我考第二，吴琼考第三。来联大后，她几乎所有课程考试都是最高分，使人觉得可望而不可即。大一英文甚至比杨振宁还高10分。
政治学教授张佛泉先生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部分的总和并不等于全体”。这句话使习惯于“2+2=4”的我大吃一惊。后来做文学翻译的时候，发现句子并不等于字的总和，这才对翻译的认识进了一步，全句多于部分总和的就是言外之意，所以翻译不但要翻译字内之意，还要翻译字外之意，这就是创造了。这句话为创造性翻译打下了理论基础。其实《老子》中的“道可道，非常道”早就说出了这个意思。如果用第一个“道”来表示句子的话，第二个“道”（知道）就可以理解为翻译，第三个“道”指的却是字的总和。全句意思是说：句子是可以翻译的，但并不是翻译字的总和。这就可以解决直译和意译的矛盾。由此可见政治学和哲学对翻译学可以起到的作用。
自然科学规定要选一门，我对数学比对理化更感兴趣，但是数学不算自然科学，而物理化学，我在中学时考试都不及格，于是不得已只好选最没兴趣的生物学了。很多人都说清华大学的通才教育好，对我而言，至少这一年生物学等于浪费了时间和生命。甚至社会科学，我觉得无论政治经济，也不必读三个学分，只要指定书读，提出重点要求，再做几次辅导报告，可能花的时间更少，得的好处更多。学习主要是靠自己，老师如能引起学生兴趣，就很不错。我的理化考试虽不及格，但是后来报上看到“超导”的消息，却能把“超导”和翻译理论联系起来。可见学习有了兴趣，就条条大路都通罗马了。
大一课程除了三门必修，三门选修之外，还有全校共同的必修科，那就是体育和军训。大一体育在农校大足球场上，第一次来上课的是久闻大名的马约翰教授，他满头银发，无论冬夏，都只穿一件衬衫，一条灯笼裤。满口英语，不称呼我们为“同学”，而叫我们做young men（年轻人）。他说话有劲，有一股魅力，能使平淡无奇的事也显得自有意义。每次上课，先要大家绕场跑八百米，他第一次还不顾高龄，陪着我们同跑。在他亲身做榜样的鼓舞下，哪个同学能不尽力跑八百米呢！在大家争夺冠军的情况下，我记起了在中学时代学到的，先跑第二，紧跟第一，到了最后冲刺时，再拿出全力超越。果然，在联大第一次上体育课，我居然第一次跑了八百米的第一。
至于军训，我小时候是崇拜少年英雄的，如《三国》中的孙策、《说唐》中的罗成。甚至父亲问我想买什么东西时，我说想要军装皮带。但到了高中一年级在西山受集中军事训练时，天不亮，人未醒时就得起床，在烈日下上操，晚上睡得正好却被叫起来站岗放哨，真是苦不堪言，所以对军训恨之入骨。不料到了大学还要军训，而我已从初中时代的排尾，高中时代的排中，进到大学时代的排头了。好在军训就在昆中北院大操场上，得便就溜到宿舍去休息，只有一次爬到院后城墙上去学习筑城，其实是看风景，倒还有点意思。就这样混过了一年。
1月9日 星期一
“直纯的友谊好像健康，失去时才觉得它的可贵。”但常常留恋着逝去了的美丽的梦，朋友，告诉我，你可能得着些什么呢？我劝你还是努力去利用那过去之石，来磨砺这现在之刀吧。因为生活本身就有许多失败，你多得着一次，不就是减少了一次吗？
昨夜吴琼叫我别去升旗。今晨号声一响，教官的点名声一起，大家都去，他也去了。但升旗之后，他又对我说：“教官不对，要好好来教训一番。”我看吴琼要学政治不行。
谈起学政治，其治倒还不错。记得在永泰时，我不顾失败和副官室硬斗，他称赞我；我乱批评朋友底短处，他不高兴我。但当时我并不觉得他对，因为我的眼睛只看见别人，不看见自己啊！
（补记）以上是到联大后写的第二篇日记。可见我虽然在联大上了一个星期的课，但对联大的军事生活并不习惯，反而留恋高中毕业前在永泰河滨的自由生活，留恋那些一同学习，一同娱乐的伴侣。
其实高三也要升旗，不过毕业班同学都是队长或副官，可以对低年级的同学发号施令，自己迟到甚至不到也不会挨批评，所以我很留恋这点特权。到了大学，自己又成了普通一兵，教官要求什么都得照办，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同学也没有站出来反对的。吴琼虽然心里不愿，当着教官的面什么也不敢说，只是事后发发牢骚而已。我和吴琼一样不满，不过我不放马后空炮罢了。
我居然因此说吴琼搞政治不行。其实联大谁搞政治行呢？叶公超当过国民党的外交部部长，应该算是官场得意的了，但在联合国投了支持蒙古独立的赞成票，立刻被召回软禁起来。新中国成立后吴晗当了北京市副市长，和毛泽东谈明史时，毛说革命的和尚不会背叛革命，他立刻去找史料翻案，说叛变了的和尚还将革命进行到底，不料毛泽东却认为他的《海瑞罢官》也是翻案文章，结果被打成右派永世不得翻身。
我说其治搞政治行，因为他称赞我和副官室斗。其实我斗争的目的不过是要副官室向值星官报告出席升旗的人数，副官室认为都是有特权的高三同学，不肯向有特权的值星官低头而已。幸亏这股争夺特权的傻劲没有坚持下去，否则，以后要吃的苦头可要大得多呢！其治考上了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去英国利物浦当上了副领事，同时业余读了个法学博士，学“宇航法”，后来当选国际宇航学院院士。不过这并不能说明他会搞政治。可见我当时的看法糊涂，只见表面，不见实质。对于其治和吴琼的看法都不深刻。只有自我评价是个自我中心者，倒还有点自知之明。至于磨刀石的说法，完全是学茅盾的。
1月10日 星期二
早晨，经过洒满阳光的旷野去上个三四堂课；晚间，在黑夜包围下的课堂里谈谈逻辑。大学生活，真是别有风味。我发现我自己变了，现在的我，已不再是中学时代的我。中学时我希望老师不来上课，现在却恐怕老师不来。中学时有几门课听不太懂，现在，有几科竟懂得有余了。我不应该自满，但我很喜欢自己的变。
（补记）这是第三篇日记的实录。因为来到仰慕已久的大学，看到的，听到的，感到的，都是新的好的，现在回想起来，这还是一篇报喜不报忧的日记。我说“唯恐老师不来上课”，其实只指文史哲而言；至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情况并不都是如此。如第一次上社会学概论，不但老师说话难懂，他的“全盘西化”理论对我也没有说服力，好在联大选课自由，我就退选社会学了，这点自由倒真是大学远远胜过中学的地方。我说“有几科懂得有余”，大约是指大一国文选了《论语》中的《言志篇》和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这两篇是我初中三年级时就读过的，老师讲时也没有什么新意，于是我就沾沾自喜了。倒是有的同学从“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中推算出来：孔子七十二贤人中三十个成了家，四十二个未婚，因为五六得三十，六七四十二。我倒觉得歪打正着。至于逻辑，我在高中二年级文组就学过三段论，而理组却没有学过，又觉得文组近水楼台先得月了。不知道战时英才多来联大，就在逻辑班上有一个身材瘦小，外貌不扬，喜欢在昆华工校操场上陪着逻辑老师散步的同学殷福生，早在中学时代就自学逻辑，已经出版了一本逻辑书。后来他去台湾，改名殷海光，成了台湾自由主义的旗手，认为胡适是五四时代的大师，可给80分；抗战后在北大平凡，勉强给60；到台湾后无所作为，只能给40分了。比起殷福生来，我能得60分么？
1月14日 星期六（补记）
到宿舍登记时，要我住22室。但我看见23室靠窗的床位还没有人睡，就先占了那个位子，但没有去登记，可见我喜欢僻静的角落。不料后来的人登记了那个床位。我先占了地方也没有用，只好还是让位搬到22室去。当时不太愿意，现在看来，22室出的人才多于23室，对我的好处也更多，正是塞翁失马，安知祸福了。
左边靠窗占第一个床位的是数学系的廖山涛，我们是在桂林认识的，还一同买汽车票到柳州，然后我走贵阳，他走海防，先后到了昆明。他穿一件蓝布长衫，说一口不好懂的湖南话，真看不出是数学系考第一名的新生。我有意要考考他，有一次我用六根直线画成了二十个三角形，问他能不能做到？不料他回答说：只要六根线中没有平行线，总是可以画出二十个三角形的。我只有感性经验，没有理性知识，口里说不过他，心里却不服气。直到他后来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才不得不服输了。输的是名气，并不是道理，因为我并不懂为什么六根线能画成二十个三角形，但又说不出反面的理由，这就说明了我重名轻实的心理。
22室进门左手占第一个床位的是数学系的邓汉英，他是我在桂林青年会认识的第一个联大同学，那时他住在附近一个中学，并且介绍我去中学包饭，既省钱，又省事，并且吃得热闹。他和廖山涛同走海防到了昆明，人比廖山涛更灵活，更喜欢说话。他告诉我数学系主任是杨武之教授，是杨振宁的父亲，数学系最漂亮的女同学是张景昭，但却不知道她是杨振宁的第一个恋人，后来和住昆北17室经济系的王传纶结了婚，是同学中的一对佳偶。王传纶用英文写过一篇论文，得到经济系主任陈岱孙教授和政治系主任张奚若教授的好评，后来成了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经济系主任，但不知他夫人为什么在“文革”中去世了，真是不幸！邓汉英的知识面广，当时翻译了一篇稿子，寄去报上发表，这使我第一次知道了学生时代就可以既赚钱又出名的方法。他还喜欢打桥牌，并且和同寝室的张迪懋合作，商量了一种别人不懂的叫牌暗号。可见他的多才多艺。后来他成了南开大学数学系教授，还兼了领导职务。
左手第二个床位住的是经济系的周庸规，是广东人，常去其他寝室找广东同学，说广东话，在寝室的时间不多。我只记得他爱唱的歌是唐代岑参的《饮马川行》：“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旁交河。”听得如此多，我都会背会唱，并且把诗译成英文了，这是意想不到的收获。第三个床位是靠窗第二个位子，就是留给我住的地方。但是靠窗第一位的廖山涛睡时头靠窗户，周庸规睡时却要头靠门，结果两个人都把脚对着我的床铺。我无论睡哪头，闻到的都是脚味。我和廖山涛说，他不肯换头睡，因为怕头受凉；我和周庸规说，他也不肯换头，因为广东人不怕凉，要呼吸新鲜空气。于是我只好两头受气。回想在永泰高三时和匡南两个人睡一房，简直是天上人间。如以生活而论，大一时代似乎还不如高三时期自由快活呢！
22室右手靠窗第一个床位住的是哲学系的周基坤，是湖北人。他去年报考清华外文系，没有录取，因此对考取外文系的学生，往往另眼看待，这有点以考试成败论英雄了。其实他的英文不错，知识面也很广，知道许多清华外文系的故事，他的观察也很细致，和我同班上钱钟书教授的大一英文，是他发现艾伦坡的故事中有一句没有动词，提出问题，钱先生说是my mind后面省略了一个动词be。他又半信半疑去查原书，发现是在my mind前面漏了动词make up，由此可见他的彻底精神。他看了我的译文，把我的普通白话文改成文言的四字成语，结果考试时正好要翻译这一段，他的成绩反而比我更好。于是我心里生了闷气，但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可见我的小气。不过我也吃一堑，长一智，后来把前人的译文改得更有文采，结果我的译文也就胜过前人了。从某个观点看来，这也是把挫折变成了动力。周基坤后来是南开大学外语系的教授，几十年后我们见面时，他还问我：“你大一时自学俄文，又学世界语，为什么没有加入进步组织呢？”可见他的观察细致。但是判断有误，不知道我学俄文是为了读俄国的文学名著，完全是单纯业务观点，没有一点政治意图。不但是他，联大有的进步组织看见我俄文考了100分，希望我加入组织，不料我却吸取周基坤的经验教训，怕别人吸取我的知识，取得比我更好的考试成绩，就婉转地谢绝了。现在看来，很多参加组织的人都被打成了右派，反不如我自由派出成绩了。
右手靠窗第二个床位住的是中文系的项琦，也是从桂林和我、邓汉英、廖山涛同坐汽车到柳州的。他是杭州人，是个典型的白面书生，秀秀气气、斯斯文文，写的一手毛笔字很娟秀，白话文也一样清丽，所以一到联大他就当选中文系学生会的秘书。他的女朋友也从杭州来到昆明，所以他们出出进进，都是对对双双，难舍难分。可惜他得了伤寒病，住进医院，女朋友来探视，他说想吃鲜梨，女朋友就给他买了来。不料鲜梨却带来了生离死别，他就因此一病不起，成了联大第一个离世的学生。
第三个床位也是进门第二个，住的是政治系的张迪懋，就是和邓汉英打桥牌的搭档。他人也很斯文，不太说话，显得比较随和。后来去江西同学会办的天祥中学任初中部主任，我在天祥兼教英文，和他再度同住一室。抗战胜利后他回江西省政府工作，还领我去参观过省政府。做梦也想不到和他同在一起八年，却不知道他是40年代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可见我的糊涂，也可以看出他的高度机警。新中国成立后他任广州中山大学政治系教授，但是没兼什么领导职务，反倒自费买了一些我的著作分赠老友。
右手进门第一个床位住的是机械系的刘伟，和张迪懋都是江西人，他的哥哥是贵州的专员（蒋经国当时是江西赣州的专员），家庭经济比较宽裕，请我们去北院门口小店吃过米线，他的文章写得不错，作文分在朱自清教授那一组。我买了一本朱先生的《踪迹》，是他同我去找朱先生签名的。后来江西同学会办天祥中学时，他是总务主任，我没有钱用的时候，总是去找他透支下个月的薪水，他也从来没有拒绝过，使我可以苦中作乐。他后来成了云南公路局总工程师。
这些就是我22室的室友。
不是我的室友，往来并不比室友少的同学是土木系的张燮，他是江西著名的天才，是全省数学竞赛的冠军，在二中比我高一班。他的父亲是江西省公路处的总工程师，母亲是我三姑父的九妹，我称呼他们做九姑父、九姑妈，所以他也算是我的表兄。我家住南昌土地庙3号时，他家住在1号，我只去过他家一次。到联大后，我去昆中南院大一宿舍找他，他立刻认出了我，还说得出我们的家庭关系，并且带我到他家去吃饭。他的学习成绩特优，工学院的功课特难，考试分数特紧。外文系的王佐良、许国璋等人原来都是工学院学生，但是大一时数理考试成绩不合格，进不了工学院才转学外文系的。工学院有一门功课考试特严，全班有一半人不及格，张燮却只花了一半时间就交头卷，并且得了满分，于是名声大振，成了工学院的状元，和理学院的状元杨振宁齐名。我在天祥中学教高三英文时他教高三数学。教高二数学的是王浩（后来成了国际著名的数理逻辑学家，得了国际数学里程碑奖，等于数学的诺贝尔奖），但教学不如张燮受欢迎。后来张燮参加公费留美考试，成绩高于很多学历比他更高的助教，和杨振宁同榜出国了。他的考试成绩特优，但是并不特别用功，学习对他毫不费力，随随便便就出人头地了。他喜欢天祥中学高三的女同学黄庆龄，说她是他的“兴趣”，但是不好意思找她。刚好我在改高三的英文作文，忙不过来就请他代改黄庆龄的作文。作文中有一句说到太阳晒黑了的脸，庆龄用了sun-shone face，张燮当面给她改成sun-burned face，并告诉她shine是不及物动词，当及物动词用是“使发光”的意思，不能用在这里。这样一讲，他的形象真在她心中发光了，后来她成了他的夫人。
在联大江西同学会迎新会上，我还见到了几个高班次的同学。一个是历史系的程应镠，笔名流金，是我二中同班程应铨的哥哥。流金在二中比我高三班，是江西著名的长跑运动员、二中篮球队的中锋、排球队的主力。我当时还不知道他的文才，如他说过：李白是站在人之上的诗人，杜甫是站在人之中的诗人；《诗经》是言语的艺术，《楚辞》是文字的艺术。两个字简单明白地说明了李杜风骚的不同，是我闻所未闻的新见解。他在联大常写文章，和沈从文先生关系很好，沈先生介绍他担任云南《中央日报》副刊的主编，因此和联大的青年作家多有来往。他和闻一多先生的关系也很好，是闻先生介绍他加入民盟的。后来他和我的联大同班李宗蕖结了婚，我在天祥中学兼教务主任时，他兼训导主任，思想进步，请闻一多先生来天祥中学讲过话。但在闻先生遇害时，他的名字也上了黑名单，于是全家离开昆明到了上海，经孙大雨先生介绍，他在上海师范学院任教，兼工会主席，还是上海民盟委员。但是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平反后又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残酷迫害致死。应镠一生进步，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结果落得个这样的下场。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幸。
1月19日 星期四
上星期四第一小时，叶柽老师走上讲台，一声不吭，在黑板上写了作文题目：What I Like。我学林语堂《有不为斋》写法，但学得不好，大有画虎不成之慨。但我想还是画虎好些，因为画虎不成虽然类犬，但慢慢地总会画得像虎的；而刻鹄就是成了，也不过是鹄而已。昨晚计划今天有什么功课的时候，忽然想到今天也许又得作文了。果然，今天第一小时，老师走上讲台，一声不吭，又在黑板上写下了作文题目：Why I came to college。我想到今天要作文，但并没有预备，不是懒，却是想认真地练习自己一小时内写一篇短文的能力。
军训科目班战斗教练，使我记起西山三个月的丘八生活。奇怪！那时以为最苦的生活，现在却也觉得别有风味。主观的痛苦客观也许是美丽的，犹如一幅美丽的图画，如果你置身于美丽的最高点，下来再看四周的风景，自然不如居高临下看更美了。
（补记）1月12日的日记，当天为什么没有写下来？大约是第一次作文写得不够满意，认为值不得记的缘故。为什么一星期后又补记了呢？大约是第二次作文表现了自己的独立性和好胜心，所以就两天日记一天写了。这也可以看出我受林语堂的影响。文中总要有我，如果我不突出，和别人差不多，就写不如不写。换句话说，我把自己看作人中之虎，把别人看成鸟中之鹄，自认为高人一等。其实，虎能翻山越岭，鸟能上天下地，各有千秋，只要各尽所能，就可自得其乐，无所谓高下问题。
第二次作文前我想到了有可能要作文，这说明我有一点推理的能力，或者说有一点预见性，但我并不能推测到作文的题目，所以也无从准备起。而我却找了一个借口，不说我无法准备，只说我要锻炼一小时写一篇短文的真实本领，可见我的日记还是报喜不报忧的。
上军训课没有兴趣，甚至认为不如高中时在西山受又苦又累的集中军训有意思。这说明我不会充分利用时机，对现实多看到缺点，对过去却多看优点，对比之下，甚至从过去的缺点中也看出优点来了。例如西山军训虽累，但受训的环境很美，参天松柏，垂地杨柳，钟鼓惊梦，号角破晓……当时深以为苦，但回忆像美丽的云雾，遮住了阴暗的山谷，却露出了蔚蓝的天空。想到当时和自己一同受苦受累的同学，多是江西一代人的精英，当时被阳光晒黑了的脸孔，后来却为国家发出了灿烂的光辉。如为中国大炼钢铁赶英超美的徐采栋，制造第一台电视机的薛蕃荣，江西科学院院长廖延雄，江西电厂总工程师符达，都是曾在西山跌打滚爬的中学生，露出的都是光辉的笑脸了。
1月20日 星期五
校门口有两条路：一条是公路，一条本来不是路，因为走的人多了慢慢地也成了路。现在走那路的人更多了，但是谁也不知道谁是磨穿鞋底，走酸大腿的开路者。我不喜欢走那条路，因为大家都走那条路。我喜欢一个人走我自己底路，在虔南，在赣州，在吉安，在永泰，我都有我喜欢走的路。——特别是永泰，在黄昏，在雨晨，在有月的夜，无月的夜，如果有人能把我的影子，我的足迹，在河堤畔的，在公路上的，在石道中的，描绘下来，那对于我是些如何美丽的梦啊！我过去喜欢一个人走我底路，我现在也喜欢一个人走我底路，我将来还喜欢一个人走我底路。
（补记）这篇日记几乎成了我的独立宣言，因为我在回忆录《追忆逝水年华》中一开始就摘录了这天的日记，其实那时我还不满十八岁，在人生的道路上才刚刚起步。哪里懂得什么人生人世！
1月22日 星期日
在朝阳洒下的树影里，在古木参天的大道上，我独个儿走到大观楼去。
在路上，我信步走着，信眼看着，啊！多妙的风景！尤其是路旁的那条小河，简直太像永泰去大观桥的那条了，而它也是到大观楼去的。多巧啊！名既相同，实也相仿，真使我怀疑是造化有意要把我推到回忆之谷里去了。
到大观楼，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一湖春水，两岸帆影，真想登高望远，但再一看楼门高锁，只好望洋兴叹了。
于是坐上一叶扁舟，放乎中流，任其东西。想起南昌夏天的东湖，倒也有点意思。但再想起峡江之险，乘长风怎敢破万里浪？想到过去的苦，才更会感觉到现在的乐。
（补记）这是我到昆明三个星期之后，第一次一个人在星期天去游览昆明的名胜。一个人去，说明我喜欢一个人走自己的路，也说明我脱离群众，三个星期没有交上一个可以谈心的朋友，同去欣赏四季如春的美景。留恋过去，更说明对现实的不满意。
其实回忆起来，永泰去大观桥的蜿蜒小路是江南常见的景色：路两旁一片青翠碧绿，沿路还有一条大观河，里面流着一清见底的潺潺流水，小河旁一行婀娜多姿的垂柳，仿佛在钓着水中的倒影，很像杭州西湖去北高峰道中的一景。记得我同符达、含和、其治、燮昌、匡南曾去小河中游泳，颇有《论语》中的“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趣味。
至于峡江之险，那是1938年2月17日，我同燮昌、含和坐船从吉安到永泰去的途中，经过峡江，听说路上有匪抢劫，燮昌就丢下我们坐轮船先走，到永泰去邀匡南到河边来接我们的往事。当时只觉得惊险的恐惧，回忆起来，却只记得久别重逢的乐趣了。
1月27日 星期五（英文日记，后译中文）
晚饭后在翠湖散步，沿着一条蜿蜒的小径往前走，眼里没有看见一个人，心里没有想一件事，只望见碧空中的一弯新月，碧水中也有一弯新月。我想，翠湖有点像我心中的茵梦湖，不过湖中找不到水莲而已。回到北院的时候，我眼里还是没有看见一个人，心里还是没有一件事。
（补记）这篇日记继续说明了我喜欢一个人走自己的路。不喜欢走热闹的大道，却要走蜿蜒的小径。其实，路上不一定没有人，只是我眼里看不见；心里不一定没有事，只是心里没有想而已。我看到的只是天上的一弯新月，想到的只是茵梦湖中的水莲，而水莲是意中人的象征。这说明我到联大的第一个月，学习上觉得有收获，生活上却感到孤寂，往往沉醉在朦胧的月色中。
1月28日 星期六（英文日记，后译中文）
我有两个希望：一个是暑假期间，想去西山住上十天半个月，半夜可以起来欣赏美丽的月色，白天却睡到太阳晒热了湖水，再去湖中游泳，或湖上荡舟，我希望中学时代的好友能来昆明，和我同享这水天一色的湖光山影；第二个希望是到了年底，抗日战争可以胜利结束，联大可以迁回北京，我们可以取道香港南昌北上，重享北国故都的古香古色。
（补记）这两个希望说明了我不满现状，留恋过去，幻想未来。我来联大还不到一个月，有什么不满的呢？联大大一学生自办食堂，我被22室选为伙食委员，要夜里四点钟起来监厨，买菜。我看到昆明的厨子天天起早摸黑，穿着围裙，光着双脚，把一张张沾满污迹，没有油漆的四方木桌擦得干干净净，挣不到几个钱，而他们无论春夏秋冬，天天都得如此啊！我才干了一天，就觉得受不了，想起了西山受军训半夜起来站岗的苦事，怎么升了大学还是如此呢！可见我心向往之的是北京、清华大学战前的精神贵族生活，不是抗战时期的流亡生涯。更糟的是，到市场去买菜时，看到金光灿烂的玉米，那是在南昌使我垂涎三尺的食品，在家里是用来炒肉的素菜，于是我要一厨子买来如法炮制，以为我的一片好心会得到同学们的好报。哪里知道结果怨声载道，我还莫名其妙，去问南院的伙食委员袁永熙（当时不知道他是外文系主任叶公超的内弟，还是联大共产党的党委书记），他告诉我北方同学把玉米当作粗粮，不当菜吃。我这才恍然大悟，不能怪别人，只能怪自己，于是就辞职不干。怎能不满现状呢？
1月29日 星期日（英文日记，后译中文）
下午去游圆通公园，环绕小池种了许多美丽的花，很像我同茀生、燮昌在永泰萧公庙摘到的奇花异葩。正要伸手去摘，忽然记起萧公庙的鲜花，插到瓶子里却枯萎了，于是手又缩了回来。
（补记）这是一月份最后一个星期日，我去游了圆通公园，而上个星期日又游了大观楼，可见我到昆明第一个月的计划是：学习六天，星期天休息游乐。但到大观楼想起的却是永泰的大观河，到圆通公园想起的却又是永泰的萧公庙，可见我对永泰的自由生活如何念念不忘，也反映了昆明的生活虽然自由，但比较孤独，可见天时（昆明四季如春），地利（昆明风景如画）还不如人和重要。
我在萧公庙可以自由摘花，无拘无束；到了圆通公园能否随意摘花，我已记不得了；但我没有摘花，不是因为不敢违反公园规则，而是不愿看到鲜花枯萎，可见我什么事都是自我中心，不大为人考虑。一月份的日记基本上说明了这点。
1月30日 星期一（英文日记，后译中文）
上午在图书馆读英文本艾伦坡的故事，因为那是林语堂爱读的书，现在见了原本，自然不能放过，于是一边查林语堂推荐的《简明牛津辞典》，一边阅读。
下午读英文本《圣经旧约》，想了解西方人为什么信基督教，为什么我却不能相信。
晚饭后读巴金的《春》。我发现要读的书太多，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之生，求无涯之知。即使一天到晚求知，时间也不够用，何况还要劳逸结合？在我看来，求知是要求乐。如果知而不乐，那应该何去何从呢？
（补记）这一天记下了我的读书生活，说明我在中学时代受林语堂的影响比较大，他爱读的书我要读，他推荐的辞典我要用。但是读后觉得对艾伦坡的小说兴趣并不高，《简明牛津辞典》也不如《牛津学生辞典》好用，因为后者条理分明，学生用来方便。可见读书还是要以我为主，别人的意见只能作参考，这事只能自我中心，要主次分明。
至于宗教，它对西方文化影响太深了，我却不能理解为什么那么多文学家，科学家都信上帝？而我却认为“子不语：怪，力，乱，神”合情合理，高于西方宗教文化。不仅是我，西方的哲学家罗素不也认为中国孔子的无神论胜过西方的神权论吗？所以我不赞成全盘西化，一听社会学教授提倡全盘西化说，立刻就退选社会学了。
至于巴金的《家》《春》《秋》，那是开明书店《中学生》杂志推荐的很多人爱读的书，但我读了《家》后，觉得还不如赛珍珠的《大地》，只有大哥觉新写得还好，大嫂瑞珏的死还感动人。至于《春》，几乎等于《家》的翻版，梅表姐的死就不如瑞珏的死有感染力。
吾生也有涯，就要节约利用有涯的生命了。所以我想求知和求乐是一致的。如果求知不乐，那就不如舍知求乐，因为每个人总有自得其乐的求知部分的，何必勉为其难呢？
1月31日 星期二（英文日记，后译中文）
在武成路三一圣堂三层的小阁楼里，十几个联大同学坐在椅子或凳子上，和美国牧师贝克用英语谈话。我们并不想听他讲什么，而是想看他是如何讲的。因为听得越多，讲的能力也会提高。因此我每天下午一点到两点都去参加会话。
（补记）我说求知和求乐是一致的，其实一致的时候并不一定多于矛盾的时候。如我去学英语会话，如果我对美国牧师讲什么不感兴趣，那对他如何讲又有什么乐趣呢？他信上帝，我不相信，我问他如何能证明上帝存在。他问我相信不相信电的存在，电也是看不见的，但一触电人就会死；上帝也是看不见的，但不信上帝就得不到永生。我对他的说法半信半疑，怀疑的是：电虽然看不见，但电能发光是看得见的，触电会死人虽然不必自己体验就能证明，但信上帝能得永生有什么可以证明呢？但我对自己的怀疑也有怀疑，难道爱因斯坦不比我懂科学？为什么他不怀疑，我却不相信呢？
和我同去参加会话的同学有吴琼和周基坤。吴琼去学会话不管牧师讲什么，也不问为什么，只是学说英语，后来他成了清华大学的英语教授，但是学术成就不高。周基坤只带耳朵去听，不带嘴巴去说，后来成了南开大学的英语教授，不知是说话太谨慎还是不谨慎，却被冤枉打成右派。我们三个人学英语态度不同，结果也大不相同了。
一月小结（补记）
来联大一个月，觉得收获不小。
首先，谈谈上课读书。叶公超先生说我朗诵英语流利，但不能扼要说出朗诵的内容，这是形式主义的结果。一语中的，说出了我的弱点。给我敲响了警钟。他在文章中说：个人的才气有限，文化的力量无穷。削弱了我对个人英雄主义的向往，使我注意克服自我中心的思想。
朱自清先生对“比兴赋”的解释，说中国诗词重“比兴”，西方文学直赋胸臆，使我注意到中西文学的异同，并且明白了为什么我喜欢他的《匆匆》而不喜欢《背影》，因为《匆匆》一开始用了排比：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而《背影》却只是直述其事。
陈梦家先生讲《论语言志篇》，“吾与点也”，使我看到的孔子不只是一本正经的圣人，而且还是通情达理，既爱山水，又爱自由的凡夫俗子。
皮名举先生讲到“不爱江山爱美人”的罗马大将安东尼，引发了我对情理矛盾的思考。后来再读到陈寅恪先生“玉颜自古关兴废”的诗句，联系到商纣王，周幽王，楚霸王，唐明皇，直到平西王吴三桂，更加深了我对英雄造时势的了解。
张佛泉先生讲《政治学》时说：总体并不等于部分的总和，这对我的翻译思想很有启发。并且联系到老子说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体会到“名”就是部分的总和，“实”才是总体。名不可能完全等于实，所以译文不可能完全等于原文。其实，原文也不太可能完全等于所写的现实，译文倒不是没有可能比原文更接近现实，因此，译文有可能胜过原文，这是翻译的哲学。
钱钟书先生文章中往往妙语惊人，令人应接不暇，也就提高了学生的眼界，要求作家语不惊人誓不休。因此，茅盾的演讲《一个问题的两面看法》，虽然深入浅出，但只是以理服人，不能以情动人。听来如喝开水，只能止渴，不能如兰陵美酒，令人口角生香，心醉神迷。
这是一个月来上课读书的主要收获。
其次，谈谈联大同学对我的启发。第一个是理学院的状元杨振宁，他引起我的注意，是他能发现异常现象，例如及物动词的过去分词一般表示被动，在课文中为什么只表示完成？这说明他观察细致认真，已经是后来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先声，因为物理学家都相信宇宙守恒，他发现弱作用时不守恒，这不就是异常现象吗？他不但在微观上细致入微，在宏观上概括力也很强，如他认为中国文化是综合性的，西方文化是分析性的；中国文字宜于作诗。英法文字宜于立法。学术研究，在主观上要有兴趣，在客观上却要从现象入手，不能从理论到理论。这就说出了流行的空头理论的大问题。有些看法我本来有同感，听他一说，就更增强了信心。
工学院的状元张燮和杨振宁齐名，工学院最难的课程有一半的人不及格，他却只花一半时间交了头卷，而且得了满分。他读书考试都不费力，别人很难学到他那种程度。我对有些不感兴趣的课程想不费力，结果就只勉强及格而已。学上焉者，就只能得乎其中了。他虽然是工学院的学生，但外语学得又多又好，大一英文比我要高三分，法文、德文、俄文、世界语都学过。我要学他，觉得他是以博见长（know something about everything），如要发现他的弱点，就要反其道而行之，就要以专对博（know everything about something），看看能否赶上他，甚至超越他。后来我搞两种外文的中外互译，就是因为前人没有达到过这么高的水平，如能达到，就是超越前人了。
同房廖山涛后来成了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我用六条直线画成了二十个三角形，问他能否做到？不料他却从理论上讲，六条直线只要不平行，都可以画成二十个三角形，这就使我知道了感性知识要上升为理性知识的重要性。
同房邓汉英是数学系的，却在课余翻译文章投稿，这使我理会到充分利用业余时间的好处（The best of all ways all ways/to lengthen our days/is to steal some hours from the night.）
哲学系周基坤参考了我的课文译文，考试成绩居然比我更高，当时我非常不高兴。后来想到如果不是抄袭，只要能够用得比前人好，那岂不是超越吗？
政治系张迪懋是共产党员，当时毫不外露，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才知道，机械系刘伟的父亲是赣州专员，是蒋经国的前任，但是也不外露，并且对人慷慨大方。
吴琼天天见面，不容易看出与众不同的优点。其实我到昆明那一夜他让床给我睡，就比我更会体贴人。
回想起来老师同学给我的影响还是不小的，这就是后来补写的小结。
[1]学号是学生的号码，按照学生的英文姓名编排顺序。例如“联1”是个姓安的同学，因为安字的英文拼音An。许字当时的拼法是Hsu，排在203号，吴琼的吴字拼成Wu，学号是“联561”。联字代表联大，因为当时还有清华、北大、南开的学生，学号不用联字，而用T、P、N分别代表清华（Tsinghua）、北大（Peking University）、南开（Nan kai），学号编法基本采用清华系统。后来联大的英文名字正式定为Associated University，学号也就用A代替联字了。
[2]后改由张佛泉教授担任，时间改成每星期晚九点到十点，星期三晚八点到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