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可避免的时代投射
《神雕侠侣》正在连载时，金庸同时写了另一本奇特的武侠小说《飞狐外传》。在金庸所有的武侠小说里，《飞狐外传》的篇幅不长，但它的形式及写法都很特殊。
《明报》创刊时，财务状况极为困难，金庸必须想办法把他写武侠小说的本事变成挹注《明报》财务问题的资金，于是金庸另外创办杂志《武侠与历史》，创刊之后开始连载《飞狐外传》。这本杂志以周刊形式出刊，每七天刊登一篇武侠小说，正因为如此，金庸写《飞狐外传》就跟写《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的方式截然不同。他通常熬夜写稿，大概从晚上十二点开始写，写到隔天早上，篇幅约一万字。依照《飞狐外传》的写作背景来看，不同的连载形式势必影响同一作者在写作题材上的选择。
《明报》创刊之后，金庸的连载武侠小说一路支撑《明报》的收支。一直到1962年5月，发生一件极为关键的事情，让他进而将社评与武侠小说转变成经营《明报》的双刃。在严肃社评与通俗武侠小说这两种格格不入的写作基础上，《明报》以其特殊的风格渐渐稳固下来。
1962年5月，爆发了逃港潮。刚开始的时候，香港港督束手无策，只能采取拒收、遣返的应对之策，却进一步引发香港本地非常严重的大骚动。
《明报》在极短的时间内做出反应，坚持政治中立、不分左右派、不抱成见的立场。借由社评，金庸为《明报》的立场定调，《明报》是最早而且是惟一敢于冲撞港英政府政策的报纸，它谴责港督残酷对待处境艰难的难民，并且站在难民的角度，派记者到第一线报道，《明报》实质上建立起第一批记者。这批记者走到最前线，如实报道难民悲惨的境况。一夕之间，《明报》成为香港最有良心的声音，在报界的地位扶摇直上，引起读者重视，从此之后不再是小报。
即使不再是小报，《明报》的基本结构仍未改变，金庸还是一手写社评，一手写武侠小说。从《神雕侠侣》一直到他写完《鹿鼎记》前，前后大约有二十年的时间，金庸一直处在一手写社评、一手写武侠小说的状态。通常是下午写武侠小说，晚上撰写社评，这是他每一天的基本工作。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显露出社评与武侠小说两者之间必有互涉（intertextuality），金庸的武侠小说必然呼应了他在时评当中的观察。
阅读金庸武侠小说，对照金庸时评里所反映出来的时势变化，才能察觉单独阅读武侠小说时那些视而未见的意涵。在时评的对应之下，金庸武侠小说的层次变得立体起来。
回顾1962—1974年这段时间，金庸在时评里究竟反映了什么样的时局？
当他晚上写时评的时候，必须面对三个显而易见的议题。首先，是香港正在快速建设和变化，累积日后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基础。这其实与1962年英国港督政府调整政策，香港因此快速金融化，城市也迅速进行新的建设。倘若不对照金庸写时评的时局背景，可能无法体会到香港真正的样貌。金庸还没被《大公报》转调香港之前，长期待在上海《大公报》工作。当他1947年从上海抵达香港时，香港城市建设远远落后于上海，这跟我们今天的想象和理解不同。香港是在他写时评的这二十年当中，化身成为世界级的东方明珠。
其次，在香港脱胎换骨进行建设、转型成为现代化都市的同时，内地也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动荡。他出身于赫赫有名的海宁世家、大地主查家，他的父亲因此受累而被枪毙，从这一渊源上来看，金庸对这段时间的动荡必然有深刻的感触和观察。
最后，是金庸与台湾、国民党之间的纠结，这必须回溯至他的求学背景。在他以金庸这个笔名写武侠小说之前，他没有正式的学历。查良镛的退学记录远超过毕业记录，他曾就读于现在政治大学的前身，也就是当时的政治干部学校，但他只在国民党的政治干部学校念了一年半的书就被退学。更重要的是，他其实很早就对国民党心生不满。在这个背景之下，金庸既写时评，又创作武侠小说。后来，国民党视他为眼中钉，他的武侠小说在台湾成为禁书，他本身也被禁止踏足台湾。
基于这些时代背景，金庸时评里的基本价值观一定会渗入他的武侠小说，在两者互涉的同时，金庸武侠小说呼应了香港、内地（大陆）及台湾的时事变化。如果有谁愿意翻出金庸当年的所有时评，在他所有武侠小说情节脉络中进行查证及对照，其实可以做出别有意义的研究。
从大局势来看，金庸武侠小说架构中的某些象征显而易见。例如《碧血剑》，小说主角是袁承志。明朝历史是武侠小说里的特别元素，金庸让真实的历史人物走进小说里，他从这条路数写武侠小说，以抗清儒将袁崇焕的儿子袁承志为主角。
拿历史人物当作武侠小说的素材，让真实的历史作为武侠小说的故事背景，必然会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你不能随意篡改真实存在的历史。但金庸依循历史小说这条路数去撰写武侠小说，必须回溯到他小学时代的阅读经验。他曾经说过当时读《三国演义》，全然是护卫刘备蜀汉这一方。也许很多人也有这种情感上的投射，因为《三国演义》在罗贯中笔下，本来就是有意让读者认同蜀汉，尤其是敬佩诸葛亮。所以金庸说他第一次读到诸葛亮在五丈原归天时，他就合上《三国演义》，完全无法再读下去，心情备受煎熬。蜀汉从五丈原撤退之后发生的故事，金庸是从他表哥口中得知的。金庸不能接受蜀汉竟然会最先灭亡，为此和他表哥激烈辩论，以至于他表哥没有办法，只好搬出中学历史教科书。书上几行字指证历历，证明邓艾、钟会灭了蜀汉的历史真实，金庸才悻悻然服输，甚至流了不少眼泪。
这件事给了他很大的冲击，伤痕一直都在，致使他创作武侠小说时，经常喜欢试图在武侠小说中改写历史，但如此一来，不容你否认及推翻的历史真实也就会一直徘徊在小说中。《碧血剑》小说主角袁承志即是一例，他的武功如此高强，竭尽所能去帮助闯王得天下，他的最终目标就是对抗清军、诛杀明朝崇祯皇帝。但是说到底，历史是人力无法撼动的事实。李自成攻进北京城，然后崇祯上吊，接下来清兵入关，大败闯王李自成，多尔衮攻入北京，自始清朝入主中原。
金庸小说情节的主线，是以袁承志的复仇之志为铺陈。依照史实，袁崇焕以“通虏谋叛”的罪名而遭凌迟，是故袁承志立誓辅助闯王进攻北京，以报父仇。至于他的报仇对象，想当然耳，必然是崇祯皇帝。袁崇焕服刑之惨烈，源头来自对抗金人—后来的清军入侵中原。
无论如何，清军终究还是攻进北京城，建立大清王朝，小说家不能为了成全袁承志报父仇的志愿去改写历史真实，所以在《碧血剑》连载的当下，金庸心里有数，只能让袁承志心灰意冷，草草结束小说结尾。金庸让袁承志意兴萧索之余，远征异域，选择在南方的海岛隐居。金庸刻意借由这座海岛来隐喻香港，这则隐喻含有深长意味。对照原先的连载版，以及金庸改写于20世纪70年代的修订版，我们发现小说开场及结尾都做了一番修改。
连载版《碧血剑》一开场，“陕西秦岭道上一个少年书生骑了一匹白马，正在逸兴横飞的观赏风景”。连载版描写了侯朝宗在“斜阳将堕，归鸦阵阵”时的少年身影，但到了修订版，开头改为叙述浡泥国（即今婆罗洲北部的婆罗乃）国王朝贡明成祖—“西南海外浡泥国国王麻那惹加那乃，率同妃子、弟、妹、世子及陪臣来朝”。金庸改写连载版本的小说开头，如此一来，就与袁承志隐居海岛的结局相呼应，并且借由让袁承志决定去海岛做化外之民的小说寓意，使象征性作用更为强烈。
此外，金庸武侠小说的框架承袭帮派、武林的大系统，但他的确曾经发明了性质鲜明的大帮派：一个是《倚天屠龙记》中对抗元廷的明教，由于教徒行事诡秘，教派仪式、口号及教风既神秘又暧昧，与其他江湖门派格格不入，江湖中人视之为“魔”；另一个则是彻彻底底的魔教，即《笑傲江湖》中的日月神教，用教主东方不败的口号“日出东方，唯我不败，东方教主，文成武德，千秋万载，一统江湖”，去对照金庸撰写《笑傲江湖》的时间点，其深意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