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论

皮肤病在古代中医书籍中隶属于外科的范畴，所以一般古典医籍中，罕有皮肤病的专著，但早在公元前14世纪甲骨文中就有“疥”“疕”的记载，《周礼》中记载“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痟首疾，夏时有痒疥疾……”，《黄帝内经》中不仅可以看到疮、疡、痤疿等皮肤病的病名记载，而且可以看到“诸痛痒疮，皆属于心”“诸逆冲上，皆属于火”“汗出见湿，乃生痤疿”“劳汗当风，寒薄为皶，郁乃痤”等有关病因病理的阐述。各代医书对皮肤病的记载又有不同的发展，汉·张仲景《伤寒论》《金匮要略》二书中有瘾疹（类似于现代医学之荨麻疹）、浸淫疮（类似于现代医学之泛发性湿疹）、皮痹（类似于现代医学之硬皮病）、狐惑病（类似于现代医学之眼-口-生殖器综合征）等记述，且主张用黄连粉治疗浸淫疮，仍为今日治疗湿疹所采用。

隋·巢元方所著《诸病源候论》对皮肤病的病因病机阐述十分详细，如论述“头面身体诸疮候”时指出：“夫内热外虚，为风湿所乘，则生疮。所以然者，肺主气，候于皮毛，脾主肌肉。气虚则肤腠开，为风湿所乘；内热则脾气温，脾气温则肌肉生热也。湿热相搏，故头面身体皆生疮，其疮初如，须臾生汁，热盛者，则变为脓，随瘥随发。”据统计，其中记载了60多种皮肤病，如漆疮、摄领疮、疥、丹毒、癣候、肉刺、翻花疮等。到元、明、清各代更为发展，中医外科的专著中皮肤病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元·齐德之著《外科精义》首创用溻渍的方法来外治皮肤病，与今日中医皮科常用之湿敷相同。治疗上强调皮外科应有整体观念。明·王肯堂《外科准绳》一书依身体部位编次，对皮肤病有较详细的论述。明·申斗垣《外科启玄》对常见皮肤病均附画论述，病种亦较多，全书列皮肤病近百种。明·陈实功《外科正宗》一书对皮肤病的记载有所发展，对皮肤病的病因、症状、治疗等方面均有较详细的论述，而且有独特的见解。清·祁坤《外科大成》按发病部位对皮肤病进行了分类。清·王洪绪《外科证治全生集》对皮肤科疾病以阴阳立论，治疗上主张“以消为贵”，同时还介绍了“犀黄丸”“醒消丸”“阳和汤”等著名方剂为世所沿用。清·吴谦等人所编写的《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也记载了近百种皮肤病，均按发病部位排列，对皮肤病的发病原因、症状、治疗均作了较详尽的论述，而且治疗方法简单实用。清·顾世澄《疡医大全》搜集了历代外科有关皮肤病的精华，是一部比较全面的皮外科的专著。顾氏在皮外科学中强调重视整体观念，认为疮疡、皮肤之疾，虽属外证，“必先受于内，然后发于外”，所以在《疡医大全》一书中指出，需明“脉理”，必须诊脉，以别表里虚实，并论五运六气，以明岁气盛衰，还需遵《铜人图》经络穴道，特别是对皮肤病的治疗，强调既用药，又施针灸，既内治又外治，才能取得疗效，至今仍为医者所遵循。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的中医学、针灸学有了长足的发展，无论是临床研究，还是药学的研究，方药、针灸机制的研究，都取得了显著成绩，涌现出许多中医皮外科专家。我国当代著名中医皮外科专家赵炳南先生首著《简明中医皮肤病学》一书。其主要内容有“中医基础理论”“脏腑学说”“精、气、血、津液学说”“病因病理”“四诊”“八纲辨证”“脏腑辨证”“卫气营血、三焦辨证”“治疗法则”“中医皮肤病的辨证施治”等，赵老系统地提出要以八纲辨证来辨皮肤病；从卫、气、营、血辨证来辨皮肤病；从脏腑、气血辨证来辨皮肤病；用肉眼观察“从皮肤损害来辨皮肤病”；“从自觉症状来辨皮肤病”，并提出“辨证与辨病相结合”。辨证是中医治病的首要手段，没有正确的辨证，就没有正确的治疗方案。赵老对皮肤病的辨证不仅系统性强，理论性强，临床指导性更强。赵老依据“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有诸内必形于外”之理，总结出皮肤病的发病，“内因是发病的根据，外因是发病的条件”。本书还对常见皮肤病临床治疗及常用内、外方药等都做了详细的论述。赵老的《简明中医皮肤病学》不仅总结了中医学的宝贵经验，而且是创造性的、系统性的皮肤病学的理论专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精辟而具有学术价值的皮肤病学专著，是后人研究、临床治疗皮肤病不可缺少的重要参考书籍。

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是中医诊治疾病的基本特点，为中医学的精华。皮肤病的诊治也要树立“整体观念”，那种只见皮肤的病变，而不了解发生皮肤病的内在病因病理；那种只治标，而不内外共治的治疗方法是绝对治不好疑难皮肤病的。在治疗措施方面，笔者牢牢记住唐代大医家孙思邈“针而不灸，灸而不针，皆非良医也，针灸不药，药不针灸，尤非良医也”之训（《备急千金要方·针灸下》），注重采取针、灸、拔罐、刺络疗法，酌情内服中药，其次，还注意应用抹、洗、泡、熏等外治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