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商代的政治思想

一 商朝的政治变迁与社会发展

商朝（约前1600—前1046年），历经17世31王，600余年的时间。商族是一个古老的氏族，起源于东方，最早在今之山东、河北、河南交界处活动。其始祖契是与舜、禹同时代的人物。由契经过12代13王传至汤，正逢夏朝的末年。蒸蒸日上的商族在汤的率领下，联合众多诸侯方国，发动了讨伐夏桀的战役，结果是夏亡商立，商代替夏成为中原的主人。商朝的疆域较夏朝有所扩大，中心区域达到今之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安徽、江苏等地，影响周围方国的范围达到今之陕西、湖北、江西、浙江等地。商朝建立后，统治并不十分稳定，所以国都屡迁，到第10世第20位商王盘庚，将国都由奄（今山东曲阜）迁至殷（今河南安阳），这里成为商朝最后的国都，所以商朝也称殷朝。由于这里地理位置优越，物产丰富，交通便利，使商朝进一步安定，进入发展的快车道。到第11世第23位国王武丁时期，商朝达到了它历史的巅峰。但到商朝的第17世第31位国王受辛当政时，商朝内外矛盾加剧，国势日衰，最后在周武王发动的诸侯联军讨伐战争中被推翻，周朝代替商朝成为中原王朝的统治者，这一年为公元前1046年。

商朝建立了以子姓贵族为核心的奴隶主贵族专政，商王除直接统治王畿外，周边地区由诸侯统治，再远一层是众多大小不等的方国。对商王而言，他只是诸侯和方国的盟主，诸侯和方国通过贡赋承认他盟主的地位。商朝的统治阶级是奴隶主贵族，他们是由同姓的“王族”“子族”“多子族”和异姓贵族等组成。被统治阶级是平民和奴隶。在甲骨文中屡屡出现的“众人”，都是平民，他们是农业、手工业、畜牧业中的主要劳动者。奴隶基本上由战俘组成，甲骨文中的仆、臣、妾、奚等是他们的通称。他们主要从事贵族家内的日常服务，地位最卑贱，人殉、人祭的牺牲者也主要由这个群体承担。

商朝已经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比较规范的行政管理机构。商王掌握最高权力，自号“余一人”，王权在王室内部世袭。王畿内由贵族组成的中央政府和百官直接管理，其中有总揽全局的“相”和“三公”，从事政务管理的“臣”“正”，从事军事管理的“马”“多马”“亚”“多亚”“射”“多射”等，从事宗教文化事务管理的“尹”“多尹”“作册”“卜”“多卜”等，还有从事宫廷事务管理的“宰”“寝”“宗”等。王畿之外则由臣服于商王室的侯、甸、男等诸侯和方国首领管理，并通过贡纳、协助征伐和助祭等活动显示对王室的臣属关系。核心贵族集团，尤其是其中的长老，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还拥有较大的影响力，形成对商王权力的一定制约，这表明氏族社会的原始民主制度遗存还在发挥余威。商朝实行族兵制，由贵族和平民组成的军队，平时从事他们各自的活动，战时则出征作战，兵民不分，文武不分。商朝已经有较完备的法律制度，“商有乱政，而作《汤刑》”[26]。《吕氏春秋》记载商朝已有刑律三百条，所以《荀子》说“刑名从商”。商朝法律的特点是严酷。如死刑就有族诛、大辟、炮烙、脯醢、剖刑等名目，肉刑有刖、宫、劓、墨、断手足等刑种，另外还有徒刑。这些刑罚虽然不全为对付平民和奴隶而设，但主要是为了惩罚他们的违法行为，使之完全屈从统治者的意志。

商朝的经济较夏朝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农业生产中使用的工具尽管主要还是木、石、骨、蚌等材料制作的，但青铜工具也占有一定的比例，通过奴隶和平民的集体劳作，更多的荒芜之地被开垦成良田，甲骨文中出现很多不同写法的“田”字，说明土地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卜辞中有大量占卜祈雨和粮食是否丰收的纪录，反映了统治者对农业生产的重视。商朝的粮食产量较夏朝有明显提高，甲骨文中“廪”字屡屡出现，标志着储存粮食的仓房已经在各地建立，而酿酒业的空前发达，也说明粮食在供应吃饭外已经有了较多剩余。商族本来就是一个具有畜牧传统的部族，其屡屡迁都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体现了游牧经济的特点。成为中原王朝以后，它的畜牧经济较前更为发达，甲骨文记载的祭祀用牲一次可达三百只羊、五百头豕、一千头牛。渔猎和采集在经济生活中也还占有一定的地位。商王爱好狩猎，甲骨文记载的狩猎活动频繁，一次猎取的禽兽包括老虎在内数以百计，一次捕捞的鱼类多达三万条。商朝的手工业较夏代更有着长足发展，青铜、陶瓷、骨器、车马器、玉器、漆器、纺织等部门都取得新的进展。尤其是青铜铸造，其种类之多，冶炼技术之先进，工艺水平之高，都达到了难以企及的高峰，重达875公斤的后母戊鼎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商族还是历史记载中最早从事商贸活动的部族，在它存在的600多年中，商贸活动的规模和范围进一步扩大，贝作为钱币开始使用，作为财富的象征被达官贵人储存。从考古资料判断，商朝已经同今之中国疆域中的绝大多数地区都有商贸往来，并且与今之印度洋沿岸的人群也有贸易联系。

商朝的文字、历法和其他科学技术也都取得了显著成就。一个稳定存在并逐步扩大的巫史集团是从事文化活动的专职群体。在祭祀、占卜、记事、天象观察、历法创造等活动中，他们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文字的创造可能出现在一万年前，经过多方试验和约定俗成，到商朝的甲骨文，已经成为体系完备的成熟汉字。现在出土的甲骨文总数已经超过16万片，单字达6000左右，已经识出音、义者也超过千字。这些甲骨文不仅是中国文字发展史上的瑰宝，更是记载商朝历史的最珍贵的原始资料。文字诞生使历史记录有了最可靠的工具，于是商朝有了中国最早的历史文献，“惟殷先人，有册有典”[27]，这些典册的作者就是专设的太史、内史之类的文化官员。商朝人开始有意识地观察天象，甲骨文中有大量关于风、云、雨、雾、旸、阴、霁、虹、月蚀、日蚀的纪录，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商朝的历法，虽然还不够精密，但已经有一年十二个月的设置，知道置闰，基本上能满足百姓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商朝的数学也达到了较高水准，计数已有个、十、百、千、万等单位，卜辞中出现的最大数字是三万。此外，商朝的建筑、医药等学科也有所发展，卜辞中也出现过各种疾病的名称。在艺术方面，商朝的工艺、建筑、绘画、雕塑和音乐也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总之，无论在经济还是在文化科学方面，商朝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为西周奴隶社会达到最繁荣阶段创造了坚实而丰厚的基础。

商朝的政治思想就是在这样的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和科学文化的背景下产生并获得发展的。

二 商汤的政治思想

商汤名天乙，是商族始祖契的第12代孙，商朝的第一代国君。当他作为商族的首领领导商族在夏朝的东部边陲发展壮大的时候，也正是夏朝最后一个国君夏桀最暴虐无道的时候。他看准时机，启动了灭夏的谋划。他先征伐夏的与国，从葛伯开刀，说：“予有言，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28]继而征伐昆吾，得手后，接着率诸侯联军讨伐夏桀。在誓师大会上，他对参与军事行动的各路诸侯联军发出以下誓言：

格女众庶，来，女悉听朕言。匪台小子敢行举乱，有夏多罪，予维闻女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女有众，女曰：“我君不恤我众，舍我啬事而割政。”女其曰：“有罪，其奈何？”夏王率止众力，率夺夏国。有众率怠不和，曰：“是日何时丧，予与女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尔尚及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理女。女毋不信，朕不食言。女不从誓言，予则帑僇女，无有攸赦。[29]

伐夏取得成功后，他返回故都亳，发表《汤诰》：

王归自克夏，至于亳，诞告万方。王曰：“嗟，尔万方有众，明听予一人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绥厥猷。惟后夏王，灭德作威，以敷虐于尔万方百姓。尔万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并告无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将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请罪有夏。聿求元圣，与之戮力，以与尔有众请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贲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辑宁尔邦家，兹朕未知获戾于上下，栗栗危惧，若将陨于深渊。凡我造邦，无从匪彝，无即慆淫，各守尔典，以承天休。尔有善，朕弗敢蔽，罪当朕躬，弗敢自赦，惟简在上帝之心。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呜呼！尚克时忱，乃亦有终。[30]

从这两份文献中，似乎可以抽绎出商汤的政治思想。一是汤笃信天命鬼神，认为夏朝的暴虐违背天命，所以对它的讨伐是代天行政，“今夏多罪，天命殛之”，“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以彰厥罪”。二是夏桀的罪恶是“灭德作威，以敷虐于尔万方百姓”，因而一个君王必须有德，而这个“德”，最主要的体现就是“爱民”。三是君王之德不仅体现在爱民，还表现在将德施及万物：

汤出，见野张网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汤曰：“嘻，尽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网。”诸侯闻之，曰：“汤德至矣，及禽兽。”[31]

这个故事显然是溢美之作，但从中可以看出在商汤的行政理念中，“德”的因素占了很大成分，这可能是商族在其领导下发展壮大的原因之一吧。在韩愈创建的“道统”谱系中，商汤是排名第四的伟人。

三 伊尹的政治思想

伊尹是协助商汤谋划推翻夏朝统治的关键人物，是一个敢作敢为的宰辅大臣、智谋超群的政治家和颇具创新意识的思想家。他作为第一谋主，在协助商汤伐桀灭夏后，建立起一个比夏朝疆域更广阔、文明程度更先进的商朝。汤死之后，他作为五朝元老继续辅佐了外丙、中壬、太甲和沃丁四位帝君。有关他的事功，最早记载的是《尚书》中的《伊训》《太甲》上、中、下和《咸有一德》，其次是散见于先秦诸子和其他史籍中的篇章，而最集中和翔实的记载当推《史记·殷本纪》：

伊尹名阿衡。阿衡欲见汤而无由，乃为有莘氏媵臣，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或曰，伊尹处士，汤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后肯往从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汤举任以国政。伊尹去汤适夏。既丑有夏，复归于亳。入自北门，遇女鸠、女房，作《女鸠女房》。

当是时，夏桀为虐政淫荒，而诸侯昆吾氏为乱。汤乃兴师率诸侯，伊尹从汤，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汤乃践天子位，平定海内。……伊尹作《咸有一德》。

汤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于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是为帝外丙。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是为帝中壬。帝中壬即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汤适长孙也，是为帝太甲。帝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作《肆命》，作《徂后》。

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伊尹嘉之，乃作《太甲训》三篇，襃帝太甲，称太宗。

太宗崩，子沃丁立，帝沃丁之时，伊尹卒。既葬伊尹于亳，咎单遂训伊尹事，作《沃丁》。[32]

《殷本纪》记载了伊尹传奇的一生，特别是他的功业和思想。其中特别引人注意的是他将当国的太甲流放到桐这个地方闭门思过。这在秦、汉以后的历史上几乎是不可思议的行动，显示了原始社会民主遗存的力量，也展示了伊尹忠于商朝的耿耿之心。他之所以流放太甲、摄政当国和自愿归政，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使商朝在稳定发展的路上延续它的王统。

《史记·殷本纪》记载伊尹事迹依据的主要史源是《尚书》中的《伊训》《太甲》上、中、下和《咸有一德》五篇闪耀着智慧和理性之光的传世文献。这五篇文献实际上是伊尹的政治宣言，是他留给当世和后世商王的帝王政治教科书，也是他给自己留下的永世不磨的纪念碑，是他治国行政理念的集中体现。因为这五篇文献特别珍贵，且文字数量不多，可全部加以征引：

《伊训》：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见厥祖，侯、甸群后咸在，百官总己以听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训于王，曰：“呜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灾。山川鬼神，亦莫不宁，暨鸟兽鱼鳖咸若。于其子孙弗率，皇天降灾，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鸣条，朕哉自亳。惟我商王，布昭圣武，代虐以宽，兆民允怀。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爱惟亲，立敬惟长，始于家邦，终于四海。呜呼！先王肇修人纪，从谏弗咈，先民时若。居上克明，为下克忠，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以至于有万邦，兹惟艰哉！敷求哲人，俾辅于尔后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敢有殉于货色，恒于游畋，时谓淫风。敢有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时谓乱风。惟兹三风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训于蒙士。呜呼！嗣王祇厥身，念哉！圣谟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尔惟德罔小，万邦惟庆；尔惟不德罔大，坠厥宗。”

《太甲上》：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诸桐。三年复归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书曰：“先王顾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庙，罔不祇肃。天监厥德，用集大命，抚绥万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师，肆嗣王丕承基绪。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其后嗣王，罔克有终，相亦罔终，嗣王戒哉！祇尔厥辟，辟不辟，忝厥祖。”王惟庸罔念闻，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显，坐以待旦。旁求俊彦，启迪后人，无越厥命以自覆。慎乃俭德，惟怀永图。若虞机张，往省括于度则释。钦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怿，万世有辞。”王未克变。伊尹曰：“兹乃不义，习与性成。予弗狎于弗顺，营于桐宫，密迩先王其训，无俾世迷。王徂桐宫居忧，克终允德。”

《太甲中》：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于亳。作书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终厥德，实万世无疆之休。”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类。欲败度，纵败礼，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师保之训，弗克于厥初，尚赖匡救之德，图惟厥终。”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协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穷，民服厥命，罔有不悦。并其有邦厥邻，乃曰：徯我后，后来无罚。王懋乃德，视乃厥祖，无时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视远惟明，听德惟聪。朕承王之休，无斁。”

《太甲下》：伊尹申诰于王曰：“呜呼！惟天无亲，克敬惟亲。民罔常怀，怀于有仁。鬼神无常享，享于克诚。天位艰哉！德惟治，否德乱。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事，罔不亡。终始慎厥与，惟明明后。先王惟时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绪，尚监兹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迩。无轻民事，惟难。无安厥位，惟危。慎终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呜呼！弗虑胡获，弗为胡成，一人元良，万邦以贞。君罔以辩言乱旧政，臣罔以宠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咸有一德》：伊尹既复政厥辟，将告归，乃陈戒于德。曰：“呜呼！天难谌，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监于万方，启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师，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归于一德。德惟一，动罔不吉；德二三，动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灾祥在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终始惟一，时乃日新。任官惟贤材，左右惟其人。臣为上为德，为下为民。其难其慎，惟和惟一。德无常师，主善为师。善无常主，协于克一。俾万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绥先王之禄，永底烝民之生。呜呼！七世之庙，可以观德。万夫之长，可以观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无自广以狭人，匹夫匹妇，不获自尽，民主罔与成厥功。[33]

这五篇文献，全面展示了伊尹的政治思想内涵。

第一，君王必须敬畏天命，时时想到自己头上有一个神灵万端、明察秋毫、赏善罚恶的昊天上帝，这个上帝既能保佑你获得天下，更能使你转瞬之间丧失万里江山社稷，“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天难谌，命靡常。……皇天弗保，监于万方”。夏王就是因为不敬天命，“于其子孙弗率”，所以“皇天降灾，假手于我有命，造功自鸣条”，自己的先王就是因为敬畏天命，因而得以实现对天下稳定的统治：“先王顾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庙，罔不祇肃。天监厥德，用集大命，抚绥万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终厥德，实万世无疆之休。”不要对伊尹的迷信上帝、鬼神发出过多的责难，因为在夏、商那个时代，整个社会都弥漫着对上帝、鬼神的信仰和敬畏：“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34]伊尹强调有一个监临帝王头顶的昊天上帝，目的是让君王对上帝保持一种敬畏之心，时刻警惕自己的行动不要违背上帝的好生之德。

第二，使昊天上帝护佑君王稳坐君位的条件是君王必须有德。“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归于一德。德惟一，动罔不吉；德二三，动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灾祥在德。”伊尹讲的“德”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首先是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因为“天无亲”“天位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德惟治，否德乱。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事，罔不亡”，所以必须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以回应天的眷顾或惩罚。这就要求君王切戒“三风十愆”：“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敢有殉于货色，恒于游畋，时谓淫风。敢有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时谓乱风。兹三风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修德就要节制自己的欲望，不可放纵自己的行为，因为“欲败度，纵败礼”。君王的修德，还应该体现在坚持正确的行政理念和执政措施，如立爱敬长，“立爱惟亲，立敬惟长，始于家邦，终于四海”；如虚心纳谏，任用贤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孝敬长上，谦恭下人，“从谏弗咈”，“居上克明，为下克忠。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敷求哲人……制官刑，儆于有位”，“旁求俊彦启迪后人”，“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视远惟明，听德惟聪”，“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等等，总之是加强个人修养的方方面面，给全体臣民树立一个敬畏仰望的崇高的道德形象，“一人元良，万邦以贞”，不负其作为上帝在人间代表的使命担当。

第三，更重要的是，君王必须重民、爱民、为民。夏朝的灭亡，是因为它“弗克庸德，慢神虐民”。所以要想长治久安，就必须“代虐以宽”，“无轻民事”，“臣为上为德，为下为民”，“德无常师，主善为师”，“永底烝民之生”。此时的伊尹似乎已经从夏朝灭亡的教训中，体认到民众的力量不容小觑，所以再三强调重民、爱民、为民。

这样，伊尹就在中国历史上创设了政治学的基本原则：君王必须敬天法祖，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推行贤人政治，从民本出发执行重民、爱民、为民的政策。这些基本原则后来被周公和儒家做了创造性的发挥，形成了一套以“德治”“民本”为核心内容的理论体系，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 盘庚的开明政治理念

商朝传至第10代第20位国君盘庚时，已经五次迁都。盘庚为了更好地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进一步形成对周边方国的威慑，决定将国都由奄（今山东曲阜）迁至殷（今河南安阳）。为了顺利地迁都和在迁都后使随迁的臣民百姓认可迁都决策的正确，盘庚在迁都过程中连续发布了三次讲话，形成了现存《尚书》中的《盘庚》上、中、下三篇文献。这三篇文章发布的时间排序应该是，《盘庚中》为第一篇，是盘庚动员居于旧都奄的臣民百姓认可迁都的必要性，服从迁都的决定，顺利完成迁都的计划。《盘庚上》为第二篇，是迁都殷后由于臣民百姓一时不适应新居而口出怨言，盘庚对他们进行劝谏的讲话。《盘庚下》是臣民百姓迁至新都后，盘庚又将宗庙迁来，再次对臣民百姓的一次训话。这三次训话虽然不能全面概括盘庚的政治思想，但从中却可以窥视其政治思想的一些重要的方面。

第一，盘庚尊信上帝和先王在天之灵：

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绍复先王之大业，底绥四方。[35]

古我先后，既劳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则在乃心，我先后绥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断弃汝，不救乃死。[36]

尔谓朕曷震动万民以迁，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乱越我家。朕及笃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肆予冲人，非废厥谋，吊由灵。各非敢违卜，用宏兹贲。[37]

显然，盘庚对臣民的训话屡屡讲到上帝和先王，一方面说明他的所作所为都是根据上帝和先王的意志；一方面也表明，他对上帝和先王的笃信是真诚的，不是为了欺骗臣民而使用“神道设教”的伎俩。

第二，爱民重民，时刻为臣民的利益着想，是盘庚施政的着力点之一：

我王来，既爰宅于兹，重我民，无尽刈。……汝无侮老成人，无弱孤有幼。[38]

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戚，鲜以不浮于天时。殷降大虐，先王不怀，厥攸作，视民利用迁。[39]

此类话语，透出的是为臣民的真心，而这里的臣民都是贵族和平民，盘庚对他们的讲话，是自家人对自家人说的真心话。

第三，遵纪守法、清廉行政、勤奋工作是盘庚对各级执政官员的基本要求：

盘庚教于民，由乃在位，以常旧服，正法度。……王若曰：格汝众，予告汝训汝，汝猷黜乃心，无傲从康。……自今至于后日，各恭尔事，齐乃位，度乃口。罚及尔身，弗可悔！[40]

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无胥绝远。汝分猷念以相从，各设中于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41]

无戏怠，懋建大命。……邦伯、师长、百执事之人，尚皆隐哉。予其懋简相尔，念敬我众。朕不肩好货，敢恭生生，鞠人谋之保居，叙钦。今我既羞告尔于朕志，若否，罔有弗钦。无总于货宝，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42]

盘庚上述表述显示，作为一个最高执政者，他的头脑是比较清醒的。虽然对上帝和先王之神灵的认识还囿于传统思想观念，但在对民和官的认识上已经具有人文主义因素，其中蕴含着民本的意念和对官德官风的较严格要求，这些思想理念后来成为周公构筑其政治思想借鉴的重要资源。

五 武丁的保民思想

武丁是商朝的第11世第23位国君。在商朝历史上，他是一位与汤和盘庚齐名的君王。他享国59年，也是商朝在位时间最长的君王。因功勋卓著，被商族奉为“高宗”，后世史家也誉其为商朝的“中兴”之主。武丁曾在民间待过，有一段困苦生活的经历，因而对下层百姓生活的艰辛有所了解。对此，周朝著名政治家周公曾以赞扬的调子提及：

周公曰：“呜呼，我闻曰……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肆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43]

《史记·殷本纪》记载，武丁的成功施政，得到了傅说和祖已两位贤臣的辅佐：

帝武丁即位，思复兴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决于冢宰，以观国风。武丁夜梦得圣人，名曰说。以梦所见视群臣百吏，皆非也。于是乃使百工营求之野，得说于傅险中。是时说为胥靡，筑于傅险。见于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与之语，果圣人，举以为相，殷国大治。故遂以傅险姓之，号曰傅说。

帝武丁祭成汤，明日，有飞雉登鼎耳而呴，武丁惧。祖己曰：“王勿忧，先修政事。”祖己乃训王曰：“唯天监下典厥义，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中绝其命。民有不若德，不听罪，天既附命正厥德，乃曰其奈何。呜呼！王嗣敬民，罔非天继，常祀毋礼于弃道。”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欢，殷道复兴。[44]

这些记载显然夹杂了一些神话传说，不过有一点似乎清楚，武丁这个君王身上有两大优点，一是渴慕贤臣并千方百计寻觅，二是虚心纳谏。这应该是他取得显著治绩的重要原因。

史书记载的武丁的主要治绩是开疆拓土，在甲骨文中有多次征伐土方、羌方和鬼方的记载。《诗经·商颂》中也有歌颂武丁征伐四方，尤其是征伐荆楚的篇章，如《玄鸟》：

武丁孙子（武王成汤的子孙），武王靡不胜（武丁继承祖业，无不胜任）。龙旂十乘（诸侯树立龙旗，又备大车十辆），大糦是承（将黍、稷、稻、粱运来献上）。邦畿千里（封畿本土千里），维民所止（是众民所居之地），肇域彼四海（又开阔封域，远至那四海边际）。四海来假（四海之内，诸侯都到此朝贡），来假祁祁（来临朝贡之人，祁祁众盛）。[45]

又如《殷武》：

挞彼殷武（那殷王武丁，十分勇武），奋伐荆楚（奋力兴师，讨伐荆楚）。深入其阻（深入险阻之地），裒荆之旅（将荆楚军队俘虏）。有截其所（合并统一荆楚土地），汤孙之绪（这是汤孙的伟大功绩）。[46]

武丁的政治思想，主要集中展现在《尚书·说命》上、中、下三篇文献中。这三篇文献是武丁与傅说的对话，所以其中也蕴含着傅说这位杰出政治家的思想。

一是虚心纳谏。傅说、祖己之类贤良名臣成为他不可须臾离的辅佐，时刻匡正自己，君臣同心，使自己的行政一直沿着伟大先王开拓的正确道路稳步前行，达到“以康兆民”的施政目标：

（武丁得傅说）爰立作相，王置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纳诲，以辅台德。若金，用汝作砺；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若岁大旱，用汝作霖雨。启乃心，沃朕心；若药，弗暝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视地，厥足用伤。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47]

二是根据“知易行难”的原则，君王和“大夫师长”都应该不“逸豫”，“不及私”，兢兢业业，为善去恶，有备而作，不搞繁文缛礼，努力做好各项工作：

（傅说）乃进于王曰：“呜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设都。树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师长。不惟逸豫，惟以乱民。惟天聪明，惟圣时宪。惟臣钦若，惟民从乂。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兹，允兹克明，乃罔不休。惟治乱在庶官，官不及私，昵为其能。爵罔及恶，德惟其贤。虑善以动，动惟厥时。有其善，丧厥善。矝其能，丧厥功。惟事事乃有其备，有备无患。无启宠纳侮，无耻过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黩于祭祀，时谓弗钦。礼烦则乱，事神则难。……非知之艰，行之惟艰。”[48]

三是认真学习先王成功的经验，以尧、舜为楷模，学“古训”，师“古人”。君王应该成为四海钦仰的圣人，良臣应该成为君王的“股肱”，让社会上的所有人都能获得满意的生活：

（武丁）：“尔惟训于朕志，若作酒醴，尔惟麹糵；若作和羹，尔为盐梅。尔交修予，罔予弃，予惟克迈乃训。”说曰：“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学于古训，乃有获。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惟学逊志，务时敏，厥修乃来。允怀于兹，道积于厥躬。惟教学半，念终始典于学，厥德修罔觉。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惟说式克钦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王曰：“呜呼！说，四海之内，咸仰朕德，时乃风。股肱惟人，良臣惟圣。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尧、舜，其心愧耻，若挞于市。’一人不获，则曰时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与皇天。尔尚明保予，罔俾阿衡，专美有商。惟后非贤不乂，惟贤非后不食。其尔克绍乃辟于先王，永绥民。”[49]

这里，武丁和傅说君臣所表述的政治思想，更多集中在继承先王遗规、虚心纳谏、选用良臣、加强修养等对君王的要求方面，涉及民生方面的议题尚不突出，行政运行中的诸多问题更很少触及。这说明，当时商朝的国家管理和行政事务都还比较简单，这或许是因为当时的血缘纽带还比较强固，对百姓的管理在很大程度上还在依照原始社会遗下的规范进行吧。

六 纣王的政治观念

商纣王受辛是商朝最后一代国君，史载他以暴虐无道而被周武王统率的诸侯联军灭亡。

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矝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50]

这里列举的纣王罪行有四项。一是拒谏饰非，自视比天下所有人高明；二是宠信夫人妲己，好酒淫乐，钟情靡靡之音；三是重税赋敛，将奇珍异宝、珍禽异兽充斥宫室和苑囿，搞酒池肉林，尽情享乐；四是慢于鬼神，违背殷人好鬼事神的传统。史书还揭露纣王“重刑辟，有炮烙之法”，对位为“三公”的西伯昌、九侯、鄂侯施暴，“醢九侯”，“脯恶侯”，“囚西伯”，重用奸佞之辈费仲和恶来，结果搞得众叛亲离。纣的臣子祖伊觉察到商朝面临“天弃我”的危险，正告他改弦更张，而纣王仍然自信“我生不有命在天乎”[51]，继续作恶如故。他囚禁箕子，逼使很多忠臣离国出走，甚至残忍地挖出以死强谏的忠臣比干之心。

纣王的所作所为引来天怒人怨，于是周武王率诸侯联军讨伐他，牧野一战，纣王发动七十万人迎敌，结果这些将士“前途倒戈”，迎接诸侯联军。纣王一败涂地，商朝灭亡。这一年是公元前1046年。[52]

纣王的罪行，周武王在讨伐纣王的《太誓》和《牧誓》中曾集中宣示，后被司马迁摘引进《史记·周本纪》中：

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天，毁坏其三正，离逷其王父母弟，乃断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怡悦妇人。[53]

古人有言“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纣维妇人言是用，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昏弃其家国，遗其王父母弟不用，乃维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国。[54]

这些罪状比《殷本纪》记载的多了放弃对祖先的祭祀、遗其王父母弟不用和招降纳叛、崇信犯罪之人以及暴虐百姓等名目。

从史书记载的纣王的众多罪行中，我们似可窥视其政治观念的某些方面。

第一，纣王“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的叫嚣，显示了他笃信王权来自天命，既然如此，谁也对他无可奈何。因为他无论做什么，天命对他都应该是无条件佑护的。这至少说明，商朝的国君直到其王朝灭亡前夕，其对天命论的信仰还没有动摇。正如《礼记》所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55]

第二，纣王在行政实践中认识到刑罚的力量和功用，这自然不无道理。但他不知道对异己者，尤其是臣民不能一味使用刑罚的手段，用刑太过一定走向反面。

第三，纣王是个个性极强、相貌堂堂、孔武有力、自视甚高、凡事专断的君王，这说明在他治下，加强了国君的权力，从而严重削弱了奴隶主贵族专政体制下宗亲贵族的权力。这显示了纣王扩充国君权力的努力。

第四，从其“毁坏三正”“变乱正声”的作为看，纣王显然敢于废弃传统，具有相当的创新思维，这似乎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优点。

第五，从纣王对“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的情况看，他力图打破商朝贵族对政权的垄断，引进异姓贵族和其他方国投诚而来的有才能的人。这些措施，应该说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据一些学者考证，纣王最大的失误是频繁进行对周围方国的征伐。这种征伐尽管扩大了商朝的疆域，扩展了中原王朝先进文化的影响，然而，由于这种具有进步意义的活动是通过暴力形式进行的，所以一方面引发周边方国的武力抗争，另一方面也大大消耗了商朝的国力，增加了对平民和奴隶的盘剥，激化了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周武王正是借此机会发动了诸侯联军对商朝的讨伐，而由于内部矛盾尖锐，导致牧野之战商朝军队“前途倒戈”，纣王惨败。这表明，纣王政治观念中最欠缺的是对被压迫者、劳动者的同情，没有为他们创造过得去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他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咎由自取，而这恰恰是后来周公构筑他民本和德治思想的反面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