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1978年文学评奖制度建构的前提

目前，学界普遍认可的是，晚清到“五四”时期就开始了中国的现代性进程，在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后，逐渐就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分化，出现了文学、史学、经济学等多门学科。分科的知识谱系无疑为现代世界的社会分工和制度性实践提供了知识上的支撑。从晚清到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都构成了1978年以后文学制度和文学评奖制度现代性探索的前提和背景。不同的民族、社会和国家在不同的历史语境和文化背景下，在从古代进入现代的进程中会呈现出各自的特殊性，形成不同的文化、政治方案和制度模式。故而，我们就要在中国特有的历史语境中来探讨，中国作为一后发现代性国家，在全球现代性浪潮的冲击下产生了何种现代性。并且，由于中国的现代性进程处身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这种独特的历史语境构成了中国现代性进程的前提，其参与或规约了中国现代性架构，因而，首先要思考的问题就是：从晚清到“文化大革命”，中国的现代性进程已经有了60多年的时间，为什么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却出现了某种意义上的现代性进程的偏移[20]？这种偏移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哪里？只有厘清这些问题，才能弄清楚1978年以来文学制度以及文学制度的重要面向文学评奖的特质和走向。

一

自晚清以降，在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后，文人士大夫开始思考中国该往何处去的问题，思考的方法和路径就涉及如何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考量既是在传统的巨大惯性下展开，同时又有来自西方文化上的和武力上的冲击，这种冲击也构成了思考和解决这个问题的特定的历史语境。民族的和国家的危机，再加上中国传统的“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影响，导致在以启蒙为主的“五四”时期都可以看到救亡对启蒙的影响和规约。而随着斗争形势的恶化（北伐战争、抗日战争等等），救亡的主题逐渐淹没和掩盖了启蒙的主题，民族、国家的危机使“五四”时期的一个重要主题——个体人的觉醒，以及由此衍生的对个体价值认同的思考——让位于国家的和民族的问题。正如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的分析，随着“五四”时期从家庭出走的个体反抗和群体理想社会的现实建构的失败，伦理的觉悟让位于阶级的觉悟，“再不是‘伦理的觉悟’而是阶级斗争的觉悟成了首要和‘最后的觉悟’了”[21]。这样一来，所有的问题和出路就几乎集中在阶级斗争的焦点上[22]。“承认或拒绝、积极参加或退避拒绝阶级斗争，就日益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一条基本区划界限。”[23]毋庸置疑，这与中国现代历史上紧迫的民族存亡和国家危机紧密相关。在这样的环境下，没有给我们留下从容的时空来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因而也极容易选取激进的办法来面对问题。这种激进的观念在郭沫若《凤凰涅槃》中就有明显的体现，要彻底地、干干净净地摧毁一个旧的世界，然后在一片空白上建立一个崭新的新世界，“新”这个词也成了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的关键词。这样一来，我们就不难理解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在对立和斗争观念的催化作用下，文学批评就极容易衍化为激烈的文学论争，以致成为政治斗争。如1923年爆发的“科玄论战”、40年代的文艺民族形式论战，等等。故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产生的文学流派，有很大一部分是以“革命”来命名的，比如“文学革命”“革命文学”“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等等。不论是“革命”还是“论争”强调的是对立双方的斗争性，以及彼此不相容的矛盾性，这样一来，在这一过程中，对立和论争的双方必然就缺少了学理上的平等对话。比如，邓中夏在“科玄论战”中支持科学派，反对玄学派，当时邓中夏就指出：“总括起来，东方文化派是假新的，非科学的；科学方法派和唯物史观派是真新的，科学的。现在中国思想界的形势，后两派是结成联合战线，一致向前一派进攻、痛击。”[24]这里使用了“派”“进攻”“痛击”这类词语，这类词语凸显的是没有任何交集的对立双方，因此，对立双方的矛盾只能通过彻底的、斗争的形式来解决。也就是，因为对立的双方没有任何的交集或共同之处，所以，只能通过一个彻底否定的方式来完成观念的更新。而“派”在充满危机的、紧张的时代氛围下，又极容易转化为某一特定的阶级或者是归属于某一特定阶级，所以出现的一个贯穿中国现代文学史以至于后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史[25]的一个问题就是：往往将某种观念和具有这一观念的人完全等同起来，也就是将学理上的判断完全等同于价值立场的判断。在这一思路下，就容易将对学理的批判转化为价值批判，最后转化为对具体个人的批判。这一点随着整个国家和民族危机的加重就愈演愈烈。与20年代初期的“科玄论战”相比，30年代初期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就更为激烈。这样一来，在这一充满危机的语境下，“革命”“论争”极容易使文学批评背离本来的学术论争，进而转化为一个立场的和政治的斗争。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30年的进程中，文学评奖是少之又少。当然，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全国性文学评奖少之又少的原因除了对斗争的强调外，整个国家长期处在战火中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毫无疑问，“斗争”的模式对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更为深远。因而1949年随着新中国成立，华北文协商议成立全国文协，并筹备全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4月全国文代会筹委会成立“专门的评选委员会”，负责推荐近五六年来优秀的文艺作品，这个评选委员会成立了五个小组，负责对诗歌、小说、通讯和说书词、戏剧、音乐、美术等体裁的作品进行编选[26]。这可以视为对全国性文艺评奖的一种尝试，但这一尝试最终没有完成。批评与评奖都是通过特定的方式来倡导某种文学观念和文学价值观念，那么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对某一文学观念和价值观念的倡导为什么更多的是采用批评的方式来完成呢？批评和评奖有怎样的区别呢？雷蒙·威廉斯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中对“批评”（criticism）做了界定，威廉斯指出，批评（criticism）一词具有的一个普遍含义就是“挑剔”或至少是“负面批评”，同时这个词还可以指任何艰难以及关键时刻。评奖却包含着赞赏、感谢，因而欣赏（鉴赏）（appreciation）被看作用来评论文学较为柔性的词语。[27]中国现代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使用频率极高的词语比如“新”“斗争”“革命”“危机”等，就已经说明了这个过程是关键的、是“新”与“旧”的殊死搏斗，因而也就不难理解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倡导文学活动最为重要的方式是文学批评而不是文学评奖。

二

除“斗争”之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文学批评显得越来越激烈的另一个原因就与人的主体性原则的变化紧密相关。现代以来的制度性分化是与现代以来人的主体性原则的确立紧密相关的，正是人的理性精神的确立，人才有能力和意识对世界进行区分和划分，进而可以按照各自领域的不同规律和原则来进行管理和支配，并通过对不同领域的管理和支配最终达到管理和支配这个世界。对西方世界来讲，这一过程将西方从神的统治中释放出来。而对从春秋战国时期对神的信仰就较为薄弱的中国人来说，特别是对整个现代都处在民族和国家危亡的中国人来说，伴随着西方坚船利炮而来的现代理性精神，又会如何选择和吸收呢？在“五四”时期，突出人的主体性原则的一个面向是：人本身就具有内在的价值和意义，所以“五四”时期是反封建的，也被视为启蒙的时期。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救亡的主题很快就涵盖了启蒙的主题。并且，如果仔细分析的话，在“五四”启蒙时期，更多的依然还是通过启蒙的主题来实现救亡的主题。“启蒙的目的，文化的改造，传统的扔弃，仍是为了国家、民族，乃是为了改变中国的政局和社会的面貌。它仍然既没有脱离中国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固有传统，也没有脱离中国近代的反抗外侮，追求富强的救亡路线。”[28]在这样的背景下，再加上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主义的文化心理结构，西方现代以来人的主体性原则的另一面向——人对世界和人自身的掌控，在中国特定的语境下不断地膨胀，甚至走到反面，也就衍化为一种特定的工具理性，比如人可以成为工具、齿轮和螺丝钉。

同时，由于现代以来的学科分化，当文学成为与物理、化学、经济学等并列的学科时，在文学被去神圣化的同时，作家也成了文学艺术专门家和工作者，那么，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看，文学就可以和物理、化学等学科一起为国家民族的繁荣和富强服务。自晚清以降，当整个中华民族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实现民族和国家的繁荣富强时，也就极容易形成文学的功利主义，而文学功利主义的形成在这一特定的语境下无疑又是具有某种合理性的。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讲话》也是如何建构新中国文学的纲领性和指导性的理论）中就谈到了关于文学、艺术的功利主义问题。毛泽东指出，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狭隘的功利主义者”[29]。文学的功利主义认识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是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的，因而在那一时期也得到众多的知识分子的认同和自觉的追求和践行。

在这一语境下，在文学从其他学科中独立出来，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同时，文学也就极容易被视为工具——服务于政治的工具。因而在整个现代文学史上，文学就与政治紧紧地纠缠在一起，“文化革命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并为它们服务的。在中国，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同样，有一个统一战线”[30]。文学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就是阶级斗争的问题，这两者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时，伴随人的理性精神的确立，甚或是膨胀，人可以认识人自身、认识社会和世界，也能认识过去、现在和未来。那么这样一来，理性带来的对人、社会、世界等的认识能力，必然在人生、社会和世界的走向上就具有实践意义。因而，也就不难理解贯穿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或隐或现地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的问题，以及与此相伴生的对文学创作进行改造和更新的问题（如文艺的大众化问题等等）。不论是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还是文学创作观念中的改造和更新问题，无疑是人的理性能力可以对人生、社会等的走向进行规划的一个重要表征和结果，进而突出的都是一种断裂性、紧迫性，以及无法兼容性。因此也就必然使文学批评成为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倡导文学观念和价值观念的手段。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民族的文化心理等方面带来巨大进步的同时，对中国现代历史上救亡对启蒙所掩盖的问题并没有做出更进一步的清理和反思，这些问题就成了阻碍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问题。因而自1949年至1978年，我国对文学走向的调控、管理和规范的体制性力量依然较为单一，文学批评活动往往衍化为大规模的文学批评运动，这一时期主要的文学批评运动有：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遭到最严厉批判的就是文艺“黑八论”（即“写真实”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离经叛道”论）等等，并且这些批判最终都衍化为大规模的政治批判和群众运动。“这种时候，会自下而上地在全国范围内，发动、组织大批文章，铺天盖地地对批判对象进行‘讨伐’，造成巨大的声势。”[31]文学批评完全成为“棍子批评”。与此同时，作家、文艺批评家、教授等等也就沦为社会的反面——“臭老九”“牛鬼蛇神”“反动文人”。从资料来看，在1978年以前，与大规模的文学、艺术批评活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文学或各类艺术评奖寥若晨星，材料表明，在小说领域，1978年《人民文学》主办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以前，我国仅有三部小说获得国外的奖项，它们是：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于1952年获得“斯大林文学奖”；胡万春的《骨肉》于1957年获“国际文艺竞赛奖”。从1949年到1978年，全国性的文学、艺术类奖项仅有：1954年由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举办的全国儿童文艺创作评奖，《大众电影》编辑部在60年代初期主办的“百花奖”，以及1957年文化部主办的优秀影片奖。而文学评奖的普遍缺失本身就暗示了新中国成立后以“批评”和“斗争”的方式对文学的管理和调控。因而“文化大革命”最终就造成了文学制度现代性探索历程的偏移，其对知识和技术体制的破坏，必然消解专业化对政治权威和群众的权力的限制。这种中断和破坏造成的后果是惊人的，“他们利用所摄取的政治权利，推行最反动的文化政策，大搞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形成新中国文化史上最黑暗的年代”[32]。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文学艺术表现的范围大幅缩减，可以公开表演的仅限于几部所谓的“革命样板戏”；原有的各种文学艺术期刊被迫停刊，整个中国几乎找不到一种文艺刊物；在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后建立起来的具有某种专业性的文学机构，如文联、作协等都被迫停止了工作。最后，八亿中国人民只剩下一个作家和八个“样板戏”。

因而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如何繁荣和提高文学艺术，就成为摆在大家面前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被视为是“一个创举”[33]的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