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相关概念说明
本书主要以诗赋互动的重要问题节点为纲目，大致应和于文学史的一般进程。为了展示细节的肌理和过程的丰富性，往往根据问题的需要而展开相关论述，故其间的重要概念不依出场先后，而是置之于相应的节点来作详细阐释。为了便于阅读和理解，这里先对相关概念作简单交代。
一 赋体
赋作为一种文体，历来对其界定的争论颇大。《汉书·艺文志》称“不歌而诵谓之赋”，刘勰称“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但这两种说法都分别遭到后人的质疑。其中重要原因，在于赋之渊源，这又包含《诗》源说、《诗》《骚》并源说、诸子说、隐语说等不同的看法。由于汉赋只强调赋的功能，刘勰的说法多有调和折中的色彩，后代律赋文赋又很难为此二种定义所囊括，致使今人难以准确对之进行界定。有人将之归于诗歌之一体，更有不少论者变传统“非诗非文”之说为“亦诗亦文”的“两栖类”文体[64]；前说固然是以西律中，后说亦是从形式上对之进行静态的概括和阐释，实未明传统之文章辨体，未抵赋体之内在本质。美国康达维将之比喻为“石楠花”，以其有不同的品种，且可交配出离其本来面目很远的新品种[65]，这真是无奈之举；程章灿干脆认为赋“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概念，如同变量函数，难以给出一个确定值”[66]。本书不同意这些看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欲归“古赋”和“律赋”于一体。如上节所论，辨体作为一种方法既然应该注重三重维度的兼顾，那么，将所有材料都当作“存在即合理”的等价研究对象，并对之汇通概括而提取共性，就是不明智的做法。赋本是一种文体，由于体貌之变和敷陈扬厉为文的流衍，就衍生出许多新品种，由是上升为一种文类。但这里有正变高下的价值判断，古人从创作的角度看如此，今人研究如果考量到中国文学的自性亦当如此。因此本书将赋体界定为以铺陈手法规限物事题材的一种韵文；理论上则来源于清人俞玚的“赋家俱以体物为铺张”，以及日人铃木虎雄的“赋以事物为铺陈者”，具体展开见第五章。这个定义是指向体格要求的，由此可以解释题材之赋情、理，以及赋在体貌流变中的“体各有妙”，还能解释历史上人们对律赋和文赋、及至“赋亡”的相关判断，理应符合赋作为文学文本的审美自性。
由此引出赋的分类，这是非常困难的，源于赋体隆盛而旁衍，各时期体貌不一。但在汉代是可以粗略分梳的，马积高从赋的源起上分为“骚体赋”“文赋”“诗体赋”三类[67]，目前基本为学界接受。这个分法虽是从体式特点而来，内涵了赋体兼容它体之特性，然而“文赋”“诗体赋”的称呼皆有不妥处，赋体属“文”，从句式上看，前二类乃是散句之“文”的同类组合，“诗体赋”之“诗”“赋”为异类却不可组合，本书在第一章、第二章、第七章对这一问题都有所讨论。根据前举赋体以手法规限题材之定义，我们将汉代赋分为散体京苑大赋、骚体抒情赋、四言咏物小赋。综括各种赋的分类，大致可依祝尧《古赋辨体》的时代结合体貌之说，详见下文“‘两汉体’与‘六朝体’”部分。
二 “散句”与“诗句”
二词并用时，用以表示文体句式之根本区别。“散句”指散化句式，前人多用于与其他句式相区别。自骈偶大兴之后，唐人古文运动极力反对四六，故起骈散之分，如吕祖谦称“诏书或用散文，或用四六，皆得”[68]，以“散文”与“四六”骈文相对，句式准之亦然；清人讨论文法，即称“骈句”“散句”之用，不烦引证。而杨慎《升庵诗话》引叶晦叔论诗则曰：“七言律大抵多引韵起，若以侧句入，尤峻健。如老杜‘幽栖地僻’是也，然犹是对偶。若以散句起，又佳，如‘苦忆荆州醉司马’是也。”[69]则“散句”又指不对偶（对仗）的诗句。可知“散句”在前人处本指不用骈偶手法，而相对散化的句式。
但前人论“散句”皆在同种文体中。当它和“诗句”并举则性质不一，表明所从的“赋体”和“诗体”的文体分异，应合于“诗有清虚之赏，赋惟博丽为能”[70]的体格分疏。这里要从语法性质上去进行判定，“诗句”从“句法”，宋人诗话称“辨句法，备古今”[71]，炼句则有“活法”“死法”“句法劲健”等说[72]，正在于句式经由锤炼后，可以产生阙略召唤、倒装横插、明暗呼应、藏头歇后等语法效应，从而能够营造意境；以西人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研究文学之说，即是产生了区别于“日常语言”的“文学语言”。其中关键，乃在于形式的固定和冒春荣所谓“以句法就声律”的双重规限所致，亦即稳定的句式和声律要求，迫使诗句在锤炼中逐步脱离“日常语言”，成为内涵诗艺张力的“诗句”。与之相对应，“散句”则从“文法”，即具有明显的“日常语言”气息，遵从于日常话语表达的语法逻辑，注重主干成分的完足、表意次序的先后，具有即言表意的等量指向。详情见第六章。要补充的是，“骈句”和“散句”虽并举有所区别，可从语法性质看，又都属“文句”，只是骈偶手法的规限使得“骈句”较之“散句”更有文学的品格。
三 “体格”与“体貌”
格有法式的意思，《礼记·缁衣》：“言有物而行有格。”郑玄注：“格，旧法也。”[73]《后汉书·傅燮传》：“由是朝廷重其方格。”李贤注：“格，犹标准也。”[74]沈约提出“四声八病”，强调诗的声律规范，传其有《诗格》一卷；唐人有大量“诗格”类著作，指的都是诗的法式、规则或标准。引为“体格”则指文体的法式规范、格式标准。薛雪《一瓢诗话》：“格有品格之格，体格之格。体格一定之章程。”[75]刘熙载谓“格式之格”[76]，都是此义。一种文体有一种文体之相关规定，包含形制、手法、风格导向等；不同的文体，其“体格”特征是不同的。古人论体格主要指向于创作的体制要求，一般称“合体”“得体”，刘祁《归潜志》称“文章各有体，本不可相犯”，若彼此杂用，则“非惟失体，且梗自难通”[77]，即是此意。
“体貌”则指文体风貌，刘勰《文心雕龙》中很多“体”的用法即指向于此，罗宗强以为刘氏所言包含“某一历史时期的文章总体风貌”“体貌类型”“对作家作品的体貌的品评”三个方面。[78]按貌即“皃”，《说文解字》：“皃，颂仪也。”段注：“皃言其外，引申之凡得其状曰皃。”[79]所以体貌即文体的形貌，指向于文体的风格倾向，罗氏所释三种内涵皆在此列。本书所称体貌，主要指向“某一历史时期的文章总体风貌”。关于个人体貌，刘勰《文心雕龙》则有“体性”一词，故不用于此。文体本质上是以体格要求来立体，不同时代及至不同人对同样文体的书写，都会带有不同的体貌，体貌因此而带有时代或个人体性的印记。但体貌的追求不能完全脱离体格，论家往往据此而断文学文本的“尊体”或“破体”属性，如果体貌追求完全脱离了文体的体格，那就由量变引发质变，就产生了“体亡”。比如骈句作赋形成骈赋，这是一种体貌称谓，但如果完全丧失了铺陈写物的体格，那么也就意味着此赋有名无实了；南朝人以诗入赋的文章改造，也可以从这一角度获得通达的理解。
四 “两汉体”与“六朝体”
这是祝尧《古赋辨体》提出的概念，他标举“楚辞体”“两汉体”“三国六朝体”“唐体”“宋体”五类，根本上是“体貌”的区分。前论体貌指向于风格倾向，往往具有时代印记，祝氏的分体则以时代为主，风格为辅。
本书借此之说，主要指审美风格之别，时代意蕴次之，如“诗分唐宋”之谓；更进一步，则“两汉体”“六朝体”之说，必须和“体各有妙”的审美认知结合起来。“两汉体”最具赋之完备要素，符合赋体之“以事物为铺陈者”；其体之美在于铺陈物事的双重维度，即名物事类之多的“奥博”气象，和物事情态之美的“渊丽”体势，合成渊懿绚丽、苞括宇宙的大赋美学。汉赋的题材、句式、用字、声音，皆与之相呼应。杨慎从诗家的角度谓司马相如《上林赋》用“联绵字”，即有“皆言草木从风之形与声也。但其用字既古，其音又与俗音不同”[80]之说，略资理解。详情见第四章。
“六朝体”稍显复杂，系祝氏“三国六朝体”的简称。根据赋体表现于题材、句式、用字的流变，可分为“建安”“两晋”“齐梁”三个阶段。诗学史上有“建安体”“齐梁体”之说，所以本书论赋亦借用之，即“六朝体”是六朝赋“体貌”之总名，其中分为“建安体”“两晋体”“齐梁体”的“体貌”演进。“六朝体”鲜用大赋巨题，句式多为六言句腰虚字句，用字简约，本身就有诗化的倾向。清人洪若皋谓若与司马相如相比，则“自潘左以下，徒得其流动耳”[81]，“得其流动”一语颇精允，一则指出“六朝体”从“两汉体”来，其实是从“两汉体”写物事情态“渊丽”之体势所流变而来的；二则指出“六朝体”具有“流动”之美，申论之即“六朝体”含有萧散流丽之体势美。若析言之，则“建安体”尚有“两汉体”的铺陈余绪，“两晋体”转为体物描写，“齐梁体”在形式美学中转向诗境化。详论见第五章、第六章。
五 “赋亡”“诗兴”
严格说来，“赋亡”“诗兴”是指“赋亡”而“诗兴”，用于描述两种文体的盛衰消长，这要待本书的结束才能见出其大概。由于二体在整体上的互动与这一发展态势戚戚相关，故先行提出稍加申说。
“赋亡”之说大致以唐律赋的产生为时限，故而后代“古赋”“律赋”之争，实亦与此话题相关。这一命题自明人以来多见讨论，李梦阳、何景阳、胡应麟、祝尧、徐师曾、毛奇龄、陈鹏年、来裕恂及至晚近章太炎、刘师培、姚华、黄侃等人先后都有论断，大意皆无甚区别，在此不一一展开。概而言之，主要包含赋体每况愈下的“文体正变说”，和“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文体代变说”，赋体消亡的原因则归之于声律的局限或经义的丧失；因为诗体完全替代赋体的地位而形成新体代变的“一代文学”，是在唐代以后的事，所以我们主要关注“文体正变说”。晚出转能概括，兹举来氏之说为代表：“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义在托讽，是为正体。其始创自荀况宦游于楚，作为五赋。……汉兴，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扬雄、张衡之流，著作尤盛。……此则古赋也。三国、两晋，征引俳词，宋、齐、梁、陈，加以四六，则古赋之体变矣。逮乎三唐，更限以律，四声八韵，事事骈偶，其法愈密，其体愈变。至宋，以文体为赋，虽亦用韵，实非赋之正宗。”[82]以文体正变而形成赋体的每况愈下，而以直举汉赋“托讽”的功用“古义”为上，也就是以宗经的《诗》学功用为标准，贬低律赋文赋；迄民国学人方能稍有出脱。今之论者悉视为“复古”之论。“宗经说”固然不利于认识文学之审美，“复古”的批评亦显轻率。“复古”常与“开新”并用，此类话语隐含有社会学中的进化论和革命论质素，文学从属于审美，故不宜于简单地以自然之进化术语、以“新”革“旧”之革命话语来评价其正变演进。与之相比，文学史上却无“诗亡”之说，何以如此？二者反向步调的映照意味，实在值得深思，惜无人关注于此。据此“赋亡”说宜于从赋的体格和体貌等问题上去作辞章之学的本位认知；亦即应当基于对“两汉体”“六朝体”的“体各有妙”的认识，其中当然也包含了文体正变高下的文学审美价值判断。如孙洙评张衡《二京赋》：“西京角觗，盛作铺衍；东京大傩，无关钜典，论者讥之，是矣！然赋不厌侈，作者或欲包涵万有，穷天地之奇而泄其秘，未可知也。”[83]“或欲”的猜测才是客观的文学辨体认知，唯此才跳出了传统经义功用观，契合于“体各有妙”的体格审美判断；而论“六朝体”则当转向“体物”之妙与六言之“势”，迄唐律赋及宋文赋，仍以体格特征为准绳，庶几可以理解“赋亡”。关键在于体貌的演变是否完全损弃了体格，量变是否造成了质变，新体的审美意涵如何。
“赋亡”“诗兴”指向于此消彼长的文体态势，二者的发展不同步、不平衡，既与社会历史因素相关，亦与它们自身的立体原则相关。赋在一开始就发出夺目之光；诗则反之。赋之体格流变，是沿着诗化的路向前进的；诗的发展缓慢，且不断吸收赋体的写法，一直到了声律化的齐梁时代才基本建立起稳定的体式形态。齐梁之前的“声文”“形文”都是赋先于诗，但至“永明体”的讨论则以诗为中心，赋反而次之，乃在于声律化更适宜于诗，终使“赋亡”而“诗兴”。可以参见第六章和结束语。由于“诗兴”还关系到唐代近体的进一步轨范和历史外因的促进，逸出了本书范围，故书中仅对这一概念进行了一定的理论检讨，相对来说更重于描述“赋亡”。
[1] 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以下为行文方便，只有关系到观点引用的文献，才标明出处；并对今代作者一律直称尊名，不加后缀，非谓不敬也。
[2]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16页。
[3] 刘师培：《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收入其《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第119、153页。
[4] （明）吴讷、徐师曾：《文章辨体序说 文体明辨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80页。
[5] （清）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05页。
[6] 许结：《二十世纪赋学研究的回顾与瞻望》，《文学评论》1998年第6期。
[7] 钱志熙：《汉魏六朝“诗赋”整体论抉隐》，《文学遗产》2019年第4期。
[8] 王思豪：《中国早期文学文本的对话：〈诗〉赋互文关系诠解》，《文学评论》2018年第3期；许结、王思豪：《汉赋用〈诗〉的文学传统》，《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7期。王文最终修订为《义尚光大：汉赋与诗经学互证研究》一书，于商务印书馆2022年3月出版。
[9] 孙少华：《孔臧四赋与西汉诗赋分途发微》，《文学遗产》2009年第2期。
[10] 易闻晓：《谢灵运诗赋的关联与分异》，《山西师大学报》2011年第6期。收入其《诗赋研究的语用本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11] 卢冠忠：《论六言诗与骈文六言句韵律及句法之异同》，《社会科学论坛》2014年第4期。
[12] 伏俊琏：《杂赋与乐府诗的关系》，《西北师大学报》2007年第4期。
[13] 韩高年：《诗赋文体源流新探》，巴蜀书社2004年版，第300—320页。
[14] 傅刚：《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论》，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40—41页。
[15] 朱光潜：《诗论》，北京出版社2009年版，第178—205页。
[16] 徐公持：《诗的赋化与赋的诗化——两汉魏晋诗赋关系之寻踪》，《文学遗产》1992年第1期。
[17] 郭维森、许结：《中国辞赋发展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28页。
[18] 郭建勋：《辞赋文体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13页。
[19] 王琳：《六朝辞赋史》，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22—25页。
[20] 林庚：《唐诗综论》，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56—60页。
[21] 马积高：《略论赋与诗的关系》，《社会科学论坛》1992年第1期。
[22] 许结：《二十世纪赋学研究的回顾与瞻望》，《文学评论》1998年第6期。
[23] 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第450页。
[24] （明）胡应麟：《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第20页。
[25] 参见拙文《姚华戏曲研究的辨体意识》，《四川戏剧》2018年第11期。
[26] （明）孙鑛：《与余君房论文书》，《姚江孙月峰先生全集》卷9，嘉庆十九年孙氏重刊本，第16页。
[27] 林语堂：《新的文评·序言》，《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312页。
[28] [德]瓦尔特·本雅明：《启迪》，汉娜阿·伦特编《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15页。
[29] （梁）萧统：《文选序》，（唐）萧统编，李善注《文选》，胡克家刻本影印，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页。
[30] （唐）李善：《唐李崇贤上〈文选注〉表》，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3页。
[31] （南朝）刘勰：《文心雕龙·序志》，范文澜注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27页。
[32] 许结：《中国辞赋理论通史》，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第324页。
[33] 此二句分别见《文心雕龙》的《附会》和《体性》篇。按前句“才童”原作“才量”，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以为当随《太平御览》卷五八五引改，并引《体性》篇“童子雕琢，必先雅制”互证。詹说甚是。见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593页。
[34] 吴讷、徐师曾：《文章辨体序说 文体明辨序说》，第78页。
[35] （清）曹雪芹：《红楼梦》，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第525页。
[36] 钱锺书：《管锥编》第三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89—891页。
[37] 在这方面，美国海登·怀特的《后现代历史叙事学》、法国罗兰·巴特的《写作的零度》等都有相关讨论。就中国学术史、思想史的具体情况而言，其实也存在着近似的问题，可以参看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思想史的写法》第四节《从“六经皆史”到“史皆文也”：作为思想史资源的后现代历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5—136页。
[38] 章太炎：《中国文化的根源与近代学问的发达》，陈平原编《章太炎的白话文》，贵州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7—68页。
[39]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80页。
[40] 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九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505页。
[41] 蒋寅：《进入“过程”的文学史研究》，《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又参其《清代诗学史》（第一卷）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7—72页。
[42]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第114页。
[43] 吴曾祺：《涵芬楼文谈·辨体第六》，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七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576页。
[44] 可参看周兴陆《“文学”概念的古今榫合》，《文学评论》2019年第5期。
[45] 章太炎：《国故论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
[46] 参见拙文《章太炎文学界定的文体学意涵》，《贵州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47] 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7页。
[48] 参见拙文《“原道”观与中国文论的生成特征》，《重庆邮电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
[49] 郭绍虞辑：《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704页。
[50] （清）丁福保辑：《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439页。
[51] [日]遍照金刚著，卢盛江校考：《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413页。
[52] 易闻晓：《诗赋研究的语用本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弁言”第1—2页。
[53] [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29、166页。
[54] （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955页。
[55]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79页。
[56] 徐志啸：《历代赋论辑要》，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页。
[57] （唐）李延寿：《北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034—2035页。
[58] 张伯伟编：《程千帆古诗讲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5页。
[59] 关于“义理”“考据”“辞章”的意蕴，可参见读余英时《清代学术思想史重要观念通释》，收入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16—225页。按古代文学的现代研究，主要受五四以来傅斯年等人提倡的“史料学”观念影响，以强大的考证学传统与西方“科学方法”相遇合而影响迄今。但从学科的方法自觉来讲，无疑是不足的：“辞章”在传统本是一门学问，在今天也不仅是审美的问题，其中所包含的文体、章句、修辞等要素尤其需要本于“文学”学科的方法发掘。
[60] 参见拙文《姚华的治曲方法与现代学术转型》，《戏曲研究》第110辑，文化艺术出版社2019年版。
[61] 参读余英时《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收入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第157—159页。
[62] [美]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剖析：文学作为生活方式》，金雯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16页。
[63] 章太炎：《与〈国粹学报〉书》（第二通），《章太炎全集·书信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28页。
[64] 前者以简宗梧、迟文浚等人为代表，后者影响更大，郭绍虞、王力、褚斌杰、高光复、曹道衡、韩高年等人皆持是说。可参见踪凡《汉赋研究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9、46页。
[65] [美]康达维：《论汉赋的源流》，《文史哲》1988年第1期。
[66] 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67] 马积高：《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6页。
[68] （宋）王应麟：《玉海·词学指南》，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699页。
[69] 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第855页。
[70] （清）王芑孙：《读赋卮言》，见孙福轩、韩泉欣《历代赋论汇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09页。
[71] （南宋）许顗：《彦周诗话》，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78页。
[72] 可参读易闻晓《中国古代诗法纲要》第四章《句法》，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133—193页。
[73] （东汉）郑玄等：《礼记正义》，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88页。
[74] （南朝）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876页。
[75] （清）薛雪：《一瓢诗话》，丁福保辑《清诗话》，第713页。
[76] （清）刘熙载：《艺概注稿》，袁津琥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94页。
[77] （金）刘祁：《归潜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8页。
[78] 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400页。
[79]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06页。
[80] （明）杨慎：《升庵诗话》，《历代诗话续编》，第640页。
[81] （清）洪若皋：《梁昭明〈文选〉越裁》，踪凡《司马相如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08页。
[82] 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九册，第8656页。
[83] （清）孙洙：《山晓阁重订文选》，黄霖等编《文选汇评》，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第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