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赋自《诗》出的历史实情
班固《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所载赋分四类，分类的依据未明，遂成为千古谜案，如姚振宗、刘师培、章太炎等皆有独特的看法，今人梳理这些不同看法的标准，竟有六七类之多[5]，率难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因之有学者以为这个分类不是据文体而是据皇家图书编排情况而来[6]，讨论赋体源起不必完全以之为据。从现存的作品来看，根据通常的说法，汉赋的起源大致不过三途：散体骋辞大赋承宋玉而敷衍为“京殿苑猎”类的宏大题材，以呈现“体国经野，义尚光大”[7]的大汉主题，是为赋国主流；骚体赋源自屈骚，承担了文人发摅情志的功能；四言咏物小赋承自荀子，以赋名篇最早，却因为体例的“演而未畅”[8]而最为“君子略之”[9]。马积高《赋史》分赋为文赋、骚体赋、诗体赋三类，即本于此，而多为今代论者取用。本来三途各具文学功能，庶几并进而有着不同的发展轨迹，但东汉班固“赋者古诗之流也”的文体源流建构完全将赋的生成纳入了《诗》的流变，其主要策略则是通过《汉志》“称《诗》”“谕志”的制度发掘，纳屈原赋和荀子赋入“恻隐古诗”[10]的经义系统，用以《诗》衡赋的功用性批评建构起赋的经学源流体系。此说影响巨大，遂将多维化的分体源流转化为一维化的文类源流，而最终形成为历代论家多所认同的赋自《诗》出的文体生成观。按班说之所以有影响，实与汉代对经学的重视有关。自西汉司马迁即已认为司马相如赋“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11]，下至扬雄仍认定赋之讽“恐不免于劝”[12]，皆以《诗》学讽谏来评价赋体的得失。所以班固作赋欲从正面表彰赋的“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13]功能，实是承续汉人以《诗》的讽谏功能来评赋的传统，只不过增加了颂的一端，这本在毛《诗》“美刺说”范围之内，固亦属于经学视野下能予以合理接受的范畴。近来有学者发现班固强调“赋者古诗之流”的目的其实是为了改“《诗》可以观”为“赋可以观”，以力求推尊赋的地位来承续《诗》的经学地位而形成新的礼乐传统[14]，所说甚是。可以说班固纳赋体于《诗》的经学源流建构是汉代士人所能认同的普遍观念[15]。下至晋以后的左思、皇甫谧、挚虞、刘勰，皆一以仍之，并在刘勰“赋自《诗》出，分岐异派”[16]的强调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凸显，迄清末经学未解散之前而一直未有质的改变。
从中国文人的创作实情来讲，任何人的文体书写其实都可以看作一己的情志表达，而一己情志必然有关于当下时局语境，所以班固强调屈、荀“恻隐古诗之义”的说法可以说较为牵强，实在不能作为赋源自《诗》的主要证据。但班固之说能够流行，除了契合经学语境而能让论家获得这种似是而非的以《诗》衡赋的认同之外，实在另有渊源。以赋源的三途而论，散体大赋和骚体赋在本质上皆和楚骚是近亲，而与《诗》并无直接关联，只有四言咏物的荀赋才具有和《诗》纠葛不清的关系，所以赋自《诗》出的真相必然在于荀赋对《诗》的汲取实情，由此才能窥见诗赋二体在文体层面的复杂关系。
现存荀赋主要是《赋篇》的咏物五章，其后所附的《佹诗》和另一篇《成相》实亦可作赋看。关于《佹诗》的性质要先作说明，今见《荀子》将之收入赋篇分咏五物之后，这应该是西汉刘向校雠荀书时合并的，实际上《佹诗》的内容和风格都与前咏五物截然不同。赵逵夫便考证《赋篇》包含荀卿两篇不同时代的作品，按前半部分分咏五物有隐体为赋之意，后边的《佹诗》以四言为主，包含了“小歌”，全系对政治失序的现实世界的批判，有着强烈的抒情性，两部分性质的差异是明显可见的[17]；但赵氏将前半部分解释为“隐体”，后半部分解释为“赋”则不妥，这既不符合赋体源起的相关情况，又不符合历代称引荀赋的特点。最可能的情况是，《佹诗》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吸收了楚辞式的表达而有近于赋，因此而被后人附收于分咏五物之后。[18]按《汉书·艺文志》四类赋单列荀赋一类二十五家，章太炎解释为“孙卿效物”[19]，刘师培解释为“阐理之赋”[20]，“效物”铺陈以“阐理”可以看作荀赋的体貌。刘勰谓“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的“爰锡名号”，《赋篇》属初立体制和初具规模的赋作；尽管荀子和宋玉二人赋作的先后已不可考，但相较于宋赋开散体的成熟文本形态，荀在宋前之说合乎文学演进的逻辑。而他的这五章咏物赋和《佹诗》同收入《赋篇》《成相》不以赋命名，确实正好也呈现了早期《诗》赋间的复杂关系。
我们可以先从文本的称名和传播这两个方面来展开考察。首先从称名看，五章分赋礼、智、云、蚕、箴五物，为何最早是这组咏物的作品冠之为赋？尽管后代有论者认为这可能并非荀子本人题名，但即便是稍后的文人总撮五章而称《赋篇》，也存在着对这些作品体貌的确认，即惟此称赋而却不取《成相》冠名。从表面上看，按李善注班固“赋者古诗之流”：“《毛诗序》曰：‘《诗》有六义焉，二曰赋。’故赋者古诗之流也。”[21]即刘勰谓“六义附庸，蔚成大国”。则此赋的称名似从《诗》六义而来。而《毛诗序》中的六义显然有汉人建构的影子，仍需上推至《周礼·春官》称大师教“六诗”[22]之“赋”这一源头，考虑到周代用诗皆指向《诗》，庶几勉强可以称为赋出自《诗》六义，只是《诗》中之赋是手法，转为赋是文体。而若从客观史料来考察则另有隐情。按《说文解字》：“赋，敛也。”知赋的本义最初与赋税相关，用为赋敛。段玉裁注：“《周礼·大宰》：‘以九赋敛财贿。’敛之曰赋，班之亦曰赋。经传中凡言以物班布与人曰赋。”[23]《尚书·禹贡》：“厥赋惟上上错。”《传》曰：“赋，谓土地所生，以供天子。”[24]可知早期赋税内容皆为有价值的有形之物，这一赋敛之物的实物指向，推出了赋的“赋物义”[25]。赋敛赋物之义下转到《诗》中六义，再到赋体之中，赋字与“布、敷、铺，并声近而义同”[26]是一以承之的，这样一来，赋体的“铺采摛文，体物写志”[27]义承自《诗》六义的近亲意味就弱化了，而毋宁说是与敷布赋物一脉相承。另外，荀子《赋篇》恰好又是分咏礼、智、云、蚕、箴五物，且以铺陈直言为主要的表达手法，这就勾连起了一条以“赋物”为核心的文学演进理路，下至宋玉《风赋》取“物色”题材仍之，刘咸炘所称“盖以荀宋赋庶物耳”[28]，这点后文详论。可见赋之称名从《诗》六义来之说仅得其名，而赋之“布、敷、铺”义与其形成的赋物传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不当忽略；唯此还可以别出抒情的《佹诗》不列于《赋篇》之前为赋之代表，以及歌谣辞《成相》在当时不当称为赋的理由。
其次，从传播的角度来看，荀子造作《赋篇》和《佹诗》大致契合于《诗》赋在“行人之官”[29]的手中同源而分离的过程。春秋外交“赋《诗》言志”是传播《诗》的主要方式，“赋”本为动作词，郑玄谓“或造篇，或诵古”[30]，“诵古”为赋《诗》中成篇无疑。而《汉书·艺文志》：“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而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31]章太炎释“登高”为“讲坛之上，揖让之时”“赋者孰谓？微言相感，歌诗必类”。[32]这指明了行人之官在“赋《诗》”的过程中演变出了即兴赋诵而类于《诗》的文本，刘勰所称“郑庄之赋《大隧》，士
之赋《狐裘》，结言
韵，词自己作，虽合赋体，明而未融”[33]，早已把这一过程清晰地描述了出来。行人之官的职能身份决定了即兴的诗赋辞令必须要承担“微言相感”的交际目的，所以“体物”或曰“感物”的赋辞必然要承担“写志”功能的赋义；而交际的现场微妙性使得文辞不可能恣意展开，只能“欲隐约以见其志”[34]，这就决定了辞令“体物”之“显”和文义“微言”之“隐”。荀子《佹诗》在《战国策·楚策四》“客有说春申君章”[35]、《韩诗外传》卷四“客有说春申君”条，皆录该文十四句，系“为书而谢”之辞，称“因为赋曰”[36]，这通合于行人之官或游士注重以文体的辞令来达到“微言相感”的文义这一临场赋诵的劝谏活动；又称诗为赋，则当为“诗与赋未离”[37]的原始状态，只是即兴赋诵演变成了退而“造篇”的书信，便渗入了认真构思的可能。以此推之于五章咏物的明确称“赋”，不仅因为“赋物”本义的题材取用而别增一层重要理由，其中君臣问答重赋物的“显”和赋义的“隐”、文辞考究而大似“谐隐”敷陈之“谜”[38]，皆已不是游士说君的临场客观实录，而是深思精构的文本造作。所以站在行人职官的传播者身份以及“不歌而诵”的传播方式来讲，赋的确从用《诗》中发展而来。
然而用《诗》的传播方式只能说明场合使用的相同，不能证明文体的源流关系。相对来说，文本形态的拟效改造才能窥见本质，所以从文体的内部质素着手才是重点。按荀子《赋篇》恰以四言为主，确类于《诗》体，姚华谓“荀卿之学，源出西河，粹乎诗体之传，及其为文，则辞正而旨约，志闲而气肃，《礼》坚其中，《诗》被其外”[39]，刘咸炘谓“荀赋短促，犹存《诗》式”[40]。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特别注意到，荀赋在文学史上的位置相当重要，与《诗经》、《楚辞》、赋三者皆有密切关系，尤其是前者：
荀况在《诗经》的传授上，本极重要。他的作品中，四言的分子也很多，常常有模拟的痕迹。[41]
这一文本的观察颇有代表性，今之论者大致不出此说，此即荀赋“变《诗》”而“效物”的理论之源，也是“诗体赋”称名的重要理论原因。其言“模拟”《诗》之四言，除了句式字数相同外，部分遣词亦有迹可寻。如《礼》中的“爰有大物”，源自《诗·邶风·凯风》：“爰有寒泉，在浚之下。”[42]《云》中的“卬卬”，源自《诗·大雅·卷阿》：“颙颙卬卬，如圭如璋。”《知》中的“涽涽淑淑，皇皇穆穆”，淑淑，俞樾以为通踧踧，按《诗·小雅·小弁》：“踧踧周道，鞫为茂草。”又《诗·大雅·假乐》：“穆穆皇皇，宜君宜王。”又《蚕》的义理，杨倞注与《诗·大雅·瞻卬》的“妇无公事，休其蚕织”有关[43]。但并非全取自《诗》，《知》首二句“皇天隆物，以示下民”，便取自《尚书·汤浩》：“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44]可以推见遣词虽以《诗》为主却不斥其他典籍。一方面，既用《诗》之四言，则牵涉用韵，所以《赋篇》各章的四言主体，也当然是用韵的，只是据咏物对象的不同而呈现不一：《礼》《箴》一韵到底，《蚕》《云》用两韵，《知》用三韵，《佹诗》通篇以四言为主，情况则稍显复杂。这是从四言体式和语辞、用韵的三个方面可以观察到的二者关系，可如果我们考虑先秦文本的实际情况，则这种关系未必是牢固的。首先，荀赋四言为主，间有杂言，这种情况并非《诗》所独有，比如《老子》就是四言为主的语录体；其次，取辞在创作学上从属于“依经立义”的传统，任何后起文章的造作无不广取前代经典，荀子本宗儒家经义，系《诗》的重要传人，用《诗》语固得其宜；再次，诸子行文，若有四字句接连出现，便多用韵，如《老子》四言数章皆有韵，纵横家说辞的铺陈句式这种情况也不少。而且，从文章造作来看，诸子主要作文，鲜有作近于《诗》体的“歌”，如果仅凭四言体式的相同，认定后者“模拟”了历经前后数百年而成熟的四言《诗》体，显然缺乏说服力。所以我们仍需进一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