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民初社会主义思潮中的马克思主义

孙自胜博士最近完成了他的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成果《进步与虚幻——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潮研究》，在即将出版之际，嘱我为之作序。我通读了书稿，受益匪浅。孙自胜博士选取了活跃在民国初年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三股思潮加以研究，即中国社会党学说、无政府主义和民生主义。诚如作者所言：这些思潮在清朝统治摇摇欲坠之际，引入改造中国社会的各色方案，当时确实令人耳目一新，今天也仍然值得研究和省思。在民国初年进入中国的各种社会思潮中，最后只有马克思主义逐步适应中国国情，在与各种社会思潮的比较、争论中一步步胜出，成为指引中国社会前进的思想指南和行动纲领。

《进步与虚幻——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潮研究》让我们的思绪回到百年前的上个世纪。20世纪的头十年，晚清政府摇摇欲坠，官府腐败，民不聊生，庚子赔款，国库空虚，国破山河在，辛亥革命呼之欲出。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名义上建立了中华民国，但革命成果很快被袁世凯篡夺，进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作为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之一，却前门驱狼、后门进虎，帝国列强窥视瓜分，各派军阀割据混战，民族发展希望渺茫。中国向何处去？四书五经治国无能，何种思想能使民族振兴？先进知识分子掀起了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达到高潮。这20年，各种思潮走马灯般地转换，你方唱罢我登场，而最终占据舞台中心的是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

当今我们已经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历经百年，沧海桑田。中国从积贫积弱到繁荣富强，从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荼毒到昂首挺立于世界的东方。中国共产党人历经千难万险，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拿起枪杆子，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硝烟中，打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人继而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人民建设新中国，改革发展，引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近代史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其间有太平天国运动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有康有为的封建社会主义，但二者不是作者的研究对象。《进步与虚幻——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潮研究》限于篇幅，主要探讨20世纪初始的20年，即清末民初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到五四运动社会主义思潮的碰撞。特别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值得大书特书，因为这是中国社会各种思潮大动荡、大交锋、大分化、大融合的时期。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从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中脱颖而出？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思潮相区别的特质何在？这是我们需要进一步分析思考的问题。

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是一个最令人瞩目的时期。那时外来思想纷沓而至，它们与中国本土的传统思想交融、斗争、重新组合，构成了一幅千姿百态、蔚为大观的思想图景。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崇尚自由、理性和具有独立人格的新人，传播为反帝反封建服务的外来思潮，给中国社会注入了新鲜血液，加剧了新旧思想、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矛盾与冲突。洋务运动引进了西方的坚船利炮等器物，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先后引进了西方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的政治制度，新文化运动则进一步引进了西方的思想文化。这样，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生产关系到社会关系，特别是在文化的表层、中层和深层结构上，来自西方的新文化向中国传统文化提出了全面挑战。巨大的冲击波一浪又一浪，使中国传统思想的阵地一点一点丧失，命运岌岌可危。传统的东方思想在与外来思潮的较量中处于下风，后者的进攻态势咄咄逼人。在新文化运动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积极投入了战斗。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自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思想进行冲击之后，百年来引起中国传统思想的一系列裂变，造成了中国人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历史哲学和政治思想等方面的根本转向，加速了中国传统文化汇入世界现代文化的进程。这一冲击给中国传统思想输入了变革的动力，使之抛弃了大量带有封建主义的糟粕，发扬光大那些积极、健康的思想观念。这一冲击还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积极因素与马克思主义融为一体，造就了现代中国文化的新传统。

应当看到，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思想冲击的力度尚有所不足。当时，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主要对立面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假社会主义等直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流派，这就决定了它的理论批判锋芒所向。在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多次论战中，封建复古主义不是批判的对象。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也没有继续穷追猛打封建主义的传统旧思想，而是把它当成无须痛击的落水狗来看待。实际上，这是过高估计了五四运动前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理论武器对封建传统思想进行的批判。当马克思主义者对之进行“武器的批判”的时候，注意力便从批判的对象（封建主义）转移到批判的武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上去了，而且以后也无暇深入批判封建主义。现在看来，有必要进一步以马克思主义批判封建主义，重新批判封建传统思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巩固、扩大并在质上提高新文化运动的已有成果。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冲击及其影响是深远的、双重的。它不仅仅是过去的历史，而且也是今天的现实。它还将伴随着我们走向未来！如何认识这一冲击及其影响，对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必要的。

这一冲击是两种不同文化的碰撞。马克思主义作为产生于西方的文化精品，一旦与东方文化接触便显示出极大的优势，以其把握时代脉博、洞察历史规律的理论透彻性，更以其适合中国救亡图存、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实践有效性而赢得了先进中国人的信赖，他们在各种外来学说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历史的选择奠定了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马克思主义从全新的角度，批判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消极因素，促成了中国传统思想的变革，应当充分肯定这一冲击的历史功绩。

这一冲击的最大成果是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中逐渐产生了具有中国特色和风格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成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它开中华文化新传统之先河。今后我们文化发展战略的基点应该是一方面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批判地继承和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遗产，不断寻找、发掘二者之间新的结合点和生长点，促成中国文化的新生和再造，同时促成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在这样做的时候，不能不警惕中国传统思想的负效应，不能不看到其顽强的同化作用。中国传统思想作为文化心理结构的积淀，常常无意识地形成中国人的“知觉防御”，使我们只接受那部分可以为“中学”所同化的马克思主义内容，而把另一部分与中国文化传统相冲突、相矛盾的内容忽略了。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思想冲击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冲破了这种思想屏障。人们清醒地看到这两种本质上不同的思想体系的差别、对立和矛盾，引来马克思主义的洪流，荡涤传统思想，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中学”，而不是让“中学”来吞灭马克思主义。这是五四以来在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相互关系问题上的一条宝贵的历史经验。

《进步与虚幻——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潮研究》书稿读后，我意犹未尽，引发了以上的相关思考。虽然可能会画蛇添足，但作为该课题的发挥和补充，或许对读者有所裨益吧。是为代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