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近代中国的政治转型

近代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运动，是在清政府对列强侵略战争屡次失败的境遇中不断向前推进的。不同时代的中国人经历了从拯救封建王朝到改造封建王朝，再到推翻封建王朝的观念转化。在清王朝崩溃前夕，出现了两条道路之争。其中一条是资本主义道路，是主线；另一条是社会主义道路，是副线。向西方学习是在中国近代发生文化转型的背景下进行的。没有对文化转型的渴求，也不可能接纳西方近代科学与文明。

一 在内外危机中救亡图存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打碎了天朝迷梦，造成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发动。由前文对经济转轨的分析，可见，当时的中国被封建地主、贵族及商人和高利贷者所控制，而与之对立的一面是广大农民和城市贫民的困苦。清王朝从统治整个中国之日始，代表的就是封建地主贵族及商人的利益，同时，还要竭力保持满族人在法律上、政治上的特权。这种特殊的封建统治，造成清王朝治下的中国社会始终存在着两对尖锐的矛盾。一是农民和地主、贵族及商人的矛盾，一是汉人与满人的矛盾。这两对矛盾贯穿清王朝统治的始终。在列强侵略和社会转型中，这两对矛盾终于爆发。

太平天国运动是农民阶级反抗封建统治及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一次暴力运动，具有历史的进步性。“太平天国，它是一个伟大的进步的带着资产阶级民主性的农民革命。”[7]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自然经济逐渐解体，土地兼并更加严重，赋税压力、自然灾害等导致大量农民破产。由于封建制度的束缚，资本主义经济不发达，无法容纳大量的过剩劳动力。除了一部分流落海外，大量剩余劳动力最终走上了暴力反对统治者之路。这次农民运动以失败结束，但其既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动荡，又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

鸦片战争的失败，农民运动的反抗，致使统治阶级内部先进人物认识到清王朝面临的严重危机。一些先进的中国人睁眼看世界，逐渐摆脱中国中心论观点，开始重视对世界历史和现实的了解，以寻求拯救王朝延续和民族危亡的道路。士大夫魏源在所撰《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首开寻求救亡图存之道的药方。他面向大海，瞭望世界各国，介绍科学技术和历史地理知识，以一个封建改革派的视野和抱负，收集整理出百卷本的《海国图志》，把国人眼光从古老的东方带到了世界各地。该书《原序》中明确指出，是“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8]。自此，翻开了中国社会政治转型新的一页。

在外国侵略者的经济掠夺和军事侵略以及农民运动的打击下，魏源提出的主张受到清王朝的重视，逐渐形成了以“自强”“求富”抵御外辱的共识，具体表现为洋务运动的兴起。洋务运动通过学习西方，引进科学技术创办军事制造业，还建立了一批民用工业，开启了中国的近代化，进而融入世界市场体系。在创办工业的同时，洋务派开办了京师同文馆等一批新式学堂，培养军事、外交、翻译、技术等专业人才；创办了一批报刊，自19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人自己在上海、香港、汉口、福州、厦门等地创办了《申报》《万国公报》等20余种报刊；为了学习西学，派遣幼童等留学生去欧美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翻译了多种西方科技著作和社会科学书籍。这些举措打破了中西文化壁垒，加强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加快了科举制度的终结，特别是加快了“西学东渐”的速度。

二 在救亡图存中接纳西方文明

洋务运动是在救亡图存中兴起的，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革新自强的运动，他们打着“自强”“求富”的口号，主要学习西方先进的武器制造技术和创办军工及民用工业，以求达到“师夷制夷”的目的。在洋务运动的三十年间，除了学习器物层面的技术之外，洋务派为了配合现代工业，模仿西方学校开办了一批新式学堂，培养现代应用型人才。向国外派出留学生，直接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在学习过程中，传统观念受到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逐渐改变着这批人的思维定势。

发展教育，改变国运。1862年开始，洋务派在北京开设京师同文馆，培养外语人才，不久又扩大办学，陆续开设了学习自然科学的各科目，如天文、算学、化学、格致（物理）等，培养以具备外语能力的“边务储才”为主，兼具理工学科系统知识的人才。通过开设同文馆，翻译了一批外文书籍。随着学生外语水平的提高，在教学之外，设立印书处，教师带领学生翻译外文新学图书，翻译的书籍涉及自然科学各门学科和国际法、经济学、历史等社会科学科目。1863年开设了上海广方言馆，后于1870年入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在培养学生之外，也翻译了大量的自然科学、医学著作。其中，还包括1864年开设的广州广方言馆，以及1887年开设的东北珲春翻译俄文书院、台湾的西学馆等。后来，清王朝一大批驻外公使大都出身于同文馆，还有一些学生在外交部任职。

1866年，左宗棠在福建马尾船政局内设立求是堂艺局（福建船政学堂），专门培养轮船制造和驾驶人才。在校内，学生学习英法语言，自然科学和设计、制造技术，且到英法留学，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五届毕业生合计200余人，这些人后来成为北洋舰队的中坚力量，是近代中国海军的摇篮。其中，严复曾担任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他撰写的《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原强》等著作，翻译的《天演论》《原富》《法意》等外国名著影响巨大，成为鼓吹维新变法的先驱和近代中国思想启蒙的思想家。同时，为了加强对外交流的需要，还培养了一批外交人才。这些举措，是传播西方科学文化的先声。这种不需要通过科举考试直接授予官职、功名的做法，打破了科举制度八股取士的传统，尽管受到封建体制和官僚作风的影响仍然比较大，但开通社会风气的巨大作用是无可置疑的，成为中国新式教育的开端。

重视学以致用，各类现代应用型人才陆续得到培养。在洋务运动中期，还创办了一批应用型学堂，学制很短，多为1—2年，主要培训军事工业的应用型人才。电报业发展很快，根据电讯业发展需要，在发达城市设立电报学堂，培养电报类专业应用人才。如1875年，丁日昌任福建巡抚时开办福建电报学堂，招收40名，学制一年。1880年，李鸿章在天津设立电报学堂，1882年左宗棠在南京设立同文电报馆，1883年上海设立电报学堂，培养了一批电报骨干。

1889年，张之洞在广东设立西艺学堂，分设矿学、电学、化学、植物学、公法学五科，招生150名，不久，张之洞调任湖北，又创办了矿学、化学学堂。

1883年，吴大澂在吉林设立了专门学习算法的表正书院，1887年刘铭传在台湾创办了学习外文、测量、制造学的西学堂，1893年张之洞在湖北武昌设立了学习方言、算学、格致、商务的自强学堂等。这些学堂主要以学习西方各种军事科学和技术，以及外语为主，为西方现代文化传入中国作出了贡献。虽然这些学堂遵从中体西用，当时不可能代替八股取士制度，但这种做法为中国传统社会吹进了一股清新之风，为西学进一步进入中国提供了条件。

与西方近距离接触，推动西学东进。在创办新式学堂之外，清政府选派一批幼童赴美留学，直接学习西方文化。1870年，在容闳的鼓动下，由曾国藩奏报清廷批准，计划四年选派四批120名幼童赴美留学，先学习语言，后入军政、船政学院学习科学技术，学习年限15年，中学西学并重，学成为国效力。尽管中途生变，学生受美国风俗影响过大，遭到清当局反对，中途回国，但这些学生在美期间勤奋学习、探究学术、成绩优良，后来成为电报业、船政业、制造业、铁道业、海运的骨干，著名铁道工程师的詹天佑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些学子接受了资本主义教育，开化了风气。甲午战争失败以后，洋务运动继续发展，现代工厂企业越办越多、新式学堂举办成风，官办和自费留学不断兴起。1905年，科举被废除，近代化的工业大学、师范学院逐渐兴起。接续而至的戊戌变法运动，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继续打开向西方学习之门。

在洋务派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同时，西方政治和经济作为其附属品也随机夹带进来。尽管洋务派誓死捍卫封建专制王朝统治，但资本主义发展的潮流仍然流到中国人的面前。甚至，统治阶级内部还讨论过西方的议会政治、西方的道德，以及如何获得富强等问题。这些都是西学东进的成果。

三 在西学东进中生发救国之策

先进士大夫阶层接受新思想，新型知识分子对西学的运用，都是在中国经济转轨中生成，在接受西方文化应对民族危机中淬炼而成。他们逐渐形成的主张是用西方政治制度改造中国社会，振兴中华文明。

通过近代中国经济政治及社会的变迁，可以看出政治思想家们的心路历程。近代初期的林则徐、魏源等政治思想家，看到了西方文明较之于中国传统文明的优势，开始研究西方社会，提倡向西方学习技艺。改良主义先驱冯桂芬，在“师其技艺”的基础上，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采西学议”“中体西用”“鉴诸国”等主张，试图用西方文化补充中华文化的不足。具有民主意识的早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王韬和郑观应，公开提出设议院。被称为“留学生之父”的容闳，通过翻译《地文学》《契约论》等，主张实业救国、教育救国论。近代中期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马建忠、郭嵩焘等认为，在学习技艺之外，更应该学习西方的各种制度和思想教育。颇具叛逆思想的王韬，在《弢园文录外编》中，一方面揭露和批判黑暗的社会现状，深入细致地剖析产生这种现状的本质；另一方面，主张应从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转向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王韬指出，中国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仅仅学到了皮毛。“惟所惜者，仅袭皮毛，而即器然自以为足，又皆因循苟且，粉饰雍容，终不能一旦骤臻于自强。”[9]完全依赖“行阵之器”还不足以自强，至关重要的在于使用这些利器的人。他提出：“故今日我国之急务，其先在治民，其次在治兵，而总其纲领，则在储材。”[10]他给出的自强答案，就是要培养具有现代思想的人才。

严复是中国文化转型时期的代表性人物。他翻译的《天演论》弘扬进化论，提出中国必须变法，对谭嗣同、梁启超、康有为等产生了较大影响，对促成百日维新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20世纪初，梁启超等人从西方器物和制度层面，深入到对文化心理层面的认识，看到了东西文化的差异。他在《新民说》中提出了对大众的国民性进行改造的思想。孙中山在上书改良失败后，转向革命，主张用资产阶级政治体制拯救中国，试图“西体中用”，对保守的“中体西用”说进行了逆转。

近代中国对西方文明的接纳，与先进中国人对“夷夏之辨”观念的转变有密切的关系。随着中华文明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形成了对流传几千年的“夷夏之辨”的自觉清理。先秦以来，在中华民族内部，一直存在着中华与蛮夷两种文明的交融，形成了以华夏民族为文明主流的价值观，构建起华夏文明体系，又称华夷之辩。华夏之辨把华夏聚居区与周边区域相区别，分别称为文明先进的“夏”和野蛮落后的“夷”。“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11]在先秦时代，夷夏之辨主要以有无礼仪等文化为标准，魏晋以后主要以血缘远近为标准，同时兼顾地域特征。可见，夷夏之辨的标准主要有上述三个方面。夷夏之辨使中华民族保持了长期的文化自信，也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

夷夏之辨排斥的从来不是其他文明中优秀的先进文明，恰恰相反，排斥抵制的是野蛮落后的文明。哪怕是遥远的地方的其他文明，中国都是抱着开放的态度来接纳和吸收的。鸦片战争中中国的战败，当清王朝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而丧权辱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时，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对“天下中心”的价值观产生了怀疑，开始重新思考国家和文化的先进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