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研究目的、方法与创新之处
一 研究目的
本书以晚明史家的明史考据为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综合时代环境以及学术背景，对晚明史家明史考据产生的原因进行全面梳理与探究。学术的变化发展总是与其时代背景紧密相连。明初为了巩固统治、强化皇权，朱元璋明令以程朱理学一统天下，对科举考试从格式到内容都做了严格规定，采用行政手段“使天下之士一尊朱氏为功令”[87]，使得“说经者以宋儒传注为宗，行文者以典实纯正为主……其有剽窃异端邪说、炫奇立异者，文虽工，弗录”[88]。明代士子自读书始就必须认真研读朱子之学，奉其为大道。心学在明中后期的崛起，虽给学界带来了一股新鲜血液，有益于冲破早期理学的僵化、教条，但也导致很多明代读书人“以传注为支离，以经书为糟粕，以躬行实践为迂腐”[89]，中意于束书不观、空谈心性、驰骋议论。随着明代社会危机的加剧，如何解决问题、寻求出路便摆在了时人面前。于是一股崇实黜虚、提倡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潮便应运而生。
第二，深入分析每位入选史家的明史考据成果以及他们的考据成果相互之间的联系。从上文所列举的研究现状可知，目前学界对本选题的研究总体来讲还是很欠缺的。如孙卫国在研究王世贞史学成就时，专门讨论了王世贞对钱谦益乃至潘柽章的影响，确实起到了学术先锋的作用，但由于孙先生此书研究的重点是王世贞整个的史学成就，对钱氏、潘氏二人的明史考据研究得不够透彻、深入，因此在评价三人考据成果时有些看法似还值得商榷。例如他选择了王、钱、潘三人皆有的六条明史考据为基础，推演出“如果全面对比王世贞、钱谦益和潘柽章的考订，自然是潘柽章的最为全面而深入”[90]的结论。这种说法是否成立，仅以六条考据为支撑恐怕是难以服众的。作为学界研究王世贞史学考据最透彻的著作都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更遑论其他诸如对钱谦益、潘柽章、朱国祯等人的研究了。进一步讲，晚明史家的明史考据成果之间存在的或继承或批评或推进或抄袭的相互关系，也需要在对各自的考据成果进行详尽分析之后才能评判。
第三，探讨晚明史家明史考证的类型，并探究其背后蕴含的现实意义。尽管明代考据并未形成气候，进行考据的学者也更多的是把精力放在了经学上，考史只是占据明人考据内容的极小一部分，但明人的当朝史考据还是取得了比较大的成果。虽诸如王世贞《史乘考误》、钱谦益《太祖实录辩证》、潘柽章《国史考异》类的明史考据专书不多，但在众多史家的史著、笔记等著作中，也包含了一定的考证内容，诸如朱国桢的《涌幢小品》、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等。综合起来分析，他们考证的内容多集中于诸如明早期的功臣之死，官职、行政等各项制度，皇室秘闻等方面。之所以集中在这些方面，原因也是复杂多样的。例如：从客观上来说，这些史实在记载过程中确实出现更为集中的人为或者无意的舛误，尤其在涉及皇室秘闻类事件时，各种传闻野史不绝于耳，自然更能引起史家的注意。从主观上来说，对此类事件的考证，也能从一定程度上表达出士子对明朝君权空前强化造成“君尊臣卑”状况的不满，即“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91]。同时，晚明史家考史侧重点又各有不同，正是这种差异性的存在又揭示了史家生活的大的时代背景以及小的生活经历对史家撰史、考史的影响。
第四，归纳明人考据使用的方法，以及在史学考据领域内取得的成果和不足。虽然晚明从事明史考据的史家数量不多，但其考据所用方法，结合个人学术旨趣的不同也各有侧重。同时，对常见的互证法、本证法等考据方法，诸位史家使用的成熟程度也有一些差异，总的说来时代越后的史家使用得越娴熟。同时还要留意到后期史家对晚明前期史家的考据成果又做了一定的考证，体现了学术上的继承与批评。这些都能从侧面说明晚明明史考据是处在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同时，由于当时的考据毕竟还未形成风气，在考据方法、考据原则、考据态度上也存在很多不成熟的地方，这些不足受到了清人的抨击批评。然而也正是这些不足的存在，才促进了清代考据的进步发展。同时晚明的非明史考证也有较多成果，已经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前代所修正史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如朱明镐的《史纠》一书，虽未有考证明之当朝史，却对上迄《三国志》下至《元史》的六部正史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考证研究，其研究态度、方法、成果都赢得了清代学者的赞赏，称其“于诸史皆钩稽参贯，得其条理，实一一从勘验本书而来，较他家为有根据……要其参互考证，多中肯綮，精核可取者十之六七，亦可谓留心史学者矣”[92]。再者李清的《诸史同异录》《南北史合注》《南唐书合订》等书皆详征博引，于前史抵牾冗杂之处多有所得。因此我们必须承认，无论是从考据的整体范围还是考据过程中的小细节，明人考史的思路和方法为清代考据兴盛奠定一定程度的前导性工作基础，必须重新审视、认识。
第五，为考据在明中后期的兴起原因补充另一种解释的思路。有关明代中后期考据兴起的原因，不少学者给出了自己的见解，其中不乏名家，如梁启超、胡适、余英时等。中国台湾林庆彰的《明代考据学研究》[93]一书，更详细列举此学风在明代兴起之种种原因。除了这些学者提出的解释之外，笔者认为，对明当朝史存在的不满也是导致明中后期考据兴起的一个非常直接的原因。这种不满主要就是源于明人所修明史在内容上的失真。为了纠正这种乱象留下信史，晚明史家势必要利用各种史料，在当朝史领域进行一系列的考证。明人的这种研究路数也为后来的清代所继承，实现了从叙事史学向实证史学的转变。
二 研究方法
第一，用唯物史观统领全书研究思路。本书的研究对象具有其历史性，我们应该将其放入当时的时代背景中去讨论，而“不是凭着自己的主观好恶或某种传统成见去分辨精华和糟粕”[94]。明代史家对明当朝史的见解，不可能超脱封建社会所固有的价值体系。因此在分析问题时，要从明代社会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既要高度赞扬其思想中迸发的闪光点，肯定其进步性，又要辩证客观地看待他们思想的局限性，不能脱离历史背景肆意抨击。
第二，分析法。要从纷繁复杂的明人著作中找出与本书相关的内容，就需要对文本进行认真细致的筛选和分析。同时还需要结合时代背景、学术背景探究其发生的原因，也需要充分运用分析法。
第三，归纳法。透过现象看本质，归纳总结出明人明史考据的原因、类型、缺点等，提炼总结出共性。秉持着广泛搜集史料，从具体到一般的研究思路，归纳总结出文章的理论体系和结论。
第四，对比法。每个史家不同的仕途路线、学术观点、生活背景等，都会对其在认识当朝史上产生一定的影响。学者主体认知上的差异，也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其史学观点、史学理论等方面。具体到批评、考证等具体问题上，晚明史家也有不同的认识看法，这些正是本书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
第五，内考证和外考证相结合。“历史必须经有方法的考证后，乃得成为科学”[95]，而中国古代的考证之学虽滥觞甚早，甚至在清代成为学术主流，但是一直都没有能够形成完整、系统的方法论。西方学者伯恩海姆提出了内考证和外考证之分后，这个分法才逐渐为中国史家所采纳。因此，在分析明人明史考据时，可以就其考证类型进行分析归纳，并探讨其特点和原因。
三 创新之处
本书的创新之处有如下三点。
第一，为考据学在明中后期兴起补充另一种解释的思路。关于考据学兴起之原因，学术界大体有两种主流观点。
一是梁启超先生的宋明理学反动说。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他旗帜鲜明地指出考据学是“对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96]。启蒙时代的代表人物则追溯到了“顾炎武、胡渭、阎若璩”[97]。根据他的观点，考据学的兴起是宋明理学已行至穷途末路，不得不建设的新思潮，考证方法不过是一种工具。这种观点也为胡适先生所认可，在《胡适文存三集》中，他将中国近世哲学以1600年为界分成了两个时期：理学时期和反理学时期，“清朝一代近三百年中的整治古书，全靠这几种工具的发达”[98]。
二是儒学内在发展说。钱穆先生认为，清代学术之根起之于宋，即“治近代学术者当何自始？曰：必始于宋”[99]，但强调了清代汉学渊源“必溯诸晚明诸遗老”[100]，点明了明之学术对清汉学直接又深刻的影响。余英时在《从宋明儒学的发展论清代思想史》一文中，他认为，明中后期出现的考据风潮，“是明代儒学在反智识主义发展到最高峰时开始向智识主义转变的一种表示”[101]，是不绝如缕的智识主义得到发展的一个契机。
笔者认为，考据学在明代兴起，除了上述两位先生所提出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直接原因，即一大批富有使命感、责任感的史家对明当朝史存在的种种问题非常不满。他们不仅著书立说对这些问题进行抨击、批评，还试图通过史实的考据来证实这些问题，进而形成了晚明史家对明史进行考据的潮流。
第二，深入探讨入选史家的明史考据成果。这部分的内容虽有不少前辈学者已经做了贡献和努力，但从目前来看还是有着比较充裕的研究空间。不少史家的明史考据成就研究得不够深入。囿于今人撰述中的篇幅或者研究重心的不同，又或是晚明史家本身明史考据内容的不够充实等各方面的原因，不少学者在论及晚明史家的当朝史考据成果时，多是结合清人评价简单略过，这样对深入了解晚明史家的当朝史考据实况是没有益处的。
第三，全面总结分析明人之当朝史考据。涉足考据学的晚明学者多由经学、小学入手，这确实符合古人考据路径，但如一直用此思路进行现代研究，无形中就会降低对该史家在经、史、子、集四个方面分别取得的成就的认识。尤其在现阶段对晚明史家明史考据方面的全面研究相对较少，对明人考据学的认识、评价有失偏颇的情况下，对晚明史家当朝史考据成果的认识是非常不公平的。本书研究目标之一就是希望通过对晚明从事明史考据史家的重点抽样、普遍分析，以获得对晚明史家在明史考据领域取得的成就和不足的较为客观、全面的认识，并对正确定位明人考据对清代考据学的影响，以及找准明人考据在整个考据学发展过程中的位置尽一份绵薄之力。
四 研究重点与难点
本书的研究重点有二。
一是对晚明明史考据兴起的背景和原因做文献梳理分析。任何历史现象的出现都和当时的时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明人明史考据的兴起之所以出现在嘉靖以后，同此际的时代大背景以及学术格局密不可分。对此项内容的全面综合剖析，不仅有利于为下一步的研究打下基础，也有利于学界对此有一个较为完整、清晰的认识。
二是对晚明史家的明史考证做综合分析研究。晚明史家考证之路径、成果得到清代考据大家认可的极少。且每提及清代考据学之起源，虽有四库馆臣认为起自“明之中叶”，但仍有不少学者认为可上溯到“朱氏之数传而后起者”[102]，或谓“自名为汉学，其实宋学也”[103]，不承认明人的贡献和地位。诚如清人所批评的那样，晚明史家的考据研究中确有谬误、不足之处，但这些并不能成为学界忽视晚明考据成果的原因。本书将对晚明史家考史成果做综合分析，将个案研究和整体研究结合起来，既要看到不同史家的个性，又要发现明史考据之共性。除此之外，还要结合时代背景、生活背景、学术风气，探讨晚明史家的明史考据发生了哪些变化，又有哪些特点，推进学界对晚明史家明史考据的研究。
本书的研究难点有二。
首先，资料收集难。在动笔论证前，必须先要详尽地占有材料，这样才能保证得出的结果真实可信。然明人虽好著史，但专门针对明史的史学考据著作数量较少。到目前为止，虽有《千顷堂书目》[104]《四库全书总目》《清代禁毁书目》[105]《明代史籍汇考》[106]《晚明史籍考》[107]等各式各色书目珠玉在先，但学界尚无专门的明人考据类书目可查。因此，为了使书稿材料丰富，论证有力，必须查阅大量古籍，尽可能地搜集晚明史家有关明史考据的资料。此类资料涉及史家、史著数量众多、内容繁复，要从这些资料中逐条检索出各个方面的内容，并加以归类和整理，也需要很大的耐心和毅力，囿于学识和精力，难免会出现纰漏、失误。
其次，如何能够从理论高度论述批评与考据聚焦于一些领域的原因。明人对明史进行明史考证的学者虽不如清代从事考据的学者人数多，但从总体上讲内容丰富、各具特点，归纳起来也有一定的共性。例如，很多的学者都涉及了明初功臣之死、明代的官制、建文朝史事等。为何众多史家会不约而同地关注这些领域，发表自己的见解，其背后的原因是值得深思的。
[1] 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牧斋初学集》卷28《少司空晋江何公国史名山藏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848页。
[2] 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中说道：“治近代学术者当何自始？曰：必始于宋。何以当始于宋？曰：近世揭橥汉学之名以与宋学敌，不知宋学，则无以评汉宋之是非。且言汉学渊源者，必溯诸晚明诸遗老。”（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正文第1页）白寿彝在《历史教育与史学遗产》中说：“清人所谓汉学，实际上是从宋人的历史文献学发展而来的。”（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1页）张舜徽在《广校雠略》卷5《两宋诸儒实为清代朴学之先驱》中说：“有清一代学术无不赖宋贤开其先，乾、嘉诸师特承其遗绪而恢宏之耳。”（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23页）
[3] 林庆彰：《明代考据学研究》，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版，第32页。
[4] 吴晗：《吴晗史学论著选集·晚明仕宦阶级的生活》，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08—516页。
[5] 谢国桢：《晚明史籍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凡例第1页。
[6] 万明：《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页。
[7] 商传：《走进晚明》，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0页。
[8] 樊树志：《晚明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扉页。
[9] 樊树志：《晚明史》，第202页。
[10] 李文治：《晚明民变》，中国电影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
[11] 赵强、王确：《何谓“晚明”？——对“晚明”概念及其相关问题的反思》，《求是学刊》2013年第6期，第157页。
[12] 刘晓东：《“晚明”与晚明史研究》，《学术研究》2014年第7期，第98页。
[13] 顾诚：《南明史》，《原版序论》，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前言第1页。
[14] 顾诚：《南明史》，《原版序论》，前言第1页。
[15] [美]司徒琳：《南明史：1644—1662》，李荣庆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引言第1页。
[16] 南炳文：《南明史》，故宫出版社2012年版，引言第3页。
[17]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4《世祖本纪》，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89页。
[18] 王夫之：《永历实录》卷15《李来亨列传》，岳麓书社1982年版，第144页。
[19] 潘耒：《遂初堂文集》卷6《寇事编年序》，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49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793页。
[20] 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38页。
[21] 殷安如、刘颍白编：《陈去病诗文集》卷3《吴节士赤民先生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86页。
[22] 按：关于庄氏史案与清初私家修史之间的关系，详细研究可参阅杨林、阚红柳二位学者的论文。杨林：《试析庄氏史案对清处私家修史的影响》，《清史研究》1992年第2期；阚红柳：《庄氏史案与清初私家修史——从史学史的角度分析庄氏史狱对清初文化的影响》，《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23]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6《法若真》，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670页。
[24] 朱彝尊：《曝书亭集》卷7《曝书亭著录序》，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595页。
[25] 林庆彰：《明代考据学研究·序》，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版，第3页。
[26] 李宗侗：《中国史学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168页。
[27] 谢国桢：《晚明史籍考·自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28] [美]伍安祖、王晴佳：《世鉴：中国传统史学》，孙卫国、秦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94页。
[29] 姜广辉：《略论明清时期的考据学思潮》，《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第27页。
[30] 张岱：《琅嬛文集》卷1《石匮书序》，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8页。
[31]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58《今献备遗》，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524页。
[32] 谢肇淛：《五杂俎》卷13《事部一》，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67页。
[33] 朱仲玉：《宋濂和王袜的史学成就》，《史学史研究》1983年第4期。
[34] 白寿彝：《史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8页。
[35] 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37页。
[36] 张秀民：《中国印刷史》，第337页。
[37] 《明英宗实录》卷90，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1966年版，第1813页。
[38] 顾炎武：《亭林诗文集》卷5《书吴、潘二子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75页。
[39] 梁启超著，朱维铮校注：《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2010年版，正文第15页。
[40]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88《史纠》，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755页。
[41] 潘耒：《遂初堂文集·国史考异序》，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49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791页。
[42] 姜胜利：《清人明史学探研》，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43] 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44] 钱茂伟：《中国传统史学的范型嬗变》，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45] 吴怀祺主编，向燕南著：《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明代卷》，黄山书社2002年版。
[46] 杨艳秋：《明代史学探研》，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47] 傅玉璋、傅正：《明清史学史》，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48] 白寿彝主编，向燕南、张越、罗炳良著：《中国史学史》第五卷《明清时期：中国古代史学的嬗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49] 葛兆光：《明代中后期的三股史学思潮》，《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1期。
[50] 姜胜利：《明人整理当朝史史料述论》，《中国历史与史学》编辑组编《中国历史与史学祝贺杨翼骧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
[51] 廖瑞铭：《明代史学再评论》，《台湾人文生态研究》1997年第11期。
[52] 张国刚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4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53] 向燕南：《从国家职能看明清官修史学》，《求是学刊》2005年第4期。
[54] 钱茂伟：《〈明实录〉编纂与明代史学的流变》，《学术研究》2010年第5期。
[55] 林庆彰：《明代考据学研究》，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版。
[56] 南炳文、何孝荣：《明代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57] 郭松康：《清代考据学研究》，湖北辞书出版社2001年版。
[58] [美]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 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59] 杨绪敏：《明代求实思潮的兴起与考据学的成就及影响》，《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60] 杨绪敏：《明中叶以来史学考据的兴起及其成就与缺失》，《安徽史学》2009年第4期。
[61] 杨绪敏：《明清两朝考据学之比较研究》，《史学集刊》2007年第5期。
[62] 赵良宇：《明代考据学的学术特点及其学术地位》，《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63] 赵良宇：《论明代中后期考据学的成就及其局限》，《求索》2007年第4期。
[64] 亢学军：《明代考据学复兴与晚明学风的转变》，《河北学刊》2005年第5期。
[65] 姜广辉：《略论明清时期的考据学思潮》，《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66] 高小慧：《杨慎〈升庵诗话〉及其考据诗学》，《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67] 郭康松：《论杨慎对明清考据学的贡献》，《历史文献研究》第27辑。
[68] 徐彬：《论王世贞的考辨史学》，《史学史研究》2003年第4期。
[69] 孙卫国：《王世贞明史研究之成就与特点》，《史学史研究》2004年第1期。
[70] 姜胜利：《王世贞与〈史乘考误〉》，《海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
[71] 亢学军：《从〈焦氏笔乘〉看焦竑的文献考据学成就》，《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72] 杨绪敏：《论钱谦益与明史的修撰与考证》，《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73] 段晓亮：《钱谦益的明史考证及影响》，《石家庄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74] 匡亚明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75] 孙卫国：《王世贞史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76] 展龙：《论焦竑〈献征录〉的史料价值》，《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1期。
[77] 杨绪敏：《论焦竑及其史学研究的成就与缺失》，《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78] 顾诚：《王世贞的史学》，《明史研究论丛》第2辑1983年。
[79] 鲍永军：《王世贞的史学思想》，《史学史研究》2001年第3期。
[80] 陈宝良：《论钱谦益的史学》，《明史研究》第6辑1999年。
[81] 张永贵、黎建军：《钱谦益史学思想评述》，《史学月刊》2000年第2期。
[82] 李勤合：《杨慎丹铅诸录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3年。
[83] 史振卿：《〈焦氏笔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8年。
[84] 刘开军：《焦竑史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2007年。
[85] 李彬：《论焦竑的史学》，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8年。
[86] 王燕：《王世贞史学研究——兼论明代中后期的私人修史》，硕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03年。
[87] 何乔远：《名山藏》卷84《儒林记》，福建省文史研究馆1993年版，第5193页。
[88] 张居正：《明张文忠公全集》奏疏四《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59页。
[89] 张廷玉等：《明史》卷224《杨时乔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909页。
[90] 孙卫国：《王世贞史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5页。
[91]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1册《明夷待访录·置相》，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8页。
[92]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88《史纠》，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755页。
[93] 林庆彰：《明代考据学研究》，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版。
[94] 白寿彝：《史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页。
[95] [德]伯伦汉：《史学方法论》，陈韬译，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20页。
[96] 梁启超著，朱维铮校注：《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页。
[97] 梁启超著，朱维铮校注：《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页。
[98] 《胡适全集》第3卷《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9页。
[99]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100]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第1页。
[101] 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8页。
[102]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3《朱陆篇》，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年版，第78页。
[103] 冯熙：《蒿庵随笔》卷3，《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一辑第64册，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97页。
[104] 黄虞稷撰，瞿凤起、潘景郑整理：《千顷堂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105] 姚觐元、孙殿起编：《清代禁毁书目（补遗） 清代禁书知见录》，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
[106] 傅吾康编：《明代史籍汇考》，台湾宗青图书出版公司1978年版。
[107] 谢国桢编著：《晚明史籍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