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对于地域文化与文学艺术之间的关系及对作家艺术家创作的影响，中外学者历来有所共识，其研究在当今学界也堪称成果斐然。早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已经展示了国内此类研究之大成，《雪域文化与西藏文学》（马丽华）、《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李怡）、《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李继凯）、《江南士风与江苏文学》（费振钟）、《都市旋流中的海派小说》（吴福辉）、《湖南乡土文学与湘楚文化》（刘洪涛）、《齐鲁文化与山东新文学》（魏建、贾振勇）、《黑土地文化与东北作家群》（逄增玉、严家炎）、《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朱晓进）等论著基本涉及了中国的各个区域，特别是李继凯先生的《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开秦地文化与文学创作研究的先河。
近年颇具热潮的文化地理学、文学地理学、文化生态学、文学生态学等新兴学科给文学文化研究带来了新气象，文学界也在积极借鉴其成果进行中国文学的研究，但以古代文学居多。如曾大兴的《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周晓琳，刘玉平的《空间与审美——从文化地理角度看中国古代文学》等，2010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还出版了《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集刊》（第1辑）。但以上成果都是围绕文学与地域文化关系，极少有涉及其他门类艺术创作的，本书在借鉴前期成果基础上，将张艺谋的电影创作纳入视野，在与贾平凹文学创作的比较中彰显地域文化的强大影响力和持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任何一种文化模式的形成，都与当地的地理环境、历史背景、民族演化、经济发展等密切相关。湖南出战将，徽州出商人，绍兴出师爷，每一个地方的人群都形成有独特的又是本地共同的性格特征。江浙一带多水，有水就有灵性。“有水，江浙女人，才可以如花似玉；有水，江浙人脾气就不像北方人那样刚烈。水，不仅仅是自然的，它更是文化的。”[1]黄土亦然。黄土的厚重肥沃与闭塞单调共在，黄土文化则大气进取与落后自足并存，在其基础上形成的陕西地域文化内涵丰富而驳杂，富国强民积极进取的优越人文精神，与小国寡民苟富即安的劣势文化心理此消彼长地纠葛在一起，塑造着关中人单纯又复杂的性格特征和内蕴丰富斑斓多彩的文化精神。
陕西地域文化博大精深，在重实务实的功利性和实用性基础上，形成求新、兼蓄、开阔、憨朴等多元价值取向。陕籍艺术家更是深受陕西地域文化的熏染与洗礼，传统文化的集体无意识渗透于每一个作家艺术家内心，进而以各自擅长的艺术形式传达出来，可谓表述各异，心意相通。只要读读贾平凹的小说，看看刘文西的国画，听听赵季平的音乐，揣摩刘自椟的书法，欣赏张艺谋的电影，你便会感觉到扑面而来的陕西气息。
作为我国当代文学界和影视艺术界两面标新立异的旗帜，贾平凹与张艺谋在各自的艺术领域取得了最高荣誉，可以说代表着中国文艺界的最高成就，也成为文艺陕军的标志性符号。学界对于他们的研究基本上是各自为政，其中又以贾平凹研究较为成熟，成果也相当丰厚。从早期零散、随笔式的印象感悟到整体化、系统化的理论研究，学术思维、视野从封闭走向了开放，研究格局也从单一化、平面化走向了多维化、立体化。综合来看贾学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对其文本个案的解读上，主要涉及创作道路形成、文本人物形象、地域特色、创作艺术特征等方面。而在讨论贾氏个人性格及创作地域时，较多地将他定位于融合秦楚的陕南特色，鲜有从关中地域文化的角度去考察的。实际上，贾在西安居住已经将近五十年，耳濡目染的是关中或曰陕西地域文化，其创作也悄然渗入了汉唐文化因子，特别是重量级作品《废都》《秦腔》和《古炉》。所以，这一缺憾亟待补救，对于贾氏作品进行陕西地域文化视阈下的观照将开启贾氏甚至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视角。
张艺谋为中国电影赢得极高的国际声誉。对于他的研究多是单个影片的解读与评论，或随笔印象式的漫谈类，尚缺少宏观的、综合的把握，特别是学术学理性的探究文章为数不多，有几部研究书目是张氏个人传记、访谈实录或其电影单篇评论的汇集。如《中国电影教父——张艺谋传》《形式追索与视觉创造：张艺谋电影创作研究》《谋天下：从西北汉子到奥运会总导演》及《视觉英雄张艺谋》等。唯一关注过张导籍贯的是陈凯歌的一篇《秦国人——记张艺谋》（《当代电影》1985年第4期），也只是描述了张的性格特征。其他极少探讨萦绕于张艺谋出身之地的陕西地域文化与他艺术创作间的关系。
作为具有国际影响的艺术家，贾、张在港台及国外的研究也有不少成果。综合来看，论文数量比不上国内，但研究趋势大致相通。如塩旗伸一郎的“贾平凹『秦腔』の叙述方法”（《日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报》2008年11月第22号），Mingfang Zheng的博士学位论文The tragic vision in Jia pingwa’s four novels of the 1990s（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Canada 2004）等。比较特别的是研究视野较为开阔，着眼点往往是从全球化或国族角度切入，观点开放自由，论述也较为直接，相较于本土研究少了许多顾虑。如Yiyan Wang的专著Narrating China：Jia Pingwa and his Fictional World（Routledge January 13，2006）、台湾淡江大学周佳岑的硕士学位论文《论张艺谋电影中的“东方想象”——一个文化全球化的观点》、2004年“全球化语境中电影美学与理论新趋势”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论文Hygeia Tee-Wang，Adam Lam：The Hero（es）or the Villain（s）（Un）Successfulness of Zhang Yimou’s Film.等。
由以上简单综述可以看出学界对贾、张各自的多层次多侧面综合性研究尚显薄弱，将二人并提对比就更是付之阙如。本论著即从陕西地域文化的角度对其艺术创作给予研究，一方面考察陕西地域文化对当下权势话语的扩张，另一方面辨析在不同的艺术领域，共有的文化因子对他们各自创作的影响，用比较的方法探讨各人艺术创作从主题选择到风格形成的深层次根源，进而思考历史悠久的陕西地域文化对于秦人文化性格形成的深刻影响，以期有益于陕西文艺的振兴与繁荣。
张艺谋原籍临潼，是地道的秦人，虽然已经游离三秦故地，但陕西地域文化的血脉业已深入骨髓。贾平凹的故乡商洛从历史地理上看，西汉时属弘农郡，东汉时属京兆尹，明清时属西安府，民国初年划归关中道，可谓历来是京畿毗邻之地，为陕西关中文化的辐射地带，加之历史上“商山四皓”隐居于此，其民俗民风本质上归属于陕西地域文化。特别是贾在西安已经居住近50年，更是日夜浸淫于关中文化，如作家自己所言对于西安的归属感：“生不在此，但死必在此，当百年之后躯体焚烧于火葬场，我的灵魂随同黑烟爬出了高高的烟囱，我也会变成一朵云游荡在这座城的上空的。”[2]可以说，陕西地域文化深刻影响甚至主宰着贾张二人的艺术创作。
首先，陕西地域文化的黄土特质深刻影响着艺术家内敛收缩性格的形成。陕西地域文化影响甚至主宰着艺术家的精神世界和文化价值取向，黄土文化的厚重闭塞造就了三秦人性格的刚毅、少言，普遍长于做而短于说。贾从小身体羸弱，自卑少言；张也承认自己因为家庭原因，沉默而不善言辞，是导演的职业才使他有所改变。同中又有异，贾于灵动中多了几分自恋，张则在沉稳中执着坚持。二人皆秉承“文以载道”的价值观念，肯定文学艺术为人生为社会服务的功利性，对艺术创作执着如一，在事业上勤勉不懈，都保持几乎每年一部的创作速度，是中国文坛影坛最勤奋的工作者。
其次，陕西地域文化的尚政色彩造就了艺术家创作的家国情怀。十三朝政治中心的辉煌史给陕西地域文化涂上了浓重的尚政色彩。作家艺术家最大的共同点是秉承“经世致用”的传统文艺观，以极其敬畏和严肃的态度对待文学及艺术创作。贾平凹秉承陕西作家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重视作品的社会价值，用文学创作表达自己对时代的观察和思考。贾氏小说基本上为乡村题材，歌颂乡村民风的纯美，描写农村经济改革历程，书写传统观念更新带给乡民精神上的巨大冲击。如《高老庄》描摹乡镇企业的兴衰，《高兴》叙述城市打工者、拾荒者的真实生活，《极花》反映乡村农民娶不上媳妇而导致的妇女拐卖，《秦腔》细数失去土地的农村异变和农民的精神失落等，基本上都旨在“揭出病苦”以引起社会的关注。张艺谋开启了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特别是他执导的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为其赢得了“国师”称号。张导早期影片多是现实主义生活写照，聚焦生活底层的小人物，其选材理念和改编意图显见偏好现实生活题材。《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活着》《有话好好说》《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幸福时光》《千里走单骑》等均是如此。相较于贾平凹的小说，张艺谋在反映社会问题时，更注重作品的艺术性，如叙述视角、视听语言、画面色彩等，加上演员的精彩表演，观众在艺术审美活动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影片传递的观念，从而引发更深广的思考。
复次，陕西地域文化的农耕特质决定了艺术家以家村为主创题材的选择和浓郁的民俗情结。陕西地域文化以农耕文明为其显著特征，艺术家最为关注的是农民的命运，农业文明与家村题材、传统民俗与关中文化使其创作在主流风格上具有浓重的乡土气息。同时，陕西地域文化中的农耕特质严重局限和滞后了城市因素的生长，艺术家反映城市生活刻画市民形象的作品较少，其成就也远不及乡土题材的小说。贾平凹文学创作起步于乡村，最高成就也是乡土题材，从《商州初录》到获茅盾文学奖的《秦腔》再到近作《山本》皆是如此；张艺谋拍摄农村电影得心应手，《红高粱》《菊豆》《秋菊打官司》一浪高过一浪，城市内容则有失水准，《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有话好好说》和《幸福时光》都要逊色于前者。另外，两位艺术家都热衷于表现民风民俗。贾作家在小说中不厌其烦地描述农民婚丧嫁娶的详细过程，记录民间工艺，如泥塑、剪纸、画马勺脸谱等，《秦腔》可谓此中集大成者；张导则在影片中展示濒临失传的民间技艺，如传统酿酒（《红高粱》）、焗碗（《我的父亲母亲》）、手工染坊（《菊豆》）及打火镰（《三枪拍案惊奇》）等，而《三枪拍案惊奇》中麻子面馆的绝技，更使无数观众四处寻吃油泼面。
又次，陕西地域文化的唯美特点及艺术家各自的成长经历使他们深具共通的女性崇拜情结。贾平凹通过男女形象对比在作品中赞美女性的温柔隐忍，如《天狗》中的师傅与师娘、《高老庄》里的菊娃西夏与子路等，《秦腔》中夏风衬托下的白雪则完全是理想状态中的女神形象。张艺谋在影片中有突出女性角色而忽略男性角色的主观表现倾向，不给或很少给男性角色正面镜头，使得观众只注意到颂莲、菊豆、秋菊，对她们的男人的印象则一片模糊。
最后，陕西地域文化包容并蓄的汉唐气象促成了艺术家张扬求全的艺术风格。陕西地域文化雄浑、博大的豪放气象潜在地浸润着陕西的艺术家，他们秉承汉唐文化之灵气，有深沉的历史感，作品构架宏大、概括力强、笔力遒劲，普遍追求史诗性品格成为陕西作家的群体性文学风格，正因为拥有厚重历史，其文学形象消解了许多肤浅的质素。汉唐文化给中国的文学史艺术史留下了大量的华彩辞章，雄奇瑰丽的唐诗汉赋、古拙浑朴的汉石雕、艳丽斑斓的唐三彩、情调娴雅舞姿婆娑的霓裳羽衣和慷慨悲凉令人血脉偾张的秦腔秦韵，滋养了这片土地上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贾、张在创作中都追求尽善尽美，儒雅大气，但具体的表现手法却因艺术样态和传播载体的不同而相异，二人拥有各自鲜明的叙事符号。贾氏素以独特的语言而著称文坛，对于古汉语文言词语及句式的阑入与借鉴，使其文本简练而形象。贾作还注重细节描写，极微小处也叙述得一丝不苟，从日常生活中撷取小片段逼现人物心理。张片则以绚丽到极致的色彩和取景优美的画面作为主要的电影语言，打造张氏风格的视觉盛宴。
贾、张都在各自的艺术领域以兼收并蓄为我所用的广博胸怀，呈现出兼善兼通的大家气象。贾作家积极吸取古今中外的文学滋养，小说总是在尝试多样的叙述方式，文学创作从诗歌到散文到小说无有不精，另有涉猎书法、绘画，也都是风格独具；张导在电影主业之外，又涉足舞台剧，走出国门导演歌剧《图兰朵》《秦始皇》，执导从电影改编的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主创“刘三姐”“西湖”“丽江”等印象系列的实景演出，最终以完美的奥运会开幕式达到广场艺术的顶峰。这些无不显示出一种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汉唐气象。
相同的文化背景，相似的性格特征使贾平凹和张艺谋在各自的艺术领域勤勉工作，贾平凹纯粹是个人创作，张艺谋则需团队合作，但这个团队已经深深地打上了张的个人印记，可谓张氏风格。他们身上的秦人风格令世人刮目相看。贾、张艺术创作表层叙述是乡村生活中的风土人情、民风民俗，深层则描摹民族文化在人们生命中长期积淀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贾、张二人创作始终处在变化之中，而且因为其艺术生命力的旺盛，还存在着无数发展与变化的可能。由贾张二人从闭塞到开放、从内敛到张扬、从保守到融通、从讷言到侃侃而谈甚至话痨的转化与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陕西地域文化顽强的生命力和不断更新自己的潜力与希望。
“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没有京派文化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在主流价值观的保证；不可能没有陕西地域文化所代表的来自传统文化和道德准则的保证；不可能没有海派文化所代表的工商业化的目标与前景，也不可能没有现代岭南文化所创造的经济建设的经验。因此，这四种区域文化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文化生态，正是它们之间的相互差异与相互拉动，达成了文化生态的平衡。”[3]对陕西地域文化的研究不仅是学术的需要，对于我们如何扬长避短地汲取历史的营养，做好当下的文化建设也是极为必要的。本论著以“陕西地域文化”为视角切入，运用比较文学、影视学、传播学等方法，比较研究贾平凹、张艺谋艺术创作的共性及个性，透视艺术家的性格特征及其艺术创作与陕西地域文化的内在关系。从学术价值看：首先，小说与影视联合，沟通文学与艺术，整合二人学术资源，跨学科研究极大地开拓了张贾二人的学术研究视野，深化了二人的学术研究，有助于培育出新的学术增长点。再者，有利于深化作品本体的研究。贾、张艺术作品中创作表层叙述的是乡村生活中的人物命运和民俗风土，深层则挖掘和展现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坚韧稳固和纷繁芜杂，而这正是当下陕西文学与现代人的审美情趣、文化渴望的结合点。从实践意义上看，陕西文学自觉秉承传统，追求宏大开阔的意境。著名学者畅广元在《地域文学的文化根基》一文中直呼重建“汉唐气魄”，陕西作家协会也致力于“铸文学大省黄钟大吕，绘西部开发宏伟画卷”。本研究有助于从源流方面深入探究陕西艺术家的性格成因和文化本质，能够更为准确地把握其创作的文化特质和艺术风格，更深入地认识陕西文学的特征及价值，既看到其文化积淀深厚的优势，也明确其中根深蒂固的有碍于进一步发展的消极因素。在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传统观念与现代意识剧烈碰撞与冲突的今天，激励秦地的作家艺术家，创作出更多的精品名品，以取得切实的社会效益。
此外，作为陕西地域文化曾经的核心，“长安文化”曾经影响过世界文明，此论著既是对其在今天的影响研究，也是对古典文化的一种回应，从文学的角度通过对陕西地域文化内涵的深层次探讨与挖掘，首先有助于从地域的差别与独特来审视陕西地域文化精神，进而更深刻地理解陕西地域文化的丰富性和创造性，认识其强大的生命力，加速其对世界文学乃至世界文化的影响进程。借用贾平凹1986年谈论“寻根”问题时说过的一段话来结束我们的绪论：“中国的文化悠久，它的哲学渗透于文化之中，文化培养了民族性格，性格又进一步发展，丰富了这种文化，这其中有相当好的东西，也有许多落后的东西，赋予现代的精神，而发展我们民族的文学，这是‘寻根的目的’”。[4]这段话正可以注解，陕西地域文化有相当好的东西，也有许多落后的东西，赋予其现代的精神，而发展我们的文学与艺术，这是本论著的研究目的。
[1] 欧人等：《性格地图》，郑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2页。
[2] 贾平凹：《贾平凹文集》（第12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0页。
[3] 李震：《当代文化地理中的陕西高地》，中国艺术批评网，http：//www.zgyspp. com/Article/y2/y14/200611/3306.html，2006-11-09 00：46：41。
[4] 贾平凹：《贾平凹文集》（第14卷），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