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政治的“是其所是”:从手段之善到目的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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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政治哲学把握政治事实的优越性

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为何同一个对象会有不同的学科呢?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这个同一个对象具有多样性。那是否会有一个学科,能够对该对象进行全面研究呢?回答是不能的。理由也只有一个,那就是,人的理性能力是有限的,既不可能也无必要。政治哲学作为研究政治事实的一个学科,如若比其他学科做得更好,就必有其独特的研究原则和方法,也必有其所追求的目标。

(一)学科高度与问题深度

既是哲学把握政治事实的方式就必须体现哲学的原则,这就是高度与深度。马克思在谈到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时指出:“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形成中导致具体的再现。”[6]马克思把这种思考方法称之为理论(哲学)把握世界的范式。马克思在批评了黑格尔错误地理解了思维与存在的具体关系之后指出:“因此,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把握具体、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具体再现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产生的过程……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维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于世界的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7]政治哲学作为部门哲学,它同样保持了哲学学科的高度,它要用类似于康德式的十二范畴表,将个别上升到一般。在问题的深度上,它并不停留于人们对政治事实的直观和表象上,而是依照马克思所说的回溯法,从结果上溯到原因,达到“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这便是第一条道路,将“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这就是所谓的抽象的具体,是事物的逻辑起点,但人们却用抽象的概念去表述这个具体;然后以这个“抽象”的具体为起点,沿着事物自身演进的逻辑,将事物自身的心路历程呈现出来,这就是第二条道路。第一条道路是思维的逻辑,第二条道路是表述的逻辑,表述的逻辑必须与事物的逻辑相一致。政治哲学研究政治事实的范式正是思维逻辑和表述逻辑的有机统一。在不同社会历史状态下,之所以有不同的政治事实,那是因为人们有不同的权利观念,不同的权利关系和结构,以及不同的政治形式。那么,为着反思和说明作为直观和表象的政治事实,就必须运用回溯法,沿着政治事实逆向行驶,直至找到造成政治事实的初始根据,继而用抽象的范畴表述这个抽象的具体。随后再沿着这个抽象的具体展开其自身,变成一系列与政治的“是其所是的东西”相关的直观和表象。政治哲学对待政治事实的方式不同于政治学和政治伦理学,它要通过对政治“是其所是的东西”的追问而见出政治事实的生成逻辑,其间呈现着前提—过程—结果的演进逻辑。

(二)客观因果性陈述与意义妥当性陈述的统一

政治事实既是科学事实又是价值事实,科学事实决定了我们必须用客观因果性命题、范畴和话语进行陈述,其所回答的是我们能够做什么,即一个好的政治究竟如何可能?价值事实决定了我们必须用意义妥当性命题、范畴和话语进行描述,其所回答的问题是我们应当做什么,即怎样的政治才是好政治。客观因果性陈述必须合于事实逻辑,意义妥当性陈述必须合于价值逻辑。在内部的逻辑关系中,后者必须立于前者之上,即能够做什么总是决定着应当做什么。而在能够做什么的意义上,一个好的政治绝不是凭空出现的,是在已有思想遗产和政治传统基础上进化而来的,事实上,已然的政治传统和思想遗产都是对过往政治生活及其体验的描述、记述和论述。人类总是选择相对为好的政治方式而不是最坏的那种,虽然并不排除因极端的个人意志而导致的社会混乱或超出正常秩序之外的专权政治,但人类总是在不断地修正、矫正、改正不能很好地实现正义、平等、自由、民主、富强的政治,而追寻更能实现终极之善的政治。在实现政治之终极目的的过程中,人类有着最基本的价值诉求,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人类又有着特殊的政治诉求,但总的趋势是,随着理智的德性和道德的德性的提升,人类越来越找到了能够最大限度实现政治之目的之善的道路与方式。

(三)历时性建构与共时性建构的统一

所谓历时性结构指的是,一个民族和国家在其久远的社会构成和历史演进中所经历的政治的心路历程,可用已然、实然和未然三个词语加以描述和叙述。一如政治事实乃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设置那样,作为历时性结构的心路历程也同样以多样化和复杂性的样式而展开其自身。所谓自身乃是手段之善与目的之善的有机统一,目的之善已由前面先行给出,而手段之善则完全体现了它的历史性。共时性结构指称的是在全球化语境下因政治的多极化而发生的既相互借鉴、相互嵌入又相互矛盾和冲突的状态,这种冲突沿着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逻辑而展现为结果、过程和前提意义上的相互借鉴和相互冲突,这就是全球化场域下的经济一体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样化。在这种场域下,不同的政治观念、制度、体制和行动相互交织、相互激荡、反复博弈,比其优劣,亮其长短,而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在其千百年来的历史流变中积淀下来的政治模式,因此都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和人性根基,任意一方试图一厢情愿地替代别一国家的政治模式,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便通过军事打击和文化渗透,也不能使其“心悦诚服”。其根本原因在于,既然经历千百年的锤炼而流传至今,其政治模式总有它的某些长处,相反,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种政治模式是完美无缺的,以此观之,在全球化场域下,只有相互尊重、认同、借鉴和互补,才能各得其所,得其所是。

当代中国便处在历史性结构与共时性结构相交织的坐标上,呈现出创价与代价、继承与创新、借鉴与拒斥的相互交织的景象,这种复杂性决定了当代中国的政治模式具有了三维空间:自身之过往的、他者之共时的、自我之当下的。以自我为“中心”,构建“三观”:关照自我的过往,失去自己的历史便失去了自己的根基;观望他者的共在,缺少他者的眼光便会失去自我反思的机会;关心自我的当下,重建自我之当代形态的政治模式。

(四)反思、批判与建构的有机统一

反思、批判与建构的致思范式是建基于辩护与批判这一思考方式之上的。任何一种政治模式都像一块银币,具有正反两个面。其优长或许就是其所短。反思,即回溯,人虽然不会现实地回到过往历史的任何一个段落,但可以在意识上、观念中回到任何一个段落中。回溯的目的不是通过简单的历史叙事、演绎颇具诱惑力的趣闻轶事,而是理性地复现历史的演进逻辑,基于事实逻辑见出价值逻辑来。除此,反思还有辩证分析和论证之意,即在持续的历史流变中那些根深蒂固的观念、长久不变的情感结构、自我维系的需要类型,是如何影响甚至决定现代政治谋划的。批判是对当下的政治事实所进行的理性的、有充足根据的分析和论证,借以见出在建构现代政治的过程中所存在的各种不足、缺欠、瑕疵,这种“批判”、“揭示”不是意见、情绪的随意表达,而是充分且公开运用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业绩”。批判不是无语境、无场域的,而是在三维空间中、通过“三观”标划当代政治的可能形态。建构,是在反思和批判基础上给出政治之是其所是的理论形态,即在目的之善的规定和约束之下选取能够实现目的之善的手段之善,给出德性之美与城邦之善两种善的逻辑及其通约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