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英文社会调查：最早的中国社会生活史

社会学是一门中国“本无”的学科，最早讲授社会学的均为外国传教士，最早创建的社会学学科也是在教会大学中。1905年圣约翰大学（教会大学）开设社会学课程，美国基督教传教士阿瑟·孟（Arthur S.Mann）[8]以当时在美国流行的白格达（Walter Bagehot）的《物理与政治》（Physics and Politics，1872）为课本，讲授社会学。这在社会学家许仕廉先生的回忆中也得到印证。[9]1913年，沪江大学也开设了社会学课程。1914年2月，美国基督教浸礼会传教士、布朗大学社会学硕士葛学溥（Daniel Harrison Kulp）在沪江大学（教会大学）创办了社会学系，这是我国第一个在大学里设立的社会学系，开设了社会制度、社会经济、社会工程、社会心理学、社会调查等多方面的课程。除本校老师讲授外，还邀请了布朗大学教授白克令（H.S.Bucklin）、狄莱（J.Q.Dealey）等短期来华任教。[10]1917年清华学校也开设了由美国人狄德莫（C.G.Dittmer）讲授的社会学课程。除教会学校外，中国人最早讲授社会学的是章太炎的弟子、留学日本的康心孚，他于1916年在北京大学讲授社会学，[11]后来成为著名社会学家的孙本文就是从康心孚的课堂上开始了学习社会学的生涯。

燕京大学是民国年间基督教会主办的13所大学之一，由英美等国的基督教新教的公理会、长老会、伦敦会兴办的通州协和大学和美以美会办的汇文大学合并，于1919年在北京正式成立。1922年秋，在普林斯顿—北京中心（Princeton in Peking）[12]的支持下，步济时（John S.Burgess）、甘博（Sidney David Gamble）、甘霖格（Lerning Sweet）、艾德敷（Dwight W.Edwards）的倡议和努力下，在燕京大学创办了社会学系。几位创建人的经历、志向非常相似，均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均受美国“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派遣来华任传教士，均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任干事。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向海外派遣受过高等教育专业传教士的运动，曾派遣2524名传教士到中国，占所有外国派遣来华的新教传教士的三分之一，而普林斯顿大学正是该传教运动的发源地。[13]与以往派遣的传教士有很大不同的是，该运动所派遣传教士都受过高等教育，受过一定程度的专业知识和训练，上述在高校开设社会学课程和创建社会学系的外国传教士，均是受此运动派遣来华。今天在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档案馆内，还保存了大量当年派遣学生传教士来华的资料。

社会学系创建之初，开设了两门课程，一是“社区组织”，由步济时讲授；二是“社会调查”，由甘博和步济时共同讲授。步济时任第一任系主任，教学内容侧重宗教服务、社会工作和社会调查，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和慈善机构等成为学生重要的学习场所。[14]因步济时是首个讲授社会工作的学者，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的社会工作之父”[15]。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虽然是我国大学中设立的第三个社会学系，[16]却是民国年间最有活力和最有贡献的社会学系，创造出了中国社会学历史上众多的“第一”，形成了著名的“燕京学派”。

早在创建社会学系之前，甘博、步济时等人已经以北京基督教青年会为依托，进行了大量的专业社会学工作，为创建燕大社会学系奠定了坚实基础。1913年11月，步济时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里成立了北京社会实进会（Student Social Service Club），这是“第一个”在中国进行社会调查的机构。[17]参加者多为北京地区的大中专学生和青年教师，有200多名成员，陶孟和、瞿秋白、谢冰心、瞿菊农、郑振铎等人都是主要成员。1914—1915年，步济时指导青年人对北京地区的302名人力车夫进行了人力车夫调查，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系统的社会调查。[18]

1919年11月，北京社会实进会还创建了中国“第一份”社会学研究的期刊《新社会》[19]。这是“五四”时期极有影响的一份刊物，遵循以社会调查来研究社会问题，以社会服务来研究社会问题，极力鼓吹社会改造，围绕社会改造登载文章，提倡社会服务，反映社会实况，以调查报告的形式描述劳工、贫穷、妇女等社会问题，社会服务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社会改造，而社会改造的成功，需要全社会人民的觉悟。郑振铎、瞿菊农、瞿秋白、许地山等都是重要撰稿人。

1918—1919年，步济时和甘博等人按照“春野城调查”方法，在北京进行了一项更大规模的城市调查[20]，于1921年在美国出版了的调查报告《北京社会调查》（Peking：A Survey）[21]。这份社会调查报告内容丰富，包罗万象，从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商业、政府、人口，到教育、健康、娱乐、慈善、监狱、健康、娼妓、宗教等诸多方面，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内容之详细，前所未有，实在是堪称“前所罕见”“轰动一时”[22]。它甚至受到美国政府的重视，也得到各国社会学者的赞赏。作为“首次对一个东方城市的社会调查”，杜威称赞该书是“任何外国传教界中以基督教观点而做的最好的社会调查”。著名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说它“从表层而深入，第一次向外界展现了北京的内貌”。耶鲁大学神学院毕海澜（Harian Page Beach）教授称这本书“是在非常艰难条件下所做的最好的社会调查报告。我不太相信能有什么文字能和这本来之不易、既准确又极为有趣的调查报告相比”。[23]该书的出版，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城市调查的开始，步济时和甘博也被誉为社会调查方法的先驱。[24]多年以后，在中国社会学家眼里，它仍然是“本着科学的精神，以研究北京社会状况为科学的研究中国社会状况的第一书”。[25]

《北京社会调查》也是著名的春田调查方法“第一次”运用于中国的社会调查中。春田调查方法（Spring Field Survey），旧称“春野城调查”，现在学界通译为“春田调查”。调查由美国罗素赛奇基金会（Russell Sage Foundation）主持，对于发展科学的社会调查有很大贡献。此前的调查，专门社会调查方法尚未发达，因此错误很多，而春田调查方法是社会学专业调查的开始和基础，著名社会学家吴文藻先生称其为“后来一切同样调查的模范”。[26]

1922年，华洋义赈会邀请燕京大学农村经济系教授戴乐仁（J.B.Tayler）和麻伦（C.B.Malone）组织包括燕京大学在内的9所大学的61名学生对直隶、江苏、安徽、山东等省240个村进行调查。调查成果《中国农村经济之调查》（The Study of Chinese Rural Economy）于1924年由华洋义赈会印行。

1926—1927年，步济时等燕京大学师生对北京42个行会的成员、组织、集会、财务、功能进行了调查，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用社会调查的方法研究中国的传统机构行会，1928年由纽约AMS Press公司出版了《北京行会》（The Guilds of Peking）一书。1928年，步济时以《北京行会》调查报告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后由申镇均翻译为日文，牧野巽校阅，1942年由日本生活社刊印，名《北京のギルト生活》，共361页，照片17张。赵晓阳将其译为中文，2011年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调查之初，步济时的妻子斯黛拉·费什·步济时（Stella Fisher Burgess）——一位在日本的美国传教士的女儿，也参与了北京民俗调查，1924年由Truth Hall Press出版了她撰写《北京的旅行队》（A Peking Caravan）。

1929年，燕京大学社会学和社会工作系出版了甘博撰写的《北京的工资》（Peking Wages），研究北京地区的工资状况。

1928—1930年严景耀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期间，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资助下，带领学生对20个城市的犯罪情况进行调查，收集了300多个犯罪类型的个案，并从12个省的监狱记录中抄编了一些统计资料。1929年，燕京大学社会学和社会工作系出版了严景耀撰写的《北平犯罪研究》（A Study of Crime in Peiping），涉及北京的犯罪情况、数量、范围、性质、与社会的关系、改变的方式等。他还在《社会学界》上发表了《北平犯罪之社会分析》（1928年）、《中国监狱问题》（1929年）等。1934年，他以此完成了在芝加哥大学的博士论文《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Crime in Relation to Social Change in China），中译本在198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1933年，纽约Funk and Wagnalls Company出版了甘博和燕大学生共同撰写的《北平的中国家庭是怎样生活的》（How Chinese Families Live in Peking），内容包括社会数据、收入、食物消费支出、衣服、房子和房租、取暖、灯和冬天、娱乐、婚礼和葬礼、个人家庭预算、夏天调查结果等诸多方面，这种调查在中国是“第一次”。研究旨在解释中国的家庭收入和消费之谜，它可以表明中国人在这世界上最大的非工业城市之一的城市里的生活状况，从8银圆到550银圆一个月的生活数据，基于283个家庭一年的跟踪调查。调查显示，食物支出占全部生活费的70%，衣服支出占12%，房租占8%，而用于文化教育、社会交往、医疗等费用仅仅平均占5%。该调查机构还出版了由李景汉翻译的中译本，即《二十五年来北京之物价工资及生活程度》。这个调查是“恩格尔系数”运用于中国社会生活中的调查和研究，以当时西方流行的“生活费研究法”，将家庭开销分为食品、服装、住房、燃料、杂费5项，看调查对象生活程度的高低。如食品费占总支出的费用越低，杂费（包括教育社交娱乐等）所占比例越高，则说明人们生活水平越高。甘博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人的食品费在总支出中占79%，与美国三个类似的研究相比，说明中国人的生活水平非常低。

中国最早的农村调查在1914年，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系教授狄德莫（C.G.Pittmer）指导学生对清华园附近的195个农户进行了调查，1918年以《中国生活标准的估计》（An Estimate of the Standard of Living in China，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33，November 1918）为题发表。他对北京西郊清华园附近的195户居民生活进行了调查，其中100户为汉族家庭，95户为满族家庭，职业包括工人、农民、车夫、军人、木匠、理发匠及少量学人等，内容包括家庭预算、生活情形、社会调查等。他的调查更侧重于对当地民众经济收入和生活之间关系的分析，也是最早运用恩格尔系数研究中国农村的案例。